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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喀什的内地人，会觉得异域风情扑面而来：当地人多数是卷头发、深眼窝，男的留小胡子，女的穿花裙子，有的还戴着头巾。
喀什是是我国最靠西的大城市，距吉尔吉斯斯坦边境仅百公里。它坐落在新疆塔里木盆地西端的戈壁绿洲之上，自古商旅云集，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如今，老城依旧在，新城也不断“长大”，喀什俨然成为一座融汇古今中外多元风格的城市。用法籍学者高大伟的话说，它“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你在这里看到悠闲生活的汉族居民，不必奇怪。汉族人占喀什人口的10％以上，不少已在这里生活了两三代甚至更久。
如果你听说喀什地区的维吾尔族农民成群结队到山东、天津、浙江、广东去打工，也不用奇怪。
五六年前，喀什地区为了促进农民增收，“设计”出这样一套办法：政府出面，联系内地厂家，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前往务工，食宿、路费、签合同都由政府代理。
几年下来，农民挣了钱，日子好过些了，愿意到内地务工的越来越多。正当各县干部为接单、招工、组团而忙碌时，两场风波把新疆向内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政策推上了风口浪尖。
古丽娜的酸甜苦辣
古丽娜是疏附县委常委，分管劳务输出。她一头金黄色的卷发，眉清目秀。
自从向内地组织劳务输出伊始，古丽娜就没清闲过。“我们联络考查的单位一定要有实力，过几天就倒闭了可不行；出去务工的农民一定要自愿，如果他们自己不乐意，不但干不好，还可能偷跑回来；很多人是第一次去内地，生活一定要照顾好，我们都是从家乡找厨师过去给他们做饭，羊肉和馕都要有……”
“工作做得细致些，少出纰漏，农民就会渐渐理解政府的诚意，接受这项政策。”古丽娜告诉本刊记者，刚开始很多人不愿离开家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打工，这些年来人们看到了外出务工的好处，主动报名参加政府组织的务工团队的越来越多。
工作渐渐好做了，可古丽娜还是不得清静。“有谣言说，把维吾尔族姑娘弄到内地当三陪女，我们赶紧派人去各个厂家查证，发现完全是无中生有。”她说。
“还有人说，让农民出去打工挣钱，是拜金主义，破坏了维吾尔族传统文化，难道我们维吾尔族就不能致富、过好日子吗?”
她给本刊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在内地交流时，一位女干部在开会时侃侃而谈，见解独到，私下交流时才知道她是朝鲜族，还会跳朝鲜舞。古丽娜感慨地说：“这种气氛多好啊，平时不讲民族差别，还能保持民族传统，大家平等交流，融洽相处。”
不久前，本刊记者给古丽娜打电话，她已身在广东。记者询问是否有员工因为“6.26”和“7.5”事件害怕并要求返乡，她说：“没有一人非正常返乡，都是因合同到期才离岗的。”
“新疆古丽”的心愿
与孜乃提相遇很偶然。在疏附县罕南力克镇，《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乘坐的越野车驶过一条乡村土路时，她和母亲就站在路旁的棚檐下。
扬尘散去，能够看清她的家只有一间土屋和一个小院，没有饲养鸡鸭牛羊，这在当地维吾尔族农民中算是极贫穷的了。
土屋内，一张大通铺，铺着破旧的毯子和毡子，红黑色的几何图案已经暗淡，屋内除了一个齐腰高的木柜，再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
19岁的孜乃提对记者的到来并不感到吃惊，她甚至能说简单的普通话——除了在学校学过汉语，她还曾在内地打过两年工。
3年前，孜乃提初中毕业，正赶上乡里组织富余劳动力到内地务工。“她父亲不愿意让她外出，她还小，家里农活又多。”孜乃提的母亲说。但她还是报名了，也许是想多挣点钱贴补家里，也许是想试试自己在校学的本事。
