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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桶效应”与和谐社会
当前弱势群体问题在我国之所以引起普遍关注，是因为它已经成为制约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问题之一。“共同富裕”或“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是改革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但市场经济存在的“马太效应”，使这一目标变得难以实现。从理论上说，改革的代价应当由全体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但在实际生活中，受到改革风险冲击最大的往往是承受力最低的社会弱势群体。这种状况显然是有失公平和公正的。
社会学家早就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犹如经济学上的“水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水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
可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使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基本权益得到维护，人格尊严得到尊重，不仅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需要，也是保障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采取切实措施缓解乃至加快这一问题的解决，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保护弱势群体重在社会政策
固然，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体系建设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借助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各方面的力量，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政策在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中起着至关重要的、直接的作用。
社会政策在弱势群体社会保护中的作用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社会政策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途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按照笔者的划分，社会政策可以划分为补偿性社会政策和发展性社会政策两个层次。这一划分就是具体针对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护而做出的。补偿性社会政策，例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福利服务政策等等，对维护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具有基础的意义；针对弱势群体的发展性社会政策，如就业促进政策、教育公平政策（特别是针对其后代的教育公平政策）、社会参与政策等，则有利于促进弱势群体获得平等地参与社会发展的机会与能力。
其次，社会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弱势群体的主要手段。其一，经济体制转轨使社会福利的供给模式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等实行统一包揽的政策。在这种体制下，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界线不清，或者说混合在一起。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不再也无力对社会福利统包统揽。城市企业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变过去那种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实行“社会福利社会化”；农村集体在大多数地区已不复存在，社会福利的主体走向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统一的社会政策协调各方面力量，对弱势群体实施帮助就变得非常重要。其二，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为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但这种保护不可能自动实现。相反，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社会往往由于过度地追求效率而不可避免地对公平构成损害。显然，只有通过国家的力量，制定并运用社会政策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才能使弱势人群的基本权利得到切实保护。
完善社会政策体系强化社会责任观
确立支持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观。我国尽管扶贫济弱的思想和实践自古就有，但其出发点主要是基于统治秩序的维持。民间对贫弱人群虽不乏怜悯、施舍之举，但对他们的处境无动于衷乃至鄙视、侮辱弱势群体的行为也不鲜见。这些都体现出我国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看法占主导地位的是“个人责任观”而非“社会责任观”。这种情况至今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其实，在现代社会，无论是社会性弱势群体（如失业者、农民工），还是生理性弱势群体（如老人、残疾人），他们之所以陷于困境，社会都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只有从“社会责任观”出发，真正将支持和帮助弱势群体视为国家和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才能取得弱势群体问题的缓解乃至根本解决，以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以当前社会保护严重缺失的弱势人群作为现阶段社会政策建设的重点。当前我国的弱势群体，按成因分别来看，既有社会性弱势群体，也有生理性弱势群体，其中前者是主要的，主要包括城市失业及“三无”贫困人员，老人、儿童及残疾人中不能自强自立者，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农村因贫困失学的儿童，进城农民中的无业、流浪人员，失地农民，以及灾民等几类人。就这些弱势人群的权利保护而言，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其中进城农民中的无业、流浪人员，失地农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农村无自理能力的高龄老人、残疾人，以及农村贫困失学儿童等群体，是当前我国社会保护严重缺失的群体，属于“弱势中的弱势”。因此，针对这些弱势人群出台相应的社会政策，就应当成为我国现阶段社会政策建设的重点。
要注重社会公正保障机制的建设。为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从长计议，应当注重社会公正保障机制的建设。其一是“共享——协调”机制的建立。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社会参与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其二是“诉求——反应”机制的建立。通过建立相应的机制引导社会弱者理性、合法地表达自身的诉求。其三是“补救——预防”机制的建立。国家出台的社会政策固然是针对弱势群体现实诉求的应对措施，是一种“事后补救”；但又不能仅限于此，还应利于预防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社会支持网络。对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国家和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但市场、社区、民间组织（第三部门）、家庭等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这里，西方近年兴起的“福利多元主义”给我们以启示，其中，第三部门（在我国一般称民间组织）成为西方国家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相对于西方国家第三部门的发展状况，我国在这方面实际上才刚刚起步。应当采取切实措施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弱势人群社会支持网络。
