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编者的话：刘少奇，是公认的中国共产党在“白区工作正确路线的代表”。人们熟知他对党的理论、组织和政权建设的巨大贡献，他漫长的军事生涯，虽早有记载著述，却鲜为人知。在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革命中，在处于敌对势力包圍的中国建设中，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并长期担任中共中央“二把手”，刘少奇对国防、军事和军队建设的卓越贡献，正是他光辉一生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当代国人应知当知，后代军人不可不知。
作者写在前面
1.作为子女讲述父亲历史的怀念文章，称呼上实难把握，既应以尊称，又要沿用写史常规，故每自然段仅一处称父亲。对老一辈革命家叔伯，称呼更难周全，仅一二处用昵称，按常规不避名讳，或依文句需要以姓简代，请读者及尊者家人谅解。
2.为便于理解，史实外加了些背景介绍、意义概述和简单评价，少不了保留些子女的感情回顾及点评，尽量注意党史上掌握的分寸，也阐述些独见并非共识，或许可对史实提出个新视角？谨与读者、学者共同思考。请慨允。
3.为再现老一辈的个性，表现故事的鲜活性，力图在叙述上轻松点、通俗点，以新针脚缝合旧貂裘、改旧诗词附会新文意，在文字上做点新试，或许可对史实激发些新感悟？谨与读者、学者共同探讨。请海涵。
4.文章主角是我父亲，篇幅又已超长，故简化了许多人的作为与功绩。本人独家掌握的史料和补白新解，或许可为史实增添点新内容？讲述予众，共享与众，评判于众，我自负责。
卫黄保华〓武装工农
父亲刘少奇的一生，与国防、军事和军队有不解之缘，紧密相连。因为，在他成长生活的年代，这是无可回避、至关重要的；于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又是不可或缺、生命攸关的。
旧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喪权辱国，受尽欺侮。列强分中国，混战遍南北。国人首先感觉到的，最痛心切身的，就是要保种、要救亡。父亲不满17周岁时，就领头参加“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毋忘国耻”“不当亡国奴”的抗议游行，并给自己改名“刘卫黄”，意为保卫黄种人，保卫炎黄子孙。他给第一个儿子起名叫“保华”，同样是保卫国家、保卫中华民族之意。卫黄保华，是他毕生的追求，也是对后辈的重托。
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家中，相当多人都进过早期军校，如讲武学堂、黄埔军校。刘少奇不满18周岁时（1916年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时值军阀混战时期，湖南省督军谭延闿建此校，开学不满一年（1917年秋），谭督军下台，引来各派军阀抢夺，讲武堂变全武行，成为枪炮交火之地，师生们作鸟兽散跑光光，“刘九书柜”（乡亲们给少年刘少奇起的雅号）卷走不少兵书课本，回家研读。
1919年夏初，父亲到北京参加五四运动。他十分兴奋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上留俄预备班。1921年夏初，刘少奇与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一同前往莫斯科，航海登陆、跨西伯利亚冰原，跋涉三个月才抵达。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就是军事。中国学生最急切想要学的，正是苏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的理论和实践。入冬，刘少奇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2年春，父亲回国，自称“从西天取经回来，经不多就是了”。这本“经”，一言以蔽之：武装工农，夺取政权。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委派刘少奇回湖南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而毛泽东正是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也就是说，建党一年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在一起共事了。按现在的话，在一个班子工作，毛是班长（28周岁），刘是成员（23周岁）。9月，党中央紧急来信，毛伯伯通知父亲到安源。
刘少奇在安源搞工运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在全国工运失败、处于低潮时，“如海中孤岛”“巍然独存”的安源却“得到完全胜利，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可谓独树一帜，“硕果仅存”。父亲在那里主事（中共湘区执委兼中共安源党的领导、工人俱乐部总主任等，1924年9月后兼汉冶萍总工会临时委员长主持工作）两年多，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聚集此地，最多时占全党总人数的1/3到1/2（杨尚昆回忆：1925年初全国900名党员，安源占300多名；罗章龙回忆占近2/3），当地15个支部300名党员，上缴的党费就是党中央最大的经费来源。安源被称为“小莫斯科”！对共产党人来说，安源既是风云际会之地，又是培训创新之家，创造出十个“第一”，其中就有“第一支工人武装”。红色摇篮，名副其实，功莫大焉！
父亲非常注重武装工人。首先，是宣传教育。安源工人俱乐部设有保卫民族国家所必需的军事课程（萧劲光从苏联红军大学毕业归来，到安源讲军事课），教授工友和各地来的党员，讲述劳动阶级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实现自身解放，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在我党“第一所党校”，刘少奇亲任校长，讲授《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继而，就着手实践。组织起武装工人纠察团，1923年纠察员就达200人（1925年已达800多人），并改造了矿警队，以维护矿上工人的利益。已被公认：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发轫于安源。这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极为可贵的、能生长接续的基础——混沌初始，开天辟地，鼎立中华！
1925年春，父亲离开安源，到广东、上海参加领导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和五卅运动中规模空前的工人运动。他依安源经验再次亲手组织了工人纠察队。1926年2月下旬，刘少奇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明确指出：必须“组织人民的军队——武装工农”，又要求省港罢工“扩充武装纠察”。这为一年多以后的广州起义培养了骨干。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以武汉为首都，中华全国总工会也随迁而至。那一时期，工人运动达到高潮。“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刘少奇顺应所需，依托他打下的汉冶萍（安源）总工会基础，亲手组织起工人纠察队，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拥有3000支枪，在收回汉口英租界（中国首次收回列强的租界）等标志性大事件中做出历史贡献；在“四三惨案”后发起的抗日斗争中，在与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以及黑恶势力的斗争中，维护了人民利益。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解散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汪精卫还保持了三个月的“国共合作”，到“七一五”武汉国民政府也同共产党翻了脸。
6月底，得知汪精衛要“宁汉合流”，进行所谓的“清党、分共”（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准备政变攻击），陈独秀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把任务交给了父亲。一方面，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他在会议上坚决反对，但又必须执行中央的决定；另一方面，作为工人纠察队的组织领导者，刘少奇与29岁的同龄人周恩来等谋划，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解散，交出破枪、梭镖和棍棒，实则秘密转移这部分宝贵的武装力量，将3000名纠察队精锐连同较好的枪械装备，输送到叶挺与贺龙的部队里，正式加入中共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为20天后的南昌起义注入生力军。当今，所谓刘少奇的“卷旗不缴枪”，专指此时此事。这就使工农武装的雏形，变为八一起义之前我党所掌握的正式武装力量，成为人民军队的前身。
同时，共产党人也都快速疏散。父亲搭贺龙的官船到九江，上庐山养病。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当时，工人运动是我党最重要的工作，有工运才有党，“工会工作在先，党的工作在后”。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党的武装部队中地位当然也高。
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决定南昌起义，派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上庐山面见刘少奇，秘密通告起义计划。聂帅晚年时对母亲和我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最受信赖，而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父亲表示一定参加，后因起义仓促提前，没能赶上。在革命战爭中“那部分工人的确是最勇敢顽强的”，越是可靠、英勇、顽强，牺牲就越多，“最坚定的战士早早拼光了”。工农武装开古今，老帅情深念旧心。百战拼杀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接下来是9月的秋收起义，在湘赣边区多地，工农揭竿而起。如果要确定标志性的地点，应该是在毛泽东开会发动起义的安源，起义组成的三个团中，有一个整团（二团和三团一部）是安源工人（主要是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持枪械）。南昌起义是以国民党名义，打的还是国民革命军青天白日旗号；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红旗，“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那么，工农革命军（后称工农红军）的“工”，当时的体现者是谁？主力就是安源工人。显然，这同刘少奇多年的工作基础和教育成果，有重要而又直接的关联。
后来，井冈山时期也好，中央苏区时期也好，毛泽东和朱德多次到安源扩红。一座煤矿，前后上万工人踊跃参军，尤显可贵。一家企业，提供如此大量的兵员反抗血腥恐怖的旧势力，力绝空前！当然，百分之九十九都打没了。新中国仍健在的，孔原（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就来自安源；开国中将丁秋生在安源当童工六年，恰逢1930年9月毛泽东来扩红，加入队伍。
有必要多强调一句：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李维汉、萧劲光等都是从安源走出来的。即使在“文革”中，《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也依然风靡。当初可是“红旗卷起”工农戟，如今已见“遍地英雄下夕烟”！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工农武装的历史贡献，我们的人民军队不可不知，决不能忘！
