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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1949年我9岁,大麦抽穗、油菜开花的时候,一大早,听到县城那边响了一阵子枪炮,大人说,共产党过来了。后来晓得,那天是4月23日,家乡解放日。
本来满目疮痍、满耳呻吟的大地,没有几天,歌也来了,舞也来了,镇上的秧歌,大人跳,孩子跳,一队过去,又一队过来。村上,只要年纪轻些的,到处在唱“叔拉叔拉多拉多”。学校天天教新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很快,我们都会了。
村东小学的那个教室,每天晚上汽灯一亮,一村人就聚集上了。土改工作队的同志,每天召集大家开会,组织生产,推选干部,划成分,分土地,破除迷信,宣传男女平等,每天热气腾腾。最是选村长条件特别,说是家里越穷越好,人品越老实越好,至于能力、文化,一点也没要求。我们村的新村长,从乡政府开半天会回来,到村上两三句话就让他说完了(真想不到,三四年以后他们个个都成了演说家、鼓动家),可他们不拿一分钱,不叹一声苦,天天欢欢喜喜地忙上忙下。过去村上,只有唱大戏,做庙会才会敲几下锣鼓。解放以后,“五一”劳动节敲,“十一”国庆节敲,送青年参军、慰问烈军属、送公粮、给劳动模范戴光荣花,统统敲锣打鼓。1950年劳动节,区里组织庆祝活动,村上每户至少去一个人,锣鼓从村上一直敲到8里路外的大会场,会议一开完,接下来大游行,荡旱船、打腰鼓、吹唢呐,三四里路长的队伍,一直闹到下午两三点,饿不饿也忘记了。
文化翻身好迫切
年底,村上就办起了冬学。农民吃足了不识字的苦,听到不花钱还有人教识字,一下就报了一二十个,小的十二三岁,大的三十多岁。也是村上人开会的那个教室,每天晚上先冬学上课,再群众开会。那年我读四年级,晚上,夹在识字班里凑热闹。教冬学的是一个在上海做过布店的旧朝奉,他也没读过什么书,有的字读国音,有的字读土音,有的字土音和国音相差很大,他就说有两种读法,大家也都认了。学员年纪偏大,记性不好了,一个晚上只教几个字,也是今天学了明天就忘。我在那里边,如鱼得水,成了他们的当然先生,常常左边有人问我,右边也有人问我,把个四年级的孩子搞得神抖抖的。这种冬学,有一本冬学读本,每年立冬开始上课,上到来年春耕告一个段落。
小学更是一派兴旺,各年级都有插班生,一批中途停了两年三年学的半大孩子,又重新回到教室。人多了,我们从五年级开始,一个班不再设两个年级,到我上六年级,班上已经有41个同学。学校教室不够,将东面土地庙的菩萨扳倒,粉刷成新教室,最后我就是从那里面毕业的。记得做过一年村干部的王金海,他19岁,还有我堂姐20岁,都成了我的同班同学。金海每天做一早晨农活,再来上课。我大姐更珍惜时间,每天天不亮就背书了,不知她哪里弄来一本《升学指导》,里面都是鸡兔类、年龄类那样的古怪题目,她一道也不肯放过,最后一本书给她翻烂了。
就这所小学,1951年一下考取了7个初中生,到第二年轮上我们了,增加到16个。这所小学,由一个乡绅开办于1920年代,管辖六七个自然村,断断续续,时办时歇,二三十年里,念到毕业的不到20个学生,解放后一年就超过了这个数。记得每个星期六下午,佩戴着中学校徽的我们,成群结队从县城回家,唱最时髦的歌,夹一个英文单词打趣同伴,讲发生在老师身上的笑话故事,一路上,引来的都是羡慕目光。
男女婚配大变样
解放前结婚,程序繁复,乡村青年结不起婚是常有的事。解放后说,结婚要新事新办了,花轿一律不准用,新娘子不顶面罩不戴凤冠,新郎官不着长衫不戴礼帽,男女说合也不用媒婆,改了“介绍人”,喜酒不请了,改了发喜糖,亲友的婚礼当然也就免了。
村上的王连生有点文化,政府要他做个示范,第一个采用新式结婚。那天,男方有一批人接,女方有一批人送,新娘夹在那行队伍里,大家都一路步行,只有那件大红棉袄,在告诉四边看热闹的,谁是那天的主角。还有一个红根媳妇,老公三十几岁得急病死了,丢下一家四口,生活没了着落。南段村上的一个老长工,叫牛小根,40多岁了,还是光棍,他瞄上了。那天乡里开群众大会,两个都去了,男的搬了条长凳,招呼女的说,坐吧。两个就坐上了一条凳。那时,大家觉得转这个弯太大了,很不习惯。没过几天,男的把被子往女方家里一搬,就这么简单,村上又多出了一对夫妻。
新规矩还有,男女双方讲定了以后,两个上照相馆拍个结婚照,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拍那个照很隆重,那是要放大了镶上镜框,挂进洞房,让亲友长期欣赏的。他们头发光溜,衣裳崭新,男的戴个解放帽,女的辫梢上扎朵花,都是当时时尚。去政府领结婚证书,也是那年代开始的。我看到过一对青年到区政府办这样的手续,开始,男的走在前面,女的离了一条田埂,跟在后边,待领了证回来,两个改了一前一后,口袋鼓鼓的,装满了喜糖。田里做农活的看见了,丢下手上农活,跑上去抢喜糖。后边抢糖的,一边追一边喊;前边小两口,一边跑一边撒糖。那情那境,绝对是一道亮丽风景。
