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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的60年，有多少美好刚刚闪现就已成为历史？有多少幸福还没分享就已经在回忆中慢慢淡去？本书改编自纪录片《幸福中国》。以中国建国后的发展为纵线，跨越60年，邀请一百多位嘉宾分别从童年、青春、偶像、结婚、邻居、节日六个主题出发，讲述各个不同的时代，他们自己亲身经历的幸福往事。这些是名人们的幸福回忆，也是属于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幸福故事。
《幸福在哪里？
——60年百位国人的幸福记忆》
佟晟嘉 樊鹏 苏奇 郄浩著
胡腾 秦小虎 改编
中信出版社 2011.10
定价：35.00元
舒乙：我父亲老舍如何过年
生于1930年代。老舍之子，作家。舒乙的父亲老舍先生年轻时先后在英、美喝了将近9年的洋墨水，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致和感情却有增无减。对于过年这个重大的传统节日，老舍先生尤为看重。舒乙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老舍先生过年的一个故事。腊月二十三是“糖瓜祭灶”过小年的日子，又是老舍先生的生日。他总是要准备好些糖瓜分给孩子，甚至分给大人。有一年他上天桥去看戏，又跑到后台去看望演员，由兜儿里掏出纸包，一人分一个糖瓜，说：“灶王爷上天的时候正是我落生的时候，吃吧，今天是我的生日。”演员们瞧瞧手里的糖瓜，再瞧瞧他，觉得非常可乐。
春节是亲情的展示
中国的节日，尤其是春节，它讲究的是一种团聚。所以无论走多远，费多大劲，路上有多么拥挤，票多么难买，都要回家。这是有意义的。有时候呢，为了减轻交通负担，就说农民工别走，咱们就地过年。但过年不是那么回事儿，一定要回家。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团圆的意思，有个孝敬老父老母的意思，有看望老人的意思，有一年里让兄弟之间、姐妹之间、妯娌之间在一起亲密亲密的意思。这个亲情的展示是春节很大的一个内容，千里迢迢要回去就是这个意思。它有对家的这种亲情，对故乡的这种亲情，对生你养你的那个地方的亲情……有好多意思在里头。人活在世上，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内容，春节给了你一个机会。
传统节日的奉行者
我小时候过年是件重大的事情。北京有个顺口溜，大致内容是说进入腊月二十后，离过年还剩十天时，农历二十一日该干什么，二十二日该干什么，一直到三十日该干什么。大家都这么做。其中有一天是扫房，就是大扫除。大扫除是非常合理的安排，这些安排现在也值得提倡一下。因为你住楼房也有蜘蛛网，也有灰尘，你应该打扫一下。
老舍先生活着的时候，是这种节日的忠实奉行者。到了“扫房”那天他要全体动员，把家扫一遍，扫得非常彻底。他让我们排队把他的书从书架子上取出来，一本一本传出去，放到院子里掸掸灰。然后趁这个机会，把书架子擦一擦，而且要用湿毛巾把犄角旮旯的灰尘全给沾出来。他腿脚不好，在底下指挥，我们爬在上面，他给我们递毛巾。像这种过节的准备，每年都要执行。而且效果非常好，做过之后节日气氛马上就出来了。
什么都得自己来
老舍先生小时候很穷，所以他很羡慕邻家过年又是杀猪又是买蜜供什么的，羡慕得不得了。经常跑回来向母亲报告：人家又请回来两个跟小塔一样的蜜供，哪家又买了多少猪肉等。他妈妈很平静地跟他说：“孩子，咱们不看别人，咱们包饺子。虽然饺子肉不多菜多，但你要知道，自己包的饺子最好吃。”
这就是一种人生理念，一种穷人的人生理念，他就记住了，自己包的饺子最好吃。老舍先生的动手能力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所以他自己成家以后，他就要贯彻这个东西，就是“什么我都得自己来”。米粉肉自己蒸，豆酱自己做，小酥鱼自己做，自己做的最好吃。这样一来，东西可能不高贵，但是是你自己劳动做出来的，饭馆里没有，节日气氛马上就起来了。
吃完了饺子，老先生进入自己书房里，拿一大堆红纸条出来。是些早就写好了的谜语，挂在那儿让大家来猜。谜语是他自己撰的，非常容易猜。比如他随便出一个：哥仨，打一国名，还特别提醒你是在非洲。谜底就是多哥。优胜者赏大蜜枣吃，这个感觉特别棒。