接着是广州起义，同样以工人纠察队为骨干，因失败没有接续，不赘述——谨向当年所有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念发迹之源，“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看传承之世，国家前进民安定，常祭先烈花满径。
当年，最著名、最初的三大起义，都有工人阶级的重要成分。为什么重点介绍同为汉冶萍的武汉和安源工人纠察队呢？因为他们是构成南昌起义（党员骨干）和秋收起义（工人主力）的重要力量，血脉延续至今，称其为人民军队最早的雏形，当之无愧！这跟刘少奇多年领导的工人运动密不可分，早已功载春秋。
我说的这些，均有确凿的史料，在诸多文章和文献里都有铭记。但是，很少有人将建立工农武装、人民军队与工人运动联系起来。聂荣臻的回忆，意味深长地道明了两者之间的因缘：为什么要将南昌起义提前通知少奇呢？就是因为他做了大量的铺垫和发动工作。
之后的几十年间，父亲与国防、军事、军队的关系日益密切，终其一生，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奋斗不息、舍生忘死！他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壮大，为根据地的创立和扩大，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极其突出的贡献，可谓文韬武略、功勋卓著！
低潮撑持〓忍辱负重
1927年10月，刘少奇化装成水手从庐山潜回上海，找到中共中央。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组成。局势异常混乱，内外环境极端复杂，身处险境，我党非常幼稚。几十万革命者惨遭杀害，激发出巨大仇恨，上下同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集体趋同“左”倾冒险主义，到处发动起义暴动、“飞行集会”，更招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众叛亲离，敌我难辨，又导致关门主义，不联系广大群众，不联合中间势力，拒绝必要的妥协。
父亲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切齿憎恨、义愤填膺，但冷静分析形势，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依城市看来是低落的趋势”，一些“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但还不是有意识的行动，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所以，应采取低潮时的保全防卫，反攻也是防御性的。他提出，中央对暴动要有适合工农群众的纲领，“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1928年2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特别会议认为，“刘少奇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观点，如不改正是大成问题的”。
批评归批评，干事归干事。3月底，中央派父亲“作为中央委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范围曾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豫北、鲁西和陕北等广大地区党组织。
中国的北洋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长期被直系、皖系、奉系军阀窃取占据。当时，张作霖统治了黄河以北，对抗国民党军北伐，自然更激烈地打压共产党。 置身于北方的中共，没有“南方党”的“国共合作”大发展期，群众运动受限，党内清谈多、实干难。仅1928年前一年多里，就数次遭破坏，领袖李大钊的英勇就义，激励了革命精神，却留下党内领导空白。加之共产国际挑剔成分出身，各级组织大量换上工人当领导，“幼稚的党换上无知的头儿”，空谈主义更加盛行，形式主义大行其道，光喊口号，不做实事，无原则纠纷层出不穷，思想极度混乱，组织极端涣散。
父亲到顺直省委开展工作。他反对冒险主义，克服关门主义，提出要真正发动群众，吸引群众跟随党，必须打抗日的旗帜。
1928年5月3日，民众欢迎北伐军进济南，日本驻军公然屠杀几千中国军民，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慘案”，全国震怒。刘少奇顺势安排工作，宣传群众，做暴动准备（不是立即暴动），预置力量。他一贯反对仓促盲动，强调低潮防御必须要有“适合的纲领”和“军事计划”，被批在前。此时，却又怪异地被中央领导指责为“有盲动趋向”。
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煽动闹经济纠纷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又提糙招儿，带头支持国民党军北伐，导致多级组织争执骤起，“流氓无产阶级把党闹得一塌糊涂……凶横一时，大批流氓投降敌人”。刘少奇严厉批评，制止混乱，力主“快刀斩乱麻”。中央则更为火暴，决定改组省委，撤换书记和常委。
此时出了件事，颇具戏剧性。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形势时，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现在“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则辩解，还是高潮，还有工农斗争。斯大林反驳：“低潮时也有浪花。”斯大林这些话几乎与父亲的说法一样。斯大林的话几乎像圣旨一样，会上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作为中央委员的刘少奇没能参会，正在顺直省委苦斗，六大将他的“低潮问题”一风吹。父亲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代行顺直省委职权”的同时，被六大（取消监察委员会，设立审查委员会）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委员3人、候补委员2人），后又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另记载为书记）。
然而，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斯大林否定了“高潮”，中共中央就换成“两个高潮之间，促进新革命高潮”。被撤换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却被选为中央委员，他在莫斯科操控，10月挑起京东党组织“请愿”抗议，闹得新省委工作停止。为制止清谈纠纷和派别乱闹，刘少奇暂停京东组织活动，并针对“玉田起义”失败后的消沉，做工作以抗日凝聚，转向为起义暴动奠基。
须知，那是在七七事变前九年，比1931年九一八事变还早三年。父亲就提出：“在军队中做组织与宣传工作，在工农群众中做军事组织与训练工作，实在是本党最严重的任务……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是最主要的军事工作。”必须要让民众看到日军对满洲、山东以至华北的企图，特别是在京东地区（天津、塘沽、唐山一带），抗日的主张最能凝聚人心。几年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多地起义和冀东（京东）大暴动中，在创建的根据地和解放区里，才验证出刘少奇的先见之明、先行之远。
白区工作，不似沙场，却是战场！外间，成排结队的烈士被砍头枪杀；内里，没完没了的上下争闹纠缠。可想父亲当年奋斗的凶险与艰难。
“吾谋适不用”，只缘知音稀。因撤掉原省委书记引发的“京东问题”，中央政治局认为，中央的路线正确，方法不足，严厉批评父亲“在工作中有取消主义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取消主义”指撤掉原省委书记后，京东党组织“请愿”，刘停止京东组织活动，中共早期用词；“命令主义”指动员山东、京东抗日。都是学苏联发明的词），并接受“请愿团”的诉求，恢复京东组织活动，开会重选省委等。刘少奇立表“坚决不赞成”，在承认自己“缺乏说服精神”的错误后，认为实际状况已陷于“极端民主化”和“闹经济主义”，中央的指示“实在是暗示……更大更多的纠纷……爆发，客观上会使顺直党的纠纷更加发展”，外杀内斗，如临深渊！中央坚持开会改组省委常委，处分王藻文，父亲做检讨。之后，“决定刘少奇调上海工作”。
对这一段混乱的情况、矛盾的决定、含糊的评价，我查了许多资料，一头雾水，整不明白。彭真（傅茂公，7月改组时任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叔叔晚年时，我去拜望，向他诉苦。老人家说：“我們一直就没讲明白，你怎么能看明白？”他让我查阅周恩来1943年的多次讲话，说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和他本人（可能还有李维汉、康生）等都在场，应视为党中央的当事人都认可的结论，意思肯定是中央批评处理错了，刘少奇正确。我看到周恩来的讲话，概括大意是：向忠发为主席的中央政治局，以“立三派”的“调和主义”和“宗派主义”方式，错误处理了顺直问题。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父亲走后不久，王藻文公开策动分裂，投敌叛变，顺直省委各级组织崩溃（时任省委书记和大量党员被捕，组织活动暂停），几近瘫痪的实践结果已证明刘少奇是正确的。
1929年2月，中央特派员谢觉哉巡视东北后向中央报告：“满洲的环境是很好的……我们党的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父亲回上海工作数月，6月又被派往中共满洲省委任书记。
按说，在革命顺利发展时，容易忘乎所以，而我党却反而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革命遭遇逆境，应该先保存自己的力量，再消灭敌人，而我党倒过来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这在国际共运中，实属罕见。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东北（今东三省及内蒙古东三盟等）九省广大地区的工作，本就基础薄弱，又多次遭到破坏，仅有百余名党员。刘少奇指出：“自然，白色恐怖与叛徒破坏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主观上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
父亲刚到奉天（今沈阳）不久就出了意外。他与省委二号人物孟坚（孟用潜）到纱厂了解罢工准备情况，由于叛徒告密，在大门外被厂卫抓捕。被关押10多天后，法庭宣判“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他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既突显出白区工作事必躬亲的涉险实干，又反映出当时革命环境之恶劣艰险。 这里插句题外话：这次经历，与1925年（国共合作时）父亲在长沙被军阀扣押、1927年在武汉的“卷旗不缴枪”，本都是他出生入死闹革命的殊荣奇迹功勋。40年后，却被诬蔑构陷为党史上最大冤案的主要“罪行”，成为颠倒黑白之典型载入青史。
回到当年的东北，张学良没收了中东铁路，为此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并惨败。中共中央提出必须拥护苏联，抗议张学良，不能没收铁路，要举行大罢工。可是，抗议中国人没收中国境内的铁路，在群众中很难做工作。刘少奇就把拥护苏联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发动工人为自身利益，反对失业、争得“花红”集体怠工抗议，取得成功并保全自身。当时，无论在满洲还是在全国，这都是工運中少见的胜利。恰当是，“不以俗厚而易其真”。
