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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地缘政治的夹缝里纵横捭阖，他不但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等城市变成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化经济体，他自己也从一个国土狭小的岛国领导人成为活跃于世界舞台的重量级政治家
本来，再过5个月他将迎来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在国家独立50周年之日，无数荣耀和祝福将献给这位91岁的老人。但是，他最终没有等到那一天。
3月23 日，李光耀溘然离世。新加坡失去了“国父”，世界上众多政治家也怅然若失。
自古以来，政治家就是一群自信自负的人。但是当今世界的许多政治家，却乐于向李光耀请教治国理政之道。即使是与众多世界级领导人有密切交往的基辛格也称赞说，“其中对我启发最大的是新加坡首任总理、精神导师李光耀。”
在地缘政治的夹缝里纵横捭阖，他不但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等城市变成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化强国，他自己也从一个国土狭小的岛国领导人成为活跃于世界舞台的重量级政治家。这就是李光耀的故事。
孤独的起航
“1965年8月9日，我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启程，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茫无目的的道路。”多年以后，李光耀在自传里这样写道。
那一天，新加坡成为独立国家。当时许多国家争取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被强加的：马来亚联邦将其驱逐，宣布“同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断绝关系”。
新加坡是个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小岛，曾是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心脏地带，并由此发展起来。随着新马分家，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周围都是充满敌意的大国，在这样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虽然35岁的时候，这位律师出身的政治家便成为新加坡自治邦的总理，但是他从没想到自己在42岁的时候，将负起管理独立的新加坡的重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怎样盖房子，怎样修引擎，都有专著教导。但是，还从没有一本书是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等地的移民组成一个国家。
李光耀说：“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从。”国际社会的评论都预测，独立后的新加坡将走投无路。
一名评论员甚至把英国从殖民地撤出的情况跟古罗马帝国的没落相比。当古罗马军团撤走，外邦人接管后，古罗马帝国的法纪全垮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评论说：“花费超过1亿英镑建成的英国基地一旦关闭，新加坡的经济将会垮掉。”
此时的世界正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之下，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影响巨大。大多数刚独立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刻板地坚持风靡一时的社会制度，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希望以此加快发展步伐。虽然事后证明，这种干预性经济政策必然导致资源错配，增加官员的贪腐机会。但是直到苏联解体，这种理论才被推翻。
在时代的洪流里，李光耀没有迷失航向。他坚信，只要坚持维护社会秩序、给人民提供教育、维护睦邻友好关系、厉行法治、增强投资者信心，那么国家没有道理不发展。
在摆脱了殖民统治的独立国家里，民族主义往往高涨，统治者也乐于操纵和利用民族主义。但是李光耀不为民族主义所动，他保留下来新加坡第一位英国殖民者莱佛士的雕像。这个举动让西方投资者感到安心。
和香港不同，新加坡缺乏一批现成的企业家。为了经济发展，它的选择就是向跨国公司敞开大门。新加坡的年轻官员们四处奔走“招商”，设法使外国投资者对新加坡的商机感兴趣，游说他们派团前来亲自实地考察。有些跨国公司甚至连新加坡在哪儿都搞不清楚，只能在地球仪上辨认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末端的一个小点。
那时，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相信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是廉价土地、劳工和原料的剥削者。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李光耀不受任何理论或教条的约束。
“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李光耀说，“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李光耀坚信，如果能在公共安全、个人安全、保健、教育、电信、交通和服务方面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准，新加坡就会成为那些在本区域有商业关系的企业家、工程师、经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基地。他决心把处于第三世界地区的新加坡创造成第一世界的绿洲。为此，他利用学校、工会、民众联络所和社区组织，重新教育新加坡人民，使他们改变想法和习惯。
后来中国各地方政府流行的招商引资的做法，30年前就在新加坡上演过。当时新加坡修建基础设施，提供精心策划的工业园。其中规模最大的“裕廊工业区”面积达到9000英亩，无论是公路、污水处理和排水设施、电力或水供，区内设备一应俱全。不过，在最初几年，裕廊工业区荒芜一片，人们称它是财政部长吴庆瑞的“愚蠢之作”。
从一开始小心翼翼地进入，到后来大批公司蜂拥而至，到1970年，新加坡终于就成为跨国公司的青睐之地。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疯狂的动荡时代。许多投资者认为台湾和香港太靠近中国，纷纷转到新加坡来。
跨国公司把各种工业带进新加坡，同时新加坡政府尊重跨国公司的选择，让它们自行选择它们认为能成气候的工业。新加坡政府的任务，就是广泛拟定经济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期限，并按照时局的新变化进行调整，建造基础设施以及培训与教育工人来满足雇主的需求。
《时代》周刊等美国杂志，纷纷刊登有关新加坡的报道，热烈赞扬新加坡的辉煌成就。美国跨国公司不但为新加坡奠定了庞大的高科技电子工业的基础，而且把新加坡转变成一个电子产品主要出口国。 通过贸易和投资，新加坡和主要工业国联系起来，而且随着蓬勃发展的世界贸易起步。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世界经济蒙受严重的打击。但是新加坡经受住了，因为此时它的经济已经起飞。
新加坡奇迹般地成为东亚的经济中心。
“向新加坡学习”
李光耀无疑是新加坡奇迹的缔造者。这位讲一口流利英语的新加坡人是一个华裔，100多年前他的曾祖父从中国的广东省大埔县移民到新加坡。随着清朝的没落解体，当时他的家乡正在经历一场大动乱。英国人建立的这个商业中心，让李光耀的曾祖父和成千上万个像他那样的人，有机会过比国内好的生活。