老北京庙会
以前老舍先生过年很爱去逛庙会。北京有一个非常好的庙会，叫做厂甸庙会。厂甸是一个地名，人们在这条街摆上很多铺子，然后大家去逛这个厂甸。有很多吃的、玩的可以提供给你。比如说过去，琉璃厂会办个书市，把非常珍贵的书拿出来卖。很多知识分子去逛厂甸，不是为了糖葫芦，也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东西，他就是去淘书的，包括鲁迅先生。到了这时，人家都会把好书拿出来。这个节目多棒，又有文化又有内容。琉璃厂还有很多文物店，他们把文物拿出来也摆上那条街。很多淘宝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愿意去看，买个扇面回来，买个什么小玩意儿回来等。
苏叔阳：过年里的“中国心”
生于1930年代。作家。苏叔阳先生是一位态度严谨、卓有成就的文化大家。他撰写的《中国读本》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十余种文字，总发行量超过1 000万册。为了写好《西藏读本》，年逾古稀的苏叔阳拖着患癌症的病体、凭着0.09的视力，翻阅文献典籍200多种，观看相关影像资料50多部，三易其稿，历时近三载，双眼几乎失明。他回忆说：“我清晰地记得2008年3月8日那一天，阴天，小雨，我中午睡了一小觉，一起来两眼就看不见了。”《西藏读本》付梓之际，正值北京奥运圣火登上珠穆朗玛峰之时。苏叔阳先生在后记中庄严地祝祷：“只要喜马拉雅山不倒，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不会分裂。”
亲情更浓些 民族更和谐
过年了，你家的饺子未必比外头的好吃。但是大老远坐各种交通工具回家团圆的心情，还有全家人在一起吃饭的那种感觉，是外头没有的。这种亲情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在慢慢恢复。我希望年味更足一点，希望这种亲情更浓一些，这样才能团结我们的社会。因为中国毕竟是以家庭为社会最基本单元的一个社会。这种心情恐怕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才能体会。
50年来变迁大
过去的这50年中，20世纪50年代过年的内容最丰富。20世纪60年代因为有了反右派，所以就简约多了。过年基本不吃热食，除了菜再炖炖基本不做新的，腊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就准备饺子。到了20世纪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进入“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一届小型的春节晚会，就是今天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前身，但后来也被批判被打倒，很多人都受罪。“文化大革命”都是战斗的呼声，战斗的号角。打倒“四人帮”后开始恢复春节联欢晚会。于是20世纪80年代春节联欢晚会就成为过年重要的项目之一。以至于它现在成了鸡肋，说不吃吧，又还想吃，吃吧又太难伺候。我干了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实在是太难受了。现在是新形式多了，但年味不足了。而且过年的意义，过年的那种快乐不再有了。也许是物质生活发达造成精神上的淡薄。其实过年还是应该充满精神的愉悦和欢乐。
20世纪80年代也有很好的氛围。大家的情感都是憋了多少年的，有一种火山爆发和地下河流喷发这么一种情况，所以产生了一批作家、戏剧家。当时小环境非常好，彼此掏心窝子讲你这好在哪儿，坏在哪儿什么的，你的本事特长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去做等。很少有人互相嫉恨的，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极少极少。而且那样的人都会被大家瞧不起，缺少人缘。我很留恋那个时候的那种氛围。
有趣的过年风俗
