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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上期，我们看到了盐商阶层对当时社会公益及教育的贡献，在本期，我们将会看到长芦盐商这个特殊阶层的另外一面。在珍贵的长芦档案中，有很多大案要案卷宗，比如说五纲总被捕案案卷，还有褚玉璞截留盐款案案卷。这些案件在当时都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因为它们都与当时的中国政界高层有关，甚至当时的国民政府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也牵扯其中。在长芦档案中，这些案件有着怎样曲折的来龙去脉？通过这些档案，我们能否捋出，当时的大盐商们与政界之间，有着怎样错综复杂的关系呢？
纪录片解说：1928年10月19日，当时已是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亲自向天津警备司令部下达了一个密令，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拘捕了长芦纲总王君直、李赞臣、杨丹臣、郭少岚、李少舫五人，后将五人押解南京。一时间，津门上下一片哗然，各大盐商及工商业者惶恐不已，人人自危。
谁知，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竟然拖了三个年头，后来由于王君直病死于南京，引发全国瞩目，最终演变成了轰动一时的全国大案。五纲总被捕案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与经过？为何蒋介石会对几个纲总产生如此大的兴趣，甚至不惜大动干戈呢？
在长芦档案中，有一份关于五纲总被捕案的厚厚卷宗（图1），仔细翻阅这些档案，一幕幕历史的细节展现在我们眼前。
专家解说：1928年出现什么情况？北京政府结束，首都迁到南京，这期间就有新军阀势力和旧军阀势力之间的一个博弈。除了政治上的博弈之外，他们在经济上，在社会上，在文化各方面都有博弈。特别是天津地区，作为长芦盐的集散中心，这个地区政治比较动荡。
纪录片解说：长芦盐区是全国七大海盐产区之一，其每年的盐税收入，占到了全国盐税的15%左右，其销地涉及直豫184州县，可以说，谁掌握了长芦盐区，谁的手中就掌握了财富。因此，长芦盐区关于引岸的争夺，历来十分激烈，五纲总被捕案就与引岸之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主持人：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长芦盐区发生了十大累商拖欠洋款1000万两的债务风潮。在这次债务风潮中，十大累商的引岸被没收，共有引地六十三县。由于盐务署方面不方便经办，于是呈准改由芦纲公所各纲总代办。这是一个无本的生意，因此针对十大累商引岸的争夺十分激烈，震惊全国的五纲总被捕案就是由此而引发。
纪录片解说：1923年，旧官僚李廷玉夺得长芦公运后，欲望仍不满足，继而又向现任纲总王君直提出承办津武口岸的要求，结果遭到王的斥骂。从此，李廷玉与纲总们结下冤仇。
专家解说：津武口岸包括旧天津县四门和武清县。这一引岸涵盖的地域广、人口多，在引商口岸中收益最大。这个引岸的盐税由芦纲公所的纲总把持。芦纲公所实际就是长芦盐商的行业公会，它隶属于天津总商会。芦纲公所的纲总由盐商们推举，一般四年一期，一期一般四五个纲总，任期内办事平妥无疵者期满仍继续任事，不另改选。
纪录片解說：1928年，李廷玉到达南京，通过邵力子的关系，向蒋介石陈述长芦盐区多年的积弊，并告发了纲总们侵占“四省公司”津浦铁路盐斤加价之巨款事件。
专家解说：这一事件缘起于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修筑津浦铁路，清政府采取给盐斤加价的办法筹款，即每斤盐加价钱四文，先由众盐商垫付上缴。津浦铁路经过直、鲁、苏、皖四个省份，保管这笔款项的机构名称即为“四省公司”。津浦铁路盐斤加价款偿清以后，芦纲公所却仍继续征收，日久累积，数目非常大，而这笔款项却被纲总们所侵占。