李光耀生于忧患。在前半生，他就唱过四首国歌：英国的《天佑吾王》、日本的《君之代》、马来西亚的《我的国家》，最后是独立后的新加坡国歌《前进吧，新加坡》。外国军队来来去去，包括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还有带着台湾人和朝鲜族辅助部队的日本人，然后又是英国人。
李光耀自幼就接受英式教育，12岁时考入当地顶尖的英校莱佛士书院（初中部），但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中断学业。战争结束后，他荣获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赴英国留学。他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在伦敦获得执业律师资格。
回到新加坡后，李光耀被卷人政治变革的大潮中。他由于代表“新加坡罢工的邮差”与政府谈判而声名大噪，在工会中建立了群众基础，并与左派人士一起组织了人民行动党。然而，他最终和激进的极左人士分裂，并一直以“反共者”著称。他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他之所以反共，“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领袖集权）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
1978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邓小平来到了新加坡。
在总理府会议室内的座位旁边，李光耀特意让人放了一个明代的蓝白色痰盂。因为两年前他第一次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就发现会议室里摆着痰盂，而且有些中国领袖当着客人的面使用它。虽然总统府里规定不准抽烟，李光耀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摆了个烟灰缸。
不过，邓小平没有使用痰盂，也没有像在国内那样吸烟。这位年长19岁的政治家非常尊重李光耀。因为在三天的访问里，邓小平发现新加坡已经成为秩序井然、干净整洁的现代化国家。而在58年前，他在去法国留学期间曾在此驻留两天，那时的新加坡不过是一个肮脏混乱的殖民地。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邓小平向李光耀表示祝贺。
李光耀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社会的理论，“我是务实的，我愿意直面问题，说：好吧，什么才是最佳解决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这和邓小平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两位政治家惺惺相惜，尽管是第一次见面，却从此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李光耀称赞说：“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然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邓小平邀请李光耀再到中国访问。李光耀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我就去。邓小平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李光耀不同意，他认为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新加坡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中国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
李光耀的话显然打动了邓小平，进而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一个月之后，“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利用外资的政策得以确立。
邓小平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
此时的新加坡，已经成为连接亚洲与世界的贸易中心，也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国际金融中心。它所面临的已经不是缺乏投资和就业机会的老问题，而是如何改善新投资项目的质量，以及如何提高工人的教育和技术水平。李光耀与邓小平结交，为新加坡打开除欧美和日本之外的新腹地。
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也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在邓小平访问之前，中国的媒体把新加坡称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在邓小平回国之后，这种说法消失了，新加坡被描述为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学习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东欧国家的改革都遇到了来自外部或自身的难以逾越的障碍，风光不再，中国才重新选择。
当时供选择的是两种模式：东亚式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和欧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中，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像邓小平本人就十分欣赏“四小龙”、特别是新加坡的许多做法。在上世纪80年代，以威权主义的方式发展经济的东亚模式的弊病并未显现。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里明确提出“向新加坡学习”，“出国去看看并且要向各国学习。特别是向新加坡学习。他们有良好的社会纪律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我们应当向他们借鉴，并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强人的命运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就像坐上了“一辆通往繁荣的快速电梯”，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发达富裕的经济体。
“亚洲四小龙”的成就世界瞩目，新加坡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新加坡政府稳定而清廉，不仅关注推动经济发展，而且投资于公共住房，兴办令人羡慕的社会服务体系，以及高度发达的教育事业。这一切让几乎所有的新加坡人在经济上都有保障。
“新加坡之所以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因为我们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实现了某些变革。”李光耀曾如此总结说，“我们知道效仿西方和日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它们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这正如一位英国教授对中国学者所说，“没有奇迹，只有常规，按照先进经验办事，依靠国际支援。”