旧时候过年，大概从腊八就开始了，吃腊八粥是过春节的酝酿。腊八粥意味着丰收的喜庆，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传说，说是释迦牟尼成佛悟道那一天，一位牧羊女送给他一碗粥。腊八节是为了纪念这个事情。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件快乐的事。
从腊八开始，人们就一天一天算日子，每天都有一个说法，比如打扫厅堂等。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高潮期就开始了。第一就是先把旧的家长请走—送灶神。给灶王爷抹上糖稀，不让他说坏话（当然好话也说不了了）。腊月二十三送走了，大年初一再请回来，连来带去一共七天。这完全是一种幽默的表现，其实也是中国泛神论的表现。中国人的泛神论近乎无神论，这都是老百姓非常可爱的地方。我就想象，全国的灶王爷都趴在那儿，一个个脸熏得乌黑，嘴巴上还抹着糖稀说话，玉皇大帝什么也听不清。然后，灶王爷还没来得及汇报又要回来了。新年伊始，家里要再请一个灶王爷回来。这是有讲究的，不是谁都能请到，必须要老太太去请。祭灶这件事是男人做，祭月是女人做。腊月三十就是守岁。大年初一诸神退位了，先请灶王爷进来，然后大年初一在家里团圆。大年初二开始拜四方亲戚、邻居。当时讲究磕头，有的小孩不知道见到人再磕，隔着门帘他就磕，磕得头昏脑胀就回来。初三初四开始热闹了，逛厂甸庙会什么的。过去一年了，人们就盼着这日子。找点理由去玩、去休息，吃点好东西什么的。这是农业社会一种积存的民俗。
这个民俗其实意味很深远，一个是求吉祥和谐，再一个是求秩序。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这样一个自然界的四季罔替和岁月更迭，人心也要更迭，要焕发一新。所以“和”和“续”是中国年事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
马未都：只谈文化不谈钱
生于1950年代。收藏家，观复博物馆创办人。过年是中国传统里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但是现在不少人却觉得“年味”一年比一年淡了。马未都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的生活过于物质化、人与人之间缺乏精神沟通。过年了，人们发发短信，不再登门拜年。越是这样，相互间感情就越疏远。据说马未都家里过新年，只磕头，不给压岁钱。
炮仗一响就是过年
过年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放炮仗。因为炮仗是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的文化。只要炮仗声在响，就觉得还是过年的气氛。北京突然禁炮后，就越来越不像年了。我觉得中国这种过年文化，最不能丢的就是我们这种“炮仗文化”。我们这个文化应该有声响，它给年带来很多气氛。年必须要有标志性的物，文化上要有区别。西方人的典型东西就是圣诞树，一到圣诞的时候，他们在那树上挂灯，这就是文化上的区别。我们过去还会贴窗花、挂灯笼，现在就剩下一个放炮仗了。
要控制压岁钱
我们小时候，压岁钱是买不起炮仗的，压岁钱都是两毛钱。后来就是10块、8块地拿出手，现在是100块钱也拿不出手。我印象中有人压岁钱给上千元，最初听说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到我儿子上小学的时候，跟同学说他有几千块钱压岁钱，所以他经常会说，我用我的压岁钱买。我说你的压岁钱能使多少回？从这事后，我就特别控制他对钱的概念。我得让他们这一代人感受到社会的压力，要有挫折感。
老狼：简单的感动最幸福
生于1960年代。歌手。因为1995年春晚的演出，人们记住了老狼的名字。多年以后的一天，老狼再次来到校园，为准备回家过年的学生们演唱。他每唱一首歌，台下就高呼“《同桌的你》、《同桌的你》”。老狼说：“你们别急，我一定会唱！”当熟悉的旋律终于响起，许多女生眼含热泪，纷纷跑上台去，解下自己的围巾戴在老狼的脖子上。
凭票排队买鱼肉
我小时候，过年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排队买鱼和肉。我自己带一个小板凳，然后手里紧紧攥着国家发的鱼票或者肉票，上西单这种大副食商场排队买鱼买肉。那时候经常要排一夜队，到了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大家才开始站起来。然后群众自发发一些号，免得他人加塞。排一夜队买两三斤肉、排骨，然后拎回家，一家人开开心心过个年。
