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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科举;进士追赐;追忆;文人心态
学界对于科举制度、科举与文学文化、科举与士人心态等方面的研究早已造端，孜孜矻矻，洋洋大观，可谓珠玉琳琅。然而，经过文献爬梳，发现在古代的科举取士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非常规举措，即“进士追赐”——对身殁士子的科名追赐。1这一举措属于“特赐第”制度的延伸，2在科举时代比较少见，施行频率亦较低。每次施行，背后都潜藏着当时独特的历史动因，在一次次偶发中，成为科举制度下的另类存在。而这一偶然举措，对于古代文人的情感心态，仍然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科举初创于隋，唐宋时风行天下，周流四海，在制度方面亦逐渐规范完备。文献记载，进士追赐始于唐末昭宗时期。原始材料出于唐末五代文人王定保的《唐摭言》卷十《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
孟郊，字东野，工古风，诗名播天下，与李观、韩退之为友……（庄云不及第，误也。）
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瑨肃，边上从事……
皇甫松，著《醉乡日月》三卷，自叙之矣……
李群玉，不知何许人，诗篇妍丽，才力遒健……
陆龟蒙，字鲁望，三吴人也。幼而聪悟，文学之外，尤善谈笑……
赵光远，丞相隐弟子，幼而聪悟……
李甘，字和鼎，长庆四年《及第登科记》已注矣（庄云不第，误矣）。
温庭皓，庭筠之弟，词藻亚于兄，不第而卒。
刘得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顾邵孙（吴人）、沈珮（吴人）。
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
罗邺，余杭人也。家富于财，父则为盐铁小吏……
方干，桐庐人也，幼有清才，为徐凝所器，诲之格律……
前件人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辞，遍在时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但恐愤气未销，上冲穹昊，伏乞宣赐中书门下，追赠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明代。唯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级，便以特敕，显示优恩，俾使已升冤人，皆霑圣泽;后来学者，更厉文风。
论曰：工拙由人，得丧者命。非贤之咎，伊时之病。善不为名而名随之，名不为禄而禄从之，苟异于是不汩，而小人之儒也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己。《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1
这则材料首先罗列了孟郊、李贺等19人的姓名，除刘得仁等8人外，各作简短小传。其中“庄云不及第，误也”“庄云不第，误矣”两处小注，以及“唐诸王孙也”的表述方式，明显与后文“见存明代”不相统贯。由此可以断定，这部分内容当是王定保在知悉被追赐人的姓名后，自己书写的简要小传，并非韦庄所作。
其次，便是韦庄呈予昭宗的奏件。在开头又有“前件人”的说法，可见韦庄的原奏是否有传，不得而知，但至少亦罗列了这19人的姓名。于理而论，也应附上此名单，以供昭宗及有司稽查核考。最后则为王定保自身所发之议论，表达对不遇才士的同情。