纪录片解说：此事原本是公开的秘密，但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结束北伐，立足未稳，正在囊中羞涩之时，蒋介石得此消息，认为是个难得的机会。于是蒋介石密令天津警备司令部，将长芦纲商五纲总秘密逮捕，从而引发了震惊全国的五纲总被捕案。
主持人：看到这里，也许您会认为，五纲总被捕案其实就是盐商之间为了利益，而勾心斗角的产物。那么，事情真的有那么简单吗？通过研究长芦档案中的五纲总被捕案卷，我们可以发现，盐税之争不仅是盐商之间的斗争，在政府与盐商之间，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矛盾。
纪录片解说：说到底，五纲总被捕案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当时国民党南京政权，为控制地方政局、集中地方财力所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李廷玉的告发，给了蒋介石一个机会，他可以通过这一事件借题发挥，掌控津武口岸及周边地区的政局和财富。
专家解说：蒋介石在南方成立南京政府缺钱，他就希望勒索一些，等于是勒索盐商。1928年，蒋介石下令，让傅作义通过公安局把五大纲总逮捕。这个事前前后后一共是三年时间，历经1929、1930、1931三年才结束的。
纪录片解说：五纲总被捕后，长时间查而不审，押而不讯。其他众盐商各怀惧戒之心，都不敢出来担任纲总，芦纲公所的事务几近瘫痪。为将五纲总解救出来，其家人也是各显其能，四方活动，然而却收效甚微。
专家解说：蒋介石采取这个措施，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他的财政收支的问题。据李廷玉所讲，纲总手里有280多万两银子，这280多万两银子是多年积压在那的，想把这部分钱作为罚款交到南京政府。实际上纲总手里没有那么多钱，即便有那么多钱，纲总也不情愿交给南京政府，所以这两方形成一种对峙。
纪录片解说：1929年1月初，五纲总被押解至南京，拘押于南京国民政府大门以内的西厢房，后移往南京大华饭店，并经蒋介石指派王宠惠、冯玉祥、阎锡山、孔祥熙、宋子文、谭延铠、赵戴文等七人，组成“审讯长芦盐案委员会”，以王宠惠为主席委员。但因当时中国四处战乱，各委员星散各地，一时间根本无法聚齐，故此案一拖再拖。
主持人：蒋介石拘捕五纲总后，按常理讲，要么尽快审讯结案，要么无罪开释。然而国民政府却采取了不审不讯、长期羁押的方式。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长芦档案中，我们发现了大量长芦纲总与北洋军阀政要之间来往的文件资料（图2），这或许能引导我们找出问题的真正答案。
纪录片解说：五位纲总与北洋军阀集团之间，或多或少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关系，在天津是呼风唤雨的头面人物，其所在的天津商会具有很大自主性和号召力，蒋介石对于这一阶层放心不下，因此才亲自下达了拘捕芦商五纲总的密令。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五纲总的家人发现，这件事情找谁都不好使，除非直接找到（下转08页）（上接14页）蒋介石本人，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1929年7月中旬，蒋介石到北平视察。芦纲公所闻讯后，急忙公推刘景泉、刘渐逵、王春煦、陈右铭等7人为长芦通纲全体商人代表（图3）赶赴北平面见蒋介石，并向蒋介石提出了准予五纲总保外候讯的请求，或以刘景泉等4名代表以身代押，换回五纲总。蒋介石均未答复，刘景泉等4人只得悻悻而归。
专家解说：五纲总都是比较有名的人，有些是社会名流，在天津是很有影响的。1928年抓了五纲总以后，首先反对的是五纲总的家属和所谓的引商，我们称之为传统的盐商。这批人在天津的报纸《大公报》《益世报》上掀起舆论，进而形成一种群众舆论，希望或呼吁南京政府把他们释放，或以什么方式解决。
主持人：这份厚厚的长芦档案，是天津商会递给蒋介石的呈文 （图4），内容都是要求国民政府早日对五纲总进行结案，呈文的措辞可以说是一次比一次强硬，但是南京的蒋介石始终不为所动。而这时，一件意外之事的发生，让蒋介石也顶不住各种压力了。