最开心的是放炮仗
过年的时候，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放炮仗。那时候生活并不富裕，所以家里可能只会给你买一挂一百响的炮仗。买回家后就把炮仗拆散了一个一个放。有些炮仗的引线掉了也舍不得扔，把它掰开，把火药磕出来。有时候能磕一大堆，拿火柴一点，“轰”一下，那是过年最开心的事。后来北京禁放炮，禁放那几年的气氛就差了好多。后来又开禁了，挺开心的。现在动不动就买好几千响的炮仗，火柴一点，“噼里啪啦”一炸，大家笑一笑就过去了，没有小时候来得那么刻骨铭心。
园园：过年逛庙会
生于1980年代。电台主持人。提起园园总会让人联想到团团圆圆，据说她的签名也是两个圆圆的字。听过她节目的人都说喜欢她活泼的风格。因为她的搭档姓郭，所以听众喜欢叫他们“大圆锅”。除夕夜到来之时，听众们开车行驶在回家团聚的路上，她仍坚守在演播室里，为大家送去祝福和快乐。过年的时候，她在微博上发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之所以会心累，就是因为常常徘徊在坚持和放弃之间，举棋不定。我们之所以会烦恼，就是因为记性太好，该记的、不该记的都会留在记忆里。我们之所以会痛苦，就是因为追求的太多。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计较的太多，不是我们拥有的太少，而是我们计较的太多。”
北京跟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点就是，逢年过节最热闹的地方是庙会。什么琉璃厂、地坛庙会都很热闹。对于我，庙会上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么几个东西：一是特别长的糖葫芦，这恐怕是北京的特色，你大老远就能看见糖葫芦在那儿；二是很多小朋友骑在爸爸脖子上；三是很多小朋友找那种黏嘴糖。还有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跟当年一些重要事件相关的特色纪念品。根据不同的情况，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吉祥物风行到大街小巷，但是有一点不变，每年过年的时候，北京都非常漂亮。
张悦然：雪地里的红鞭炮纸
生于1980年代。作家。2008年的时候有媒体做了个调查：究竟春晚还有没有价值？张悦然也在被调查者之列。她对春晚的看法是无所谓：“我们一家人现在几乎不太看春晚，一般都出去玩去了，放烟火什么的。”细读她的《誓鸟》，发现其中有一段关于放烟火的精彩描写：“那些红脸蛋的孩子高举彩炮筒，在雪地里奔跑。当烟花筒被点燃的那一瞬间，大家都安静下来。菊花状的焰火在头顶绽放，化作千丝万缕的亮线，缓缓地坠落，那些孩子像关在五彩笼子里的金丝雀，既欢喜又害怕地扑腾着翅膀。”这生动的细节或许就是她放弃了看春晚而观察到的吧。
有几年，北方过年下了大雪。初一推门出去的时候，就看到白雪皑皑，上面很多红色的鞭炮纸，觉得很漂亮。小时候，放鞭炮绝对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记得过年的时候一般看春节联欢晚会，零点一到，很多人会放一挂或者两挂鞭炮，声音特别响。我父亲总是把鞭炮从阳台上伸出去放，就觉得特别响，觉得世界好像变成了一个新的世界。小孩子都会觉得自己大了一岁。
《幸福在哪里？
——60年百位国人的幸福记忆》
佟晟嘉 樊鹏 苏奇 郄浩著
胡腾 秦小虎 改编
中信出版社 2011.10
定价：35.00元
舒乙：我父亲老舍如何过年
生于1930年代。老舍之子，作家。舒乙的父亲老舍先生年轻时先后在英、美喝了将近9年的洋墨水，但他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致和感情却有增无减。对于过年这个重大的传统节日，老舍先生尤为看重。舒乙曾在一篇文章中回忆老舍先生过年的一个故事。腊月二十三是“糖瓜祭灶”过小年的日子，又是老舍先生的生日。他总是要准备好些糖瓜分给孩子，甚至分给大人。有一年他上天桥去看戏，又跑到后台去看望演员，由兜儿里掏出纸包，一人分一个糖瓜，说：“灶王爷上天的时候正是我落生的时候，吃吧，今天是我的生日。”演员们瞧瞧手里的糖瓜，再瞧瞧他，觉得非常可乐。