可以看出，韦庄的奏疏较为简短精要，指出这些人虽然未得科名，但“皆有奇才”，原因是
“丽句清词，遍在时人之口”，言外之意，其才情已经得到了科举之外的舆评检验，确已身负进士之才学，只是未有进士之科名。而“愤气未销，上冲穹昊”，如果对这些人不闻不问，不加以补偿的话，可能会令其魂魄怨气郁结，形于天象，影响国家的运势与走向。因此追赠进士与官职，不仅可化解怨气，还可昭示来者，有助于笼络士人群体，重塑他们对于朝廷的向心力，即所谓“后来学者，更厉文风”。
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卷七《唐昭宗恤录儒士》云：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补阙韦庄奏：“词人才子，时有遗贤，不霑一命于圣明，没作千年之恨骨。据臣所知，则有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德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罗邺、方干。俱无显过，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伏望追赐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唯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署。”敕奖庄，而令中书门下详酌处分。2
王定保虽列出获得进士追赐的士子名单，并点明这一追赐事件的提议人为韦庄，却未记录具体时间，这则材料可补其阙。即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十二月，时任左补阙的韦庄提出这一建议，奏于昭宗，并最终获得允准，下旨施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件为何不见于正史，却在《唐摭言》中被言之凿凿地记录下来，甚至附上了韦庄上奏的原文？韦庄的文集今已散佚不存，难以稽考。今本《浣花集》为近人所辑之诗词集，已非原貌，自无此篇奏文。然而，清人陈洪墀在《全唐文纪事》中收录了韦庄的这篇奏文，于其后注曰：“《乞追赐李贺皇甫松等进士及第奏》，《浣花集》。”1则于其时，陈洪墀所见之《浣花集》中，确乎收录了这篇简短的奏文。2又详《韦庄年谱》，“昭宗光化三年庚申，六十五岁。夏，自中谏除左补阙。”3则唐昭宗光化三年，韦庄确任左补阙之职，亦无扞格。此外，《唐摭言》一书虽为文人笔记小说，仍有个别道听途说的不经之谈，但整体而言，古今学者们仍多倾向于肯定其史料价值。并且，王定保为晚唐入五代之人，时间上相距不远，加之其本人亦为光化三年进士，4纵非亲历其事，亦当闻于时人。
因此，《唐摭言》所载的“进士追赐”事件，应是真实可信的。至于正史所不载，当是由于施行于唐王朝行将落幕之际，世事纷乱，不遑记录。同时又是初次施行的偶然性事件，不入正史，亦是理所当然之事。5此类前朝旧迹，三五零落，由距其不远的文人笔记所载录，而正史阙如者，亦非鲜见。
古人亦曾提出质疑，認为提出“追赐进士”这一建议者，并非韦庄，而是另有其人。
（万历）《绍兴府志》云：“方干，字雄飞，新定人，工诗赋……唐末宰臣奏名儒不遇者十五人，追赐进士出身，干与焉。”6既称“唐末宰臣”，言下之意，自然不是韦庄。
而朝廷之所以仍会不时地施行这一举措，乃出于笼络人心的现实考量。但须注意到，这一目的，只有在“进士”这一科举取士的最高位阶，逐渐由现实的功利价值，某种程度上过渡到精神荣誉价值的时候，方能最终实现。对于亡故士子而言，既已命绝九幽，势位富贵皆成云烟，即便在身后被追赐为进士，也无丝毫实际意义，毕竟“科名不润冢中骨”。而且即便获得传世之声名荣誉，泉下之人亦无从得知。这项举措，实际上是为那些献身科举、怀才不遇的尚存士人所施行的。以抚慰他们屡试不第的惨怛之心，激励他们不要灰心丧志，只要孜孜不倦地虔心向学，即便生前不得一第，亦可在死后成为进士，扬名显亲，归于不朽，可谓是科举制度下牢笼士子的极致之举了。