一年后，孜乃提带着自己积攒的4000元回家，父母都吃了一惊，这相当于老两口在农田里忙活一年的收入。当她第二次报名外出务工时，父亲不再阻拦。
孜乃提先是在天津某制衣厂工作，后来又在青岛某鞋厂干了一年。据说因为工作努力，表现出色，还差点续约。但是今年４月合同到期时，孜乃提的妈妈肺病加重，她选择了返乡，留在家里帮忙。
她打着赤脚，裤脚挽到膝盖。与其他维吾尔族女孩的装扮不同，她留着齐耳短发，身穿丝绸上衣，尽管面料已经暗淡无光。
“天津太大了，我更喜欢青岛，那里能看到大海。”孜乃提的脸上露出微笑。她说很想念内地的朋友，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看看。
不久前新疆有一部热播电视剧《新疆古丽》。剧情大意是：18岁的喀什乡村姑娘阿依古丽本已考上中专，但因家庭困难放弃学业，报名参加了政府组织的赴内地务工团队，到天津一家制衣厂当工人。凭着勤奋和真诚，她赢得了厂方和内地同行的肯定，也向家乡父老证明了赴内地务工的好处。阿依古丽不但交了一个来自四川的好朋友，还因成绩突出被厂家要求留下继续工作。
电视剧的创作，显然是反映新疆少数民族赴内地务工的热潮。而本刊记者在采访中，的确发现不少像孜乃提一样的“新疆古丽”们，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而远赴内地，以积极的心态学习和接受知识与技能。
在孜乃提家的小土屋旁边，有一处尚未封顶的砖房。“这是抗震安居房，我们盖了好几年也没盖完，钱总不够用，因为要给妈妈治病。”孜乃提说。
孜乃提两次务工带回的1.2万元，大部分都用来买药。“如果妈妈病好了，我可以再出去打工挣钱，继续盖房子。”孜乃提说。
在盖了一半的砖房里，屋子中央有一根粗大的原木柱，上面密密麻麻雕刻着维吾尔族风格的花纹。“这是我爸爸的主意，雕这柱子花了2000元，我和妈妈都觉得还不如多买点水泥，可是他说要把房子建成最漂亮的。”
“每次能添几块砖，我都会很高兴，总有一天会盖好的。”孜乃提说。
“我要开个服装厂”
伽师县，是喀什地区最早推行有组织劳务输出的县之一。宽阔平坦的土路伸向天际，路旁尽是低矮的土房和砖房。维吾尔族喜欢植物，在房子的空隙处都种上郁郁葱葱的杨树，为这片黄土地点缀了生机。
本刊记者要找的人叫古丽合切木，是个19岁的小姑娘。她在天津务工一年回家后，开了一家服装店，成了当地最年轻的老板。
古丽合切木的店位于乡政府对面的一条小河沟旁，与另外五六家小店铺连成一排。门前空地上拉起长长的网布，形成一个凉棚。人们在这里休息聊天，俨然成了当地的“CBD”。
一个瘦小的女孩走了出来，蓝色牛仔服，条纹裙子，头戴纱巾，面带笑意。一般的维吾尔族女孩见到陌生人多少有些害羞，古丽合切木显然与众不同。
“我在内地打工挣了6000元，又向亲戚凑了4000元，开了这家服装店。我想用打工学到的本领，做点有意思的事。”古丽合切木这样说，维吾尔族乡长帮忙翻译。
小店不到10平米，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有，却是乡里唯一的服装裁缝店。店内挂着五颜六色的头巾和裙子，靠墙摆一排木桌当作柜台，上面摆着一些衣物，新潮一点的有衬衫、T恤，传统的就是花花绿绿的艾德莱斯绸缎了。
古丽合切木平时在门外的凉棚下工作，一条长木凳前摆着一台缝纫机，她和母亲都会用缝纫机加工衣物。
“我在天津的工厂上班时，主要是做衣服的领口。”古丽合切木告诉记者，“其实我会的东西还挺多呢。”她比画着她会的技能，也许是工艺比较专业，乡长摇摇头说他不会翻译。
这个小姑娘的理想是在伽师县城开个大一点的服装店，最好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至于在喀什开店，“现在还没有实力，总有一天会实现吧。” 古丽合切木的小店现在每天流水100元左右，照这个速度，她用不了几个月就能把欠款都还上。她缝衣时动作利索从容，流露出这个年龄少有的自信。
几个小女孩来到店里，本刊记者问其中一位高个子女孩是否喜欢这里的衣服，她一口普通话：“还不错。”这些年新疆农村双语教育推广力度加大，很多孩子小学没毕业就能讲普通话了。
女孩说，她正上高中，毕业后也打算去内地。她看了一眼正在缝衣的古丽合切木说：“但是我不会去打工，我要去上大学。”