新加坡的经济成就世人瞩目，而其政治体制则备受质疑。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亚洲四小龙”是东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代表。这种体制处于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之间，其特点是严格遵从政府的权威，而政府常运用压制性手段，用来维持和执行社会控制，从而有效地提高效率。
新加坡显然就是其中的典型。在这个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国家里，街头示威属于违法，违法者将被捕。未经警方许可，五个人以上的集会可能构成“非法集会”。在过去的50年里，这个国家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而且这个党一直控制在精力旺盛的李光耀手中。
曾任驻亚洲外交官联合会主席的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一书里说，新加坡“长期在李光耀总理家长式统治下”，“他容不得反对意见或批评，实行新闻审查，按照自己的观点厉行他的法治和秩序。在这个由单一政党——即人民行动党——而实际上由他一个人统治的国家，不存在值得注意的反对派。”
李光耀对于这类批评嗤之以鼻。“我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管理人民，也见识了日本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
李光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人对新加坡的侵略给我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课，因为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我看到了权力的意义，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我还明白了在强权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们为了生存会采取哪些应对之策。”
早在当选总理之前，李光耀就公开说过，“我从来没有因为民意调查或欢迎度调查而过度忧虑或纠结过。我认为如果你为此而过度忧虑或纠结，你就是一位虚弱无力的领导者”，“当地位、声誉或实际效用不足以支持权威时，就必须采取措施应对威权面临的挑战。”
“在被别人爱戴与被别人惧怕的问题上，我一向都认为马基亚维利是正确的。如果没有人害怕我，我的存在就没有意义。”这种公开认同马基亚维利的做法令人惊讶，因为李光耀在多个场合把自己形容为“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
“任何社会要成功推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它的人民必须先得在教育和经济上达到高水平的发展，有人数可观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再只是为了基本求存而斗争。”李光耀说，“在人民仍然以族群领袖为效忠对象的新兴国家里，诚实无私的领导人不可或缺，否则，就算宪法制度提供再多保障，国家终究要失败。就因为这些继承民主宪制的领袖强势不足，终于导致国家走上暴乱、政变和革命之路。”
在20世纪下半叶，有一批政治强人活跃在东亚地区，包括韩国的朴正熙、中国台湾的蒋经国、菲律宾的马科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他们以实践验证着李光耀的观点。
1979年10月，李光耀在汉城的青瓦台会见了朴正熙。当时这位军官出身的总统已经掌权18年，在铁腕统治下把韩国经济发展得蓬勃繁荣。朴正熙给李光耀留下深刻印象。李光耀后来回忆说，“少了朴正熙，韩国也许永远也不会发展成为工业国。”
巧合的是，在李光耀离开五天之后，朴正熙就遭到暗杀。专制体制的缺陷导致他个人的悲剧。在李光耀访问之前不久，朴正熙似乎有所预感，曾在办公室里写下一幅中国书法赠给他的女儿朴槿惠：“身与名俱没，江河万古流”。
类似的悲剧也发生在菲律宾。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曾当面问李光耀，马科斯是英雄还是奸雄？李光耀的回答是：马科斯或许一开始是个英雄，结果却变成奸雄。这位游击队员出身的“奸雄”在任期内，菲律宾农业、工业和教育都得到显著发展。可是在实行了20年军法统治之后，1986年终于在人民的反对声中乘坐美国空军直升机仓皇辞庙，流亡夏威夷，直至客死他乡。
和这两位强人不同，台湾地区的强人得以善终。台湾在蒋经国的领导下，也实现了经济腾飞。李光耀和蒋经国关系密切，他称赞蒋经国“想法务实，社会知识丰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蒋经国解除了戒严令，着手推行政治改革。当1988年蒋经国与世长辞时，台湾已经开始平稳地进行政治转型。
我们不知道，这些在身边发生的历史巨变，是否对李光耀产生了影响。毫无疑问，李光耀是清醒的政治强人。1984年他就明确表示：“我们要想给后世留下积极的影响，不是通过抓住权力不放，而是通过权力交接方式。如果抓住权力不放，在自己虚弱的时候就会有人从我们手中夺走权力，到时，在‘谁是接任者’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没有发言权了。”
1990年，67岁的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担任内阁资政，接班人是他选择的吴作栋。
八年之后，李光耀在电视上看到苏哈托被迫下台的凄凉一幕。他说：“每当我想起苏哈托那个时候的窘境，就不免要庆幸自己提前在1990年11月，仍然操控政治局势和蓬勃的经济发展的时候，卸下总理一职。”
但是世人都知道，内阁资政李光耀才是新加坡的真正主人。
辩护与反思
“眼看这么一个控制严密的泱泱大国先是颤动，继而失控，最终瓦解，真叫人瞠目结舌。”在自传里，李光耀这样描述苏联的解体。
这个划时代的事件震惊世界，也引发了新一波民主化浪潮。美国思想家福山宣告“历史的终结”。事实上，福山推崇的民主价值观并没有一统世界，相反，“亚洲价值观”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上世纪90年代盛行一时。
东亚各国就像一行雁阵，翱翔在世界经济的天空。最早起飞的是日本，随后“亚洲四小虎”，进入上世纪90年代又有“亚洲四小虎”加入行列。当然，还有中国和中国。聘请李光耀担任经济顾问的越南也奋起直追。这些国家多年保持10%左右的年平均增长率。亚洲的经济成就与欧洲和美国经济的中速增长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萧条形成了鲜明对比。
成功的经济发展给东亚国家带来的不只是繁荣，还有自信。美国一位驻外大使在1993年指出，“文化复兴正席卷亚洲”，它包括“自信心日益增长”，这意味着亚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兴国的一切看作必然是最好的”。亚洲开始轻蔑地谈起西方的衰落，并把他们的成功和西方的衰落归因于自己文化的优越和西方文化的颓废。 李光耀是“亚洲价值观”的代言人。他说，“东亚人（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和新加坡人）带有更强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和实践，在赶超进程中表明是明显宝贵的东西。东亚文化所持的价值观，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支持了团体的努力，而这对于迅速发展是必要的。”
“我认为民主制度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发展。”1992年在马尼拉的一次演讲中，李光耀直言不讳地说，“一个国家如果要发展自己，更需要纪律，而不是民主。民主过于兴旺，就会催生无纪律、无秩序的环境，这是不利于发展的。”