同时，满洲省委“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举起抗日救国旗帜来凝聚民心，感化张学良及其军队。父亲派杨一辰联系，1929年11月9日，我党领导在哈尔滨成功组织了以学生为先锋、各界参加的反日大示威，取得了成功，宣传了群众，得到广泛认可同情。更重要的是，保全了自己，发展了组织。这在白区还是空前的。亦可谓，“不以道昏而昧其视”。
旗帜卷起，抓枪没变。刘少奇在满洲省委成立军委并亲自主持，开展兵运，秘密武装。为此，他向中央去要干部，赵尚志是他要来的，杨靖宇是他指派的，并送他们去学习，“效果作用比较大”。杨靖宇任抚顺区委书记，以前在河南搞兵运暴动，没在白区工作过。父亲交代，你的主要任务还是搞兵运，这你在行。同时还派遣多名中共党员进讲武堂、入东北军，从事秘密工作。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成绩是在父亲“光荣脱险”后，我党极其弱小、内外局势极端复杂、环境极度凶险时取得的。仅仅9个月里，在“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之地“垦荒”，已经收获颇丰了。
然而，正当需要乘势而上力争再展之时，中央接连催促父亲回上海。党中央主要领导一见就劈面斥责：“错得该死，该打五百板子……中东路争斗（指“拥护苏联”罢工）可耻的失败，是……指导机关拒绝中央的路线”，就撤了刘少奇在满洲的职务。“中东路争斗失败”另有原因（主要领导变节），但刘少奇确实是“拒绝中央的（冒险主义、关门主义）路线”，灵活变通利则行，“不合于利而止”：“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后看，他又对了。
父亲走后不久，满洲省委也遭到毁灭性破坏。成败判明是非。
令人庆幸的是，刘少奇打下的基础没有白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联建立，正好杨靖宇、赵尚志都用上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正确，工作卓有成效，为我党领导的抗联在艰苦卓绝中坚持斗争、发展力量，做出可贵的人才储备和战略预置。“十四年抗日战争”，离不开我党早期在顺直与满洲的斗争。刘少奇的远见卓识，突显出难能可贵；他的领导实践，已成为历史贡献。
国破山河在，万里眼中明。父亲的所见所为，正契合时机、切合实际，不亦国防乎？不为军事乎？红区和白区的正确与错误，就是在这样的对比中体现出来，经实践检验出来的。
刘少奇被调回上海忙碌工作三个月后，又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赶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局委员留会工作。父亲因提出利用合法工会（当时被贬称为“黄色工会”）“来进行我们的工作，广交朋友，争取……下层工人群众”的正确主张，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政治帽子。
此时的国内，正值“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登峰造极，要“通过一省或几省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三个多月后，李立三被批判，但“左”倾路线没有纠正。正是刘少奇坚持反对李立三的“高潮论”与“调和主义”，被斥为“老右”。也恰恰因此，证明刘果然不谬，非“立三宗派”中人。
那时，党急需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曾称刘为“工作过多年”，“最老的一个同志”）工作，鉴于顺直、满洲两省委的兴衰成败，实际上证明了刘少奇的主张正确，中央又任命他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然而，还是赤色职工国际牌子大，不放人。父亲就戴着“帽子”，襟怀坦荡，努力工作，坚持抗争。
刘少奇与李立三在莫斯科再次相处共事。父亲刚到安源时，同为中共湘区执委委员，受立三叔叔领导半年左右。以后的革命运动中，李立三在中央领导，他们多有合作，常有争论，坚持己见，熟悉而又獨立。此时，刘当“老右”屡屡挨批，李因“极左”被撤职送学。不知道老伙伴能否吵个明白。我揣摩，或许都心知肚明，“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我只知道，老哥俩还挺融洽。新中国建立后，关于工会问题有场争论，刘、李两位最老的工人领袖观点一致，这是后话了。总之，他们不徇私情，不计私怨，保持友好。“文革”无端，蒙难同归——“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胡乱批判、否定一切，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改组党中央。估计正因为在红区、白区的“右倾”与“反潮流（反对冒险主义主流）”，未参会的毛泽东（37岁）和刘少奇（32岁）同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之后的历史却搬演了更“左”的、更惨烈的大悲剧！否极泰来，血腥的炼狱反而造就出更雄壮、更辉煌的大事业！
挺身而出〓拼死抗争
九一八事变后，在苏联一年多的父亲回国。他后来叙述：因为“工会工作在先……很重要……工会工作只有我做，他们不会做”，新成立的职工部是中共中央的首席部门，刘少奇任部长。此时，国内绝大多数同志尊崇迷信共产国际。然而，刘见识过共产国际的脱离实际，更反感中共“国际派”的教条。他反复讲，既然是“低潮”就应当防卫，要提出普遍能够接受的口号和任务，合法吸收会员，现在我们赤色工会的人只占全国工人的千分之一，“拘束在极狭小的秘密范围”，应迅速扩大组织。
中共临时中央承认处于“低潮”，说正因此才应努力掀“高潮”，“要反攻，现在就进攻、再进攻”，“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比李立三的“高潮论”和职工国际的“反黄色工会”还要“左”！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要保护和发展工会，先得在党内斗争，过“中央”这个关口！回国任职仅一两个月，临时中央就多次约谈父亲，做“总的批评”。 几乎同时，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刘少奇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政府和执委会主席。
这三年，父亲几乎一直挨批坚持抗争，一直检讨坚持主见，一直拼命坚持工作，戴着“老右”帽子，又屡任要职，与同期在红区的毛泽东，经历颇为相似。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犯上海，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临时中央坚信“九一八”和“一·二八”是“日本侵略苏联的序幕”，要求上海发动“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学苏联搞“中国的二月革命”（苏俄十月革命前有个二月革命），高喊“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并宣称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为反革命。劉少奇持异议：“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到第二位”，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而在抗日官兵背后拆台，无疑是帮了日军，并提出主要在日本企业举行抗议罢工，组织全面支持抗日。中央再次斥责刘是“取消派（投降派之意）”，严令总罢工、总暴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喊口号下令之人，却不懂不会组织罢工，更不敢、不会领导暴动。
长飙风中自来往。父亲领导发动工人上战场阵地，成为支持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主力，又组织起“上海义勇军”，抵制日货搞得有声有色，各方声援。为救济日本企业罢工的工人和家属，在街上搞募捐、搭粥棚，团结群众，扩大影响。宋庆龄首捐2000块银圆带动各界支持。临时中央却“硬要在群众中宣布他们是企图收买工人”，严厉斥责“米袋子主义”，太没有工人阶级骨气，命令撤摊退款，决不能吃嗟来之食。刘少奇愤然顶住，坦荡处之。
显然，这本为“十四年抗战”早期国难当头时，我党对民族、对国家的重大贡献，更是“低潮”中，我党肩负起责任，发动起社会各界参与救亡，并发展了自己的空前大运动。
然而，3月14日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康生、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却认为“中央职工部、全总（全国总工会）党团在领导职工运动中，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方式”。会议转达共产国际指示，“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就此撤了他的中央职工部部长一职，并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溃”这种“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父亲被迫检讨，不停抗争。因无人会搞工运，中央也“不敢开除”他。7月28日，索性“取消中央职工部”，并入全国总工会。
从1928年初到此时，刘少奇几乎动辄得咎。他后来尖锐地激辩：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是一定要把我们党的组织“弄到塌台的”，不把“群众和其他派别的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是不止的”。
无独有偶，几乎同一时期，1932年10月8日，中央苏区召开宁都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主观武断，抗上压下，不尊重苏联顾问等错误”，也免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职务，毛泽东回家“养病”。
情与貌，略相似，独自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见，白区与红区的路线分歧，都直接与国防、军事和军队紧密相连。
由于顾顺章（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保卫和情报工作）、向忠发（中央政治局主席）、卢福坦（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工运的全总党团书记）相继被捕叛变，组织遭到巨损，血雨腥风扑面，临时中央在上海工作不成，陆续分散转移苏区，对白区的领导几乎全断了。连续五年的“左”倾路线，最终闹到全国白区党组织瘫痪殆尽。呜呼！“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932年底，父亲也进入中央苏区，到了被称为“小上海”的长汀。苏区的瑞金好比首都，长汀是汀江上的城市，几省交会之处，商业和工业都比较发达，工人也多。
汀州无浪换人间，楚客常思绘新天。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展开全新的工作。陈云是临时中央常委、总工会书记。他们就在长汀和瑞金进行调查研究，保护工人利益，鼓励苏区工商业发展。例如，确定厂长负责制。苏维埃的厂长和工人是什么关系？劳资矛盾怎么解决？私企劳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并非在解放以后才提出的，陈云、刘少奇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实验。当时，什么都学苏联，根据中华苏维埃法律，工人福利过高，没有企业能办得下去。刘少奇说完全照搬苏联的肯定不行，就报毛泽东批准，改了法律。这一段，为多年后的根据地、解放区，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经济恢复积累了最初的、可贵的经验。
孫子曰：兵“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当时，地方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为红军的建设、发展、作战和勤务提供物质基础，直接关乎共产党和军队的存亡。