不过，上述梳理出来的被追赐者，除晚唐昭宗时期的数人外，其它时代的受追赐者，可以说无一例外地“身与名俱灭”，澌然而尽。所谓的名归不朽，传于后世，为传统儒家所提出的现实主义“长生”理念，这些受到进士追赐的人，依然无名于后来，为人们所遗忘。而留得身后长久之名的人，如同样受到追赐的李贺、贾岛、陆龟蒙、罗邺、方干等人，乃以己之真实才学，得到众人之认可，遂不至于“恨骨填蒿里”。可以说，任何名不副实的“恩荫”路线，或者“与才无涉”的旌表路线，都只是一时之举，真正的进士，仍须真正的才学来支撑，方具有长久之价值，播在人口，千祀不灭。
也正因如此，除去晚唐时最初的那次进士追赐外，其它时代的进士追赐行为，不久后便纷纷为世人所遗忘，如清人梁清远在《雕丘杂录》中所误认为的“历代无行之者”。在后人的记忆中留存下来的，最终只有昭宗时的进士追赐，因为只有这次的追赐行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至名归之举。俞樾《茶香室丛钞》云：“《唐摭言》载《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按：此举人多知之，然罕能言其人者。”1可见至少在清代，很多文人的记忆中，都集体沉淀着这次久远的进士追赐事件，只是对具体的受赐人不甚了悉。
针对这一特殊的事件，古人（主要为清人）在诗文中展开了深切的吟咏与议论，这对认识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独特心态，提供了一面镜子。
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云：
韦庄此奏虽为怜才阐幽至意，然未免为识者所笑。夫科第非褒封之物，且长吉召赋玉楼，修文天上，其视人间青紫，真一蚍子，宁复以一命为介介者？予去岁过京口，见顾修远所刊有《李杜同榜登科诗》十首，盖为李杜惜一第也，其韦补阙之见欤？2
这里明确对追赐进士的行为提出了质疑与否定，认为这是违背基本常识的无聊之举，不免为人所笑。因科第乃取士取材之道，非如爵位官衔，可以用来褒旌封赠，两不相干之物，不可混杂一处。又举李贺为例，言其为天帝所召，“修文天上”，早已俯瞰尘寰，韦庄反以俗世科名予之，未免为无谓之举。言下之意为，以李贺为代表的亡故才士，其本身的价值早已得到世人之认可，这才是高于任何科名追赐的真正褒封，相较之下，追赐之举则显得渺小无稽。至于后人“为李杜惜一第”，而刊布所谓的《李杜同榜登科诗》，其用心与韦庄别无二致。讽刺了世人视科名为性命，以己度人，乃至妄溯前贤的这一行为，同时也说明了清代科名崇拜之甚。
朱鹤龄《书
学界对于科举制度、科举与文学文化、科举与士人心态等方面的研究早已造端，孜孜矻矻，洋洋大观，可谓珠玉琳琅。然而，经过文献爬梳，发现在古代的科举取士中，存在着一种独特的非常规举措，即“进士追赐”——对身殁士子的科名追赐。1这一举措属于“特赐第”制度的延伸，2在科举时代比较少见，施行频率亦较低。每次施行，背后都潜藏着当时独特的历史动因，在一次次偶发中，成为科举制度下的另类存在。而这一偶然举措，对于古代文人的情感心态，仍然有着相当程度的影响。
一、“慰士心以挽颓厦”：进士追赐的肇始
科举初创于隋，唐宋时风行天下，周流四海，在制度方面亦逐渐规范完备。文献记载，进士追赐始于唐末昭宗时期。原始材料出于唐末五代文人王定保的《唐摭言》卷十《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近代者》：
孟郊，字东野，工古风，诗名播天下，与李观、韩退之为友……（庄云不及第，误也。）
李贺，字长吉，唐诸王孙也。父瑨肃，边上从事……
皇甫松，著《醉乡日月》三卷，自叙之矣……
李群玉，不知何许人，诗篇妍丽，才力遒健……