“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热孜曼姑在天津某棉纺厂工作一年半回家后，一直没事可做。“不知怎么，我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不愿意这样闲下去。”
她在县城一家餐具消毒厂找到了工作，每天干8小时，每月900元。“这工作很抢手，也许因为我在内地工作过吧，汉语不错，也很守纪律，老板就雇了我。”
和热孜曼姑一样，吐孙古丽也不愿闲在家里。她在北京、宁波两地务工三年回到喀什后，被乡政府看中，成为一名技术员，负责农技推广工作。工作一年后，她利用国家提供的就业培训优惠政策，报考乌鲁木齐一所职业高中，希望在电脑操作方面有所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田间陇上辗转多日，走访了伽师、疏勒、疏附等劳务输出大县，像孜乃提、古丽合切木、热孜曼姑、吐孙古丽这样经历过内地务工、向往城市生活的女孩比比皆是。
“内地厂家喜欢招女工，我们在输出劳务时自然也是女孩子占多数。”伽师县技能培训中心的李桂文告诉本刊记者。
李桂文是在南疆土生土长的汉族人。她所在的技能培训中心成立于2007年，仅2008年就组织向内地转移富余劳动力8300多人。中心有一座四层的综合大楼和一片宽阔的操场，算是县里最宏伟的建筑之一。这里除了提供务工需求信息外，还设有多个强化培训班，自由报名参训，一律免费。
“男孩一般学习电焊、木工、建筑，他们可以考取资格证书，女孩子就学习缝纫、编织。”李桂文说，男工自主性比较强，除了政府组织务工外，还经常自行组团联系务工单位；女孩的依赖性强一些，必须由政府组织，否则家里人也不放心。
在位于三层的一间教室里，坐着44名女学生，都是十八九岁，她们即将启程前往浙江绍兴某纺织厂。女孩们有的穿着传统一些，有的则打扮入时。“你看那个梳娃娃头型的姑娘，她前些日子刚从北京打工回来，听说浙江要招工，第一个就报名了。”
李桂文摸摸她的脑袋问：“这头型花了多少钱?”小姑娘不好意思地说：“30多。”“还可以，上次在天津有个姑娘花了200多做头发，我狠狠批评了她一顿。”李桂文笑着说。
喀什是是我国最靠西的大城市，距吉尔吉斯斯坦边境仅百公里。它坐落在新疆塔里木盆地西端的戈壁绿洲之上，自古商旅云集，是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
如今，老城依旧在，新城也不断“长大”，喀什俨然成为一座融汇古今中外多元风格的城市。用法籍学者高大伟的话说，它“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
如果你在这里看到悠闲生活的汉族居民，不必奇怪。汉族人占喀什人口的10％以上，不少已在这里生活了两三代甚至更久。
如果你听说喀什地区的维吾尔族农民成群结队到山东、天津、浙江、广东去打工，也不用奇怪。
五六年前，喀什地区为了促进农民增收，“设计”出这样一套办法：政府出面，联系内地厂家，组织农村富余劳动力前往务工，食宿、路费、签合同都由政府代理。
几年下来，农民挣了钱，日子好过些了，愿意到内地务工的越来越多。正当各县干部为接单、招工、组团而忙碌时，两场风波把新疆向内地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政策推上了风口浪尖。
古丽娜的酸甜苦辣
古丽娜是疏附县委常委，分管劳务输出。她一头金黄色的卷发，眉清目秀。
自从向内地组织劳务输出伊始，古丽娜就没清闲过。“我们联络考查的单位一定要有实力，过几天就倒闭了可不行；出去务工的农民一定要自愿，如果他们自己不乐意，不但干不好，还可能偷跑回来；很多人是第一次去内地，生活一定要照顾好，我们都是从家乡找厨师过去给他们做饭，羊肉和馕都要有……”
“工作做得细致些，少出纰漏，农民就会渐渐理解政府的诚意，接受这项政策。”古丽娜告诉本刊记者，刚开始很多人不愿离开家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打工，这些年来人们看到了外出务工的好处，主动报名参加政府组织的务工团队的越来越多。
工作渐渐好做了，可古丽娜还是不得清静。“有谣言说，把维吾尔族姑娘弄到内地当三陪女，我们赶紧派人去各个厂家查证，发现完全是无中生有。”她说。
“还有人说，让农民出去打工挣钱，是拜金主义，破坏了维吾尔族传统文化，难道我们维吾尔族就不能致富、过好日子吗?”