春节是亲情的展示
中国的节日，尤其是春节，它讲究的是一种团聚。所以无论走多远，费多大劲，路上有多么拥挤，票多么难买，都要回家。这是有意义的。有时候呢，为了减轻交通负担，就说农民工别走，咱们就地过年。但过年不是那么回事儿，一定要回家。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团圆的意思，有个孝敬老父老母的意思，有看望老人的意思，有一年里让兄弟之间、姐妹之间、妯娌之间在一起亲密亲密的意思。这个亲情的展示是春节很大的一个内容，千里迢迢要回去就是这个意思。它有对家的这种亲情，对故乡的这种亲情，对生你养你的那个地方的亲情……有好多意思在里头。人活在世上，这些东西都是很重要的内容，春节给了你一个机会。
传统节日的奉行者
我小时候过年是件重大的事情。北京有个顺口溜，大致内容是说进入腊月二十后，离过年还剩十天时，农历二十一日该干什么，二十二日该干什么，一直到三十日该干什么。大家都这么做。其中有一天是扫房，就是大扫除。大扫除是非常合理的安排，这些安排现在也值得提倡一下。因为你住楼房也有蜘蛛网，也有灰尘，你应该打扫一下。
老舍先生活着的时候，是这种节日的忠实奉行者。到了“扫房”那天他要全体动员，把家扫一遍，扫得非常彻底。他让我们排队把他的书从书架子上取出来，一本一本传出去，放到院子里掸掸灰。然后趁这个机会，把书架子擦一擦，而且要用湿毛巾把犄角旮旯的灰尘全给沾出来。他腿脚不好，在底下指挥，我们爬在上面，他给我们递毛巾。像这种过节的准备，每年都要执行。而且效果非常好，做过之后节日气氛马上就出来了。
什么都得自己来
老舍先生小时候很穷，所以他很羡慕邻家过年又是杀猪又是买蜜供什么的，羡慕得不得了。经常跑回来向母亲报告：人家又请回来两个跟小塔一样的蜜供，哪家又买了多少猪肉等。他妈妈很平静地跟他说：“孩子，咱们不看别人，咱们包饺子。虽然饺子肉不多菜多，但你要知道，自己包的饺子最好吃。”
这就是一种人生理念，一种穷人的人生理念，他就记住了，自己包的饺子最好吃。老舍先生的动手能力就是这样培养出来的。所以他自己成家以后，他就要贯彻这个东西，就是“什么我都得自己来”。米粉肉自己蒸，豆酱自己做，小酥鱼自己做，自己做的最好吃。这样一来，东西可能不高贵，但是是你自己劳动做出来的，饭馆里没有，节日气氛马上就起来了。
吃完了饺子，老先生进入自己书房里，拿一大堆红纸条出来。是些早就写好了的谜语，挂在那儿让大家来猜。谜语是他自己撰的，非常容易猜。比如他随便出一个：哥仨，打一国名，还特别提醒你是在非洲。谜底就是多哥。优胜者赏大蜜枣吃，这个感觉特别棒。
老北京庙会
以前老舍先生过年很爱去逛庙会。北京有一个非常好的庙会，叫做厂甸庙会。厂甸是一个地名，人们在这条街摆上很多铺子，然后大家去逛这个厂甸。有很多吃的、玩的可以提供给你。比如说过去，琉璃厂会办个书市，把非常珍贵的书拿出来卖。很多知识分子去逛厂甸，不是为了糖葫芦，也不是为了别的什么东西，他就是去淘书的，包括鲁迅先生。到了这时，人家都会把好书拿出来。这个节目多棒，又有文化又有内容。琉璃厂还有很多文物店，他们把文物拿出来也摆上那条街。很多淘宝人，尤其是知识分子愿意去看，买个扇面回来，买个什么小玩意儿回来等。
苏叔阳：过年里的“中国心”
生于1930年代。作家。苏叔阳先生是一位态度严谨、卓有成就的文化大家。他撰写的《中国读本》被译成英、法、德、日、俄等十余种文字，总发行量超过1 000万册。为了写好《西藏读本》，年逾古稀的苏叔阳拖着患癌症的病体、凭着0.09的视力，翻阅文献典籍200多种，观看相关影像资料50多部，三易其稿，历时近三载，双眼几乎失明。他回忆说：“我清晰地记得2008年3月8日那一天，阴天，小雨，我中午睡了一小觉，一起来两眼就看不见了。”《西藏读本》付梓之际，正值北京奥运圣火登上珠穆朗玛峰之时。苏叔阳先生在后记中庄严地祝祷：“只要喜马拉雅山不倒，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就不会分裂。”
亲情更浓些 民族更和谐
过年了，你家的饺子未必比外头的好吃。但是大老远坐各种交通工具回家团圆的心情，还有全家人在一起吃饭的那种感觉，是外头没有的。这种亲情在20世纪90年代似乎在慢慢恢复。我希望年味更足一点，希望这种亲情更浓一些，这样才能团结我们的社会。因为中国毕竟是以家庭为社会最基本单元的一个社会。这种心情恐怕只有我们中国人自己才能体会。
