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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6月，日军集结重兵，沿着长江，溯流而上，向武汉进攻。中国第五战区、第九战区在长江两岸步步设防，进行阻击。双方在安徽、河南、江西、湖北四个省份展开激战。四个月后，日军进逼目的地武汉，10月25日，日军开始空袭武汉岱家山;27日，日军占领武汉三镇之一的汉阳，武汉宣告沦陷。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粮食重要产地，也是经济重心，而日军仅用四个月就占据长江沿岸四个省份;仅仅用三天时间，就攻占了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武汉，这是为什么？
除了日军武器精良，兵员作战素质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日军总指挥官冈村宁次有一批详尽的华中军用地图。冈村宁次的参谋官曾说：“武汉会战和中国大陆各次作战，多亏有这些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冈村宁次也在回忆录中说：“武汉作战时所用的华中地区五万分之一地图，大部分是我秘密得到的。”
冈村宁次是日军指挥官，他怎么会得到中国华中地区的作战地图？
冈村宁次与孙传芳
其实，早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前，冈村宁次已经多次来到中国。
1907年，清政府向日本派遣了108名留学生，这些学生在东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08名学生被编为四个队，其中一个队的队长，是当时23岁的冈村宁次。
在冈村宁次任队长的这个队中，队员有孙传芳、阎锡山、卢香亭、陈仪等人。比冈村宁次小一岁的孙传芳和冈村宁次关系密切。两年后，孙传芳毕业回国，冈村宁次考上了日本陆军大学。
1914年8月，冈村宁次被分配到参谋总部任中国班员，专门负责分析来自中国的情报。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然后出兵占领德国在中國的势力范围山东，在特务机关工作的冈村宁次也踏上中国土地，搜集情报。
一战结束后，冈村宁次频繁来到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在阎锡山担任山西统治者时，冈村宁次多次来到山西，和阎锡山建立亲密关系，从山西窃取了大量情报。
1923年12月，冈村宁次担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而孙传芳当时已是一方诸侯。冈村宁次登门拜访，为孙传芳出谋划策，让他成为东南霸主。
1925年10月，孙传芳组织五省联军，一举击败张作霖的军队。为了感激冈村宁次，孙传芳聘请冈村宁次担任高级军事顾问。
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目标直指割据自立的皖系军阀吴佩孚、直系军阀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霖。北伐军进攻江西时，孙传芳紧急召集会议商量对策。为了对付北伐军，冈村宁次来到前线南昌，南昌指挥官卢香亭也是冈村宁次的学生，他很信任冈村宁次，就把一大堆作战地图交给他，让他制作作战计划。而冈村宁次看到这些地图如获至宝，制定好作战计划后，本来奉命要把这些地图带到九江的孙传芳司令部，而他舍弃了所有行李，带着这些地图，坐着一艘小木船秘密潜逃。后，辗转回到日本，把这些地图交给参谋总部。
这些地图，就是那些极为珍贵的五万分之一地图，在武汉会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冈村宁次还在回忆录中写道，侵华战争中，日军所使用的的军用地图，只有一小部分是自行测量、绘制的，绝大部分是偷窃、缴获中华民国测绘的地图后翻印的。
因为宝贵的军事地图被日本特务偷走，中国军队只能重新绘制地图，但因为时间仓促，形势突变，这样的地图总是难如人意。
