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各国经济结构的大调整和信息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促使全球化进程加快。中国企业领导人如何尽快地丰富、提高自己，应对国际竞争，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现实问题。经过十几年的努力，中国企业领导在对外交往中已经有了很大变化。外方人士评论，过去开国际会议，中国企业家常常是自己聚集在一起，很少与外国企业家接触，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已经有一些中国企业CEO开始在产业相通的领域中寻求对话交流的伙伴了。
　　情况既便如此，中国企业的领导者参与国际交流的机会还是显得很少。跟发达国家比我们显得很少，跟类似的发展中国家比我们仍然显得不够。
　　去年年底，由美国《商业周刊》第十届CEO年会在北京中国大饭店举行了为期三天题为“传承胜势：推进革新，积极应变”的会议。来自全球50多位知名公司的CEO聚首北京，很多议题实际上也是中国企业很关心的问题。会议就中国和印度行业领先地位与创新、如何把创新付诸实施、企业管理之道、企业文化优势、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竞争优势、新兴传媒的挑战等一系列话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年会非常国际化，参会的国际大企业来自美国、加拿大、欧洲、澳洲、日本、韩国，还包括印度、中东、东南亚等地，中国的经济和发展是大会的热门话题。但是在来自世界各地的50多位参会名单的CEO中，中国企业来参加的只有3位，他们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总裁王建宙，联想集团高级副总裁马雪征、东软集团的总裁刘积仁。相反，来自印度的企业家有8位之多，来自沙特的也有4位，并且很多都在大会上有所发言。中国企业家在国际上讨论中国经济的论坛上，缺位的现象不仅仅是这一次。今年初在瑞士达沃斯举办的世界经济论坛，全球各行业精英和企业家云集的会议。会议上很多各国企业家都在讨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但中国企业参会的却只有30多位，而来自印度的参会人士却有300多，足足是中国参会人数的10倍。还有今年4月份美国洛杉矶参加MilkenInstitute全球论坛，可以和达沃斯论坛媲美。参会人员来自全球，有2500人之多，但来自中国的参会人员不超过10名，与弥漫整个会场浓厚讨论中国的氛围形成了鲜明的反差。
　　中国企业家缺席国际论坛的原因很多，一是观念和习惯问题。国内企业家这些年来改革开放一向比较习惯外国企业找上门来，不太有主动出击的习惯。在观念上，国内企业家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认为论坛、公关活动和市场推广等不那么重要。中国企业家在国际论坛上缺席的第二个原因是语言障碍。中国现在还处在市场经济第一代的企业家阶段，很多人都没有掌握英语。没有国际商务语言的便利，自然也就不愿多去这类国际化的场合。还有不少国内企业家不善于跨文化交流，敏于行纳于言，没有和老外打交道的兴趣，这也是影响和国外交流的原因。眼下中国能走出去的企业还不多，在世界500强排名的还只有十几家，真正国际化的企业家还太少，而年轻一代比较国际化的企业家往往还在论资排辈之中，还轮不上代表企业登上国际论坛。在国际论坛上，企业家来自世界各国，集中一地，是交流和捕捉商机的时机。我认为，中国CEO应该充分参与国际化的论坛，宣传自己的企业。
　　值得中国企业家重视和关注的是，网络正在使工业经济的规则发生改变，网络带来了一种全新的经济模式。过去，在异地发生的事情，为你所知时在时间上已成为历史。而现在，借助因特网，任何事情都可以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传遍全世界。这一切都使得这个世界变得更为复杂，使企业经营的内外环境充满不确定因素。市场的全球化带来了竞争的国际化，企业家备感压力。在这种形势下，企业的兴衰成败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经营者能否具有审时度势、总揽全局、正确决策的素质。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加速了全球一体化的进程，高科技、特别是网络技术的兴起与普及，极大地冲击了传统的经营理念与方法。这使中国企业家需要应对新的变化。
　　中国企业的经营战略在走向国际的时候的确需要调整思路。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引进来，招商引资。中国企业走出去，这需要引起更大的重视，我们的外汇储备很高，我们500强企业已经有23家企业，怎样把中国的中小企业，和中国的大型企业带出去，是所有中国企业家需要考虑的问题。
