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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历史的回顾和对现状的总结，可以发现中西在语言研究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距。找出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并寻找对策加以克服，是中国语言学界面临的棘手问题。哲学是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学问，是指导各门具体学科的基础。本文从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开始展开探讨，通过比较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国语言学研究现状及其产生的根源并探讨克服不足的对策。
关键词： 语言研究 西方哲学 中国哲学
1.引言
回顾中国语言学界的发展历史和研究传统，不难发现，长期以来，我国的语言研究都是在西方语言理论的观照下进行的。即使到目前，中国的语言学家似乎也没能开创新的研究视角，拿出独创性的具有世界影响的语言学理论体系，只是亦步亦趋地追逐西方语言学研究的脚步和趋势。西方结构主义主导，我们就流行结构主义；西方开始流行转换生成语言学，国内也就以之形成了热点；西方功能主义为主导了，我们也就渐渐疏远了转换生成语法；西方以认知为新的研究视角了，我们也就唯马首是瞻地跟进了。
这种现象已经成了中国语言学界公认的棘手问题。钱冠连先生（1）在《对比语言学者的一个历史任务》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拿不出具有向国外语言学挑战实力的、有学派意义的语言学成果，拿不出有汉语特色的现代语言学分支学科成果，毕竟是一个重大缺陷。”
潘文国先生（2）也曾对此进行了总结并尝试分析原因，认为一直以来，我国的语言研究缺少自己独创性的理论，始终在设定好的洋框框里打转，跳出这个框又进入那个框。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自己的语言哲学和语法哲学，没有建立自己的本体语言观。缺乏自身坚固的语言观的支撑，中国的语言学界就必然缺乏去伪存真的批判眼光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鉴别能力；对于外来理论，只能是引进和套用，成为程度不同的西化后续研究。
乍看，语言学与哲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门学科，何以把中国语言学研究现状归结为哲学方面的原因？本文就以此为方向，从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开始展开探讨，通过比较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国语言研究现状的根源并探讨克服不足的对策。
2.语言与哲学
目前，语言学家们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注在哲学研究上，意识到不研究哲学，不能从哲学层面思考自己的研究对象及方法，就会使研究缺乏宏观的指引，从而陷入盲目。西方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曾经高屋建瓴地指出，在古希腊语中，philosophy（词源意义“爱智慧”）研究的范围包罗万象，几乎囊括人类的全部知识，也包括现在看来属于早期语言学探索的内容。从古希腊起，西方哲学大体上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向，即古代的本体论转向，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和当代的语言学转向（3）。所以，进行语言研究的学者，决不能认为哲学与所从事的研究对象没有关系而忽略它，要充分重视哲学对于开展研究的宏观指导意义。
语言哲学，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中发生的“语言的转向”的重要结果，如今已成为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学科。语言哲学中，最重要的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这一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命题，人们争论已久，产生了诸多的理论成果，至今仍无定论。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沃尔夫-萨丕尔假说”（Whorf-Sapir hypothesis）。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1）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即语言决定思维，一个人的思想形式，是受他所没有意识到的语言型式的规律支配的；（2）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即思维相对于语言，思维模式随着语言的不同而不同。这一假说，在一系列人文科学研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另一个较有影响的理论，与沃尔夫假说针锋相对，即“认知假说”（cognition hypothesis），认为知识先于语言，思维决定语言。
不管是语言决定思维还是思维决定语言，语言与思维间相互作用、影响，它们相互间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它们就像一对孪生姊妹，相生相辅。用比喻的方式谈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更为形象：语言犹如七巧板，在拼板有限的几种固有形状上，可以拼出许多其他几何形状甚至是事物的图形；但在这看似无限的组合可能中，也能够发现，拼出的图形，在数量和精细程度上会受到拼板的形状、数量以及精细程度等因素的制约；因此，有的可以拼出类似工笔画那样的图案，表现的内容具体丰富又细腻，有的只能拼出类似写意画那样的图案，抽象简约甚至诡秘，把表现对象的许多内容略去到了意会的地步（4）。套用这个比喻，对于本文要讨论的中西方语言研究成果的巨大差异这一命题，对中西哲学比较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把这个问题给弄透彻了，才能找出症结所在，把研究更好地开展下去，才能把七巧板游戏继续玩下去；最终，能够一探究竟，看看中西语言研究各自是工笔画还是写意画。
