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时候的爱好变成了一辈子的事业，是一件无比幸运的事情。曾孝濂就是这样一位幸运的人，他与植物画的情缘持续了60年。
　　曾孝濂，1939年6月出生于云南省威信县，是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教授级工程师和植物科学画家。“植物科学画就像植物的‘身份证’，它是美术跟科学之间比较小的一个分支。它以科学的手法描绘植物，甚至比文字描述更精准。”曾孝濂这样介绍自己的工作。
　　曾孝濂画植物有自己固定的步骤，一般是先看照片，再去原產地写生、采集标本，拿到标本后还要进行解剖，直到对植物有了充分了解才下笔。有一次，他为了观察大蒜的开花过程，足足准备了两年时间。作为植物学家，曾孝濂每一幅画中包含的信息都极其丰富，除了根、枝、花、果等基础信息外，连分类学家最看重的叶片正、反、侧面的形态信息都有。他画植物时坚持不改变植物的特征，仅从光线、色彩、虚实、明暗等绘画技巧上下功夫。曾孝濂说，为了跟花的自然衰败抢时间，他常常一整个上午都不吃不喝、不上厕所，全神贯注地搞创作。曾孝濂认为，植物科学画不仅需要从科学家的角度去观察，还要用艺术家的热情去描绘自然之美。他说：“不仅要画得像，画得准确，更重要的是画得生动。得用心去体会，才能在画中表达出植物的‘神’与‘魂’。植物各有各的生命状态，但都源于对外界环境的适应和对生存繁衍的渴望。”
　　野外写生和采集标本时常常要与蚂蚁、蚂蟥、马蜂、虱子等为伴，其中的艰辛超乎人们的想象。在一次采集标本的过程中，曾孝濂身上留下了足足42个与蚂蟥“亲密接触”的伤口;有次他在野外科考时遇到了呈攻击状态的眼镜蛇，曾孝濂不但没躲避，反而拿出相机拍下了蛇攻击他的瞬间;为了画好绿绒蒿，曾孝濂爬上海拔4 700米的白马雪山，在缺氧的状态下完成了画作，他说：“没有到过那个环境，就见不到真正的绿绒蒿。那种生命的神奇，不到现场是感受不出来的。”
　　曾孝濂1959年高中毕业后，就以半工半读的方式进入了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从上世纪50年代末开始，曾孝濂就开始从事绘图员的工作，他与植物学家密切配合，用了45年的时间为《中国植物志》画插图。《中国植物志》全书记载了中国301科3 408属31 142种植物，共80卷126册、5 000多万字、9 000余幅图。曾孝濂在参与《中国植物志》的创作过程中，积累了知识，磨练了技法，更懂得了如何认知和尊重大自然。退休后的曾孝濂画笔不辍，创作了作品《改变世界的中国植物》。这幅作品中的37种植物的原产地都在我国，之后才输出到国外，影响了整个世界。曾孝濂对这些植物的家底如数家珍：欧美洲很多的花卉都是从中国传过去的，比如野生月季，传到欧洲后成为象征和平与友谊的观赏花卉;还有长在高海拔地区的绿绒蒿，因为它气质高贵，欧洲人叫它“东方女神”;又如“中国鸽子树”珙桐，因为它开花雪白，像一群群鸽子停在枝头;水蜜桃、猕猴桃、柿子等水果，也都是从中国传出去的。
　　一花一鸟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年逾80的曾孝濂又开始制订新的创作计划：画100幅以西双版纳热带雨林为题材的景观图，与此同时，他还在继续创作自己的第十套邮票。曾孝濂希望通过植物科学画，唤起人们对自然的认同感和亲切感。
　　*本文根据《新华网》《人民日报》《科技日报》登载的相关内容整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