她给本刊记者讲述了自己的一段经历：在内地交流时，一位女干部在开会时侃侃而谈，见解独到，私下交流时才知道她是朝鲜族，还会跳朝鲜舞。古丽娜感慨地说：“这种气氛多好啊，平时不讲民族差别，还能保持民族传统，大家平等交流，融洽相处。”
不久前，本刊记者给古丽娜打电话，她已身在广东。记者询问是否有员工因为“6.26”和“7.5”事件害怕并要求返乡，她说：“没有一人非正常返乡，都是因合同到期才离岗的。”
“新疆古丽”的心愿
与孜乃提相遇很偶然。在疏附县罕南力克镇，《瞭望东方周刊》记者乘坐的越野车驶过一条乡村土路时，她和母亲就站在路旁的棚檐下。
扬尘散去，能够看清她的家只有一间土屋和一个小院，没有饲养鸡鸭牛羊，这在当地维吾尔族农民中算是极贫穷的了。
土屋内，一张大通铺，铺着破旧的毯子和毡子，红黑色的几何图案已经暗淡，屋内除了一个齐腰高的木柜，再看不到一件像样的家具。
19岁的孜乃提对记者的到来并不感到吃惊，她甚至能说简单的普通话——除了在学校学过汉语，她还曾在内地打过两年工。
3年前，孜乃提初中毕业，正赶上乡里组织富余劳动力到内地务工。“她父亲不愿意让她外出，她还小，家里农活又多。”孜乃提的母亲说。但她还是报名了，也许是想多挣点钱贴补家里，也许是想试试自己在校学的本事。
一年后，孜乃提带着自己积攒的4000元回家，父母都吃了一惊，这相当于老两口在农田里忙活一年的收入。当她第二次报名外出务工时，父亲不再阻拦。
孜乃提先是在天津某制衣厂工作，后来又在青岛某鞋厂干了一年。据说因为工作努力，表现出色，还差点续约。但是今年４月合同到期时，孜乃提的妈妈肺病加重，她选择了返乡，留在家里帮忙。
她打着赤脚，裤脚挽到膝盖。与其他维吾尔族女孩的装扮不同，她留着齐耳短发，身穿丝绸上衣，尽管面料已经暗淡无光。
“天津太大了，我更喜欢青岛，那里能看到大海。”孜乃提的脸上露出微笑。她说很想念内地的朋友，但是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去看看。
不久前新疆有一部热播电视剧《新疆古丽》。剧情大意是：18岁的喀什乡村姑娘阿依古丽本已考上中专，但因家庭困难放弃学业，报名参加了政府组织的赴内地务工团队，到天津一家制衣厂当工人。凭着勤奋和真诚，她赢得了厂方和内地同行的肯定，也向家乡父老证明了赴内地务工的好处。阿依古丽不但交了一个来自四川的好朋友，还因成绩突出被厂家要求留下继续工作。
电视剧的创作，显然是反映新疆少数民族赴内地务工的热潮。而本刊记者在采访中，的确发现不少像孜乃提一样的“新疆古丽”们，为了让家人过上好日子而远赴内地，以积极的心态学习和接受知识与技能。
在孜乃提家的小土屋旁边，有一处尚未封顶的砖房。“这是抗震安居房，我们盖了好几年也没盖完，钱总不够用，因为要给妈妈治病。”孜乃提说。
孜乃提两次务工带回的1.2万元，大部分都用来买药。“如果妈妈病好了，我可以再出去打工挣钱，继续盖房子。”孜乃提说。
在盖了一半的砖房里，屋子中央有一根粗大的原木柱，上面密密麻麻雕刻着维吾尔族风格的花纹。“这是我爸爸的主意，雕这柱子花了2000元，我和妈妈都觉得还不如多买点水泥，可是他说要把房子建成最漂亮的。”
“每次能添几块砖，我都会很高兴，总有一天会盖好的。”孜乃提说。
“我要开个服装厂”
伽师县，是喀什地区最早推行有组织劳务输出的县之一。宽阔平坦的土路伸向天际，路旁尽是低矮的土房和砖房。维吾尔族喜欢植物，在房子的空隙处都种上郁郁葱葱的杨树，为这片黄土地点缀了生机。
本刊记者要找的人叫古丽合切木，是个19岁的小姑娘。她在天津务工一年回家后，开了一家服装店，成了当地最年轻的老板。
古丽合切木的店位于乡政府对面的一条小河沟旁，与另外五六家小店铺连成一排。门前空地上拉起长长的网布，形成一个凉棚。人们在这里休息聊天，俨然成了当地的“CBD”。
