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5月底，红学大师周汝昌先生去世。在所有纪念文章中，都说到了胡适当年给他的“一切可能的便利与援助”（胡适给周先生的信）以及对他的高度评价，连《光明日报》也近乎破例地在周汝昌有关文章后“链接”《胡适与周汝昌的“红楼缘”》。关于帮助，大家都知道，周先生最早关于《红楼梦》文章发表后，胡适立即去信赞扬，并在1948年夏“慷慨地将珍贵的孤本《甲戌本石头记》用三层报纸包好”，借给他看。
　　这是明的，其实胡适对他还有他自己都不知道的帮助。胡适在1960年11月19日夜里写给高阳的信中这样说：“你试看他的《新证》页30～37，便知我的《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我的敦诚的《四松堂集》稿本，都到了他的手里”，“《甲戌本脂砚斋》本是我借给他，由他兄弟两人分工影抄了一本。天地间止存我的原本和他们兄弟的影抄本，这个影抄本，他在书里从不敢提起，大概没有别人见过或用过。《四松堂集》稿本是我临时故意留给他用的，此时大概还在他手里。看他对此稿本的记载（页34），我当然明白他的意思了”。
　　这里可看出，胡适读周汝昌的书不仅看得认真仔细，而且也近乎带着“考证”的意味了。但最主要的是道出了一个事实，胡适在周汝昌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对《红楼梦》和曹学芹考证有关键作用的《四松堂集》留给了他。周先生和其兄历50年苦功，浸淫兄弟父女两代三个人心血，皇皇十巨册的《石头记会真》应该说从一开始就得到了胡适的“护佑”。无怪胡适能自豪地说：“关于周汝昌，我要替他说一句话，他是我在大陆上最后收到的一个‘徒弟’”，“可以算是我的一个好‘徒弟’”，“周汝昌是我的‘红学’方面的一个最后起、最有成就的徒弟”。
　　然而，周汝昌却在书中批判了胡适，甚至骂了老师，什么“妄人”，什么“风头主义”。虽然次数不多，虽然后来该书的责任编辑说，是为了让书顺利过关自作主张加上的，虽然是那个时代所逼，但周汝昌还是充满了歉意。不过，当时胡适读到此书，还是给予了充分理解。1954年胡适生日那天，给沈怡的信中说：“周君此书有几处骂胡适，所以他可以幸免，俞平伯的书，把‘胡适之先生’字样都删去了，有时改称‘某君’。他不忍骂我，所以他该受清算了！其实我的朋友们骂我，我从不介意，如周君此书。”
　　不仅理解，他还能在书中看出对他的感谢，即如上引给高阳的信，周汝昌“在形式上不能不写几句骂我的话，但在他的《新证》里有许多向我道谢的话，别人看不出，我看了当然明白的”，“他虽不明说向我道谢，我看了自然明白”。所以吴相湘读了周汝昌的书，写信给胡适说：“清算‘胡适思想’的工作真是白费了”，“适之的幽灵果然还附在一些人的身上”。
　　不仅如此，他更看重的是书的价值。“汝昌的书，有许多可批评的地方，但他的功力真可佩服”，为此他托人四处买此书，并赠送有关图书馆收藏，“我大索香港市场，买得四册，留两册与台大与史语所”，并常常向人推荐此书，比如对沈怡，“《红楼梦新证》已三版，香港可买到，你若没见此书，我盼望你寻一部来看，这是一部很值得看的书”，“你在曼谷如找不到周汝昌的《红楼梦新证》，可向香港、东京找”。
　　不仅对周汝昌如此，正如他自己所说，对朋友们所“骂”，他基本上都从理解的角度去看待。1951年底，大陆各高校掀起清除胡适影响批判胡适的高潮，各路专家学者纷纷发言表态，对能看到的胡适都认真读过。虽然他对唐德刚说基本上不值一驳，虽然对极少数人的一味谩骂和无限上纲表示愤怒，但对朋友们的，他基本上都去寻找其中合理肯定的一面，对朱光潜先生的《澄清对于胡适的看法》，胡适不仅在文中多处加了注重号，而且加了一个赞扬性的批语：“此文是一个会做文章的人写的。”对蔡尚思的批判，“蔡尚思是一个有神经病的人，但他写《胡适反动思想批判》，还参考了不少书，引了我许多话。”对顾颉刚的批判，“颉刚说的是很老实的自白。他指出我批评他的两点，也是他真心不高兴的两点。”
　　胡适为什么能够如此？一方面，他深深知道朋友们处在那个环境下的无奈；一方面是他自己要有疑处不疑的为人态度，克服“正义的火气”的为文态度，以及由此建立起来的自信且宽广的胸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