(责编:辛娅)
1949年我9岁,大麦抽穗、油菜开花的时候,一大早,听到县城那边响了一阵子枪炮,大人说,共产党过来了。后来晓得,那天是4月23日,家乡解放日。
本来满目疮痍、满耳呻吟的大地,没有几天,歌也来了,舞也来了,镇上的秧歌,大人跳,孩子跳,一队过去,又一队过来。村上,只要年纪轻些的,到处在唱“叔拉叔拉多拉多”。学校天天教新歌,“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很快,我们都会了。
村东小学的那个教室,每天晚上汽灯一亮,一村人就聚集上了。土改工作队的同志,每天召集大家开会,组织生产,推选干部,划成分,分土地,破除迷信,宣传男女平等,每天热气腾腾。最是选村长条件特别,说是家里越穷越好,人品越老实越好,至于能力、文化,一点也没要求。我们村的新村长,从乡政府开半天会回来,到村上两三句话就让他说完了(真想不到,三四年以后他们个个都成了演说家、鼓动家),可他们不拿一分钱,不叹一声苦,天天欢欢喜喜地忙上忙下。过去村上,只有唱大戏,做庙会才会敲几下锣鼓。解放以后,“五一”劳动节敲,“十一”国庆节敲,送青年参军、慰问烈军属、送公粮、给劳动模范戴光荣花,统统敲锣打鼓。1950年劳动节,区里组织庆祝活动,村上每户至少去一个人,锣鼓从村上一直敲到8里路外的大会场,会议一开完,接下来大游行,荡旱船、打腰鼓、吹唢呐,三四里路长的队伍,一直闹到下午两三点,饿不饿也忘记了。
文化翻身好迫切
年底,村上就办起了冬学。农民吃足了不识字的苦,听到不花钱还有人教识字,一下就报了一二十个,小的十二三岁,大的三十多岁。也是村上人开会的那个教室,每天晚上先冬学上课,再群众开会。那年我读四年级,晚上,夹在识字班里凑热闹。教冬学的是一个在上海做过布店的旧朝奉,他也没读过什么书,有的字读国音,有的字读土音,有的字土音和国音相差很大,他就说有两种读法,大家也都认了。学员年纪偏大,记性不好了,一个晚上只教几个字,也是今天学了明天就忘。我在那里边,如鱼得水,成了他们的当然先生,常常左边有人问我,右边也有人问我,把个四年级的孩子搞得神抖抖的。这种冬学,有一本冬学读本,每年立冬开始上课,上到来年春耕告一个段落。
小学更是一派兴旺,各年级都有插班生,一批中途停了两年三年学的半大孩子,又重新回到教室。人多了,我们从五年级开始,一个班不再设两个年级,到我上六年级,班上已经有41个同学。学校教室不够,将东面土地庙的菩萨扳倒,粉刷成新教室,最后我就是从那里面毕业的。记得做过一年村干部的王金海,他19岁,还有我堂姐20岁,都成了我的同班同学。金海每天做一早晨农活,再来上课。我大姐更珍惜时间,每天天不亮就背书了,不知她哪里弄来一本《升学指导》,里面都是鸡兔类、年龄类那样的古怪题目,她一道也不肯放过,最后一本书给她翻烂了。
就这所小学,1951年一下考取了7个初中生,到第二年轮上我们了,增加到16个。这所小学,由一个乡绅开办于1920年代,管辖六七个自然村,断断续续,时办时歇,二三十年里,念到毕业的不到20个学生,解放后一年就超过了这个数。记得每个星期六下午,佩戴着中学校徽的我们,成群结队从县城回家,唱最时髦的歌,夹一个英文单词打趣同伴,讲发生在老师身上的笑话故事,一路上,引来的都是羡慕目光。
男女婚配大变样
解放前结婚,程序繁复,乡村青年结不起婚是常有的事。解放后说,结婚要新事新办了,花轿一律不准用,新娘子不顶面罩不戴凤冠,新郎官不着长衫不戴礼帽,男女说合也不用媒婆,改了“介绍人”,喜酒不请了,改了发喜糖,亲友的婚礼当然也就免了。
村上的王连生有点文化,政府要他做个示范,第一个采用新式结婚。那天,男方有一批人接,女方有一批人送,新娘夹在那行队伍里,大家都一路步行,只有那件大红棉袄,在告诉四边看热闹的,谁是那天的主角。还有一个红根媳妇,老公三十几岁得急病死了,丢下一家四口,生活没了着落。南段村上的一个老长工,叫牛小根,40多岁了,还是光棍,他瞄上了。那天乡里开群众大会,两个都去了,男的搬了条长凳,招呼女的说,坐吧。两个就坐上了一条凳。那时,大家觉得转这个弯太大了,很不习惯。没过几天,男的把被子往女方家里一搬,就这么简单,村上又多出了一对夫妻。
新规矩还有,男女双方讲定了以后,两个上照相馆拍个结婚照,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拍那个照很隆重,那是要放大了镶上镜框,挂进洞房,让亲友长期欣赏的。他们头发光溜,衣裳崭新,男的戴个解放帽,女的辫梢上扎朵花,都是当时时尚。去政府领结婚证书,也是那年代开始的。我看到过一对青年到区政府办这样的手续,开始,男的走在前面,女的离了一条田埂,跟在后边,待领了证回来,两个改了一前一后,口袋鼓鼓的,装满了喜糖。田里做农活的看见了,丢下手上农活,跑上去抢喜糖。后边抢糖的,一边追一边喊;前边小两口,一边跑一边撒糖。那情那境,绝对是一道亮丽风景。
(责编:辛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