李光耀鼓吹亚洲相对于西方的崛起，并把亚洲成功的原因归于亚洲文化（从根本上来讲是儒家文化）的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而把西方衰落的原因归于自我纵容、懒惰、个人主义、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权威，以及“思想僵化”等。
1994年美国《外交》季刊刊登李光耀的长篇谈话记录《文化是决定命运的》，引起了极大的国际反响。李光耀强调，东方社会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他抨击当代美国社会的崩溃，直言“美国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的制度强加于别的社会，这一套在这些社会根本行不通。”他认为，美国“需要检讨其社会和政治安排的基本设想，并在此过程中从东亚社会中学习一点东西”。
第二年，福山的导师、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台北发表演讲，把新加坡的模式同台湾的民主模式做了对比。他引述《纽约时报》的标题，总结出两种模式的差别：新加坡“干净而小气”，台湾“污秽而自由”。他的结论是：“李光耀带给新加坡的诚实和效率，则很可能伴随他入土为安。在一些情况下，专制体制短期内能有所作为，但是经验显示，惟有民主体制才能造就长久的好政府。”
李光耀则以挑战的口吻回应类似的质疑：“如果历史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即如果历史表明自由的民主制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请忽略我吧，不要宣传我，可以吗？”
正如亨廷顿所说，“强大的社会是普世的;弱小的社会是狭隘的。”没有人在意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4年发出的警告。克鲁格曼在名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中预言，亚洲金融危机即将爆发。马哈蒂尔总理于1996年对欧洲国家的政府首脑宣称，“亚洲价值是普遍的价值，欧洲价值是欧洲的价值”。
仅仅一年之后，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都没有逃脱这场厄运。这次崩溃暴露了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的另一面：朋党主义、讲关系、搞贪污、走后门或私下交易。
李光耀承认，这些社会病态是东亚的老问题。这些陋习的确对危机有所影响，加剧了危机所带来的损害。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他开始了反思。
2000年，李光耀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公开表示，在信息时代，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了。这番言论使得许多人感到诧异。
后来，李光耀对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作了更详细的说明。他指出，在信息时代，最重要的是发扬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在这种情况下，“重农抑商”、“学而优则仕”的中国文化和价值观显然就与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了。
李光耀说，过去新加坡有望成功的人士通常都向往进入政界、行政部门或者军队，很少有人自行创业，成为企业家的人更少。东亚国家要想同美国竞争，必须先改变它们的文化态度，“必须接受一些文化领域的根本变革”。
“我必须改变我原来的观念了。”李光耀坦诚地说，“新加坡缺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需要改变固有的思维，接受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经济学家吴敬琏评论说，“李光耀确实是一位有眼光、有胆识的领导人。”
现实与未来
一个政治家是否伟大，不取决于他所治理的国土面积的大小。一个大国领导人，可能只是一位小政治家;一个小国领导人，也可能成为大政治家。
晚年的李光耀奔走于世界各地，是许多国家政府的座上客。在世界的各种论坛上，人们都认真倾听他的声音。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新加坡和亚洲。李光耀不仅仅是这个时代的卓越领导人，还以其强大的战略洞察力被公认为一位思想家。
“在过去三代人的时间里，李光耀每次造访华盛顿，总有一大批人等着见他，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和外交领域的高层领导。”基辛格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他的讨论会总是洋溢着一种很少见的坦诚氛围，他德高望重，而且经验丰富，每一位与他打过交道的美国总统都能从中受益。”
李光耀认为，在未来二三十年美国仍将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他说美国肯定不会沦为二流国家，“只要世界继续以经济为主导，只要美国还能继续在创新科技领域中保住领先的地位，那么欧盟也好，日本或中国也罢，相信谁也取代不了美国当今所拥有的超凡地位。”
邓小平之后，李光耀仍然受到了中国历届领导人的尊敬。他们都认真倾听李光耀的意见，李光耀在不吝赞美之余，也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额将不可避免地赶上美国。”不过他也指出，“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的劣势和需要克服的障碍比大多数观察人士意识到的都要多。在中国的治理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缺少法治。”
当中国提出“和平崛起”之后，李光耀就向当时中国的智囊团表示异议：“这个词语本身就是矛盾的，任何崛起都是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他建议改为“和平复兴，或演进，或发展。”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行为文明、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更具世界特色、更加国际化和外向型的国家。”
2004年，一位70多岁的中国领导人问李光耀：“你相信我们在和平崛起上的立场吗？”李光耀回答：“是的，我相信，但有一点要说明。你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抗日战争、‘大跃进’运动、‘文革’和‘四人帮’，还见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过程。你们知道陷阱很多，而且知道如果中国要一帆风顺地不断发展，内部需要稳定，外部需要和平。然而，你们给中国年轻人灌输了太多对民族复兴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思想——这可能导致不稳定。”
因此，李光耀建议，“要让中国青年一代明白中国曾经因为闭关锁国和过度注重意识形态而犯的错误，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向让他们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带着谦卑和责任感迎接挑战。”
对于中美两个大国的未来，李光耀也感到担心。作为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他一方面认为，“美国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它得容忍中国这个大国。”另一方面又认为，“谨慎起见，亚太地区应该维持均势，亚太各国之间的一个广泛共识就体现了这一点。这个共识就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应该维持下去——这有利于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种稳定符合各方利益，包括中方利益。”