3.中西哲学的不同语言走向
中西语言研究的现状和差距已经显而易见，探寻现象背后隐藏的深刻本质就成了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课题。为什么在语言研究方面，中不如西？中西哲学不同的语言走向，注定了中国哲学不曾像西方哲学那样走上对语言进行细致缜密分析的道路。
钱冠连先生曾从下面三个方面总结为何中国哲学未曾进行深入的语言分析：中国哲学的语言偏爱暗示而不明晰，不表示任何严密的演绎推理中的概念；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以坚决的态度固执地拒绝付诸语言与文字；中国哲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从不曾尝试要从纯粹的语言形式中寻求答案（5）。
对于中国哲学中的显著语言障碍，究其原因，大抵在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在于对于事物的直接领悟，所以中国哲学的语言才会富于暗示而不明晰；不明晰是因为它并不表示在任何严密逻辑制约下的演绎推理中的概念，所传达的不过是哲学家个人的所思所想，可以富于暗示无需明确。正因如此，中国哲学语言形成了“文约义丰”的传统（6）。
中国哲学的精神，讲究内圣外王之道，学哲学不仅是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养成人格，而养成人格，无需借助于语言符号的表达。中国哲学讲究内心的诉求，追寻人心中的和平与幸福，这种内在的精神探求，需要的是长时间的自省，而非符号表达。东汉以后，佛教传入我国，在逐渐发展影响力壮大的过程中，与中国哲学结合，形成了禅宗。禅宗的主旨就在于不设文字，更强调顿悟，拒绝诉诸于语言文字。这种种的求悟，也造成了逻辑分析法在中国哲学中从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事实。 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例如天人合一、人文精神等，不是从语言形式萌发的，因而也从未进行从汉语形式中求解的研究。
而西方哲学在传统上就受形式逻辑的影响，以逻辑化、严密的形式论证为特征，这些都要借助于符号，因而西方哲学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语言分析。经过了语言性转向后，西方哲学家更是认为分析语言就是在研究哲学，由此西方哲学与语言分析更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西方哲学的关注点在于研究“是、诸是、存在”，本身就是从西方语言中盘旋出来的，因而与语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简言之，从方法论看，西方哲学重形式与逻辑，侧重外部存在，因而产生了诸多的哲学名家和著作，不断开阔思路，形成新的问题，比较容易走向平民。西方语言研究的发达，乃至科学技术的发达，与西方哲学的方法论特点是有极大关系的。而中国哲学在方法论上，重感悟，重人文精神，不通过符号进行研究，因而虽然深刻，却玄虚不容易走向大众，难以普及运用。受此影响，中国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落后，语言研究的不发达，与之有极大关联。
4.结语
经过以上分析，是否能论证走上了语言分析的哲学与没有走向语言分析的哲学，孰更高明孰更深厚？答案是否定的。中西哲学只是各有自己的主要兴趣与讨论对象罢了，与孰优孰劣无关。但是，经过分析，中国哲学在语言研究方面的不足还是很明显的。知道了不足，就该有的放矢地进行改进。
钱冠连先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次独特的比较，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语言学家“缺乏创造的勇气”和“缺乏定量研究”两大不足，并从比较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三点启示，为中国语言学研究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指明了方向。他指出，中国的语言学家应该自觉地主动地加强哲学修养，以哲学带动语言学，使语言学研究深刻起来；应该进行严格的方法论训练，因为这是一个语言学家学术研究的基础；语言学家要以当代的科学知识武装自己，才能抓住科学发展的契机（7）。这就引导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不管是汉英对比，还是普通语言学，或是其他种种的研究方向，要调整和改变研究方法，尽量摆脱中式思维方法在语言研究方面给我们造成的负向影响。相信，就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语言学家会拿出独创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影响巨大的语言学理论成果。
参考文献：
[1]钱冠连.对比语言学者的一个历史任务[J].外语研究，1999，61：6.
[2]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7：21-22.
[3]伍铁平.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56.
[4]陈月明.汉语词汇的思维特征管窥[J].宁波大学学报，1995，2：3.
[5]钱冠连.中西哲学的不同语言走向[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6：1-4.
[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2-23.
[7]钱冠连.语言学理论框架的跨国对比[A].见：刘重德主编.英汉语比较与翻译[C].青岛：青岛出版社，1998：44-48.