父亲提出“一切服从于战争，即是一切服从于工人阶级全体的长久的利益”。经各方卓有成效的工作，扩红运动形成热潮，仅一年左右，就动员了十万多人上前线。今日缅怀当年的老工农红军，绝不能忘掉这么多的工人是主体之首啊！
刘少奇在瑞金、长汀努力组建工农武装。1933年2月17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店员手艺工人师（兼军械修造），2月27日成立苦力运输工人师（兼军交水陆运输）。1933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正式成立，也叫中央警卫师，12800多人全是工人。这应是现在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警卫师的前身。刘少奇不仅通过发动工运兵运，组织扩红，为人民武装输送力量，而且亲手组建军队——工人师。
1934年春夏（正史记载7月，长汀有记载是4月已到），第五次反“围剿”陷入极端困境。危难之际，父亲被任命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曾任职领导的地方很多：顺直、满洲、江苏，以至后来的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华北局。1932年底，临时中央任命刘少奇为江西省委（也可能是湘赣省委）书记，由于交通通信极其不便，他到了江西以后，苏区中央局未免原省委书记（李富春）。刘少奇一看这情况，遂主动放弃（此为父亲的含糊自述。但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王首道，晚年时也向我叙述过几乎相同的情况）。之后，他就留在长汀搞调查，与陈云一道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此前，刘在苏联被任命为白区江苏省委书记，没能到任；这次，又被任命为红区江西省委书记，到没能任——实为逆旅颠沛奇遇。进入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前，很少人像刘少奇一样，在那么多地方打开局面，独当一面，被传为建功立业佳话。 父亲在福建任省委书记仅数月，主要任务是扩红、筹粮、运输，给军队输送兵员、运送补给，组织群众的生产生活，怎么减租查田，怎么分配土地，怎么解决工厂劳资纠纷等一系列问题，还特别召集各方合力，派政治保卫大队长吴烈剿灭竹山顽劣团匪。
其间，还做了件看似不起眼却意义不可小觑的事：划小区域党政组织机构，建立地方武装，普遍成立独立团、营，精兵简政，为适应游击战争、为接下来的敌后坚守，做出预置。
当时，最紧要的是支援前线，组织扩红。福建老百姓参加红军的人确实特别多，开始出征的时候，好几万闽西子弟啊，百分之九十都牺牲了！离断肠，人未归，今我念英烈，隔世长相思——福建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之巨大，毫不逊色于江西人民。
中央红军长征前，具有标志性的一战叫松毛岭战役。
松毛岭在长汀附近，是中央苏区的东大门，也是最后一道山地屏障。8月31日至9月3日，在朱德总司令支持下，林彪、聂荣臻不顾“三人团”短促出击和堡垒战术，诱敌深入20里，由红一军团的一师、二师和红九军团的二十四师在山前的温坊夜袭，第二天又伏击敌援兵，共歼敌4000余人，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少见的大胜仗。之后，红一军团奉命转移瑞金。有不少专家将此战算作松毛岭战役前段。
20天后，红九军团在山岭间又打阻击战，也多有专称此为松毛岭战役。无论分段还是专称，这是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场大战，战役目的就是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9月23日，松毛岭主战役开始，战况极为惨烈，死者枕藉、尸遍山野。战地不愁吃的，老百姓送粮很充足，但所有的水都混着血，漂着尸，全打红了，没法儿喝。此役激战七天七夜，是红军出征前最壮烈的一仗，牺牲了近万人，“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最后，部队基本打没了才撤下来。9月30日，红九军团前往瑞金。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启程长征——泪如雨下！为掩护主力转移，福建省委组织的汀州保卫战（跨时松毛岭），仍坚守至11月。国民党军队蜂拥而入——血流成河！
无论在山前的溫坊，还是在山间的松毛岭，刘少奇不仅组织运粮、补给弹药，作为省委书记还亲自调遣组织了近万地方武装（赤卫队）配属红一、红九军团作战。临战时，父亲受命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直接领导、参与战役指挥。
现在，反映红军长征的文史资料和文艺作品海量。依我看，其艰险、其困苦、其英勇、其惨烈仍远远没有表现出来。幸得今年，《绝命后卫师》《湘江战役》总算反映了片段，主要集中在截肠决战的英雄豪气，而其巨大损失和教训怎么尽现？特别是松毛岭战役、湘江战役、西路军浴血河西，这样的硬仗、恶战如何再现？确需思考创新，仅知古人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
全程长征〓绝地逢生
前面讲到的中央警卫师，又叫红军工人师。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当时普遍认为工人是劳动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纪律、最富牺牲精神的可靠力量，这个师的装备也好。因为大量的骨干纷纷被外调到作战部队、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身边，加之反“围剿”的战斗减员空前，中央警卫师成立也就半年，员额所剩已不足三成。1934年2月28日，中革军委将其改编为红二十三师。
长征前的9月21日，军委颁布命令成立红八军团，由红二十三师和红二十一师组成，共7000余人（也有的说3000多人）。由于我父亲一手组建了原警卫（工人）师，中央匆忙调他火速回来组建红八军团。
松毛岭战役打到一半，中革军委急电刘少奇（福建省委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罗炳辉（红九军团軍团长）、蔡树藩（红九军团政委）回瑞金。派刘赶到红八军团，告罗、蔡中央已定红军“战略转移”，命令死守松毛岭，速返火线，“争取时间”，“掩护主力”。松毛岭大战正酣，战阵指挥员集体回来听令，而且是如此命令，令人匪夷所思！
刘少奇立即动员江西、福建几千子弟补入红八军团。有资料记载，出征时该部共11000人（也有资料记载是7000多人），可只有3000支枪。长征开始后的10月22日，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代表，领导红八军团。
这里稍加说明，现在没有中央代表这一职务。当时，中央代表代表中央，要比军团长和政委高一些，一般都是政治局成员（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只有十人，候补委员也有表决权）。
长征初期，红五、红八、红九三个军团殿后，负责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这种仗最难打，无后援、多牺牲、难撤退。此时，更打得残酷而又混乱：前面军团顺利突破几道封锁线，中间人多路窄走不动，尤其是大量辎重拖累，举步维艰，阻击战打成大灾难！红八军团本就是新兵多、枪械少、战力弱，打阻击的牺牲难以计数，让谁去打，基本就是告别了，即使活着也很难追上队伍。回首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就这样走了上千里啊！红八军团折损惨重，加上掉队、跑散的，减员过半。
11月17日，中革军委下令：红八、红九军团各合并成一个师，由刘少奇负责组织红八军团的改编。那时候，晚上走路，白天打仗，收拢掉队的、追寻逃跑的、照看物资的、安置伤员的，成了一锅粥。其间，又蹦出个罕见荒诞命令：红八军团全部改为辎重部队（就是挑夫），必须追上前方部队。走走打打，突然敌人追上来、插进来，成连成排的士兵和民工挑夫或遁入山林，或就地被俘，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乱中无编可整。此时，接朱德总司令急电：丢掉辎重，轻装赶往湘江。部队边打边退，境况可想而知。
渡江片段，陈云叔叔有生动的回忆。上面讲过，他和我父亲在白区和红区共事，按现代词儿叫“搭过班子”的老熟人。刘少奇赶到湘江渡口，巧遇时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见面互问，刘说：我们部队差不多打光了，就剩千把人。你这儿有吃的吗？我两天没吃饭了。陈马上把自己的口粮给了刘，叮嘱一边过江一边吃，眼看就顶不住，一旦炸桥沉船，就渡不过去了。此时，渡口两岸到处是死伤官兵，湘江上顺流漂着活人死尸。两位老战友在连天炮火、厮杀呼喊中，心情会多么凝重悲愤！战罢，当地百姓“三月不饮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陈云叔叔晚年还多次感慨，对这一段记忆特别深刻，那是最危难、最凶险的时刻呀！领袖常共英魂语，晚辈投书赠湘江。 12月1日过江后，军团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点名，整个红八军团仅存600余人，加上挑夫也不足1000人。奇迹般地，居然还带过来百多担珍贵文件和银圆！
中央红军出发时8.6万（博古：内含民夫5000多人；另记载加民夫共10万）人，湘江一战后打掉了5万（当时清点仅余36919人）。红八军团几近覆没，刘少奇幸亏接朱总司令命令赶到湘江边，幸亏碰上陈云给了口饭，促他过江，不然命就没了。多少个幸亏，可谓九死一生啊！12月13日，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八军团番号并入红五军团。父亲接替陈云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红八军团是长征中唯一几乎全部打光，不得不撤掉番号的军团，其经历人间炼狱般的战火实难以想象，曾感受人性极端化的扭曲已不可言喻，每想象人心再造式的升华却无法妄度。我试着观察品味那些抢渡湘江、挺过长征的人，他们身上、眉宇之间，都有一种大从容气质、大无畏精神！
不久，召开遵义会议。父亲在军事路线上完全拥护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和王明，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八七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因为这显然会追究到共产国际，而当时最紧迫的是拨正军事路线、解决军事领导问题，会上无人呼应刘。实践证明，遵义会议的抉择非常明智。毛泽东后来讲到，刘少奇出的题正确，但“当時……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便是解决政治路线”。此题留待以后一步步解决，并由此开辟出中国革命史上焕然一新的光辉篇章！
遵义会议之后，父亲先返回红五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又按要求到红三军团传达。2月，中央命令刘少奇就地任政治部主任。
这里有一段故事：红三军团军团长是彭德怀，政委是杨尚昆，父亲任政治部主任，也没说是中央代表，应该是服从军团长和政委的。杨尚昆主席晚年时见我说：“我跟你父亲非常熟，在莫斯科，他留学比我们早好多届。1930年他在莫斯科开国际职工大会并留会工作，我跟随他，实际上相当于秘书翻译。我从苏联回来就在中央职工部，他是部长，我当职工部的宣傳部长。以后我在许多地方就给他当副职或受他领导。”我说：“红三军团的时候您是政委，他是政治部主任，您也领导过他。”老人家说：“那时候我留在红军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到三军团后我就没去过。少奇是政治局成员，他实际上是彭总和我的领导。虽然没有明文通知是中央代表，但长征期间还有什么文件不文件的呀，就是一句话嘛。不久，中央成立筹粮委员会，他当主任，我是副主任。”近来，我看《杨尚昆回忆录》，其中确有些蹊跷，似是说与“会理会议事件”有关，此处有真意？耐人寻味。其实，革命战争年代，无论谁领导谁，都很正常。