在飞速变化的时代面前，李光耀不但关心世界的未来，也努力推动新加坡适应时代的变革。当许多人还在说应该学习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治理的老话时，李光耀却说，“现在世界已经发生变化，我们也必须改变。”
新加坡也确实在悄然变化。随着选民诉求和心态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不再安于现状，而要求更多的参与、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元性的政治结构以及更多的政治上的制衡。
2011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为60.14%，为1965年建国以来历次大选最低;反对党则史无前例地获得6个议席，创下了建国以来反对党赢得议席的最高。不久，年近九旬的李光耀宣布退出新加坡内阁。
如果说，作为新加坡第一代总理的李光耀的作风是家长式的，那么面对时代变化，第二代总理吴作栋将领导作风转变为兄长式，第三代总理李显龙将领导作风进一步转变为朋友式。
李显龙说，作风的变化固然是因为自己与父亲李光耀的个性略有不同，但更大原因是因为时代变了，自己也不得不变。李显龙总理在2012年元旦发表讲话指出，经济发展将不是衡量国家状况的第一标准。
对反对党强硬打压，是李光耀的一贯作风。当一党独大日益受到质疑批评，人民行动党于2009年开始推动政治改革，期待改革后的选举制度能公平对待各个政党、有利于选出强大政府和让国会发出不同声音。因此有评论家认为，新的新加坡模式正在建构。不过，这种转型仍然缓慢，最近一位新加坡媒体人出版《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一书，就对缺乏民主自由的现状表示不满。
很显然，新加坡的转型得到了李光耀这位开国领导人的默许、甚至是支持。老路难以维持，转型已是必然。李光耀对于历史的走向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及历史要求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民主和自由市场。”
李光耀提醒新加坡：“在早期，我们做的一件事就是抵制住了第三世界的潮流，着力吸引跨国公司进入新加坡，而且我们这个做法是成功的。现在，我们必须再次抵制第三世界中民族主义沉渣泛起的潮流，让我们的视野与行为体现出国际水准……”
世间再无李光耀
李光耀身材高大，虽到晚年仍然腰板挺直，气度沉稳，望之如恂恂儒者。举手投足之间，又有英国绅士的风范。
或许意识到身后的各种议论，李光耀六年前在接受采访时说，“别人会以什么方式铭记我，我认为我决定不了。生活中，我只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我从来不想搞政治。我想做律师，过上好日子，做一个好的顾问，但由于发生了一系列政治震荡，我无奈之下只有搞政治了。”
因此，李光耀说：“我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铭记”。他甚至充满嘲讽地说，“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是政治家的人都需要看心理医生。”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
尽管如此，李光耀仍将以政治家被人铭记。世间再无李光耀。他的去世，宣告崛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东亚政治强人全部谢幕。
李光耀刚刚掌权之际，新加坡的人均GDP不过400多美元，而现在这一数字已经超过5万美元。作为漫长而多变时代的一位政治领导人，李光耀不仅成功改变了新加坡，对于世界的影响也超过了许多同时代的政治家。李光耀对于亚洲和世界事务的独特判断引人深思，必将成为塑造未来世界的一份重要遗产。
本来，再过5个月他将迎来人生最辉煌的时刻：在国家独立50周年之日，无数荣耀和祝福将献给这位91岁的老人。但是，他最终没有等到那一天。
3月23 日，李光耀溘然离世。新加坡失去了“国父”，世界上众多政治家也怅然若失。
自古以来，政治家就是一群自信自负的人。但是当今世界的许多政治家，却乐于向李光耀请教治国理政之道。即使是与众多世界级领导人有密切交往的基辛格也称赞说，“其中对我启发最大的是新加坡首任总理、精神导师李光耀。”
在地缘政治的夹缝里纵横捭阖，他不但把一个贫穷落后的中等城市变成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化强国，他自己也从一个国土狭小的岛国领导人成为活跃于世界舞台的重量级政治家。这就是李光耀的故事。
孤独的起航
“1965年8月9日，我带着惶惑不安的心情启程，走上一条没有路标和茫无目的的道路。”多年以后，李光耀在自传里这样写道。
那一天，新加坡成为独立国家。当时许多国家争取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被强加的：马来亚联邦将其驱逐，宣布“同不再效忠中央政府的新加坡州政府断绝关系”。
新加坡是个位于马六甲海峡的小岛，曾是英帝国在东南亚的心脏地带，并由此发展起来。随着新马分家，它变成了一个没有躯体的心脏，周围都是充满敌意的大国，在这样的环境里如何谋求生存呢？
虽然35岁的时候，这位律师出身的政治家便成为新加坡自治邦的总理，但是他从没想到自己在42岁的时候，将负起管理独立的新加坡的重任。正如他自己所说的，怎样盖房子，怎样修引擎，都有专著教导。但是，还从没有一本书是教人如何把一群来自中国、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等地的移民组成一个国家。
李光耀说：“我们奉命脱离马来西亚，走自己的路，前途茫茫，不知道何去何从。”国际社会的评论都预测，独立后的新加坡将走投无路。
一名评论员甚至把英国从殖民地撤出的情况跟古罗马帝国的没落相比。当古罗马军团撤走，外邦人接管后，古罗马帝国的法纪全垮了。《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评论说：“花费超过1亿英镑建成的英国基地一旦关闭，新加坡的经济将会垮掉。”
此时的世界正笼罩在冷战的阴影之下，苏联式的计划经济影响巨大。大多数刚独立的第三世界领导人刻板地坚持风靡一时的社会制度，加强对经济的干预，希望以此加快发展步伐。虽然事后证明，这种干预性经济政策必然导致资源错配，增加官员的贪腐机会。但是直到苏联解体，这种理论才被推翻。
在时代的洪流里，李光耀没有迷失航向。他坚信，只要坚持维护社会秩序、给人民提供教育、维护睦邻友好关系、厉行法治、增强投资者信心，那么国家没有道理不发展。
在摆脱了殖民统治的独立国家里，民族主义往往高涨，统治者也乐于操纵和利用民族主义。但是李光耀不为民族主义所动，他保留下来新加坡第一位英国殖民者莱佛士的雕像。这个举动让西方投资者感到安心。
和香港不同，新加坡缺乏一批现成的企业家。为了经济发展，它的选择就是向跨国公司敞开大门。新加坡的年轻官员们四处奔走“招商”，设法使外国投资者对新加坡的商机感兴趣，游说他们派团前来亲自实地考察。有些跨国公司甚至连新加坡在哪儿都搞不清楚，只能在地球仪上辨认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末端的一个小点。
那时，第三世界国家的领袖相信新殖民主义剥削人民的理论，认为跨国公司是廉价土地、劳工和原料的剥削者。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李光耀不受任何理论或教条的约束。
