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特别厚道。每当想起母亲，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起她那永不改变的厚道情怀。
　　我的老家在江西的幽兰镇。我祖父那辈人，有几个去世前都是瘫痪在床的，在很少有人照料的情况下，母亲总是隔三岔五地去帮着清洗，这其中有我的三叔公。以前，三叔公仗着有个当官的女婿，家底颇为丰厚，很有些瞧不起我家，对我母亲也不怎么好。然而，三叔公老两口去世前瘫痪在床达半年之久。俗话说，“久病无孝子”，他们的子孙到后来任凭二老生褥疮，连屎尿都拉在床上。母亲看不过了，常常去帮着换洗床上铺盖。出太阳了，就拿出去晒晒，天阴就烧个火盆烤烤。后来，三叔公两口子躺在床上，无不愧疚地说：“还是淑贞（母亲的名字）你厚道，有良心。”
　　母亲不仅对亲朋好友有一颗厚道仁爱之心，而且对素不相识的路人也是如此。
　　我们家一直比较贫困，全家最多的时候有7口人吃饭。7张嘴光靠父亲一人的工资，确实拮据。但无论多困难，只要有要饭的经过我家门口，母亲都会盛一满碗饭，夹些菜送上。母亲说：“他们比我们还可怜。要不，谁愿意出来要饭？”三年自然灾害刚过，母亲在一个小餐馆做临时工。初春的一天，她给我和弟弟一人买了一个肉包子。不料，弟弟才吃了一口的包子就被一个乞丐抢走了。我要去追打那个乞丐，母亲拉住了：“算了吧，他也是饿急了。我没有钱再买了，你们兄弟俩就分吃一个吧。”
　　“文革”第二年夏的一天，母亲路过一家门口，只见那里站了许多人。一打听，才知这家有一老人上吊自杀了，一双儿女只是蹲在地上默然无语地对着梁上老母。这位老人是俄语教师，丈夫曾是驻苏使馆的工作人员，被大字报点名为苏修特务后判刑坐牢，她所在学校因此也把她定为苏修特务。丈夫坐牢，自己又被定为特务，心中害怕，便上吊自尽了。可是，她的儿女不敢去解下母亲，就让她吊着。我母亲听明原委之后，走过去对年轻人说，拿把剪刀来，我剪断绳子，放下你们老妈。围观的群众议论纷纷，我母亲说：“人都去了，什么‘死有余辜’，什么‘罪责难逃’，管她什么罪，管她什么特务，人都不在了，该是一笔勾销了！……”
　　最有意思的一件事至今历历在目。1967年春节的一天，母亲问我：“听居委会的同志说，苏联人民一天只能赚几个萝卜，是不是真的？”我刚一听，一头雾水，继而一想，准是母亲把“卢布”听成了“萝卜”了。我笑了，含混地说：“大概是吧。”母亲不无忧虑地说：“那要死人啊，一家人靠几个萝卜怎么生活，恐怕我们还得省着点支援苏联老大哥。”
　　母亲离开我已经20年了，但她那瘦小的身影和厚道的情怀一直镌刻在我的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