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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22岁的诗人戴望舒第一次陷入爱情。女孩17岁，是好友施蛰存的妹妹施绛年。那时，大革命失败，为了避祸，戴望舒暂住在施家。最初，戴望舒也只是把施绛年视为自己的小妹妹，但随着交流的增多，他发现自己迷恋上了她。被诗人深情的眼神追随着，冰雪聪明的施绛年何尝不知？但性格活泼的施绛年对诗人更多的只是敬重，并无爱意。
由于少年时期感染天花，戴望舒原本英俊的面容上落下了坑坑洼洼的瘢痕，这一缺陷曾让他备受嘲笑，所以虽然才华横溢诗名在外，但内心深处依旧自卑而敏感。木讷腼腆的诗人对爱情羞于启口，只能用擅长的诗歌含蓄表达。他写了一首又一首的情诗给她，但她表现得无动于衷。施绛年的冷漠让戴望舒痛苦不堪，但碍于哥哥的情面，施绛年也不能完全不顾戴望舒的颜面，一边闪烁其词刻意躲避，一边也以少女的调皮有时让戴望舒拥抱一下，或者轻吻一下面庞。就是这样的若即若离和不敢果断拒绝的态度，让诗人患得患失的同时也越挫越勇。
《我底记忆》是戴望舒出版的第一部诗集，为了表达自己的炙热爱情，扉页上，他印上了AJeanne（给施绛年）几个法文大字，还用拉丁文题上古罗马诗人的诗句表白。摊牌后，施绛年拒绝了。无望的戴望舒宛如天塌地陷，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于是，他竟然要跳楼寻死。在这样的情况下，施绛年心软了，最终勉强答应了他的请求。
1931年，施绛年和戴望舒举行了订婚仪式，但同时也提出结婚的条件，那就是戴望舒必须出国留学取得学位回来有稳定的收入后才考虑结婚。为如愿娶得心爱的姑娘，戴望舒次年踏上了赴法留学的征程。陌生的国度，艰苦的日子，思念的愁绪，戴望舒只有拼命读书和翻译。生活的困难总能坚持过去，但感情的负累让他心力憔悴。一开始，两人书信来往还算频繁，可时间久了，施绛年的回信越来越少，字里行间甚至有些冷淡。更让戴望舒无法接受的是，他听说施绛年和一个冰箱推销员好上了。心爱之人移情别恋，戴望舒再无心思读书，1935年，忍受三年相思之苦的他急匆匆地回到了上海。他不顾一切地来找施绛年，当这一切得以证实，他当众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然后登报解除婚约。他在在译诗《恋爱的风》里痛苦的吟唱：“恋爱啊，我的冤家/我啃着你苦味的根！”
刻骨铭心的8年苦恋失败了，为了排遣他无法驱赶的忧愁，诗人的另一个好友穆时英开始竭力撮合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与之相爱。戴望舒第一眼看到穆丽娟时，就想到了雨巷中那个像丁香花一样的姑娘。于是，他开始主动接近这个比自己小12岁的女孩。
他们的交往很顺利，穆丽娟也很崇拜戴望舒。相识半年后，两人订婚，并于1936年6月举行婚礼。婚后的生活无疑是幸福的，不久，他们的女儿戴咏素也出生了。可对于诗人来说，宁静的生活让他偶感寂寞，而穆丽娟也日渐发现诗人的生活并不浪漫，丈夫每天除了看书几乎很少说话。20岁不到的穆丽娟带着孩子很不适应，更让她不悦的是，丈夫为《初恋女》写的词：“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别的梦中忘记你，现在就是我每天在灌溉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这不得不让她浮想联翩，她认为幽兰是丈夫念念不忘的施绛年，而自己却是带刺的蔷薇。此时戴望舒并没有察觉妻子的心理变化，依旧忙碌，这让穆丽娟更加感到压抑和沉闷。