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会议上，刘少奇坚决支持周恩来提出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川陕甘，并主张向部队说明南下之弊、北上之利。刘少奇出席8月4日的沙窝会议、9月2日的巴西会议和9月12日的俄界会议，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支持毛泽东整顿红一方面军的报告，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张红一、红四方面军加强团结等。
谁都知道，长征时除了跟围追堵截的敌军打仗，最要紧的是如何解决饿肚子问题，吃什么？父亲到红三军团几个月后要过草地，7月中旬成立了中央筹粮委员会。
自古兵法，专务于兵之首：“委积不多则士不行。”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草地在藏区，地广人稀，去哪儿找粮啊？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红军所过之处，留下最普遍的传颂口碑是买卖公平、秋毫无犯！从百姓鸡窝抓只鸡，放块银圆；背走粮，墙上大字写明借与还；开仓放粮，先给赤贫百姓；酒香巷子深的茅台镇，是留下过金砖的。蒋介石听此传报，都感慨系之，严饬各部效法。而这亘古未见的“败走奇兵”是怎么做到的？金条、银圆是哪里来的？有多少人深思追问过？
简单两句话：来自苏区的地方党委和苏维埃；留自红军战士，特别是红八军团的战士挑夫。长征时多数官兵都领到几块银圆，有的战士直到陕北还揣着这留人体温的光亮救命钱。红军青史留名、有口皆碑的佳话背后，正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没有后勤，何以得生？
兵不可一日无食，事关全军生死。中央任命刘少奇当了这么个筹粮官，他再次受命于危难之际。多少年，多少事，哪里最复杂、最凶险、最难办，刘少奇就出现在哪里，担当起重任。往日与今时不同，给你个官儿就好当了？那个年代任职担责任，要挨骂、要冲锋、要丢性命的，要恳求、要跪乞、要报终生的！歃血结拜者，远不止刘伯承伯伯一例；亲访喇嘛寺，现珍藏贺龙伯伯手书大字。多少年后，毛伯伯和父亲，不知感慨过多少次：最困难时给予帮助，我们欠藏族人民的啊！
公道说，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刘少奇这样的人多了！挺身而出、大智大勇、舍生取义、敢于担当，历史造就出那一代人，艰难困苦全不论，危难险阻挡不住，出生入死浑不懔！他们是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九死一生时打拼、大浪淘沙后仅存的一批精英。
过草地时，父亲前后招呼部队行进，即时果断下了道小命令：所有女兵分散至各男兵部队，由男兵照顾。直至长征结束，红一方面军的女兵一个也没死，全部活下来！筹粮委主任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措施，为我们老红军赢得人人称道、令人自豪的大荣光！
到陕北后，父亲没进延安就代表党中央奔赴北方局。在长征那种特殊的环境中，部队很分散，队伍拉得长，在一个军团，不在一个纵队，互相也不认识。谁走长征谁没走，彼此不太清楚。长征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难怪有的中央纵队的同志都不知道刘少奇参加过长征。
松岭枪炮声悲壮，草地星河影动摇。从长征开始前标志性战役（松毛岭）的红九军团，长征初期担任后卫和挑夫的红八军团，遵义会议和前后的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中央筹粮委员会，一直到长征结束的瓦窑堡会议，父亲一步没落。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的7000余人里面，还有些是半路加入的，像刘少奇这样全程参加的更要少。■（未完待续）
作者写在前面
1.作为子女讲述父亲历史的怀念文章，称呼上实难把握，既应以尊称，又要沿用写史常规，故每自然段仅一处称父亲。对老一辈革命家叔伯，称呼更难周全，仅一二处用昵称，按常规不避名讳，或依文句需要以姓简代，请读者及尊者家人谅解。
2.为便于理解，史实外加了些背景介绍、意义概述和简单评价，少不了保留些子女的感情回顾及点评，尽量注意党史上掌握的分寸，也阐述些独见并非共识，或许可对史实提出个新视角？谨与读者、学者共同思考。请慨允。
3.为再现老一辈的个性，表现故事的鲜活性，力图在叙述上轻松点、通俗点，以新针脚缝合旧貂裘、改旧诗词附会新文意，在文字上做点新试，或许可对史实激发些新感悟？谨与读者、学者共同探讨。请海涵。
4.文章主角是我父亲，篇幅又已超长，故简化了许多人的作为与功绩。本人独家掌握的史料和补白新解，或许可为史实增添点新内容？讲述予众，共享与众，评判于众，我自负责。
卫黄保华〓武装工农
父亲刘少奇的一生，与国防、军事和军队有不解之缘，紧密相连。因为，在他成长生活的年代，这是无可回避、至关重要的；于他为之奋斗的事业，又是不可或缺、生命攸关的。
旧中国，积弱积贫，落后挨打，喪权辱国，受尽欺侮。列强分中国，混战遍南北。国人首先感觉到的，最痛心切身的，就是要保种、要救亡。父亲不满17周岁时，就领头参加“内除国贼、外抗强权”“毋忘国耻”“不当亡国奴”的抗议游行，并给自己改名“刘卫黄”，意为保卫黄种人，保卫炎黄子孙。他给第一个儿子起名叫“保华”，同样是保卫国家、保卫中华民族之意。卫黄保华，是他毕生的追求，也是对后辈的重托。
在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家中，相当多人都进过早期军校，如讲武学堂、黄埔军校。刘少奇不满18周岁时（1916年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时值军阀混战时期，湖南省督军谭延闿建此校，开学不满一年（1917年秋），谭督军下台，引来各派军阀抢夺，讲武堂变全武行，成为枪炮交火之地，师生们作鸟兽散跑光光，“刘九书柜”（乡亲们给少年刘少奇起的雅号）卷走不少兵书课本，回家研读。
1919年夏初，父亲到北京参加五四运动。他十分兴奋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上留俄预备班。1921年夏初，刘少奇与罗亦农、任弼时、萧劲光等一同前往莫斯科，航海登陆、跨西伯利亚冰原，跋涉三个月才抵达。入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班，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就是军事。中国学生最急切想要学的，正是苏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中的理论和实践。入冬，刘少奇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1922年春，父亲回国，自称“从西天取经回来，经不多就是了”。这本“经”，一言以蔽之：武装工农，夺取政权。7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委派刘少奇回湖南任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委员，而毛泽东正是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也就是说，建党一年后，毛泽东和刘少奇就在一起共事了。按现在的话，在一个班子工作，毛是班长（28周岁），刘是成员（23周岁）。9月，党中央紧急来信，毛伯伯通知父亲到安源。
刘少奇在安源搞工运的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在全国工运失败、处于低潮时，“如海中孤岛”“巍然独存”的安源却“得到完全胜利，实在是幼稚的中国劳工运动中绝无仅有的事”，可谓独树一帜，“硕果仅存”。父亲在那里主事（中共湘区执委兼中共安源党的领导、工人俱乐部总主任等，1924年9月后兼汉冶萍总工会临时委员长主持工作）两年多，全国各地的共产党员聚集此地，最多时占全党总人数的1/3到1/2（杨尚昆回忆：1925年初全国900名党员，安源占300多名；罗章龙回忆占近2/3），当地15个支部300名党员，上缴的党费就是党中央最大的经费来源。安源被称为“小莫斯科”！对共产党人来说，安源既是风云际会之地，又是培训创新之家，创造出十个“第一”，其中就有“第一支工人武装”。红色摇篮，名副其实，功莫大焉！
父亲非常注重武装工人。首先，是宣传教育。安源工人俱乐部设有保卫民族国家所必需的军事课程（萧劲光从苏联红军大学毕业归来，到安源讲军事课），教授工友和各地来的党员，讲述劳动阶级要维护自己的利益，实现自身解放，必须有自己的武装。在我党“第一所党校”，刘少奇亲任校长，讲授《共产党宣言》：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
继而，就着手实践。组织起武装工人纠察团，1923年纠察员就达200人（1925年已达800多人），并改造了矿警队，以维护矿上工人的利益。已被公认：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发轫于安源。这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极为可贵的、能生长接续的基础——混沌初始，开天辟地，鼎立中华！
1925年春，父亲离开安源，到广东、上海参加领导轰轰烈烈的省港大罢工和五卅运动中规模空前的工人运动。他依安源经验再次亲手组织了工人纠察队。1926年2月下旬，刘少奇代理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明确指出：必须“组织人民的军队——武装工农”，又要求省港罢工“扩充武装纠察”。这为一年多以后的广州起义培养了骨干。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以武汉为首都，中华全国总工会也随迁而至。那一时期，工人运动达到高潮。“弄潮儿向涛头立，手把红旗旗不湿”，刘少奇顺应所需，依托他打下的汉冶萍（安源）总工会基础，亲手组织起工人纠察队，很快发展到5000多人，拥有3000支枪，在收回汉口英租界（中国首次收回列强的租界）等标志性大事件中做出历史贡献；在“四三惨案”后发起的抗日斗争中，在与军阀、国民党反动派以及黑恶势力的斗争中，维护了人民利益。 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解散工人纠察队，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汪精卫还保持了三个月的“国共合作”，到“七一五”武汉国民政府也同共产党翻了脸。
6月底，得知汪精衛要“宁汉合流”，进行所谓的“清党、分共”（国民党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准备政变攻击），陈独秀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把任务交给了父亲。一方面，作为中共中央委员，他在会议上坚决反对，但又必须执行中央的决定；另一方面，作为工人纠察队的组织领导者，刘少奇与29岁的同龄人周恩来等谋划，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表面上解散，交出破枪、梭镖和棍棒，实则秘密转移这部分宝贵的武装力量，将3000名纠察队精锐连同较好的枪械装备，输送到叶挺与贺龙的部队里，正式加入中共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为20天后的南昌起义注入生力军。当今，所谓刘少奇的“卷旗不缴枪”，专指此时此事。这就使工农武装的雏形，变为八一起义之前我党所掌握的正式武装力量，成为人民军队的前身。
同时，共产党人也都快速疏散。父亲搭贺龙的官船到九江，上庐山养病。
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政党。当时，工人运动是我党最重要的工作，有工运才有党，“工会工作在先，党的工作在后”。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在党的武装部队中地位当然也高。