纪录片解说：由于长期羁押，长芦五纲总屡染疾病，1931年1月4日，纲总王君直终于在羁押期间病逝。王君直的灵柩运抵津门后，引起津城各界的强烈反响。津商会、各法团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致函南京政府，请求尽快了结此案，释放众纲总，其中颇多微词。
在社会各方的重重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急令赵戴文赶快了结此案。1931年3月2日，赵戴文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谕知原告所控无据，对五纲总，以“手续错误，负有责任”为由，罚款50万元，被羁押达28个月的四纲总返回天津，这一历时三年的五纲总被捕案终于得以结案。
（未完待续）
纪录片解说：1928年10月19日，当时已是国民党领袖的蒋介石，亲自向天津警备司令部下达了一个密令，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拘捕了长芦纲总王君直、李赞臣、杨丹臣、郭少岚、李少舫五人，后将五人押解南京。一时间，津门上下一片哗然，各大盐商及工商业者惶恐不已，人人自危。
谁知，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竟然拖了三个年头，后来由于王君直病死于南京，引发全国瞩目，最终演变成了轰动一时的全国大案。五纲总被捕案有着怎样的历史背景与经过？为何蒋介石会对几个纲总产生如此大的兴趣，甚至不惜大动干戈呢？
在长芦档案中，有一份关于五纲总被捕案的厚厚卷宗（图1），仔细翻阅这些档案，一幕幕历史的细节展现在我们眼前。
专家解说：1928年出现什么情况？北京政府结束，首都迁到南京，这期间就有新军阀势力和旧军阀势力之间的一个博弈。除了政治上的博弈之外，他们在经济上，在社会上，在文化各方面都有博弈。特别是天津地区，作为长芦盐的集散中心，这个地区政治比较动荡。
纪录片解说：长芦盐区是全国七大海盐产区之一，其每年的盐税收入，占到了全国盐税的15%左右，其销地涉及直豫184州县，可以说，谁掌握了长芦盐区，谁的手中就掌握了财富。因此，长芦盐区关于引岸的争夺，历来十分激烈，五纲总被捕案就与引岸之争有着密切的联系。
主持人：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长芦盐区发生了十大累商拖欠洋款1000万两的债务风潮。在这次债务风潮中，十大累商的引岸被没收，共有引地六十三县。由于盐务署方面不方便经办，于是呈准改由芦纲公所各纲总代办。这是一个无本的生意，因此针对十大累商引岸的争夺十分激烈，震惊全国的五纲总被捕案就是由此而引发。
纪录片解说：1923年，旧官僚李廷玉夺得长芦公运后，欲望仍不满足，继而又向现任纲总王君直提出承办津武口岸的要求，结果遭到王的斥骂。从此，李廷玉与纲总们结下冤仇。
专家解说：津武口岸包括旧天津县四门和武清县。这一引岸涵盖的地域广、人口多，在引商口岸中收益最大。这个引岸的盐税由芦纲公所的纲总把持。芦纲公所实际就是长芦盐商的行业公会，它隶属于天津总商会。芦纲公所的纲总由盐商们推举，一般四年一期，一期一般四五个纲总，任期内办事平妥无疵者期满仍继续任事，不另改选。
纪录片解說：1928年，李廷玉到达南京，通过邵力子的关系，向蒋介石陈述长芦盐区多年的积弊，并告发了纲总们侵占“四省公司”津浦铁路盐斤加价之巨款事件。
专家解说：这一事件缘起于清朝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为修筑津浦铁路，清政府采取给盐斤加价的办法筹款，即每斤盐加价钱四文，先由众盐商垫付上缴。津浦铁路经过直、鲁、苏、皖四个省份，保管这笔款项的机构名称即为“四省公司”。津浦铁路盐斤加价款偿清以后，芦纲公所却仍继续征收，日久累积，数目非常大，而这笔款项却被纲总们所侵占。
纪录片解说：此事原本是公开的秘密，但由于当时国民党刚刚结束北伐，立足未稳，正在囊中羞涩之时，蒋介石得此消息，认为是个难得的机会。于是蒋介石密令天津警备司令部，将长芦纲商五纲总秘密逮捕，从而引发了震惊全国的五纲总被捕案。
