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272年，郭靖和夫人黄蓉站在襄阳城上向远处的蒙古军营眺望。
　　此时的蒙古人对襄阳城的围困已经有四年，并且建起了坚固的堡垒。上一次的襄阳之围，是因为杨过击毙蒙古皇帝蒙哥而结束（历史上蒙哥是死在四川的钓鱼城，而不是在襄阳）。蒙哥的意外战死，导致蒙古军攻宋计划破产。而忽必烈急于回去争夺大汗之位，于是撤兵。
　　郭靖有点不明白，是什么使得蒙古人像蝗虫一样涌来，让襄阳百姓乃至大宋国运危在旦夕？是贾似道之流对忠臣的迫害？是联蒙灭金的战略失误？或者真是大宋气数已尽？
　　假如我也在那个历史现场，我想和郭大侠谈谈关于气候的事情。
　　经济史学家发现，我国历史气温每升高（降低）1℃，农作物的产量就增加（减少）10%。在宋金的寒冷期，小麦的产量减少了8.3%，同样，年平均气温若下降2℃，农作物的分布区位就会南移2到4个纬度。
　　从公元11世纪开始，全球包括中国的气候总体上开始变冷，这不仅使农业生产受到很大影响，而且使得周边游牧民族的生产和生活受到沉重打击，他们和汉族的关系也不断恶化。美国地理学家亨廷顿在《亚洲的脉动》一书中就认为，13世纪蒙古人大规模向外扩张主要由于他们居住地气候干旱，牧场条件变坏所致。
　　2012年1月的《经济学季刊》有一篇论文《气候变化是否影响了我国过去两千年的农业社会稳定》，就曾用数量经济史的视角来研究这个问题。文章说，少数民族所从事的游牧业，是一个完全靠天吃饭的行业，这些民族大多生活在中国西北部的广阔地区。当气候变得恶劣时，游牧民族应对气候变化的理性反应就是向南、向东迁移，这样必然与定居在东面、南面的农业民族相遇，于是双方之间的冲突和战争就难以避免。
　　作者通过历史数据分析认为，“外患高发期和气温较冷期的重合，这可能不单单是一种巧合，而更隐含着一种内在的关联关系。”
　　也就是说，襄阳之战其实是地球气候变化决定的。
　　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的陈良佐教授也做过类似的研究，他写过两篇深厚扎实的论文，探讨春秋到两汉时期的气候变迁。他的基本结论是：“战国到文景时代的气候是温暖期……武帝时期是气候温暖期转入小冰期的过渡期……到了元帝时期正式进入小冰期。王莽时代低温和灾害达到高峰。东汉初期的气候是西汉小冰期的延续……桓灵时代气候恶劣的程度不下于王莽时期。”
　　由此可见，历史上所谓的开明盛世，都有着气候的背景，王莽锐意改革却生不逢时，而王安石的经济思想已经和今天我们的眼光相近，但在粮食减产的低温期，也无法挽回大宋的颓势。
　　历史上匈奴扰汉、五胡乱华、满族入关这些也都和气候变化有关，王朝的气数无不连接着时代的气候。
　　就算是九阴真经、武穆遗书，在全球气候变化面前也不值一提。公元1273年，襄阳城破，郭靖夫妇留下倚天剑屠龙刀后，以身殉国。南宋也失去了最重要的军事屏障，6年之后，左宰相陆秀夫背着南宋最后一个皇帝跳入冰冷的大海，南宋灭亡。
　　（李德忠摘自《深圳商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