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常委决定南昌起义，派前敌军委书记聂荣臻上庐山面见刘少奇，秘密通告起义计划。聂帅晚年时对母亲和我说：“在那个时候，我们党认为工人是最可靠的，武汉纠察队在军队中最受信赖，而这些工人最听少奇的。少奇了解他们，在他们中间有威信。”父亲表示一定参加，后因起义仓促提前，没能赶上。在革命战爭中“那部分工人的确是最勇敢顽强的”，越是可靠、英勇、顽强，牺牲就越多，“最坚定的战士早早拼光了”。工农武装开古今，老帅情深念旧心。百战拼杀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接下来是9月的秋收起义，在湘赣边区多地，工农揭竿而起。如果要确定标志性的地点，应该是在毛泽东开会发动起义的安源，起义组成的三个团中，有一个整团（二团和三团一部）是安源工人（主要是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持枪械）。南昌起义是以国民党名义，打的还是国民革命军青天白日旗号；秋收起义第一次打出了共产党的红旗，“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那么，工农革命军（后称工农红军）的“工”，当时的体现者是谁？主力就是安源工人。显然，这同刘少奇多年的工作基础和教育成果，有重要而又直接的关联。
后来，井冈山时期也好，中央苏区时期也好，毛泽东和朱德多次到安源扩红。一座煤矿，前后上万工人踊跃参军，尤显可贵。一家企业，提供如此大量的兵员反抗血腥恐怖的旧势力，力绝空前！当然，百分之九十九都打没了。新中国仍健在的，孔原（曾任中央调查部部长、中共中央委员）就来自安源；开国中将丁秋生在安源当童工六年，恰逢1930年9月毛泽东来扩红，加入队伍。
有必要多强调一句：毛泽东、刘少奇、李立三、李维汉、萧劲光等都是从安源走出来的。即使在“文革”中，《毛主席去安源》的油画也依然风靡。当初可是“红旗卷起”工农戟，如今已见“遍地英雄下夕烟”！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工农武装的历史贡献，我们的人民军队不可不知，决不能忘！
接着是广州起义，同样以工人纠察队为骨干，因失败没有接续，不赘述——谨向当年所有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烈士，致以最崇高的敬意！念发迹之源，“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看传承之世，国家前进民安定，常祭先烈花满径。
当年，最著名、最初的三大起义，都有工人阶级的重要成分。为什么重点介绍同为汉冶萍的武汉和安源工人纠察队呢？因为他们是构成南昌起义（党员骨干）和秋收起义（工人主力）的重要力量，血脉延续至今，称其为人民军队最早的雏形，当之无愧！这跟刘少奇多年领导的工人运动密不可分，早已功载春秋。
我说的这些，均有确凿的史料，在诸多文章和文献里都有铭记。但是，很少有人将建立工农武装、人民军队与工人运动联系起来。聂荣臻的回忆，意味深长地道明了两者之间的因缘：为什么要将南昌起义提前通知少奇呢？就是因为他做了大量的铺垫和发动工作。
之后的几十年间，父亲与国防、军事、军队的关系日益密切，终其一生，他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奋斗不息、舍生忘死！他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壮大，为根据地的创立和扩大，为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建设，做出极其突出的贡献，可谓文韬武略、功勋卓著！
低潮撑持〓忍辱负重
1927年10月，刘少奇化装成水手从庐山潜回上海，找到中共中央。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组成。局势异常混乱，内外环境极端复杂，身处险境，我党非常幼稚。几十万革命者惨遭杀害，激发出巨大仇恨，上下同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集体趋同“左”倾冒险主义，到处发动起义暴动、“飞行集会”，更招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众叛亲离，敌我难辨，又导致关门主义，不联系广大群众，不联合中间势力，拒绝必要的妥协。
父亲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切齿憎恨、义愤填膺，但冷静分析形势，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依城市看来是低落的趋势”，一些“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但还不是有意识的行动，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所以，应采取低潮时的保全防卫，反攻也是防御性的。他提出，中央对暴动要有适合工农群众的纲领，“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1928年2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特别会议认为，“刘少奇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观点，如不改正是大成问题的”。
批评归批评，干事归干事。3月底，中央派父亲“作为中央委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范围曾包括北平、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豫北、鲁西和陕北等广大地区党组织。
中国的北洋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长期被直系、皖系、奉系军阀窃取占据。当时，张作霖统治了黄河以北，对抗国民党军北伐，自然更激烈地打压共产党。 置身于北方的中共，没有“南方党”的“国共合作”大发展期，群众运动受限，党内清谈多、实干难。仅1928年前一年多里，就数次遭破坏，领袖李大钊的英勇就义，激励了革命精神，却留下党内领导空白。加之共产国际挑剔成分出身，各级组织大量换上工人当领导，“幼稚的党换上无知的头儿”，空谈主义更加盛行，形式主义大行其道，光喊口号，不做实事，无原则纠纷层出不穷，思想极度混乱，组织极端涣散。
父亲到顺直省委开展工作。他反对冒险主义，克服关门主义，提出要真正发动群众，吸引群众跟随党，必须打抗日的旗帜。
1928年5月3日，民众欢迎北伐军进济南，日本驻军公然屠杀几千中国军民，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慘案”，全国震怒。刘少奇顺势安排工作，宣传群众，做暴动准备（不是立即暴动），预置力量。他一贯反对仓促盲动，强调低潮防御必须要有“适合的纲领”和“军事计划”，被批在前。此时，却又怪异地被中央领导指责为“有盲动趋向”。
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煽动闹经济纠纷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又提糙招儿，带头支持国民党军北伐，导致多级组织争执骤起，“流氓无产阶级把党闹得一塌糊涂……凶横一时，大批流氓投降敌人”。刘少奇严厉批评，制止混乱，力主“快刀斩乱麻”。中央则更为火暴，决定改组省委，撤换书记和常委。
此时出了件事，颇具戏剧性。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形势时，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现在“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则辩解，还是高潮，还有工农斗争。斯大林反驳：“低潮时也有浪花。”斯大林这些话几乎与父亲的说法一样。斯大林的话几乎像圣旨一样，会上批判了瞿秋白的“左”倾错误。作为中央委员的刘少奇没能参会，正在顺直省委苦斗，六大将他的“低潮问题”一风吹。父亲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代行顺直省委职权”的同时，被六大（取消监察委员会，设立审查委员会）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委员3人、候补委员2人），后又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另记载为书记）。
然而，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斯大林否定了“高潮”，中共中央就换成“两个高潮之间，促进新革命高潮”。被撤换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却被选为中央委员，他在莫斯科操控，10月挑起京东党组织“请愿”抗议，闹得新省委工作停止。为制止清谈纠纷和派别乱闹，刘少奇暂停京东组织活动，并针对“玉田起义”失败后的消沉，做工作以抗日凝聚，转向为起义暴动奠基。
须知，那是在七七事变前九年，比1931年九一八事变还早三年。父亲就提出：“在军队中做组织与宣传工作，在工农群众中做军事组织与训练工作，实在是本党最严重的任务……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是最主要的军事工作。”必须要让民众看到日军对满洲、山东以至华北的企图，特别是在京东地区（天津、塘沽、唐山一带），抗日的主张最能凝聚人心。几年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多地起义和冀东（京东）大暴动中，在创建的根据地和解放区里，才验证出刘少奇的先见之明、先行之远。
白区工作，不似沙场，却是战场！外间，成排结队的烈士被砍头枪杀；内里，没完没了的上下争闹纠缠。可想父亲当年奋斗的凶险与艰难。
“吾谋适不用”，只缘知音稀。因撤掉原省委书记引发的“京东问题”，中央政治局认为，中央的路线正确，方法不足，严厉批评父亲“在工作中有取消主义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取消主义”指撤掉原省委书记后，京东党组织“请愿”，刘停止京东组织活动，中共早期用词；“命令主义”指动员山东、京东抗日。都是学苏联发明的词），并接受“请愿团”的诉求，恢复京东组织活动，开会重选省委等。刘少奇立表“坚决不赞成”，在承认自己“缺乏说服精神”的错误后，认为实际状况已陷于“极端民主化”和“闹经济主义”，中央的指示“实在是暗示……更大更多的纠纷……爆发，客观上会使顺直党的纠纷更加发展”，外杀内斗，如临深渊！中央坚持开会改组省委常委，处分王藻文，父亲做检讨。之后，“决定刘少奇调上海工作”。
对这一段混乱的情况、矛盾的决定、含糊的评价，我查了许多资料，一头雾水，整不明白。彭真（傅茂公，7月改组时任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叔叔晚年时，我去拜望，向他诉苦。老人家说：“我們一直就没讲明白，你怎么能看明白？”他让我查阅周恩来1943年的多次讲话，说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和他本人（可能还有李维汉、康生）等都在场，应视为党中央的当事人都认可的结论，意思肯定是中央批评处理错了，刘少奇正确。我看到周恩来的讲话，概括大意是：向忠发为主席的中央政治局，以“立三派”的“调和主义”和“宗派主义”方式，错误处理了顺直问题。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父亲走后不久，王藻文公开策动分裂，投敌叛变，顺直省委各级组织崩溃（时任省委书记和大量党员被捕，组织活动暂停），几近瘫痪的实践结果已证明刘少奇是正确的。
1929年2月，中央特派员谢觉哉巡视东北后向中央报告：“满洲的环境是很好的……我们党的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需要一个有本事的领导者，首先做点斩除荆棘的垦荒工作……”父亲回上海工作数月，6月又被派往中共满洲省委任书记。
按说，在革命顺利发展时，容易忘乎所以，而我党却反而犯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当革命遭遇逆境，应该先保存自己的力量，再消灭敌人，而我党倒过来犯了“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错误。这在国际共运中，实属罕见。中共满洲省委负责东北（今东三省及内蒙古东三盟等）九省广大地区的工作，本就基础薄弱，又多次遭到破坏，仅有百余名党员。刘少奇指出：“自然，白色恐怖与叛徒破坏是重要的原因，但主要的原因，还是主观上这种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的错误。”
父亲刚到奉天（今沈阳）不久就出了意外。他与省委二号人物孟坚（孟用潜）到纱厂了解罢工准备情况，由于叛徒告密，在大门外被厂卫抓捕。被关押10多天后，法庭宣判“证据不足，不予起诉，取保释放”，他与死神擦肩而过。这既突显出白区工作事必躬亲的涉险实干，又反映出当时革命环境之恶劣艰险。 这里插句题外话：这次经历，与1925年（国共合作时）父亲在长沙被军阀扣押、1927年在武汉的“卷旗不缴枪”，本都是他出生入死闹革命的殊荣奇迹功勋。40年后，却被诬蔑构陷为党史上最大冤案的主要“罪行”，成为颠倒黑白之典型载入青史。
