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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与诗人始终是双向的，在我们选择诗歌的同时，诗歌也在选择它喜爱的诗人，用卡夫卡的话说，“好比一只笼子，在选择一只鸟”。
我写诗，但更多的时候是在读诗，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读到现在。在我看来，无论诗歌观念如何变换，占据报刊版面的一直是两类作品——诗人写的诗和写诗的人写的诗。更有意思的是，这两类作品时常出自同一作者的笔下，甚至他上午写的是诗，是位诗人，而到了下午，他极有可能就是个写诗的人。讲这些，其实也包括我自己，而且我能从众多的诗歌作品中，领会到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往往十分微弱，而正是这种微弱的差别，导致了不同价值的产生。这并不是一个形而上的话题，差别往往产生在最形而下的事情上，有时它突然就提醒了我：想把诗写到那个份儿上，也得活到那个份儿上。
我没有吸毒的体验，但感觉读诗写诗跟吸毒差不多，无法摆脱类似于上瘾，久而久之，它们自然成为我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可以这么说，坐在桌前的时刻是我重返安静和天真的时刻，重返的次数多了，便很难说不是重活了一回。在诗歌界晃荡了这么多年，朋友却是小说家居多，有时候，便会下意识地比较两者之间的区别，我的偏见是：小说可以用来讨生活，诗歌却不能。“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正是在这个看似与诗艺无关的问题上，当代诗人们分出了优劣和高下。
只为自己的心情去做一个诗人该多好呀！那样，你或许会避开许多烦恼甚至屈辱，比如你不必花钱买奖，不必以政客竞选的方式包装和推销自己，也不必将有限的精力及“聪明才智”浪费在人际关系上……记得余华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活得太复杂的人，想象力往往是简单的。我深以为然。如今的诗歌界与国内其他领域一样，有着太多的显规则和潜规则，也许，离这些规则远一点，离诗歌就可能近一些。
怎样写诗、写什么样的诗是诗人选择的结果，而选择是综合素质的结果。未来究竟如何，我一点也不清楚，但以前的事我却多少知道一些。事实是，越是优秀的诗人就越跟他们身处的时代格格不入。长久以来，我吃惊于他们面对生活时的那种“无能”，吃惊于他们性格上的某种“缺陷”，我猜，正是这种无能和缺陷使他们与世俗之间有了距离，而距离，使他们不得不与现实世界形成长久而顽强的对抗关系，对抗则导致深思和幻想，反过来，深思和幻想又给了他们创作的冲动和灵感。以前，我很难理解法国诗人纪德“善良的感情只会产生糟糕的文字”这句话的含义，现在看来，身处艰难境地才容易洞察同类的不幸，更容易萌生怜悯的，其实是一种暗自的悲伤。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八面玲珑、四处逢迎的人，是不可信的。
有一次，我在刁斗家里和曾经写过诗的小说家述平聊天，他说诗歌这个行当里赝品太多，有些赝品看上去比真的还像真的。是的，现代艺术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可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表现方法也为我们贪求捷径提供了方便。我从不否认，一首诗得有两种以上的意思，问题是，逻辑错乱的梦呓更容易产生歧义。在任何一首诗里，具象如果不鲜明不清晰，抽象是难以成立的，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通往形而上的最好方式是形而下，它相当于苹果落地到万有引力定律，而不是相反。习诗几十年，我几乎一直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尽自己所能把龙画好。对此，我的看法很简单，只有把龙画好了，才有可能谈得上点睛。换个说法，你得把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写得格外像冰山一角，而不能被误读为礁石或鲸鱼的尾巴，否则，海面之下，那占据整座冰山百分之七十的庞大基座就会不存在。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技术至上的诗人，我很清楚，再好的技术也无法像情感那样渗透心灵。