主持人：看到这里，也许您会认为，五纲总被捕案其实就是盐商之间为了利益，而勾心斗角的产物。那么，事情真的有那么简单吗？通过研究长芦档案中的五纲总被捕案卷，我们可以发现，盐税之争不仅是盐商之间的斗争，在政府与盐商之间，也存在着各式各样的矛盾。
纪录片解说：说到底，五纲总被捕案的真正原因，其实是当时国民党南京政权，为控制地方政局、集中地方财力所采取的一种非常手段。李廷玉的告发，给了蒋介石一个机会，他可以通过这一事件借题发挥，掌控津武口岸及周边地区的政局和财富。
专家解说：蒋介石在南方成立南京政府缺钱，他就希望勒索一些，等于是勒索盐商。1928年，蒋介石下令，让傅作义通过公安局把五大纲总逮捕。这个事前前后后一共是三年时间，历经1929、1930、1931三年才结束的。
纪录片解说：五纲总被捕后，长时间查而不审，押而不讯。其他众盐商各怀惧戒之心，都不敢出来担任纲总，芦纲公所的事务几近瘫痪。为将五纲总解救出来，其家人也是各显其能，四方活动，然而却收效甚微。
专家解说：蒋介石采取这个措施，实际上也是为了解决他的财政收支的问题。据李廷玉所讲，纲总手里有280多万两银子，这280多万两银子是多年积压在那的，想把这部分钱作为罚款交到南京政府。实际上纲总手里没有那么多钱，即便有那么多钱，纲总也不情愿交给南京政府，所以这两方形成一种对峙。
纪录片解说：1929年1月初，五纲总被押解至南京，拘押于南京国民政府大门以内的西厢房，后移往南京大华饭店，并经蒋介石指派王宠惠、冯玉祥、阎锡山、孔祥熙、宋子文、谭延铠、赵戴文等七人，组成“审讯长芦盐案委员会”，以王宠惠为主席委员。但因当时中国四处战乱，各委员星散各地，一时间根本无法聚齐，故此案一拖再拖。
主持人：蒋介石拘捕五纲总后，按常理讲，要么尽快审讯结案，要么无罪开释。然而国民政府却采取了不审不讯、长期羁押的方式。那么蒋介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在长芦档案中，我们发现了大量长芦纲总与北洋军阀政要之间来往的文件资料（图2），这或许能引导我们找出问题的真正答案。
纪录片解说：五位纲总与北洋军阀集团之间，或多或少都有着某种程度的关系，在天津是呼风唤雨的头面人物，其所在的天津商会具有很大自主性和号召力，蒋介石对于这一阶层放心不下，因此才亲自下达了拘捕芦商五纲总的密令。
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五纲总的家人发现，这件事情找谁都不好使，除非直接找到（下转08页）（上接14页）蒋介石本人，才有解决问题的可能性。
1929年7月中旬，蒋介石到北平视察。芦纲公所闻讯后，急忙公推刘景泉、刘渐逵、王春煦、陈右铭等7人为长芦通纲全体商人代表（图3）赶赴北平面见蒋介石，并向蒋介石提出了准予五纲总保外候讯的请求，或以刘景泉等4名代表以身代押，换回五纲总。蒋介石均未答复，刘景泉等4人只得悻悻而归。
专家解说：五纲总都是比较有名的人，有些是社会名流，在天津是很有影响的。1928年抓了五纲总以后，首先反对的是五纲总的家属和所谓的引商，我们称之为传统的盐商。这批人在天津的报纸《大公报》《益世报》上掀起舆论，进而形成一种群众舆论，希望或呼吁南京政府把他们释放，或以什么方式解决。
主持人：这份厚厚的长芦档案，是天津商会递给蒋介石的呈文 （图4），内容都是要求国民政府早日对五纲总进行结案，呈文的措辞可以说是一次比一次强硬，但是南京的蒋介石始终不为所动。而这时，一件意外之事的发生，让蒋介石也顶不住各种压力了。
纪录片解说：由于长期羁押，长芦五纲总屡染疾病，1931年1月4日，纲总王君直终于在羁押期间病逝。王君直的灵柩运抵津门后，引起津城各界的强烈反响。津商会、各法团及社会各界人士纷纷致函南京政府，请求尽快了结此案，释放众纲总，其中颇多微词。
在社会各方的重重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急令赵戴文赶快了结此案。1931年3月2日，赵戴文以“事出有因，查无实据”为由，谕知原告所控无据，对五纲总，以“手续错误，负有责任”为由，罚款50万元，被羁押达28个月的四纲总返回天津，这一历时三年的五纲总被捕案终于得以结案。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