陆龟蒙，字鲁望，三吴人也。幼而聪悟，文学之外，尤善谈笑……
赵光远，丞相隐弟子，幼而聪悟……
李甘，字和鼎，长庆四年《及第登科记》已注矣（庄云不第，误矣）。
温庭皓，庭筠之弟，词藻亚于兄，不第而卒。
刘得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顾邵孙（吴人）、沈珮（吴人）。
顾蒙，宛陵人，博览经史，慕燕许刀尺，亦一时之杰……
罗邺，余杭人也。家富于财，父则为盐铁小吏……
方干，桐庐人也，幼有清才，为徐凝所器，诲之格律……
前件人俱无显遇，皆有奇才，丽句清辞，遍在时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但恐愤气未销，上冲穹昊，伏乞宣赐中书门下，追赠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明代。唯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级，便以特敕，显示优恩，俾使已升冤人，皆霑圣泽;后来学者，更厉文风。
论曰：工拙由人，得丧者命。非贤之咎，伊时之病。善不为名而名随之，名不为禄而禄从之，苟异于是不汩，而小人之儒也尤人，君子之儒也反己。《诗》曰：“风雨如晦，鸡鸣不已。”1
这则材料首先罗列了孟郊、李贺等19人的姓名，除刘得仁等8人外，各作简短小传。其中“庄云不及第，误也”“庄云不第，误矣”两处小注，以及“唐诸王孙也”的表述方式，明显与后文“见存明代”不相统贯。由此可以断定，这部分内容当是王定保在知悉被追赐人的姓名后，自己书写的简要小传，并非韦庄所作。
其次，便是韦庄呈予昭宗的奏件。在开头又有“前件人”的说法，可见韦庄的原奏是否有传，不得而知，但至少亦罗列了这19人的姓名。于理而论，也应附上此名单，以供昭宗及有司稽查核考。最后则为王定保自身所发之议论，表达对不遇才士的同情。
可以看出，韦庄的奏疏较为简短精要，指出这些人虽然未得科名，但“皆有奇才”，原因是
“丽句清词，遍在时人之口”，言外之意，其才情已经得到了科举之外的舆评检验，确已身负进士之才学，只是未有进士之科名。而“愤气未销，上冲穹昊”，如果对这些人不闻不问，不加以补偿的话，可能会令其魂魄怨气郁结，形于天象，影响国家的运势与走向。因此追赠进士与官职，不仅可化解怨气，还可昭示来者，有助于笼络士人群体，重塑他们对于朝廷的向心力，即所谓“后来学者，更厉文风”。
南宋洪迈《容斋三笔》卷七《唐昭宗恤录儒士》云：
唐昭宗光化三年十二月，左补阙韦庄奏：“词人才子，时有遗贤，不霑一命于圣明，没作千年之恨骨。据臣所知，则有李贺、皇甫松、李群玉、陆龟蒙、赵光远、温庭筠、刘德仁、陆逵、傅锡、平曾、贾岛、刘稚珪、罗邺、方干。俱无显过，皆有奇才，丽句清词，遍在词人之口，衔冤抱恨，竟为冥路之尘。伏望追赐进士及第，各赠补阙、拾遗。见存唯罗隐一人，亦乞特赐科名，录升三署。”敕奖庄，而令中书门下详酌处分。2
王定保虽列出获得进士追赐的士子名单，并点明这一追赐事件的提议人为韦庄，却未记录具体时间，这则材料可补其阙。即唐昭宗光化三年（900）十二月，时任左补阙的韦庄提出这一建议，奏于昭宗，并最终获得允准，下旨施行。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事件为何不见于正史，却在《唐摭言》中被言之凿凿地记录下来，甚至附上了韦庄上奏的原文？韦庄的文集今已散佚不存，难以稽考。今本《浣花集》为近人所辑之诗词集，已非原貌，自无此篇奏文。然而，清人陈洪墀在《全唐文纪事》中收录了韦庄的这篇奏文，于其后注曰：“《乞追赐李贺皇甫松等进士及第奏》，《浣花集》。”1则于其时，陈洪墀所见之《浣花集》中，确乎收录了这篇简短的奏文。2又详《韦庄年谱》，“昭宗光化三年庚申，六十五岁。夏，自中谏除左补阙。”3则唐昭宗光化三年，韦庄确任左补阙之职，亦无扞格。此外，《唐摭言》一书虽为文人笔记小说，仍有个别道听途说的不经之谈，但整体而言，古今学者们仍多倾向于肯定其史料价值。并且，王定保为晚唐入五代之人，时间上相距不远，加之其本人亦为光化三年进士，4纵非亲历其事，亦当闻于时人。