推进社会政策体系的城乡衔接。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格局的影响，我国目前的社会政策仍然存在严重的城乡区别对待的问题，无论是社会保险政策，还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住房、教育、就业、公共卫生、福利服务政策，对农村户口的居民仍实行和城市居民大相径庭的处理方式。这是严重的地域歧视。实际上，当前我国的弱势群体问题，不仅城市存在，农村也存在，而且农村的情况更加严重。因此，在完善社会政策时，应当不仅要考虑城市，更要考虑农村，做到城乡兼顾。
当前弱势群体问题在我国之所以引起普遍关注，是因为它已经成为制约和谐社会建设的重大问题之一。“共同富裕”或“人人共享，普遍受益”的社会是改革与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目标。但市场经济存在的“马太效应”，使这一目标变得难以实现。从理论上说，改革的代价应当由全体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但在实际生活中，受到改革风险冲击最大的往往是承受力最低的社会弱势群体。这种状况显然是有失公平和公正的。
社会学家早就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敌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犹如经济学上的“水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水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的巨大隐患。
可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使他们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基本权益得到维护，人格尊严得到尊重，不仅是促进社会公正的需要，也是保障社会稳定、协调发展的必然要求。采取切实措施缓解乃至加快这一问题的解决，对构建和谐社会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保护弱势群体重在社会政策
固然，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体系建设是一个巨大的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借助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各方面的力量，但从发达国家的经验来看，社会政策在弱势群体的社会保护中起着至关重要的、直接的作用。
社会政策在弱势群体社会保护中的作用可从以下两个方面来看：
首先，社会政策是保障弱势群体的基本权利、实现社会公正的基本途径。生存权和发展权是每一个公民的基本权利。按照笔者的划分，社会政策可以划分为补偿性社会政策和发展性社会政策两个层次。这一划分就是具体针对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和发展权的保护而做出的。补偿性社会政策，例如最低生活保障政策、社会福利政策、福利服务政策等等，对维护弱势群体的生存权利具有基础的意义；针对弱势群体的发展性社会政策，如就业促进政策、教育公平政策（特别是针对其后代的教育公平政策）、社会参与政策等，则有利于促进弱势群体获得平等地参与社会发展的机会与能力。
其次，社会政策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护弱势群体的主要手段。其一，经济体制转轨使社会福利的供给模式发生了变化。在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社会保险、社会福利、社会救助等等实行统一包揽的政策。在这种体制下，社会政策和经济政策的界线不清，或者说混合在一起。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不再也无力对社会福利统包统揽。城市企业要实行现代企业制度，改变过去那种企业办社会的现象，实行“社会福利社会化”；农村集体在大多数地区已不复存在，社会福利的主体走向多元化。在这种情况下，国家通过统一的社会政策协调各方面力量，对弱势群体实施帮助就变得非常重要。其二，市场导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使生产力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为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提供了充分的物质基础，但这种保护不可能自动实现。相反，在市场经济体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社会往往由于过度地追求效率而不可避免地对公平构成损害。显然，只有通过国家的力量，制定并运用社会政策对国民收入进行再分配，才能使弱势人群的基本权利得到切实保护。
完善社会政策体系强化社会责任观
确立支持弱势群体的社会责任观。我国尽管扶贫济弱的思想和实践自古就有，但其出发点主要是基于统治秩序的维持。民间对贫弱人群虽不乏怜悯、施舍之举，但对他们的处境无动于衷乃至鄙视、侮辱弱势群体的行为也不鲜见。这些都体现出我国社会对弱势群体的看法占主导地位的是“个人责任观”而非“社会责任观”。这种情况至今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其实，在现代社会，无论是社会性弱势群体（如失业者、农民工），还是生理性弱势群体（如老人、残疾人），他们之所以陷于困境，社会都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只有从“社会责任观”出发，真正将支持和帮助弱势群体视为国家和社会义不容辞的责任，才能取得弱势群体问题的缓解乃至根本解决，以实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
以当前社会保护严重缺失的弱势人群作为现阶段社会政策建设的重点。当前我国的弱势群体，按成因分别来看，既有社会性弱势群体，也有生理性弱势群体，其中前者是主要的，主要包括城市失业及“三无”贫困人员，老人、儿童及残疾人中不能自强自立者，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农村因贫困失学的儿童，进城农民中的无业、流浪人员，失地农民，以及灾民等几类人。就这些弱势人群的权利保护而言，实际上存在着很大的不平衡性。其中进城农民中的无业、流浪人员，失地农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农村无自理能力的高龄老人、残疾人，以及农村贫困失学儿童等群体，是当前我国社会保护严重缺失的群体，属于“弱势中的弱势”。因此，针对这些弱势人群出台相应的社会政策，就应当成为我国现阶段社会政策建设的重点。
要注重社会公正保障机制的建设。为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利益，从长计议，应当注重社会公正保障机制的建设。其一是“共享——协调”机制的建立。使每个社会成员都能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社会参与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成果。其二是“诉求——反应”机制的建立。通过建立相应的机制引导社会弱者理性、合法地表达自身的诉求。其三是“补救——预防”机制的建立。国家出台的社会政策固然是针对弱势群体现实诉求的应对措施，是一种“事后补救”；但又不能仅限于此，还应利于预防此类问题的再次发生。
建立“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社会支持网络。对弱势群体问题的解决，国家和政府负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但市场、社区、民间组织（第三部门）、家庭等也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在国家对弱势群体的权利保护严重不足的情况下，强调这一点尤为重要。这里，西方近年兴起的“福利多元主义”给我们以启示，其中，第三部门（在我国一般称民间组织）成为西方国家社会公益事业发展的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相对于西方国家第三部门的发展状况，我国在这方面实际上才刚刚起步。应当采取切实措施推动第三部门的发展，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弱势人群社会支持网络。
推进社会政策体系的城乡衔接。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格局的影响，我国目前的社会政策仍然存在严重的城乡区别对待的问题，无论是社会保险政策，还是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住房、教育、就业、公共卫生、福利服务政策，对农村户口的居民仍实行和城市居民大相径庭的处理方式。这是严重的地域歧视。实际上，当前我国的弱势群体问题，不仅城市存在，农村也存在，而且农村的情况更加严重。因此，在完善社会政策时，应当不仅要考虑城市，更要考虑农村，做到城乡兼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