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的高房价和不断被强化的城市户籍特权，决定了中国城市化的空间比较有限，因此发展农村经济对解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就业和农村的社保相当重要。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持，虽然从2003年以来，多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强调要发展农村金融，但农村金融却始终死水微澜。
　　到2010年末，全国数万个乡镇中，已开业的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才395家，其中村镇银行349家，贷款公司9家，农村资金互助社37家。大多数农村金融机构只好通过工商渠道注册，打“擦边球”，但随时可被定性为“非法集资”。陈志武教授日前引述了一个例子：湖北省监利县王垸村自发组织的发展水产养殖，增加就业，增加老年农民养老金的一个养老基金会，却被银监局两次“悍然”叫停。67岁的该基金会理事长李功彬质问：“一不犯法，二不贪污，村民也满意，为什么就不能办了呢？”银监会一个个“剿灭”农村民间金融的结果，就是农村经济受高利贷的盘剥。在内蒙古武川县的一个养鸡合作社，有600户农家养鸡，对当地村民贡献较大。某对70多岁的夫妇，从养鸡合作社领了50只母鸡，笨鸡蛋每月能卖600元。但要发展，却要面对20%－30%高利贷。
　　中国民间金融监管僵化的理由无非是为了维护金融稳定。民间金融案件少一些，自然是银监会的工作政绩之一，但民间金融沦为不毛之地的代价却相当大。即使在民营经济发达的温州，央行当地支行通过对400户监测对象获得的数据显示，2010年全年民间借贷利率达23.01%，接近于银行基准贷款利率的3倍。民营经济的经营效率明显强于国有企业，并且提供了大部分就业岗位。民营经济发展困难，不仅造成就业压力，也加剧了中国经济的失衡：一方面正因民营经济不足以推动经济持续快速的增长，无论是地方政府，还是银行，都把大量的资源向国有企业或地方融资平台倾斜，中国经济过于依赖效率连年降低的固定资产投资。另一方面，中国内需始终不振。2010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37147元，显著高于私营单位的20759元。金融政策压制民营企业的发展，民营企业也很难给员工提供较高的收入。大多数员工收入低的情况下，再强的消费刺激政策都不可能带来内需持续强劲的增长。
　　民间金融的发展也未必是社会不稳定因素。据陈志武教授介绍，在美国有一种领薪日贷款公司，贷款期限一般在10－15天，贷款金额普遍是300美元，但收费50美元，相当于400%以上的年利率。但芝加哥大学的Morse教授发现：在一个加州社区受自然灾害冲击后，其房屋按揭贷款的破产率会上升72%，但如社区内有“领薪日贷款”等高利贷服务，住房按揭贷款破产率会少增一半；自然灾害发生后，一般社区的偷盗率会上升13%，如该社区有“领薪日贷款”金融服务，偷盗发生率要减少30%！高利贷提升了社区应对风险、应对意外事件的能力。
　　对民间金融的不合理限制，正是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吴晓灵所称的金融压抑。金融压抑除了金融市场发育不足的原因外，很大程度上还有过度监管限制的问题。很多监管政策，往往是出于监管者的方便，最终压制了经济的发展。对于决策层来说，必须思考一些基本问题：金融监管的目的是什么？是只为了不惜一切代价实现金融零风险，还是为了市场更好地发展？
　　中国对民间金融的监管，也应建立在实现金融政策目标的基础之上。中国在政策上再三要求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贷款，但一笔1亿元的贷款，和1000笔10万元的贷款，利息收入可能相差无几，成本可能要高出几十倍。银行怎么可能大量发放小企业贷款？但直到现在，监管机构（包括财政部）也未出台相关的不良贷款核销政策、营业税减免政策、贷款风险权重和贷存比打折计算的政策。因此，相关政策急需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