50年来变迁大
过去的这50年中，20世纪50年代过年的内容最丰富。20世纪60年代因为有了反右派，所以就简约多了。过年基本不吃热食，除了菜再炖炖基本不做新的，腊月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就准备饺子。到了20世纪70年代就更不一样了。进入“文化大革命”之前，有一届小型的春节晚会，就是今天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前身，但后来也被批判被打倒，很多人都受罪。“文化大革命”都是战斗的呼声，战斗的号角。打倒“四人帮”后开始恢复春节联欢晚会。于是20世纪80年代春节联欢晚会就成为过年重要的项目之一。以至于它现在成了鸡肋，说不吃吧，又还想吃，吃吧又太难伺候。我干了一年的春节联欢晚会，实在是太难受了。现在是新形式多了，但年味不足了。而且过年的意义，过年的那种快乐不再有了。也许是物质生活发达造成精神上的淡薄。其实过年还是应该充满精神的愉悦和欢乐。
20世纪80年代也有很好的氛围。大家的情感都是憋了多少年的，有一种火山爆发和地下河流喷发这么一种情况，所以产生了一批作家、戏剧家。当时小环境非常好，彼此掏心窝子讲你这好在哪儿，坏在哪儿什么的，你的本事特长是什么，你应该怎么去做等。很少有人互相嫉恨的，不是说完全没有，但极少极少。而且那样的人都会被大家瞧不起，缺少人缘。我很留恋那个时候的那种氛围。
有趣的过年风俗
旧时候过年，大概从腊八就开始了，吃腊八粥是过春节的酝酿。腊八粥意味着丰收的喜庆，同时还有另外一个传说，说是释迦牟尼成佛悟道那一天，一位牧羊女送给他一碗粥。腊八节是为了纪念这个事情。但不管怎么样，这都是一件快乐的事。
从腊八开始，人们就一天一天算日子，每天都有一个说法，比如打扫厅堂等。到腊月二十三过小年，高潮期就开始了。第一就是先把旧的家长请走—送灶神。给灶王爷抹上糖稀，不让他说坏话（当然好话也说不了了）。腊月二十三送走了，大年初一再请回来，连来带去一共七天。这完全是一种幽默的表现，其实也是中国泛神论的表现。中国人的泛神论近乎无神论，这都是老百姓非常可爱的地方。我就想象，全国的灶王爷都趴在那儿，一个个脸熏得乌黑，嘴巴上还抹着糖稀说话，玉皇大帝什么也听不清。然后，灶王爷还没来得及汇报又要回来了。新年伊始，家里要再请一个灶王爷回来。这是有讲究的，不是谁都能请到，必须要老太太去请。祭灶这件事是男人做，祭月是女人做。腊月三十就是守岁。大年初一诸神退位了，先请灶王爷进来，然后大年初一在家里团圆。大年初二开始拜四方亲戚、邻居。当时讲究磕头，有的小孩不知道见到人再磕，隔着门帘他就磕，磕得头昏脑胀就回来。初三初四开始热闹了，逛厂甸庙会什么的。过去一年了，人们就盼着这日子。找点理由去玩、去休息，吃点好东西什么的。这是农业社会一种积存的民俗。
这个民俗其实意味很深远，一个是求吉祥和谐，再一个是求秩序。春耕夏种，秋收冬藏，这样一个自然界的四季罔替和岁月更迭，人心也要更迭，要焕发一新。所以“和”和“续”是中国年事的一个基本概念，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
马未都：只谈文化不谈钱
生于1950年代。收藏家，观复博物馆创办人。过年是中国传统里最隆重、最热闹的节日。但是现在不少人却觉得“年味”一年比一年淡了。马未都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在于人们的生活过于物质化、人与人之间缺乏精神沟通。过年了，人们发发短信，不再登门拜年。越是这样，相互间感情就越疏远。据说马未都家里过新年，只磕头，不给压岁钱。
炮仗一响就是过年
过年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放炮仗。因为炮仗是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的文化。只要炮仗声在响，就觉得还是过年的气氛。北京突然禁炮后，就越来越不像年了。我觉得中国这种过年文化，最不能丢的就是我们这种“炮仗文化”。我们这个文化应该有声响，它给年带来很多气氛。年必须要有标志性的物，文化上要有区别。西方人的典型东西就是圣诞树，一到圣诞的时候，他们在那树上挂灯，这就是文化上的区别。我们过去还会贴窗花、挂灯笼，现在就剩下一个放炮仗了。
要控制压岁钱