1940年6月，穆时英在上海遇刺身亡，由于政见不同，逃亡香港的戴望舒不准妻子回去奔丧。半年后，穆母也病逝了，而戴望舒又私自扣下了发丧电报。从别人口中得知消息的穆丽娟虽然带着女儿回到了上海，但最终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就在悲痛万分的穆丽娟感觉不到戴望舒的爱时，一个大学生的疯狂追求让她体会到了爱情的如火如荼。
穆丽娟决定离婚。戴望舒感觉事态严重，立即回到上海。可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挽回妻子离去的心。1940年12月的一个深夜，戴望舒留下一封绝命书，在痛苦中服毒自杀，但最后被朋友救下了。即便如此，也没能让妻子回心转意。此后的两年时间，戴望舒歇尽全力去弥补自己对妻子的爱，可自始至终都没得到回应。1943年1月，两人签字离婚。
离婚之前，作为抗日爱国人士的戴望舒被日本特务逮捕，身体倍受摧残。出狱后，破碎的婚姻又让他几近绝望。就在这时，一个活泼热情的南方女子杨静进入他的视线，也给予了他新的希望。
比戴望舒小21岁的杨静个性十足，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嫁给了戴望舒。1943年5月，两人在香港结婚。新婚初期，戴望舒衣食富足，有房有车，自然，杨静也风光无比。可随着两个女儿的相继出生，年轻的杨静还是爱玩任性。而历经感情磨难，戴望舒更渴望安定。于是，两人开始为琐事争吵，感情也出现了裂痕。
1946年春，戴望舒全家回到上海。收入的急剧减少和身体的病痛，让诗人急需理解和支持，可最后换来的却是妻子的红杏出墙。1948年末，杨静提出离婚。诗人又一次遭遇离婚，他又是努力挽回，但结局依旧是无济于事。
1950年2月28日，戴望舒因病去世，走完了他45年的人生历程。他一生写出那么多浪漫多情的诗句，但经历的三段感情，都以悲剧结束。那幽深的雨巷，那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如梦中飘过又静默地走远，消了颜色散了芬芳，只留下颓圮的篱墙和太息的眼光。
（宗光彪荐自《幸福》）
责编：高冗
由于少年时期感染天花，戴望舒原本英俊的面容上落下了坑坑洼洼的瘢痕，这一缺陷曾让他备受嘲笑，所以虽然才华横溢诗名在外，但内心深处依旧自卑而敏感。木讷腼腆的诗人对爱情羞于启口，只能用擅长的诗歌含蓄表达。他写了一首又一首的情诗给她，但她表现得无动于衷。施绛年的冷漠让戴望舒痛苦不堪，但碍于哥哥的情面，施绛年也不能完全不顾戴望舒的颜面，一边闪烁其词刻意躲避，一边也以少女的调皮有时让戴望舒拥抱一下，或者轻吻一下面庞。就是这样的若即若离和不敢果断拒绝的态度，让诗人患得患失的同时也越挫越勇。
《我底记忆》是戴望舒出版的第一部诗集，为了表达自己的炙热爱情，扉页上，他印上了AJeanne（给施绛年）几个法文大字，还用拉丁文题上古罗马诗人的诗句表白。摊牌后，施绛年拒绝了。无望的戴望舒宛如天塌地陷，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义了，于是，他竟然要跳楼寻死。在这样的情况下，施绛年心软了，最终勉强答应了他的请求。