关键词： 语言研究 西方哲学 中国哲学
1.引言
回顾中国语言学界的发展历史和研究传统，不难发现，长期以来，我国的语言研究都是在西方语言理论的观照下进行的。即使到目前，中国的语言学家似乎也没能开创新的研究视角，拿出独创性的具有世界影响的语言学理论体系，只是亦步亦趋地追逐西方语言学研究的脚步和趋势。西方结构主义主导，我们就流行结构主义；西方开始流行转换生成语言学，国内也就以之形成了热点；西方功能主义为主导了，我们也就渐渐疏远了转换生成语法；西方以认知为新的研究视角了，我们也就唯马首是瞻地跟进了。
这种现象已经成了中国语言学界公认的棘手问题。钱冠连先生（1）在《对比语言学者的一个历史任务》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拿不出具有向国外语言学挑战实力的、有学派意义的语言学成果，拿不出有汉语特色的现代语言学分支学科成果，毕竟是一个重大缺陷。”
潘文国先生（2）也曾对此进行了总结并尝试分析原因，认为一直以来，我国的语言研究缺少自己独创性的理论，始终在设定好的洋框框里打转，跳出这个框又进入那个框。原因之一，就是没有自己的语言哲学和语法哲学，没有建立自己的本体语言观。缺乏自身坚固的语言观的支撑，中国的语言学界就必然缺乏去伪存真的批判眼光和取其精华弃其糟粕的鉴别能力；对于外来理论，只能是引进和套用，成为程度不同的西化后续研究。
乍看，语言学与哲学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门学科，何以把中国语言学研究现状归结为哲学方面的原因？本文就以此为方向，从语言学与哲学的关系开始展开探讨，通过比较中西思维方式的差异，分析中国语言研究现状的根源并探讨克服不足的对策。
2.语言与哲学
目前，语言学家们越来越多地把目光投注在哲学研究上，意识到不研究哲学，不能从哲学层面思考自己的研究对象及方法，就会使研究缺乏宏观的指引，从而陷入盲目。西方哲学家和语言学家曾经高屋建瓴地指出，在古希腊语中，philosophy（词源意义“爱智慧”）研究的范围包罗万象，几乎囊括人类的全部知识，也包括现在看来属于早期语言学探索的内容。从古希腊起，西方哲学大体上经历了三次大的转向，即古代的本体论转向，近代的认识论转向和当代的语言学转向（3）。所以，进行语言研究的学者，决不能认为哲学与所从事的研究对象没有关系而忽略它，要充分重视哲学对于开展研究的宏观指导意义。
语言哲学，作为20世纪西方哲学中发生的“语言的转向”的重要结果，如今已成为哲学研究中的重要分支学科。语言哲学中，最重要的是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这一直是一个异常复杂的命题，人们争论已久，产生了诸多的理论成果，至今仍无定论。其中，比较有影响力的有“沃尔夫-萨丕尔假说”（Whorf-Sapir hypothesis）。该理论的基本思想是：（1）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即语言决定思维，一个人的思想形式，是受他所没有意识到的语言型式的规律支配的；（2）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即思维相对于语言，思维模式随着语言的不同而不同。这一假说，在一系列人文科学研究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另一个较有影响的理论，与沃尔夫假说针锋相对，即“认知假说”（cognition hypothesis），认为知识先于语言，思维决定语言。
不管是语言决定思维还是思维决定语言，语言与思维间相互作用、影响，它们相互间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它们就像一对孪生姊妹，相生相辅。用比喻的方式谈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更为形象：语言犹如七巧板，在拼板有限的几种固有形状上，可以拼出许多其他几何形状甚至是事物的图形；但在这看似无限的组合可能中，也能够发现，拼出的图形，在数量和精细程度上会受到拼板的形状、数量以及精细程度等因素的制约；因此，有的可以拼出类似工笔画那样的图案，表现的内容具体丰富又细腻，有的只能拼出类似写意画那样的图案，抽象简约甚至诡秘，把表现对象的许多内容略去到了意会的地步（4）。套用这个比喻，对于本文要讨论的中西方语言研究成果的巨大差异这一命题，对中西哲学比较的重要性就凸现出来了。把这个问题给弄透彻了，才能找出症结所在，把研究更好地开展下去，才能把七巧板游戏继续玩下去；最终，能够一探究竟，看看中西语言研究各自是工笔画还是写意画。
3.中西哲学的不同语言走向
中西语言研究的现状和差距已经显而易见，探寻现象背后隐藏的深刻本质就成了最关键也是最困难的课题。为什么在语言研究方面，中不如西？中西哲学不同的语言走向，注定了中国哲学不曾像西方哲学那样走上对语言进行细致缜密分析的道路。