“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李光耀说，“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李光耀坚信，如果能在公共安全、个人安全、保健、教育、电信、交通和服务方面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准，新加坡就会成为那些在本区域有商业关系的企业家、工程师、经理人员和其他专业人士的基地。他决心把处于第三世界地区的新加坡创造成第一世界的绿洲。为此，他利用学校、工会、民众联络所和社区组织，重新教育新加坡人民，使他们改变想法和习惯。
后来中国各地方政府流行的招商引资的做法，30年前就在新加坡上演过。当时新加坡修建基础设施，提供精心策划的工业园。其中规模最大的“裕廊工业区”面积达到9000英亩，无论是公路、污水处理和排水设施、电力或水供，区内设备一应俱全。不过，在最初几年，裕廊工业区荒芜一片，人们称它是财政部长吴庆瑞的“愚蠢之作”。
从一开始小心翼翼地进入，到后来大批公司蜂拥而至，到1970年，新加坡终于就成为跨国公司的青睐之地。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疯狂的动荡时代。许多投资者认为台湾和香港太靠近中国，纷纷转到新加坡来。
跨国公司把各种工业带进新加坡，同时新加坡政府尊重跨国公司的选择，让它们自行选择它们认为能成气候的工业。新加坡政府的任务，就是广泛拟定经济目标和实现目标的期限，并按照时局的新变化进行调整，建造基础设施以及培训与教育工人来满足雇主的需求。
《时代》周刊等美国杂志，纷纷刊登有关新加坡的报道，热烈赞扬新加坡的辉煌成就。美国跨国公司不但为新加坡奠定了庞大的高科技电子工业的基础，而且把新加坡转变成一个电子产品主要出口国。 通过贸易和投资，新加坡和主要工业国联系起来，而且随着蓬勃发展的世界贸易起步。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世界经济蒙受严重的打击。但是新加坡经受住了，因为此时它的经济已经起飞。
新加坡奇迹般地成为东亚的经济中心。
“向新加坡学习”
李光耀无疑是新加坡奇迹的缔造者。这位讲一口流利英语的新加坡人是一个华裔，100多年前他的曾祖父从中国的广东省大埔县移民到新加坡。随着清朝的没落解体，当时他的家乡正在经历一场大动乱。英国人建立的这个商业中心，让李光耀的曾祖父和成千上万个像他那样的人，有机会过比国内好的生活。
李光耀生于忧患。在前半生，他就唱过四首国歌：英国的《天佑吾王》、日本的《君之代》、马来西亚的《我的国家》，最后是独立后的新加坡国歌《前进吧，新加坡》。外国军队来来去去，包括英国人、澳大利亚人、印度人，还有带着台湾人和朝鲜族辅助部队的日本人，然后又是英国人。
李光耀自幼就接受英式教育，12岁时考入当地顶尖的英校莱佛士书院（初中部），但在日军占领新加坡后中断学业。战争结束后，他荣获大英帝国女王奖学金，赴英国留学。他在剑桥大学攻读法律，并在伦敦获得执业律师资格。
回到新加坡后，李光耀被卷人政治变革的大潮中。他由于代表“新加坡罢工的邮差”与政府谈判而声名大噪，在工会中建立了群众基础，并与左派人士一起组织了人民行动党。然而，他最终和激进的极左人士分裂，并一直以“反共者”著称。他曾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他之所以反共，“根源在于他们采用列宁主义（领袖集权）的方法，不在于他们的马克思主义理想。”
1978年10月，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邓小平来到了新加坡。
在总理府会议室内的座位旁边，李光耀特意让人放了一个明代的蓝白色痰盂。因为两年前他第一次到北京人民大会堂，就发现会议室里摆着痰盂，而且有些中国领袖当着客人的面使用它。虽然总统府里规定不准抽烟，李光耀还是特地在显眼的地方摆了个烟灰缸。
不过，邓小平没有使用痰盂，也没有像在国内那样吸烟。这位年长19岁的政治家非常尊重李光耀。因为在三天的访问里，邓小平发现新加坡已经成为秩序井然、干净整洁的现代化国家。而在58年前，他在去法国留学期间曾在此驻留两天，那时的新加坡不过是一个肮脏混乱的殖民地。新加坡的改变实在太大了，邓小平向李光耀表示祝贺。
李光耀不会拘泥于某一种关于治理社会的理论，“我是务实的，我愿意直面问题，说：好吧，什么才是最佳解决之道？怎样才能为最多的人创造最大的幸福和福利？”这和邓小平的名言“不管黑猫白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两位政治家惺惺相惜，尽管是第一次见面，却从此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李光耀称赞说：“邓小平是我所见过的领导人当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位。尽管他只有五英尺高，却是人中之杰。虽然年届74岁，在面对不愉快的现实时，他随时准备改变自己的想法。”
邓小平邀请李光耀再到中国访问。李光耀说，等中国从文化大革命中恢复过来我就去。邓小平说，那需要很长的时间。李光耀不同意，他认为中国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新加坡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中国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
李光耀的话显然打动了邓小平，进而影响了中国共产党的决策。一个月之后，“努力采用世界先进技术和先进设备”被正式写进了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利用外资的政策得以确立。
邓小平说：“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账，略微吃点亏也干。”
此时的新加坡，已经成为连接亚洲与世界的贸易中心，也是一个正在兴起的国际金融中心。它所面临的已经不是缺乏投资和就业机会的老问题，而是如何改善新投资项目的质量，以及如何提高工人的教育和技术水平。李光耀与邓小平结交，为新加坡打开除欧美和日本之外的新腹地。
邓小平在1978年所看到的新加坡，也为中国人要争取的最基本的成就提供了一个参考标准。在邓小平访问之前，中国的媒体把新加坡称为“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但是在邓小平回国之后，这种说法消失了，新加坡被描述为一个值得学习的榜样。
然而，在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学习的主要对象仍然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直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东欧国家的改革都遇到了来自外部或自身的难以逾越的障碍，风光不再，中国才重新选择。
当时供选择的是两种模式：东亚式的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模式和欧美式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在这两种模式中，东亚模式往往为官员们所钟爱。像邓小平本人就十分欣赏“四小龙”、特别是新加坡的许多做法。在上世纪80年代，以威权主义的方式发展经济的东亚模式的弊病并未显现。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里明确提出“向新加坡学习”，“出国去看看并且要向各国学习。特别是向新加坡学习。他们有良好的社会纪律和良好的社会秩序，我们应当向他们借鉴，并且比他们管得更好。”
强人的命运
从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都就像坐上了“一辆通往繁荣的快速电梯”，在短时间内实现了经济的腾飞，一跃成为发达富裕的经济体。
“亚洲四小龙”的成就世界瞩目，新加坡更是其中的佼佼者。新加坡政府稳定而清廉，不仅关注推动经济发展，而且投资于公共住房，兴办令人羡慕的社会服务体系，以及高度发达的教育事业。这一切让几乎所有的新加坡人在经济上都有保障。
“新加坡之所以能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是因为我们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实现了某些变革。”李光耀曾如此总结说，“我们知道效仿西方和日本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它们给我们提供了前车之鉴。” 这正如一位英国教授对中国学者所说，“没有奇迹，只有常规，按照先进经验办事，依靠国际支援。”