技术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才华恐怕也不能。诗歌史已反复向我们证明，一位或一群大诗人的产生往往取决于时代的精神气候而不是别的，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文化，同样的制度，有的朝代诗歌成就特别辉煌，大诗人群星般闪耀，而有的朝代诗歌成就非常暗淡，甚至挑不出一位值得敬佩的诗人。我以为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诗人的才华状况，而在于诗人的情怀状况，在于诗人将才华和情怀水乳交融般亲和在一起的主观努力与客观环境。
在写这些文字之前，我读到一篇英国人写的名为《思想家都到哪里去了》的文章，作者在拿20世纪和21世纪初与19世纪做了一番比較之后，十分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时代。”诗人不是思想家，而思想也仅仅是诗歌作品的一部分，但思考于思想家于诗人一样重要。尤其在今天，任何一次认真的思考都显得弥足珍贵。还在做编辑时，我就几次对不同的作者说过同样的话：比起才华不够，我们更像是思考不够，用来思考的时间不够。我当然知道，“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米兰·昆德拉不正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才对这句古老的犹太谚语做出了认同的表达吗？
最后想说的是，我算是幸福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做着与自己的兴趣高度一致的工作，这无论如何都是偏得。
【小档案】
柳沄，1958年10月6日出生于大连夏家河区某座军营，六岁那年，因父亲工作调动而举家迁居沈阳。
1974年7月毕业于沈阳第八十六中学，9月下乡到盘锦胡家农场，1977年1月应征入伍，在吉林通化地区81876部队当兵，历任文书、宣传科通讯报道员、政治部图书管理员。1985年初带军籍到辽宁文学院学习。1986年底结业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去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任专职创作员;一是就地复员，去辽宁省作家协会《当代诗歌》编辑部做编辑，柳沄选择了后者。1989年《当代诗歌》停刊，在家搞了两年专业创作，写出了《重读一遍落日》《瓷器》《一棵蜡烛和六个英文字母》以及长诗《虚构一把匕首》等作品，广受好评。1991年调入《鸭绿江》编辑部继续从事诗歌编辑工作，其间获得由《诗选刊》评选的全国优秀诗歌编辑奖，2008年任辽宁文学院专业作家直至退休。
自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柳沄先后获得东北文学奖、辽宁文学奖、中国第二届田园诗歌奖以及《鸭绿江》《解放军文艺》《诗选刊》等十几家刊物的年度优秀作品奖。出版诗集《阳谋与墙》《柳沄诗选》《落日如锚》《柳沄诗歌》和《周围》。
我写诗，但更多的时候是在读诗，从20世纪70年代末一直读到现在。在我看来，无论诗歌观念如何变换，占据报刊版面的一直是两类作品——诗人写的诗和写诗的人写的诗。更有意思的是，这两类作品时常出自同一作者的笔下，甚至他上午写的是诗，是位诗人，而到了下午，他极有可能就是个写诗的人。讲这些，其实也包括我自己，而且我能从众多的诗歌作品中，领会到诗人与诗人之间的差别，这种差别往往十分微弱，而正是这种微弱的差别，导致了不同价值的产生。这并不是一个形而上的话题，差别往往产生在最形而下的事情上，有时它突然就提醒了我：想把诗写到那个份儿上，也得活到那个份儿上。
我没有吸毒的体验，但感觉读诗写诗跟吸毒差不多，无法摆脱类似于上瘾，久而久之，它们自然成为我生活方式的一个部分。可以这么说，坐在桌前的时刻是我重返安静和天真的时刻，重返的次数多了，便很难说不是重活了一回。在诗歌界晃荡了这么多年，朋友却是小说家居多，有时候，便会下意识地比较两者之间的区别，我的偏见是：小说可以用来讨生活，诗歌却不能。“无用之用，方为大用”，正是在这个看似与诗艺无关的问题上，当代诗人们分出了优劣和高下。
只为自己的心情去做一个诗人该多好呀！那样，你或许会避开许多烦恼甚至屈辱，比如你不必花钱买奖，不必以政客竞选的方式包装和推销自己，也不必将有限的精力及“聪明才智”浪费在人际关系上……记得余华说过这样的话，大意是：活得太复杂的人，想象力往往是简单的。我深以为然。如今的诗歌界与国内其他领域一样，有着太多的显规则和潜规则，也许，离这些规则远一点，离诗歌就可能近一些。