钱冠连先生曾从下面三个方面总结为何中国哲学未曾进行深入的语言分析：中国哲学的语言偏爱暗示而不明晰，不表示任何严密的演绎推理中的概念；中国哲学的精神是以坚决的态度固执地拒绝付诸语言与文字；中国哲学所研究的主要问题从不曾尝试要从纯粹的语言形式中寻求答案（5）。
对于中国哲学中的显著语言障碍，究其原因，大抵在于中国哲学研究的出发点在于对于事物的直接领悟，所以中国哲学的语言才会富于暗示而不明晰；不明晰是因为它并不表示在任何严密逻辑制约下的演绎推理中的概念，所传达的不过是哲学家个人的所思所想，可以富于暗示无需明确。正因如此，中国哲学语言形成了“文约义丰”的传统（6）。
中国哲学的精神，讲究内圣外王之道，学哲学不仅是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养成人格，而养成人格，无需借助于语言符号的表达。中国哲学讲究内心的诉求，追寻人心中的和平与幸福，这种内在的精神探求，需要的是长时间的自省，而非符号表达。东汉以后，佛教传入我国，在逐渐发展影响力壮大的过程中，与中国哲学结合，形成了禅宗。禅宗的主旨就在于不设文字，更强调顿悟，拒绝诉诸于语言文字。这种种的求悟，也造成了逻辑分析法在中国哲学中从未得到充分发展的事实。 中国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例如天人合一、人文精神等，不是从语言形式萌发的，因而也从未进行从汉语形式中求解的研究。
而西方哲学在传统上就受形式逻辑的影响，以逻辑化、严密的形式论证为特征，这些都要借助于符号，因而西方哲学自然而然地走向了语言分析。经过了语言性转向后，西方哲学家更是认为分析语言就是在研究哲学，由此西方哲学与语言分析更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西方哲学的关注点在于研究“是、诸是、存在”，本身就是从西方语言中盘旋出来的，因而与语言有千丝万缕的联系。
简言之，从方法论看，西方哲学重形式与逻辑，侧重外部存在，因而产生了诸多的哲学名家和著作，不断开阔思路，形成新的问题，比较容易走向平民。西方语言研究的发达，乃至科学技术的发达，与西方哲学的方法论特点是有极大关系的。而中国哲学在方法论上，重感悟，重人文精神，不通过符号进行研究，因而虽然深刻，却玄虚不容易走向大众，难以普及运用。受此影响，中国近代以来科学技术落后，语言研究的不发达，与之有极大关联。
4.结语
经过以上分析，是否能论证走上了语言分析的哲学与没有走向语言分析的哲学，孰更高明孰更深厚？答案是否定的。中西哲学只是各有自己的主要兴趣与讨论对象罢了，与孰优孰劣无关。但是，经过分析，中国哲学在语言研究方面的不足还是很明显的。知道了不足，就该有的放矢地进行改进。
钱冠连先生在这方面进行了一次独特的比较，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语言学家“缺乏创造的勇气”和“缺乏定量研究”两大不足，并从比较国外学者的研究中得到了三点启示，为中国语言学研究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指明了方向。他指出，中国的语言学家应该自觉地主动地加强哲学修养，以哲学带动语言学，使语言学研究深刻起来；应该进行严格的方法论训练，因为这是一个语言学家学术研究的基础；语言学家要以当代的科学知识武装自己，才能抓住科学发展的契机（7）。这就引导我们在今后的研究中，不管是汉英对比，还是普通语言学，或是其他种种的研究方向，要调整和改变研究方法，尽量摆脱中式思维方法在语言研究方面给我们造成的负向影响。相信，就在不远的将来，中国的语言学家会拿出独创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影响巨大的语言学理论成果。
参考文献：
[1]钱冠连.对比语言学者的一个历史任务[J].外语研究，1999，61：6.
[2]潘文国.汉英语对比纲要[M].北京：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1997：21-22.
[3]伍铁平.语言学是一门领先的科学[M].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4：56.
[4]陈月明.汉语词汇的思维特征管窥[J].宁波大学学报，1995，2：3.
[5]钱冠连.中西哲学的不同语言走向[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1，6：1-4.
[6]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M].第二版.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22-23.
[7]钱冠连.语言学理论框架的跨国对比[A].见：刘重德主编.英汉语比较与翻译[C].青岛：青岛出版社，1998：44-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