新加坡的经济成就世人瞩目，而其政治体制则备受质疑。在许多研究者看来，“亚洲四小龙”是东亚威权主义政治体制的代表。这种体制处于民主政体和极权政体之间，其特点是严格遵从政府的权威，而政府常运用压制性手段，用来维持和执行社会控制，从而有效地提高效率。
新加坡显然就是其中的典型。在这个治理得井井有条的国家里，街头示威属于违法，违法者将被捕。未经警方许可，五个人以上的集会可能构成“非法集会”。在过去的50年里，这个国家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而且这个党一直控制在精力旺盛的李光耀手中。
曾任驻亚洲外交官联合会主席的美国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亚洲史》一书里说，新加坡“长期在李光耀总理家长式统治下”，“他容不得反对意见或批评，实行新闻审查，按照自己的观点厉行他的法治和秩序。在这个由单一政党——即人民行动党——而实际上由他一个人统治的国家，不存在值得注意的反对派。”
李光耀对于这类批评嗤之以鼻。“我从英国人那里学到了如何治理国家、如何管理人民，也见识了日本人是如何运用权力的。”
李光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日本人对新加坡的侵略给我上了一堂最深刻的政治教育课，因为在长达三年半的时间里，我看到了权力的意义，看到了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而且我还明白了在强权政治下陷入困局的人们为了生存会采取哪些应对之策。”
早在当选总理之前，李光耀就公开说过，“我从来没有因为民意调查或欢迎度调查而过度忧虑或纠结过。我认为如果你为此而过度忧虑或纠结，你就是一位虚弱无力的领导者”，“当地位、声誉或实际效用不足以支持权威时，就必须采取措施应对威权面临的挑战。”
“在被别人爱戴与被别人惧怕的问题上，我一向都认为马基亚维利是正确的。如果没有人害怕我，我的存在就没有意义。”这种公开认同马基亚维利的做法令人惊讶，因为李光耀在多个场合把自己形容为“最后一位维多利亚人”。
“任何社会要成功推行民主的政治制度，它的人民必须先得在教育和经济上达到高水平的发展，有人数可观的中产阶级，生活不再只是为了基本求存而斗争。”李光耀说，“在人民仍然以族群领袖为效忠对象的新兴国家里，诚实无私的领导人不可或缺，否则，就算宪法制度提供再多保障，国家终究要失败。就因为这些继承民主宪制的领袖强势不足，终于导致国家走上暴乱、政变和革命之路。”
在20世纪下半叶，有一批政治强人活跃在东亚地区，包括韩国的朴正熙、中国台湾的蒋经国、菲律宾的马科斯、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他们以实践验证着李光耀的观点。
1979年10月，李光耀在汉城的青瓦台会见了朴正熙。当时这位军官出身的总统已经掌权18年，在铁腕统治下把韩国经济发展得蓬勃繁荣。朴正熙给李光耀留下深刻印象。李光耀后来回忆说，“少了朴正熙，韩国也许永远也不会发展成为工业国。”
巧合的是，在李光耀离开五天之后，朴正熙就遭到暗杀。专制体制的缺陷导致他个人的悲剧。在李光耀访问之前不久，朴正熙似乎有所预感，曾在办公室里写下一幅中国书法赠给他的女儿朴槿惠：“身与名俱没，江河万古流”。
类似的悲剧也发生在菲律宾。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尔曾当面问李光耀，马科斯是英雄还是奸雄？李光耀的回答是：马科斯或许一开始是个英雄，结果却变成奸雄。这位游击队员出身的“奸雄”在任期内，菲律宾农业、工业和教育都得到显著发展。可是在实行了20年军法统治之后，1986年终于在人民的反对声中乘坐美国空军直升机仓皇辞庙，流亡夏威夷，直至客死他乡。
和这两位强人不同，台湾地区的强人得以善终。台湾在蒋经国的领导下，也实现了经济腾飞。李光耀和蒋经国关系密切，他称赞蒋经国“想法务实，社会知识丰富。”
上世纪80年代中期，蒋经国解除了戒严令，着手推行政治改革。当1988年蒋经国与世长辞时，台湾已经开始平稳地进行政治转型。
我们不知道，这些在身边发生的历史巨变，是否对李光耀产生了影响。毫无疑问，李光耀是清醒的政治强人。1984年他就明确表示：“我们要想给后世留下积极的影响，不是通过抓住权力不放，而是通过权力交接方式。如果抓住权力不放，在自己虚弱的时候就会有人从我们手中夺走权力，到时，在‘谁是接任者’这个问题上，我们就没有发言权了。”
1990年，67岁的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担任内阁资政，接班人是他选择的吴作栋。
八年之后，李光耀在电视上看到苏哈托被迫下台的凄凉一幕。他说：“每当我想起苏哈托那个时候的窘境，就不免要庆幸自己提前在1990年11月，仍然操控政治局势和蓬勃的经济发展的时候，卸下总理一职。”
但是世人都知道，内阁资政李光耀才是新加坡的真正主人。
辩护与反思
“眼看这么一个控制严密的泱泱大国先是颤动，继而失控，最终瓦解，真叫人瞠目结舌。”在自传里，李光耀这样描述苏联的解体。
这个划时代的事件震惊世界，也引发了新一波民主化浪潮。美国思想家福山宣告“历史的终结”。事实上，福山推崇的民主价值观并没有一统世界，相反，“亚洲价值观”在冷战结束之后的上世纪90年代盛行一时。
东亚各国就像一行雁阵，翱翔在世界经济的天空。最早起飞的是日本，随后“亚洲四小虎”，进入上世纪90年代又有“亚洲四小虎”加入行列。当然，还有中国和中国。聘请李光耀担任经济顾问的越南也奋起直追。这些国家多年保持10%左右的年平均增长率。亚洲的经济成就与欧洲和美国经济的中速增长以及世界其他大部分地区的普遍萧条形成了鲜明对比。
成功的经济发展给东亚国家带来的不只是繁荣，还有自信。美国一位驻外大使在1993年指出，“文化复兴正席卷亚洲”，它包括“自信心日益增长”，这意味着亚洲人“不再把西方或美兴国的一切看作必然是最好的”。亚洲开始轻蔑地谈起西方的衰落，并把他们的成功和西方的衰落归因于自己文化的优越和西方文化的颓废。 李光耀是“亚洲价值观”的代言人。他说，“东亚人（日本人、韩国人、台湾人、香港人和新加坡人）带有更强群体意识的价值观和实践，在赶超进程中表明是明显宝贵的东西。东亚文化所持的价值观，如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支持了团体的努力，而这对于迅速发展是必要的。”
“我认为民主制度不会自然而然地带来发展。”1992年在马尼拉的一次演讲中，李光耀直言不讳地说，“一个国家如果要发展自己，更需要纪律，而不是民主。民主过于兴旺，就会催生无纪律、无秩序的环境，这是不利于发展的。”
李光耀鼓吹亚洲相对于西方的崛起，并把亚洲成功的原因归于亚洲文化（从根本上来讲是儒家文化）的优点：秩序、纪律、家庭责任感。勤奋工作、集体主义、节俭等，而把西方衰落的原因归于自我纵容、懒惰、个人主义、犯罪、教育差、不尊重权威，以及“思想僵化”等。
1994年美国《外交》季刊刊登李光耀的长篇谈话记录《文化是决定命运的》，引起了极大的国际反响。李光耀强调，东方社会最重要的目标，就是建设一个井然有序的社会。他抨击当代美国社会的崩溃，直言“美国不应该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它的制度强加于别的社会，这一套在这些社会根本行不通。”他认为，美国“需要检讨其社会和政治安排的基本设想，并在此过程中从东亚社会中学习一点东西”。
第二年，福山的导师、政治学家亨廷顿在台北发表演讲，把新加坡的模式同台湾的民主模式做了对比。他引述《纽约时报》的标题，总结出两种模式的差别：新加坡“干净而小气”，台湾“污秽而自由”。他的结论是：“李光耀带给新加坡的诚实和效率，则很可能伴随他入土为安。在一些情况下，专制体制短期内能有所作为，但是经验显示，惟有民主体制才能造就长久的好政府。”
李光耀则以挑战的口吻回应类似的质疑：“如果历史是站在他们那一边的，即如果历史表明自由的民主制是无法避免的，那么请忽略我吧，不要宣传我，可以吗？”
正如亨廷顿所说，“强大的社会是普世的;弱小的社会是狭隘的。”没有人在意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1994年发出的警告。克鲁格曼在名为《亚洲奇迹的神话》的文章中预言，亚洲金融危机即将爆发。马哈蒂尔总理于1996年对欧洲国家的政府首脑宣称，“亚洲价值是普遍的价值，欧洲价值是欧洲的价值”。