怎样写诗、写什么样的诗是诗人选择的结果，而选择是综合素质的结果。未来究竟如何，我一点也不清楚，但以前的事我却多少知道一些。事实是，越是优秀的诗人就越跟他们身处的时代格格不入。长久以来，我吃惊于他们面对生活时的那种“无能”，吃惊于他们性格上的某种“缺陷”，我猜，正是这种无能和缺陷使他们与世俗之间有了距离，而距离，使他们不得不与现实世界形成长久而顽强的对抗关系，对抗则导致深思和幻想，反过来，深思和幻想又给了他们创作的冲动和灵感。以前，我很难理解法国诗人纪德“善良的感情只会产生糟糕的文字”这句话的含义，现在看来，身处艰难境地才容易洞察同类的不幸，更容易萌生怜悯的，其实是一种暗自的悲伤。从这个意义上讲，那些八面玲珑、四处逢迎的人，是不可信的。
有一次，我在刁斗家里和曾经写过诗的小说家述平聊天，他说诗歌这个行当里赝品太多，有些赝品看上去比真的还像真的。是的，现代艺术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借鉴，可它那令人眼花缭乱的表现方法也为我们贪求捷径提供了方便。我从不否认，一首诗得有两种以上的意思，问题是，逻辑错乱的梦呓更容易产生歧义。在任何一首诗里，具象如果不鲜明不清晰，抽象是难以成立的，一个最基本的常识是：通往形而上的最好方式是形而下，它相当于苹果落地到万有引力定律，而不是相反。习诗几十年，我几乎一直在做同一件事，那就是尽自己所能把龙画好。对此，我的看法很简单，只有把龙画好了，才有可能谈得上点睛。换个说法，你得把露出海面的冰山一角写得格外像冰山一角，而不能被误读为礁石或鲸鱼的尾巴，否则，海面之下，那占据整座冰山百分之七十的庞大基座就会不存在。这样说并不意味着我是一个技术至上的诗人，我很清楚，再好的技术也无法像情感那样渗透心灵。
技术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才华恐怕也不能。诗歌史已反复向我们证明，一位或一群大诗人的产生往往取决于时代的精神气候而不是别的，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同样的文化，同样的制度，有的朝代诗歌成就特别辉煌，大诗人群星般闪耀，而有的朝代诗歌成就非常暗淡，甚至挑不出一位值得敬佩的诗人。我以为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主要原因，不在于诗人的才华状况，而在于诗人的情怀状况，在于诗人将才华和情怀水乳交融般亲和在一起的主观努力与客观环境。
在写这些文字之前，我读到一篇英国人写的名为《思想家都到哪里去了》的文章，作者在拿20世纪和21世纪初与19世纪做了一番比較之后，十分肯定地说：“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时代。”诗人不是思想家，而思想也仅仅是诗歌作品的一部分，但思考于思想家于诗人一样重要。尤其在今天，任何一次认真的思考都显得弥足珍贵。还在做编辑时，我就几次对不同的作者说过同样的话：比起才华不够，我们更像是思考不够，用来思考的时间不够。我当然知道，“人们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米兰·昆德拉不正是经过长时间的思考之后，才对这句古老的犹太谚语做出了认同的表达吗？
最后想说的是，我算是幸福的！这么多年，我一直做着与自己的兴趣高度一致的工作，这无论如何都是偏得。
【小档案】
柳沄，1958年10月6日出生于大连夏家河区某座军营，六岁那年，因父亲工作调动而举家迁居沈阳。
1974年7月毕业于沈阳第八十六中学，9月下乡到盘锦胡家农场，1977年1月应征入伍，在吉林通化地区81876部队当兵，历任文书、宣传科通讯报道员、政治部图书管理员。1985年初带军籍到辽宁文学院学习。1986年底结业时面临两种选择，一是去原沈阳军区政治部前进歌舞团任专职创作员;一是就地复员，去辽宁省作家协会《当代诗歌》编辑部做编辑，柳沄选择了后者。1989年《当代诗歌》停刊，在家搞了两年专业创作，写出了《重读一遍落日》《瓷器》《一棵蜡烛和六个英文字母》以及长诗《虚构一把匕首》等作品，广受好评。1991年调入《鸭绿江》编辑部继续从事诗歌编辑工作，其间获得由《诗选刊》评选的全国优秀诗歌编辑奖，2008年任辽宁文学院专业作家直至退休。
自1979年开始发表作品以来，柳沄先后获得东北文学奖、辽宁文学奖、中国第二届田园诗歌奖以及《鸭绿江》《解放军文艺》《诗选刊》等十几家刊物的年度优秀作品奖。出版诗集《阳谋与墙》《柳沄诗选》《落日如锚》《柳沄诗歌》和《周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