　　中国企业为什么必须走出去?现在中国国力是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达到了走出去的阶段，比如根据联合国有关机构的建议或者分析。当一个国家人均收入在几百美元的时候，就有零星的对外投资，当人均收入达到1000美元的时候，是系统的对外投资。当人均收入达到1500美元的时候，是大规模的海外投资可能快到来了。按照中国目前的水平来讲，其实在沿海城市很多都达到了三四千美元甚至是四五千美元，中国起码有相当大的一块的发达地区早已经达到了走出去的那种很高级的阶段。所以，从综合国力来讲，中国的产品走出去已经达到了近6000亿的规模。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产品走出去了以后，企业必然会跟着走出去。按照国际惯例来讲，比如日本企业、韩国企业、欧美企业。他们都走出去的前提下，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时代是到来了。
　　中国企联副理事长潘承烈教授认为，中国企业家通过国际性会议，首先，可以更直接地从外国企业家那里获取信息，吸收养料，以便更好地了解对传统的经营思路与方式究竟带来哪些冲击与挑战，从而制定正确的企业发展战略。第二，中国企业家要善于通过国际会议中外代表的演讲及资料汲取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怎样把收集到的信息组织起来进行加工，达到为决策服务的目的，将取决于企业领导本人的眼力与智慧。这些信息，不可能完全符合你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并提供现成答案，需要企业家自己把这些信息结合本企业的情况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地加以思考、分析、加工、提炼，最后找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新方案。网络技术与电子商务为企业提供了无限的商机。但是，如果你比竞争对手慢半拍，那么机会就被别人抢走。第三，企业家必须在全球的范围内为自己重新定位，千万不能把自己局限于所在地区。企业在制定战略时，必须着眼于全球同行业所设置的标准作为衡量自己的尺度，否则这个企业在竞争中就难以发展。
　　关于中国CEO国际化的问题，媒体和各言论平台都在热炒，更有人拿台湾企业新生代CEO与内地企业CEO做了比较，发现国内CEO与他们也存在着差距：
　　第一是国际化能力的差距。台湾的新生代CEO基本在欧美接受主流教育，还有家族本身的熏陶。有的企业家还在国际大公司工作过，接触的完全是欧美的现代企业管理和商业运做。而内地的企业家和CEO大多都是草根出身，管理经验完全靠自己摸索，这样就造成商业理念上的巨大差距。
　　第二是对市场理解的差距。台湾新生代CEO接受的商业训练非常完整，他们从小就知道市场经济是怎么样的，应该怎样做才符合市场规律。而内地的企业家和CEO，以前接受的都是非商务训练，学习计划经济和政治运动。这些差别在细节上表现为语言体系的不同，在和他们交流的时候，我们使用语言系统都是非商务的，他们使用的则是纯商务性语言。
　　第三是企业管理方法的差距。台湾新生代CEO的管理架构相当完备，有清晰的基础治理结构，企业是一个完全的现代商业组织。董事会是董事会，监事会是监事会，各司其职各理其政。而我们的企业在相当一段时间里都是非商业化的商业组织，多数企业的管理者是草台班子，江湖气重，更不用谈建立企业基础结构。
　　中国的职业经理人自身素质还存在几大障碍：一是从创业者到职业经理人角色转换的障碍；二是跨越文化背景的障碍；三是适应国际化要求的障碍；四是与资本沟通并驾驭资本运作的障碍。跨越这些障碍，一个职业经理人才能真正做到，把自己对事业的忠诚转化为对资本的忠诚，对企业的忠诚。而企业一旦参与国际化竞争，对手将是一流的跨国公司，CEO面临的压力将会更大，全球市场变幻莫测，现在的竞争比20年前甚至5年前更为惨烈，业务更加难做。而投资者对经营者的期望值会更高，董事会把CEO当做无所不能、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的超人。还有，CEO既要对投资者不断做出新的承诺，而且随时面临新技术、新产品的冲击。
　　很多经理人认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很快，但与国际接轨还有着相当的距离，国外管理人才在风险投资和资本运作上都有相当的积累，其优势非常明显。中国CEO缺乏的是现代化的思维方式和全球化的视野，很多人过于关注理论上的思考，缺乏把理念放入真实环境中去验证和改进的能力，简单说就是执行能力过低。要走向国际化，中国CEO必须向世界上一流的职业经理人学习，要想避免“下课”，只有一条路，在与资本共舞的同时，增强“狼”一样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