仅仅一年之后，一场金融危机席卷亚洲，包括中国香港、新加坡和台湾都没有逃脱这场厄运。这次崩溃暴露了所谓的“亚洲价值观”的另一面：朋党主义、讲关系、搞贪污、走后门或私下交易。
李光耀承认，这些社会病态是东亚的老问题。这些陋习的确对危机有所影响，加剧了危机所带来的损害。面对亚洲金融危机，他开始了反思。
2000年，李光耀参加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期间公开表示，在信息时代，儒家价值观已经过时了。这番言论使得许多人感到诧异。
后来，李光耀对做出这一判断的理由作了更详细的说明。他指出，在信息时代，最重要的是发扬企业家的创造精神。在这种情况下，“重农抑商”、“学而优则仕”的中国文化和价值观显然就与时代的要求背道而驰了。
李光耀说，过去新加坡有望成功的人士通常都向往进入政界、行政部门或者军队，很少有人自行创业，成为企业家的人更少。东亚国家要想同美国竞争，必须先改变它们的文化态度，“必须接受一些文化领域的根本变革”。
“我必须改变我原来的观念了。”李光耀坦诚地说，“新加坡缺乏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才。需要改变固有的思维，接受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
经济学家吴敬琏评论说，“李光耀确实是一位有眼光、有胆识的领导人。”
现实与未来
一个政治家是否伟大，不取决于他所治理的国土面积的大小。一个大国领导人，可能只是一位小政治家;一个小国领导人，也可能成为大政治家。
晚年的李光耀奔走于世界各地，是许多国家政府的座上客。在世界的各种论坛上，人们都认真倾听他的声音。他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新加坡和亚洲。李光耀不仅仅是这个时代的卓越领导人，还以其强大的战略洞察力被公认为一位思想家。
“在过去三代人的时间里，李光耀每次造访华盛顿，总有一大批人等着见他，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和外交领域的高层领导。”基辛格在一篇文章里这样写道，“他的讨论会总是洋溢着一种很少见的坦诚氛围，他德高望重，而且经验丰富，每一位与他打过交道的美国总统都能从中受益。”
李光耀认为，在未来二三十年美国仍将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他说美国肯定不会沦为二流国家，“只要世界继续以经济为主导，只要美国还能继续在创新科技领域中保住领先的地位，那么欧盟也好，日本或中国也罢，相信谁也取代不了美国当今所拥有的超凡地位。”
邓小平之后，李光耀仍然受到了中国历届领导人的尊敬。他们都认真倾听李光耀的意见，李光耀在不吝赞美之余，也勇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认为，“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的绝对额将不可避免地赶上美国。”不过他也指出，“中国在前进的道路上存在的劣势和需要克服的障碍比大多数观察人士意识到的都要多。在中国的治理问题中，最主要的问题之一就是缺少法治。”
当中国提出“和平崛起”之后，李光耀就向当时中国的智囊团表示异议：“这个词语本身就是矛盾的，任何崛起都是令人感到恐惧的事情。”他建议改为“和平复兴，或演进，或发展。”他希望中国成为“一个行为文明、积极参与世界事务、更具世界特色、更加国际化和外向型的国家。”
2004年，一位70多岁的中国领导人问李光耀：“你相信我们在和平崛起上的立场吗？”李光耀回答：“是的，我相信，但有一点要说明。你们这一代人经历过抗日战争、‘大跃进’运动、‘文革’和‘四人帮’，还见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过程。你们知道陷阱很多，而且知道如果中国要一帆风顺地不断发展，内部需要稳定，外部需要和平。然而，你们给中国年轻人灌输了太多对民族复兴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思想——这可能导致不稳定。”
因此，李光耀建议，“要让中国青年一代明白中国曾经因为闭关锁国和过度注重意识形态而犯的错误，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必须向让他们灌输正确的价值观和态度，带着谦卑和责任感迎接挑战。”
对于中美两个大国的未来，李光耀也感到担心。作为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他一方面认为，“美国不能阻止中国的崛起，它得容忍中国这个大国。”另一方面又认为，“谨慎起见，亚太地区应该维持均势，亚太各国之间的一个广泛共识就体现了这一点。这个共识就是美国在这个地区的军事存在应该维持下去——这有利于维护这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这种稳定符合各方利益，包括中方利益。”
在飞速变化的时代面前，李光耀不但关心世界的未来，也努力推动新加坡适应时代的变革。当许多人还在说应该学习新加坡的威权主义治理的老话时，李光耀却说，“现在世界已经发生变化，我们也必须改变。”
新加坡也确实在悄然变化。随着选民诉求和心态的改变，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人不再安于现状，而要求更多的参与、更大的透明度、更多元性的政治结构以及更多的政治上的制衡。
2011年的大选中，人民行动党得票率为60.14%，为1965年建国以来历次大选最低;反对党则史无前例地获得6个议席，创下了建国以来反对党赢得议席的最高。不久，年近九旬的李光耀宣布退出新加坡内阁。
如果说，作为新加坡第一代总理的李光耀的作风是家长式的，那么面对时代变化，第二代总理吴作栋将领导作风转变为兄长式，第三代总理李显龙将领导作风进一步转变为朋友式。
李显龙说，作风的变化固然是因为自己与父亲李光耀的个性略有不同，但更大原因是因为时代变了，自己也不得不变。李显龙总理在2012年元旦发表讲话指出，经济发展将不是衡量国家状况的第一标准。
对反对党强硬打压，是李光耀的一贯作风。当一党独大日益受到质疑批评，人民行动党于2009年开始推动政治改革，期待改革后的选举制度能公平对待各个政党、有利于选出强大政府和让国会发出不同声音。因此有评论家认为，新的新加坡模式正在建构。不过，这种转型仍然缓慢，最近一位新加坡媒体人出版《成长在李光耀时代》一书，就对缺乏民主自由的现状表示不满。
很显然，新加坡的转型得到了李光耀这位开国领导人的默许、甚至是支持。老路难以维持，转型已是必然。李光耀对于历史的走向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语言及历史要求通过不同的道路实现民主和自由市场。”
李光耀提醒新加坡：“在早期，我们做的一件事就是抵制住了第三世界的潮流，着力吸引跨国公司进入新加坡，而且我们这个做法是成功的。现在，我们必须再次抵制第三世界中民族主义沉渣泛起的潮流，让我们的视野与行为体现出国际水准……”
世间再无李光耀
李光耀身材高大，虽到晚年仍然腰板挺直，气度沉稳，望之如恂恂儒者。举手投足之间，又有英国绅士的风范。
或许意识到身后的各种议论，李光耀六年前在接受采访时说，“别人会以什么方式铭记我，我认为我决定不了。生活中，我只做自己认为有价值的事情。我从来不想搞政治。我想做律师，过上好日子，做一个好的顾问，但由于发生了一系列政治震荡，我无奈之下只有搞政治了。”
因此，李光耀说：“我不希望以政治家的身份被人铭记”。他甚至充满嘲讽地说，“任何一个认为自己是政治家的人都需要看心理医生。”他给自己的定位是“一个意志坚定、始终如一、坚持不懈的人”。
尽管如此，李光耀仍将以政治家被人铭记。世间再无李光耀。他的去世，宣告崛起于上世纪60年代的东亚政治强人全部谢幕。
李光耀刚刚掌权之际，新加坡的人均GDP不过400多美元，而现在这一数字已经超过5万美元。作为漫长而多变时代的一位政治领导人，李光耀不仅成功改变了新加坡，对于世界的影响也超过了许多同时代的政治家。李光耀对于亚洲和世界事务的独特判断引人深思，必将成为塑造未来世界的一份重要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