我们小时候，压岁钱是买不起炮仗的，压岁钱都是两毛钱。后来就是10块、8块地拿出手，现在是100块钱也拿不出手。我印象中有人压岁钱给上千元，最初听说时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到我儿子上小学的时候，跟同学说他有几千块钱压岁钱，所以他经常会说，我用我的压岁钱买。我说你的压岁钱能使多少回？从这事后，我就特别控制他对钱的概念。我得让他们这一代人感受到社会的压力，要有挫折感。
老狼：简单的感动最幸福
生于1960年代。歌手。因为1995年春晚的演出，人们记住了老狼的名字。多年以后的一天，老狼再次来到校园，为准备回家过年的学生们演唱。他每唱一首歌，台下就高呼“《同桌的你》、《同桌的你》”。老狼说：“你们别急，我一定会唱！”当熟悉的旋律终于响起，许多女生眼含热泪，纷纷跑上台去，解下自己的围巾戴在老狼的脖子上。
凭票排队买鱼肉
我小时候，过年有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排队买鱼和肉。我自己带一个小板凳，然后手里紧紧攥着国家发的鱼票或者肉票，上西单这种大副食商场排队买鱼买肉。那时候经常要排一夜队，到了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大家才开始站起来。然后群众自发发一些号，免得他人加塞。排一夜队买两三斤肉、排骨，然后拎回家，一家人开开心心过个年。
最开心的是放炮仗
过年的时候，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放炮仗。那时候生活并不富裕，所以家里可能只会给你买一挂一百响的炮仗。买回家后就把炮仗拆散了一个一个放。有些炮仗的引线掉了也舍不得扔，把它掰开，把火药磕出来。有时候能磕一大堆，拿火柴一点，“轰”一下，那是过年最开心的事。后来北京禁放炮，禁放那几年的气氛就差了好多。后来又开禁了，挺开心的。现在动不动就买好几千响的炮仗，火柴一点，“噼里啪啦”一炸，大家笑一笑就过去了，没有小时候来得那么刻骨铭心。
园园：过年逛庙会
生于1980年代。电台主持人。提起园园总会让人联想到团团圆圆，据说她的签名也是两个圆圆的字。听过她节目的人都说喜欢她活泼的风格。因为她的搭档姓郭，所以听众喜欢叫他们“大圆锅”。除夕夜到来之时，听众们开车行驶在回家团聚的路上，她仍坚守在演播室里，为大家送去祝福和快乐。过年的时候，她在微博上发了这么一段话：“我们之所以会心累，就是因为常常徘徊在坚持和放弃之间，举棋不定。我们之所以会烦恼，就是因为记性太好，该记的、不该记的都会留在记忆里。我们之所以会痛苦，就是因为追求的太多。我们之所以不快乐，就是因为计较的太多，不是我们拥有的太少，而是我们计较的太多。”
北京跟其他城市最大的不同点就是，逢年过节最热闹的地方是庙会。什么琉璃厂、地坛庙会都很热闹。对于我，庙会上印象比较深的是这么几个东西：一是特别长的糖葫芦，这恐怕是北京的特色，你大老远就能看见糖葫芦在那儿；二是很多小朋友骑在爸爸脖子上；三是很多小朋友找那种黏嘴糖。还有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跟当年一些重要事件相关的特色纪念品。根据不同的情况，每一年都有不一样的吉祥物风行到大街小巷，但是有一点不变，每年过年的时候，北京都非常漂亮。
张悦然：雪地里的红鞭炮纸
生于1980年代。作家。2008年的时候有媒体做了个调查：究竟春晚还有没有价值？张悦然也在被调查者之列。她对春晚的看法是无所谓：“我们一家人现在几乎不太看春晚，一般都出去玩去了，放烟火什么的。”细读她的《誓鸟》，发现其中有一段关于放烟火的精彩描写：“那些红脸蛋的孩子高举彩炮筒，在雪地里奔跑。当烟花筒被点燃的那一瞬间，大家都安静下来。菊花状的焰火在头顶绽放，化作千丝万缕的亮线，缓缓地坠落，那些孩子像关在五彩笼子里的金丝雀，既欢喜又害怕地扑腾着翅膀。”这生动的细节或许就是她放弃了看春晚而观察到的吧。
有几年，北方过年下了大雪。初一推门出去的时候，就看到白雪皑皑，上面很多红色的鞭炮纸，觉得很漂亮。小时候，放鞭炮绝对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我记得过年的时候一般看春节联欢晚会，零点一到，很多人会放一挂或者两挂鞭炮，声音特别响。我父亲总是把鞭炮从阳台上伸出去放，就觉得特别响，觉得世界好像变成了一个新的世界。小孩子都会觉得自己大了一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