回到当年的东北，张学良没收了中东铁路，为此与苏联发生军事冲突并惨败。中共中央提出必须拥护苏联，抗议张学良，不能没收铁路，要举行大罢工。可是，抗议中国人没收中国境内的铁路，在群众中很难做工作。刘少奇就把拥护苏联和维护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发动工人为自身利益，反对失业、争得“花红”集体怠工抗议，取得成功并保全自身。当时，无论在满洲还是在全国，这都是工運中少见的胜利。恰当是，“不以俗厚而易其真”。
同时，满洲省委“提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举起抗日救国旗帜来凝聚民心，感化张学良及其军队。父亲派杨一辰联系，1929年11月9日，我党领导在哈尔滨成功组织了以学生为先锋、各界参加的反日大示威，取得了成功，宣传了群众，得到广泛认可同情。更重要的是，保全了自己，发展了组织。这在白区还是空前的。亦可谓，“不以道昏而昧其视”。
旗帜卷起，抓枪没变。刘少奇在满洲省委成立军委并亲自主持，开展兵运，秘密武装。为此，他向中央去要干部，赵尚志是他要来的，杨靖宇是他指派的，并送他们去学习，“效果作用比较大”。杨靖宇任抚顺区委书记，以前在河南搞兵运暴动，没在白区工作过。父亲交代，你的主要任务还是搞兵运，这你在行。同时还派遣多名中共党员进讲武堂、入东北军，从事秘密工作。
需要强调的是，以上的成绩是在父亲“光荣脱险”后，我党极其弱小、内外局势极端复杂、环境极度凶险时取得的。仅仅9个月里，在“影响非常小，可谓等于零”之地“垦荒”，已经收获颇丰了。
然而，正当需要乘势而上力争再展之时，中央接连催促父亲回上海。党中央主要领导一见就劈面斥责：“错得该死，该打五百板子……中东路争斗（指“拥护苏联”罢工）可耻的失败，是……指导机关拒绝中央的路线”，就撤了刘少奇在满洲的职务。“中东路争斗失败”另有原因（主要领导变节），但刘少奇确实是“拒绝中央的（冒险主义、关门主义）路线”，灵活变通利则行，“不合于利而止”：“在形势与条件不利于我们的时候，暂时避免和敌人决斗……准备将来革命的进攻和决斗”。后看，他又对了。
父亲走后不久，满洲省委也遭到毁灭性破坏。成败判明是非。
令人庆幸的是，刘少奇打下的基础没有白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联建立，正好杨靖宇、赵尚志都用上了，事实证明他的判断正确，工作卓有成效，为我党领导的抗联在艰苦卓绝中坚持斗争、发展力量，做出可贵的人才储备和战略预置。“十四年抗日战争”，离不开我党早期在顺直与满洲的斗争。刘少奇的远见卓识，突显出难能可贵；他的领导实践，已成为历史贡献。
国破山河在，万里眼中明。父亲的所见所为，正契合时机、切合实际，不亦国防乎？不为军事乎？红区和白区的正确与错误，就是在这样的对比中体现出来，经实践检验出来的。
刘少奇被调回上海忙碌工作三个月后，又作为中国工会代表团团长赶赴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大会，并被选为执行局委员留会工作。父亲因提出利用合法工会（当时被贬称为“黄色工会”）“来进行我们的工作，广交朋友，争取……下层工人群众”的正确主张，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政治帽子。
此时的国内，正值“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登峰造极，要“通过一省或几省暴动夺取全国政权”。三个多月后，李立三被批判，但“左”倾路线没有纠正。正是刘少奇坚持反对李立三的“高潮论”与“调和主义”，被斥为“老右”。也恰恰因此，证明刘果然不谬，非“立三宗派”中人。
那时，党急需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曾称刘为“工作过多年”，“最老的一个同志”）工作，鉴于顺直、满洲两省委的兴衰成败，实际上证明了刘少奇的主张正确，中央又任命他为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然而，还是赤色职工国际牌子大，不放人。父亲就戴着“帽子”，襟怀坦荡，努力工作，坚持抗争。
刘少奇与李立三在莫斯科再次相处共事。父亲刚到安源时，同为中共湘区执委委员，受立三叔叔领导半年左右。以后的革命运动中，李立三在中央领导，他们多有合作，常有争论，坚持己见，熟悉而又獨立。此时，刘当“老右”屡屡挨批，李因“极左”被撤职送学。不知道老伙伴能否吵个明白。我揣摩，或许都心知肚明，“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我只知道，老哥俩还挺融洽。新中国建立后，关于工会问题有场争论，刘、李两位最老的工人领袖观点一致，这是后话了。总之，他们不徇私情，不计私怨，保持友好。“文革”无端，蒙难同归——“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
在1931年1月召开的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胡乱批判、否定一切，由共产国际代表米夫主持改组党中央。估计正因为在红区、白区的“右倾”与“反潮流（反对冒险主义主流）”，未参会的毛泽东（37岁）和刘少奇（32岁）同时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令人痛心疾首的是，之后的历史却搬演了更“左”的、更惨烈的大悲剧！否极泰来，血腥的炼狱反而造就出更雄壮、更辉煌的大事业！
挺身而出〓拼死抗争
九一八事变后，在苏联一年多的父亲回国。他后来叙述：因为“工会工作在先……很重要……工会工作只有我做，他们不会做”，新成立的职工部是中共中央的首席部门，刘少奇任部长。此时，国内绝大多数同志尊崇迷信共产国际。然而，刘见识过共产国际的脱离实际，更反感中共“国际派”的教条。他反复讲，既然是“低潮”就应当防卫，要提出普遍能够接受的口号和任务，合法吸收会员，现在我们赤色工会的人只占全国工人的千分之一，“拘束在极狭小的秘密范围”，应迅速扩大组织。
中共临时中央承认处于“低潮”，说正因此才应努力掀“高潮”，“要反攻，现在就进攻、再进攻”，“一切不合作、一切斗争到底”！比李立三的“高潮论”和职工国际的“反黄色工会”还要“左”！今天的人们很难想象：要保护和发展工会，先得在党内斗争，过“中央”这个关口！回国任职仅一两个月，临时中央就多次约谈父亲，做“总的批评”。 几乎同时，中华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大会宣布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刘少奇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政府和执委会主席。
这三年，父亲几乎一直挨批坚持抗争，一直检讨坚持主见，一直拼命坚持工作，戴着“老右”帽子，又屡任要职，与同期在红区的毛泽东，经历颇为相似。
1932年1月28日，日军侵犯上海，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奋起抵抗。临时中央坚信“九一八”和“一·二八”是“日本侵略苏联的序幕”，要求上海发动“大规模的总同盟武装暴动”，学苏联搞“中国的二月革命”（苏俄十月革命前有个二月革命），高喊“武装保卫苏联”口号，并宣称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为反革命。劉少奇持异议：“把挽救中国民族危亡的口号放到第二位”，完全“脱离了广大群众”，而在抗日官兵背后拆台，无疑是帮了日军，并提出主要在日本企业举行抗议罢工，组织全面支持抗日。中央再次斥责刘是“取消派（投降派之意）”，严令总罢工、总暴动。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喊口号下令之人，却不懂不会组织罢工，更不敢、不会领导暴动。
长飙风中自来往。父亲领导发动工人上战场阵地，成为支持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主力，又组织起“上海义勇军”，抵制日货搞得有声有色，各方声援。为救济日本企业罢工的工人和家属，在街上搞募捐、搭粥棚，团结群众，扩大影响。宋庆龄首捐2000块银圆带动各界支持。临时中央却“硬要在群众中宣布他们是企图收买工人”，严厉斥责“米袋子主义”，太没有工人阶级骨气，命令撤摊退款，决不能吃嗟来之食。刘少奇愤然顶住，坦荡处之。
显然，这本为“十四年抗战”早期国难当头时，我党对民族、对国家的重大贡献，更是“低潮”中，我党肩负起责任，发动起社会各界参与救亡，并发展了自己的空前大运动。
然而，3月14日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康生、卢福坦、博古、张闻天却认为“中央职工部、全总（全国总工会）党团在领导职工运动中，不能执行共产国际和中央的路线，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方式”。会议转达共产国际指示，“刘湘（刘少奇）不能担任领导工作”，就此撤了他的中央职工部部长一职，并号召全党“坚决无情的打溃”这种“有害的机会主义路线”。父亲被迫检讨，不停抗争。因无人会搞工运，中央也“不敢开除”他。7月28日，索性“取消中央职工部”，并入全国总工会。
从1928年初到此时，刘少奇几乎动辄得咎。他后来尖锐地激辩：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是一定要把我们党的组织“弄到塌台的”，不把“群众和其他派别的同盟者完全驱逐出去……是不止的”。
无独有偶，几乎同一时期，1932年10月8日，中央苏区召开宁都会议，“集中批评毛泽东主观武断，抗上压下，不尊重苏联顾问等错误”，也免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的职务，毛泽东回家“养病”。
情与貌，略相似，独自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可见，白区与红区的路线分歧，都直接与国防、军事和军队紧密相连。
由于顾顺章（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主管保卫和情报工作）、向忠发（中央政治局主席）、卢福坦（中央政治局常委，主管工运的全总党团书记）相继被捕叛变，组织遭到巨损，血雨腥风扑面，临时中央在上海工作不成，陆续分散转移苏区，对白区的领导几乎全断了。连续五年的“左”倾路线，最终闹到全国白区党组织瘫痪殆尽。呜呼！“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1932年底，父亲也进入中央苏区，到了被称为“小上海”的长汀。苏区的瑞金好比首都，长汀是汀江上的城市，几省交会之处，商业和工业都比较发达，工人也多。
汀州无浪换人间，楚客常思绘新天。作为总工会委员长的刘少奇，展开全新的工作。陈云是临时中央常委、总工会书记。他们就在长汀和瑞金进行调查研究，保护工人利益，鼓励苏区工商业发展。例如，确定厂长负责制。苏维埃的厂长和工人是什么关系？劳资矛盾怎么解决？私企劳资关系如何正确处理？这些问题并非在解放以后才提出的，陈云、刘少奇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研究、实验。当时，什么都学苏联，根据中华苏维埃法律，工人福利过高，没有企业能办得下去。刘少奇说完全照搬苏联的肯定不行，就报毛泽东批准，改了法律。这一段，为多年后的根据地、解放区，为新中国的建设和经济恢复积累了最初的、可贵的经验。
孫子曰：兵“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当时，地方苏维埃和工会的工作，为红军的建设、发展、作战和勤务提供物质基础，直接关乎共产党和军队的存亡。
父亲提出“一切服从于战争，即是一切服从于工人阶级全体的长久的利益”。经各方卓有成效的工作，扩红运动形成热潮，仅一年左右，就动员了十万多人上前线。今日缅怀当年的老工农红军，绝不能忘掉这么多的工人是主体之首啊！
刘少奇在瑞金、长汀努力组建工农武装。1933年2月17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店员手艺工人师（兼军械修造），2月27日成立苦力运输工人师（兼军交水陆运输）。1933年8月1日，中国工农红军工人师正式成立，也叫中央警卫师，12800多人全是工人。这应是现在中央警卫团和北京卫戍区警卫师的前身。刘少奇不仅通过发动工运兵运，组织扩红，为人民武装输送力量，而且亲手组建军队——工人师。