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就曾经说，很多时候，中日双方军队在同一地点交战，中国军队手中的地图，还没有日军手中的地图详细准确。日本军队手中的地图，连什么地方有村庄，村庄旁有一棵什么树，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日本特务有哪些人
冈村宁次只是当年日本特务中并不起眼的一个。在日本的特务系统中，比冈村宁次有名的大有人在。
日本特务，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当时日本军界活跃着两种论调，一种是“征韩论”，一种是“征台论”。为了了解朝鲜半岛和台湾岛的情况，催生了日本特务组织，日本特务所提供的情报，在日军占领朝鲜半岛和台湾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鉴于此，1916年，日军参谋本部在负责情报工作的第二部中，正式设立了“中国情报担当课”，这些人员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学习汉语，并研究与中国相关的情报及战略战术。
这时候的日本特务，除了参谋本部“中国课”这些人，还有日本驻华使馆的武官和驻华特务机关的人员。这些驻华使馆的武官，名义上接受日本驻华公使的领导，实际上受日军参谋本部的控制。驻华武官人员数量庞大，不但在北京、上海、南京的领事馆里有，而且在济南、福州、广州、青岛、汉口等地也设立了“特派武官”。这些武官权力很大，不但可以发展自己的“下线”，还可以动用日本在中国各地的租界驻军。
日本这些“特派武官”刚一上任，就在参谋总部的授意下开始发展自己的“下线”，这些人中既有日本侨民，也有被收买的中国人。他们人数众多，最少的也有几十人。
除了以上三种人外，各军阀部队中的日本“军事顾问”，也是日本特务中一支重要的力量。自从甲午海战后，日本军事实力受到中国各界的瞩目，于是聘请日本军事专家担任顾问开始进入议题。辛亥革命后，日本“军事顾问”更是大量来到中国。
日本“军事顾问”活跃在军阀混战中，一度影响了中国军事、外交的方方面面。日本人不需要发动战争，就攫取了中国利益。石原莞尔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中充当“军事顾问”，在他的怂恿下，张作霖允许日本在东北驻军、开矿、修建铁路，日本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东北的经济。
青木系和坂西系
清末民国，日本两个著名的特务头子，一个叫青木宣纯，一个叫坂西利八郎。后来那些有名的日本特务，几乎都是他们两个的门徒。青木宣纯的门徒叫做青木系，坂西利八郎的门徒叫做坂西系。按照传承算起来，冈村宁次只能算是徒孙辈。
青木宣纯当年创立了一个专门培养特务的机构：青木公馆，培养出了近代日本第二代特务坂西利八郎等人。坂西利八郎学成后另立门户，培养了日本的第三代特务，比如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都出自坂西利八郎的门下。这些人曾都和冈村宁次一起，担任师团长和派遣军司令官等职，侵略中国。青木宣纯有个女婿叫做矶谷廉介，也担任过日军师团长，电影《血战台儿庄》中有他的名字，当年在台儿庄战场上与中国第五战区激战的有两个日本师团，一个是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一个是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矶谷廉介后来还担任关东军参谋长和日本占领时期的香港第一任总督。 青木宣纯被称为日本近代谍战鼻祖，他自小就对中国历史极有兴趣。有关资料记载，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始于《三国志》。1897年，青木宣纯来到中国，在众多官吏中看中了袁世凯，认为此人以后必定飞黄腾达。他有意识地接近袁，成为后者的座上客。就是在这个时期，青木宣纯在天津设立青木公馆，结交中国上层人士，广泛发展组织，开展特务活动。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袁世凯不但同意将辖内的特务机关转交给青木宣纯，让他们为日本人服务，提供情报，还命令满蒙地区的地方武装和马贼土匪听命于青木宣纯。这场战争日本能够取胜，除了前方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等的厮杀外，还有敌后战场青木宣纯的情报工作和破坏工作。