一个瘦小的女孩走了出来，蓝色牛仔服，条纹裙子，头戴纱巾，面带笑意。一般的维吾尔族女孩见到陌生人多少有些害羞，古丽合切木显然与众不同。
“我在内地打工挣了6000元，又向亲戚凑了4000元，开了这家服装店。我想用打工学到的本领，做点有意思的事。”古丽合切木这样说，维吾尔族乡长帮忙翻译。
小店不到10平米，连个像样的招牌都没有，却是乡里唯一的服装裁缝店。店内挂着五颜六色的头巾和裙子，靠墙摆一排木桌当作柜台，上面摆着一些衣物，新潮一点的有衬衫、T恤，传统的就是花花绿绿的艾德莱斯绸缎了。
古丽合切木平时在门外的凉棚下工作，一条长木凳前摆着一台缝纫机，她和母亲都会用缝纫机加工衣物。
“我在天津的工厂上班时，主要是做衣服的领口。”古丽合切木告诉记者，“其实我会的东西还挺多呢。”她比画着她会的技能，也许是工艺比较专业，乡长摇摇头说他不会翻译。
这个小姑娘的理想是在伽师县城开个大一点的服装店，最好有自己的生产车间。至于在喀什开店，“现在还没有实力，总有一天会实现吧。” 古丽合切木的小店现在每天流水100元左右，照这个速度，她用不了几个月就能把欠款都还上。她缝衣时动作利索从容，流露出这个年龄少有的自信。
几个小女孩来到店里，本刊记者问其中一位高个子女孩是否喜欢这里的衣服，她一口普通话：“还不错。”这些年新疆农村双语教育推广力度加大，很多孩子小学没毕业就能讲普通话了。
女孩说，她正上高中，毕业后也打算去内地。她看了一眼正在缝衣的古丽合切木说：“但是我不会去打工，我要去上大学。”
“跟以前不太一样了”
热孜曼姑在天津某棉纺厂工作一年半回家后，一直没事可做。“不知怎么，我跟以前不太一样了，不愿意这样闲下去。”
她在县城一家餐具消毒厂找到了工作，每天干8小时，每月900元。“这工作很抢手，也许因为我在内地工作过吧，汉语不错，也很守纪律，老板就雇了我。”
和热孜曼姑一样，吐孙古丽也不愿闲在家里。她在北京、宁波两地务工三年回到喀什后，被乡政府看中，成为一名技术员，负责农技推广工作。工作一年后，她利用国家提供的就业培训优惠政策，报考乌鲁木齐一所职业高中，希望在电脑操作方面有所提高。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在田间陇上辗转多日，走访了伽师、疏勒、疏附等劳务输出大县，像孜乃提、古丽合切木、热孜曼姑、吐孙古丽这样经历过内地务工、向往城市生活的女孩比比皆是。
“内地厂家喜欢招女工，我们在输出劳务时自然也是女孩子占多数。”伽师县技能培训中心的李桂文告诉本刊记者。
李桂文是在南疆土生土长的汉族人。她所在的技能培训中心成立于2007年，仅2008年就组织向内地转移富余劳动力8300多人。中心有一座四层的综合大楼和一片宽阔的操场，算是县里最宏伟的建筑之一。这里除了提供务工需求信息外，还设有多个强化培训班，自由报名参训，一律免费。
“男孩一般学习电焊、木工、建筑，他们可以考取资格证书，女孩子就学习缝纫、编织。”李桂文说，男工自主性比较强，除了政府组织务工外，还经常自行组团联系务工单位；女孩的依赖性强一些，必须由政府组织，否则家里人也不放心。
在位于三层的一间教室里，坐着44名女学生，都是十八九岁，她们即将启程前往浙江绍兴某纺织厂。女孩们有的穿着传统一些，有的则打扮入时。“你看那个梳娃娃头型的姑娘，她前些日子刚从北京打工回来，听说浙江要招工，第一个就报名了。”
李桂文摸摸她的脑袋问：“这头型花了多少钱?”小姑娘不好意思地说：“30多。”“还可以，上次在天津有个姑娘花了200多做头发，我狠狠批评了她一顿。”李桂文笑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