因此，《唐摭言》所载的“进士追赐”事件，应是真实可信的。至于正史所不载，当是由于施行于唐王朝行将落幕之际，世事纷乱，不遑记录。同时又是初次施行的偶然性事件，不入正史，亦是理所当然之事。5此类前朝旧迹，三五零落，由距其不远的文人笔记所载录，而正史阙如者，亦非鲜见。
古人亦曾提出质疑，認为提出“追赐进士”这一建议者，并非韦庄，而是另有其人。
（万历）《绍兴府志》云：“方干，字雄飞，新定人，工诗赋……唐末宰臣奏名儒不遇者十五人，追赐进士出身，干与焉。”6既称“唐末宰臣”，言下之意，自然不是韦庄。
而朝廷之所以仍会不时地施行这一举措，乃出于笼络人心的现实考量。但须注意到，这一目的，只有在“进士”这一科举取士的最高位阶，逐渐由现实的功利价值，某种程度上过渡到精神荣誉价值的时候，方能最终实现。对于亡故士子而言，既已命绝九幽，势位富贵皆成云烟，即便在身后被追赐为进士，也无丝毫实际意义，毕竟“科名不润冢中骨”。而且即便获得传世之声名荣誉，泉下之人亦无从得知。这项举措，实际上是为那些献身科举、怀才不遇的尚存士人所施行的。以抚慰他们屡试不第的惨怛之心，激励他们不要灰心丧志，只要孜孜不倦地虔心向学，即便生前不得一第，亦可在死后成为进士，扬名显亲，归于不朽，可谓是科举制度下牢笼士子的极致之举了。
不过，上述梳理出来的被追赐者，除晚唐昭宗时期的数人外，其它时代的受追赐者，可以说无一例外地“身与名俱灭”，澌然而尽。所谓的名归不朽，传于后世，为传统儒家所提出的现实主义“长生”理念，这些受到进士追赐的人，依然无名于后来，为人们所遗忘。而留得身后长久之名的人，如同样受到追赐的李贺、贾岛、陆龟蒙、罗邺、方干等人，乃以己之真实才学，得到众人之认可，遂不至于“恨骨填蒿里”。可以说，任何名不副实的“恩荫”路线，或者“与才无涉”的旌表路线，都只是一时之举，真正的进士，仍须真正的才学来支撑，方具有长久之价值，播在人口，千祀不灭。
也正因如此，除去晚唐时最初的那次进士追赐外，其它时代的进士追赐行为，不久后便纷纷为世人所遗忘，如清人梁清远在《雕丘杂录》中所误认为的“历代无行之者”。在后人的记忆中留存下来的，最终只有昭宗时的进士追赐，因为只有这次的追赐行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至名归之举。俞樾《茶香室丛钞》云：“《唐摭言》载《韦庄奏请追赠不及第人》……按：此举人多知之，然罕能言其人者。”1可见至少在清代，很多文人的记忆中，都集体沉淀着这次久远的进士追赐事件，只是对具体的受赐人不甚了悉。
针对这一特殊的事件，古人（主要为清人）在诗文中展开了深切的吟咏与议论，这对认识士人在科举制度下的独特心态，提供了一面镜子。
叶矫然《龙性堂诗话续集》云：
韦庄此奏虽为怜才阐幽至意，然未免为识者所笑。夫科第非褒封之物，且长吉召赋玉楼，修文天上，其视人间青紫，真一蚍子，宁复以一命为介介者？予去岁过京口，见顾修远所刊有《李杜同榜登科诗》十首，盖为李杜惜一第也，其韦补阙之见欤？2
这里明确对追赐进士的行为提出了质疑与否定，认为这是违背基本常识的无聊之举，不免为人所笑。因科第乃取士取材之道，非如爵位官衔，可以用来褒旌封赠，两不相干之物，不可混杂一处。又举李贺为例，言其为天帝所召，“修文天上”，早已俯瞰尘寰，韦庄反以俗世科名予之，未免为无谓之举。言下之意为，以李贺为代表的亡故才士，其本身的价值早已得到世人之认可，这才是高于任何科名追赐的真正褒封，相较之下，追赐之举则显得渺小无稽。至于后人“为李杜惜一第”，而刊布所谓的《李杜同榜登科诗》，其用心与韦庄别无二致。讽刺了世人视科名为性命，以己度人，乃至妄溯前贤的这一行为，同时也说明了清代科名崇拜之甚。
朱鹤龄《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