1934年春夏（正史记载7月，长汀有记载是4月已到），第五次反“围剿”陷入极端困境。危难之际，父亲被任命为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刘少奇曾任职领导的地方很多：顺直、满洲、江苏，以至后来的北方局、中原局、华中局、华北局。1932年底，临时中央任命刘少奇为江西省委（也可能是湘赣省委）书记，由于交通通信极其不便，他到了江西以后，苏区中央局未免原省委书记（李富春）。刘少奇一看这情况，遂主动放弃（此为父亲的含糊自述。但时任湘赣省委书记的王首道，晚年时也向我叙述过几乎相同的情况）。之后，他就留在长汀搞调查，与陈云一道在全国总工会工作。此前，刘在苏联被任命为白区江苏省委书记，没能到任；这次，又被任命为红区江西省委书记，到没能任——实为逆旅颠沛奇遇。进入中央领导集体核心前，很少人像刘少奇一样，在那么多地方打开局面，独当一面，被传为建功立业佳话。 父亲在福建任省委书记仅数月，主要任务是扩红、筹粮、运输，给军队输送兵员、运送补给，组织群众的生产生活，怎么减租查田，怎么分配土地，怎么解决工厂劳资纠纷等一系列问题，还特别召集各方合力，派政治保卫大队长吴烈剿灭竹山顽劣团匪。
其间，还做了件看似不起眼却意义不可小觑的事：划小区域党政组织机构，建立地方武装，普遍成立独立团、营，精兵简政，为适应游击战争、为接下来的敌后坚守，做出预置。
当时，最紧要的是支援前线，组织扩红。福建老百姓参加红军的人确实特别多，开始出征的时候，好几万闽西子弟啊，百分之九十都牺牲了！离断肠，人未归，今我念英烈，隔世长相思——福建人民为中国革命做出的贡献和牺牲之巨大，毫不逊色于江西人民。
中央红军长征前，具有标志性的一战叫松毛岭战役。
松毛岭在长汀附近，是中央苏区的东大门，也是最后一道山地屏障。8月31日至9月3日，在朱德总司令支持下，林彪、聂荣臻不顾“三人团”短促出击和堡垒战术，诱敌深入20里，由红一军团的一师、二师和红九军团的二十四师在山前的温坊夜袭，第二天又伏击敌援兵，共歼敌4000余人，是第五次反“围剿”中少见的大胜仗。之后，红一军团奉命转移瑞金。有不少专家将此战算作松毛岭战役前段。
20天后，红九军团在山岭间又打阻击战，也多有专称此为松毛岭战役。无论分段还是专称，这是中央苏区的最后一场大战，战役目的就是掩护中央红军战略转移。9月23日，松毛岭主战役开始，战况极为惨烈，死者枕藉、尸遍山野。战地不愁吃的，老百姓送粮很充足，但所有的水都混着血，漂着尸，全打红了，没法儿喝。此役激战七天七夜，是红军出征前最壮烈的一仗，牺牲了近万人，“鼓角临风悲壮，烽火连空明灭”。最后，部队基本打没了才撤下来。9月30日，红九军团前往瑞金。
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启程长征——泪如雨下！为掩护主力转移，福建省委组织的汀州保卫战（跨时松毛岭），仍坚守至11月。国民党军队蜂拥而入——血流成河！
无论在山前的溫坊，还是在山间的松毛岭，刘少奇不仅组织运粮、补给弹药，作为省委书记还亲自调遣组织了近万地方武装（赤卫队）配属红一、红九军团作战。临战时，父亲受命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直接领导、参与战役指挥。
现在，反映红军长征的文史资料和文艺作品海量。依我看，其艰险、其困苦、其英勇、其惨烈仍远远没有表现出来。幸得今年，《绝命后卫师》《湘江战役》总算反映了片段，主要集中在截肠决战的英雄豪气，而其巨大损失和教训怎么尽现？特别是松毛岭战役、湘江战役、西路军浴血河西，这样的硬仗、恶战如何再现？确需思考创新，仅知古人云：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
全程长征〓绝地逢生
前面讲到的中央警卫师，又叫红军工人师。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当时普遍认为工人是劳动阶级中最有觉悟、最有纪律、最富牺牲精神的可靠力量，这个师的装备也好。因为大量的骨干纷纷被外调到作战部队、领导机关和负责干部身边，加之反“围剿”的战斗减员空前，中央警卫师成立也就半年，员额所剩已不足三成。1934年2月28日，中革军委将其改编为红二十三师。
长征前的9月21日，军委颁布命令成立红八军团，由红二十三师和红二十一师组成，共7000余人（也有的说3000多人）。由于我父亲一手组建了原警卫（工人）师，中央匆忙调他火速回来组建红八军团。
松毛岭战役打到一半，中革军委急电刘少奇（福建省委书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罗炳辉（红九军团軍团长）、蔡树藩（红九军团政委）回瑞金。派刘赶到红八军团，告罗、蔡中央已定红军“战略转移”，命令死守松毛岭，速返火线，“争取时间”，“掩护主力”。松毛岭大战正酣，战阵指挥员集体回来听令，而且是如此命令，令人匪夷所思！
刘少奇立即动员江西、福建几千子弟补入红八军团。有资料记载，出征时该部共11000人（也有资料记载是7000多人），可只有3000支枪。长征开始后的10月22日，刘少奇被任命为中央代表，领导红八军团。
这里稍加说明，现在没有中央代表这一职务。当时，中央代表代表中央，要比军团长和政委高一些，一般都是政治局成员（当时，中共中央政治局成员只有十人，候补委员也有表决权）。
长征初期，红五、红八、红九三个军团殿后，负责阻击尾追的国民党军。这种仗最难打，无后援、多牺牲、难撤退。此时，更打得残酷而又混乱：前面军团顺利突破几道封锁线，中间人多路窄走不动，尤其是大量辎重拖累，举步维艰，阻击战打成大灾难！红八军团本就是新兵多、枪械少、战力弱，打阻击的牺牲难以计数，让谁去打，基本就是告别了，即使活着也很难追上队伍。回首征战地，不见有人还，就这样走了上千里啊！红八军团折损惨重，加上掉队、跑散的，减员过半。
11月17日，中革军委下令：红八、红九军团各合并成一个师，由刘少奇负责组织红八军团的改编。那时候，晚上走路，白天打仗，收拢掉队的、追寻逃跑的、照看物资的、安置伤员的，成了一锅粥。其间，又蹦出个罕见荒诞命令：红八军团全部改为辎重部队（就是挑夫），必须追上前方部队。走走打打，突然敌人追上来、插进来，成连成排的士兵和民工挑夫或遁入山林，或就地被俘，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乱中无编可整。此时，接朱德总司令急电：丢掉辎重，轻装赶往湘江。部队边打边退，境况可想而知。
渡江片段，陈云叔叔有生动的回忆。上面讲过，他和我父亲在白区和红区共事，按现代词儿叫“搭过班子”的老熟人。刘少奇赶到湘江渡口，巧遇时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陈云。见面互问，刘说：我们部队差不多打光了，就剩千把人。你这儿有吃的吗？我两天没吃饭了。陈马上把自己的口粮给了刘，叮嘱一边过江一边吃，眼看就顶不住，一旦炸桥沉船，就渡不过去了。此时，渡口两岸到处是死伤官兵，湘江上顺流漂着活人死尸。两位老战友在连天炮火、厮杀呼喊中，心情会多么凝重悲愤！战罢，当地百姓“三月不饮湘江水，三年不食湘江鱼”。陈云叔叔晚年还多次感慨，对这一段记忆特别深刻，那是最危难、最凶险的时刻呀！领袖常共英魂语，晚辈投书赠湘江。 12月1日过江后，军团参谋长张云逸、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点名，整个红八军团仅存600余人，加上挑夫也不足1000人。奇迹般地，居然还带过来百多担珍贵文件和银圆！
中央红军出发时8.6万（博古：内含民夫5000多人；另记载加民夫共10万）人，湘江一战后打掉了5万（当时清点仅余36919人）。红八军团几近覆没，刘少奇幸亏接朱总司令命令赶到湘江边，幸亏碰上陈云给了口饭，促他过江，不然命就没了。多少个幸亏，可谓九死一生啊！12月13日，中革军委决定，撤销红八军团番号并入红五军团。父亲接替陈云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
红八军团是长征中唯一几乎全部打光，不得不撤掉番号的军团，其经历人间炼狱般的战火实难以想象，曾感受人性极端化的扭曲已不可言喻，每想象人心再造式的升华却无法妄度。我试着观察品味那些抢渡湘江、挺过长征的人，他们身上、眉宇之间，都有一种大从容气质、大无畏精神！
不久，召开遵义会议。父亲在军事路线上完全拥护毛泽东，尖锐地批评博古、李德和王明，第一次在中央会议上提出八七会议以来中央的“政治路线错误”。因为这显然会追究到共产国际，而当时最紧迫的是拨正军事路线、解决军事领导问题，会上无人呼应刘。实践证明，遵义会议的抉择非常明智。毛泽东后来讲到，刘少奇出的题正确，但“当時……领导军队的权拿过来了，便是解决政治路线”。此题留待以后一步步解决，并由此开辟出中国革命史上焕然一新的光辉篇章！
遵义会议之后，父亲先返回红五军团传达会议精神，又按要求到红三军团传达。2月，中央命令刘少奇就地任政治部主任。
这里有一段故事：红三军团军团长是彭德怀，政委是杨尚昆，父亲任政治部主任，也没说是中央代表，应该是服从军团长和政委的。杨尚昆主席晚年时见我说：“我跟你父亲非常熟，在莫斯科，他留学比我们早好多届。1930年他在莫斯科开国际职工大会并留会工作，我跟随他，实际上相当于秘书翻译。我从苏联回来就在中央职工部，他是部长，我当职工部的宣傳部长。以后我在许多地方就给他当副职或受他领导。”我说：“红三军团的时候您是政委，他是政治部主任，您也领导过他。”老人家说：“那时候我留在红军总政治部（任副主任），他到三军团后我就没去过。少奇是政治局成员，他实际上是彭总和我的领导。虽然没有明文通知是中央代表，但长征期间还有什么文件不文件的呀，就是一句话嘛。不久，中央成立筹粮委员会，他当主任，我是副主任。”近来，我看《杨尚昆回忆录》，其中确有些蹊跷，似是说与“会理会议事件”有关，此处有真意？耐人寻味。其实，革命战争年代，无论谁领导谁，都很正常。
1935年6月26日，在两河口会议上，刘少奇坚决支持周恩来提出的红一、红四方面军北上川陕甘，并主张向部队说明南下之弊、北上之利。刘少奇出席8月4日的沙窝会议、9月2日的巴西会议和9月12日的俄界会议，强调“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支持毛泽东整顿红一方面军的报告，旗帜鲜明地拥护中央反对张国焘分裂，主张红一、红四方面军加强团结等。
谁都知道，长征时除了跟围追堵截的敌军打仗，最要紧的是如何解决饿肚子问题，吃什么？父亲到红三军团几个月后要过草地，7月中旬成立了中央筹粮委员会。
自古兵法，专务于兵之首：“委积不多则士不行。”用兵制胜，以粮为先。草地在藏区，地广人稀，去哪儿找粮啊？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了解：红军所过之处，留下最普遍的传颂口碑是买卖公平、秋毫无犯！从百姓鸡窝抓只鸡，放块银圆；背走粮，墙上大字写明借与还；开仓放粮，先给赤贫百姓；酒香巷子深的茅台镇，是留下过金砖的。蒋介石听此传报，都感慨系之，严饬各部效法。而这亘古未见的“败走奇兵”是怎么做到的？金条、银圆是哪里来的？有多少人深思追问过？
简单两句话：来自苏区的地方党委和苏维埃；留自红军战士，特别是红八军团的战士挑夫。长征时多数官兵都领到几块银圆，有的战士直到陕北还揣着这留人体温的光亮救命钱。红军青史留名、有口皆碑的佳话背后，正是实实在在的物质支撑。“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没有后勤，何以得生？
兵不可一日无食，事关全军生死。中央任命刘少奇当了这么个筹粮官，他再次受命于危难之际。多少年，多少事，哪里最复杂、最凶险、最难办，刘少奇就出现在哪里，担当起重任。往日与今时不同，给你个官儿就好当了？那个年代任职担责任，要挨骂、要冲锋、要丢性命的，要恳求、要跪乞、要报终生的！歃血结拜者，远不止刘伯承伯伯一例；亲访喇嘛寺，现珍藏贺龙伯伯手书大字。多少年后，毛伯伯和父亲，不知感慨过多少次：最困难时给予帮助，我们欠藏族人民的啊！
公道说，波澜壮阔的革命年代，刘少奇这样的人多了！挺身而出、大智大勇、舍生取义、敢于担当，历史造就出那一代人，艰难困苦全不论，危难险阻挡不住，出生入死浑不懔！他们是在实际斗争中成长、九死一生时打拼、大浪淘沙后仅存的一批精英。
过草地时，父亲前后招呼部队行进，即时果断下了道小命令：所有女兵分散至各男兵部队，由男兵照顾。直至长征结束，红一方面军的女兵一个也没死，全部活下来！筹粮委主任看似微不足道的小措施，为我们老红军赢得人人称道、令人自豪的大荣光！
到陕北后，父亲没进延安就代表党中央奔赴北方局。在长征那种特殊的环境中，部队很分散，队伍拉得长，在一个军团，不在一个纵队，互相也不认识。谁走长征谁没走，彼此不太清楚。长征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难怪有的中央纵队的同志都不知道刘少奇参加过长征。
松岭枪炮声悲壮，草地星河影动摇。从长征开始前标志性战役（松毛岭）的红九军团，长征初期担任后卫和挑夫的红八军团，遵义会议和前后的红五军团、红三军团，中央筹粮委员会，一直到长征结束的瓦窑堡会议，父亲一步没落。红一方面军抵达陕北的7000余人里面，还有些是半路加入的，像刘少奇这样全程参加的更要少。■（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