1931年，施绛年和戴望舒举行了订婚仪式，但同时也提出结婚的条件，那就是戴望舒必须出国留学取得学位回来有稳定的收入后才考虑结婚。为如愿娶得心爱的姑娘，戴望舒次年踏上了赴法留学的征程。陌生的国度，艰苦的日子，思念的愁绪，戴望舒只有拼命读书和翻译。生活的困难总能坚持过去，但感情的负累让他心力憔悴。一开始，两人书信来往还算频繁，可时间久了，施绛年的回信越来越少，字里行间甚至有些冷淡。更让戴望舒无法接受的是，他听说施绛年和一个冰箱推销员好上了。心爱之人移情别恋，戴望舒再无心思读书，1935年，忍受三年相思之苦的他急匆匆地回到了上海。他不顾一切地来找施绛年，当这一切得以证实，他当众打了施绛年一记耳光，然后登报解除婚约。他在在译诗《恋爱的风》里痛苦的吟唱：“恋爱啊，我的冤家/我啃着你苦味的根！”
刻骨铭心的8年苦恋失败了，为了排遣他无法驱赶的忧愁，诗人的另一个好友穆时英开始竭力撮合自己的妹妹穆丽娟与之相爱。戴望舒第一眼看到穆丽娟时，就想到了雨巷中那个像丁香花一样的姑娘。于是，他开始主动接近这个比自己小12岁的女孩。
他们的交往很顺利，穆丽娟也很崇拜戴望舒。相识半年后，两人订婚，并于1936年6月举行婚礼。婚后的生活无疑是幸福的，不久，他们的女儿戴咏素也出生了。可对于诗人来说，宁静的生活让他偶感寂寞，而穆丽娟也日渐发现诗人的生活并不浪漫，丈夫每天除了看书几乎很少说话。20岁不到的穆丽娟带着孩子很不适应，更让她不悦的是，丈夫为《初恋女》写的词：“你牵引我到一个梦中，我却在别的梦中忘记你，现在就是我每天在灌溉着蔷薇，却让幽兰枯萎。”这不得不让她浮想联翩，她认为幽兰是丈夫念念不忘的施绛年，而自己却是带刺的蔷薇。此时戴望舒并没有察觉妻子的心理变化，依旧忙碌，这让穆丽娟更加感到压抑和沉闷。
1940年6月，穆时英在上海遇刺身亡，由于政见不同，逃亡香港的戴望舒不准妻子回去奔丧。半年后，穆母也病逝了，而戴望舒又私自扣下了发丧电报。从别人口中得知消息的穆丽娟虽然带着女儿回到了上海，但最终没能见母亲最后一面。就在悲痛万分的穆丽娟感觉不到戴望舒的爱时，一个大学生的疯狂追求让她体会到了爱情的如火如荼。
穆丽娟决定离婚。戴望舒感觉事态严重，立即回到上海。可无论怎么努力，都无法挽回妻子离去的心。1940年12月的一个深夜，戴望舒留下一封绝命书，在痛苦中服毒自杀，但最后被朋友救下了。即便如此，也没能让妻子回心转意。此后的两年时间，戴望舒歇尽全力去弥补自己对妻子的爱，可自始至终都没得到回应。1943年1月，两人签字离婚。
离婚之前，作为抗日爱国人士的戴望舒被日本特务逮捕，身体倍受摧残。出狱后，破碎的婚姻又让他几近绝望。就在这时，一个活泼热情的南方女子杨静进入他的视线，也给予了他新的希望。
比戴望舒小21岁的杨静个性十足，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嫁给了戴望舒。1943年5月，两人在香港结婚。新婚初期，戴望舒衣食富足，有房有车，自然，杨静也风光无比。可随着两个女儿的相继出生，年轻的杨静还是爱玩任性。而历经感情磨难，戴望舒更渴望安定。于是，两人开始为琐事争吵，感情也出现了裂痕。
1946年春，戴望舒全家回到上海。收入的急剧减少和身体的病痛，让诗人急需理解和支持，可最后换来的却是妻子的红杏出墙。1948年末，杨静提出离婚。诗人又一次遭遇离婚，他又是努力挽回，但结局依旧是无济于事。
1950年2月28日，戴望舒因病去世，走完了他45年的人生历程。他一生写出那么多浪漫多情的诗句，但经历的三段感情，都以悲剧结束。那幽深的雨巷，那结着愁怨的丁香姑娘，如梦中飘过又静默地走远，消了颜色散了芬芳，只留下颓圮的篱墙和太息的眼光。
（宗光彪荐自《幸福》）
责编：高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