袁世凯把青木宣纯当成亲信，而青木宣纯却没有把袁世凯当成知己。当讨袁战争开始，袁世凯急需青木宣纯的支持时，青木宣纯却转而投向南方的革命军。他是日本陆军中讨袁最坚定的人。
坂西利八郎比青木宣纯小11岁，出自青木宣纯的门下，当袁世凯对青木宣纯极度信任时，青木宣纯就推荐坂西利八郎担任袁世凯的练兵顾问和翻译官，袁世凯对他同样非常信任。
1911年，武昌首义，清帝退位。为了研究中国新的形势，坂西利八郎奉日本参谋总部的密令，在北京开设坂西公馆，和当年的青木公馆一样，同样是特务机关。后来，在北洋军阀执政的十余年间，坂西公馆都长袖善舞，是历任总统的座上客，或担任顾问，或肩负要职，对当时的历史走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坂西利八郎的徒弟中，最有名的是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三人后来都是日本甲级战犯，前两个被处以绞刑，最后一个畏罪自杀。
如何收集情报
板垣征四郎是日本近代第三代特务。
1935年，时任伪满洲国副总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骑着马，从当时的察哈尔省蔚县进入山西。为了迷惑山西省主席阎锡山，他还专门写信给阎，说他素来信佛，这次来山西是为了朝拜五台山，之所以不坐飞机不坐车，是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阎锡山信以为真。
此次，板垣征四郎查看了山西北部的地形地貌，了解了行程路线，绘制了非常精准的雁北地图。雁北本来崇山峻岭，易守难攻，而这些情况全部被板垣征四郎掌握。
1937年9月6日，抗战开始两个月，对山西觊觎良久的板垣征四郎带领第五师团的一个旅团，沿着自己两年前勘测好的“旅游线路”，向着山西进发。五天后占领察哈尔省蔚县，八天后占领山西广灵县……
山西突遭日军进攻，阎锡山急忙调集重兵，想要在大同、忻口、太原展开会战，依靠山西复杂的地形地貌挡住日军。然而，每次都被板垣征四郎抢得先机。至此，阎锡山才恍然大悟，两年前的板垣征四郎并不是来旅游，而是来查看地形，绘制地图。
最后，板垣征四郎占领了山西省会太原。因为板垣征四郎手下主力仅有一个旅团，当时就有“半个师团占山西”的说法。如果板垣征四郎对雁北的地形不熟悉，他进攻山西绝不会这么顺利。
以旅游为名进入中国，是当时日本特务获取情报的途径之一。
与青木宣纯同时代的特务柴五郎，于1884年进入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他首先学习了一口纯正的北京话，然后以旅游者的身份出没于华北和东北各地，绘制了非常详细的北京周边地图和东北地图，还绘制了朝鲜地图。1900年，义和团进入北京，柴五郎凭借他对北京周边道路的熟悉，带着各国公使安全转移到北京郊外，事后，他得到了西方各国的奖励和授勋，闻名一时。
想要以旅游的身份获取情报，首先要过语言关，这样才能和当地人交流。青木宣纯会说北京话，为了能去岭南当特务，又专门学会了广东话。同时期的日本特务小泽豁郎，也學会了福建话，这样就能顺利刺探到北洋水军的重要情报，并且和中国的反清武装建立联系。
刺探情报的另一个途径，是借助商业体系。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和中国人做生意。
岸田吟香早年来到上海，创办了一个名叫“乐善堂”的贸易行。乐善堂的生意有两种，制作出售眼药水，印刷销售书籍。据说岸田吟香曾帮助了一名英国传教士，这名传教士便把眼药水的秘方送给了他。依靠眼药水和书籍，岸田吟香获取了巨额利润，他和上海的上流人物都有来往，就连湖广总督张之洞都买过他的眼药水。
生意越做越大，岸田吟香又在汉口开设了乐善堂。乐善堂名为贸易行，实际上是日本的情报机关。
1888年，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派遣荒尾精来到汉口乐善堂，组织日本特务全面收集中国各方面的情报。甲午海战前夕，日本完成了长达两千页的《清商通览》，这本“巨著”汇集了当时中国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地理、交通、水文、气候等等各方面的情况，远超当时清政府对中国情况的掌握。
荒尾精，是日本特务史上非常有名的特务，也是最早的“东亚共荣论”提出者。
刺探情报还有一种途径，是化装成中国百姓。
按照日本参谋总部公布的资料，日军所获取的情报中，一半来自于中国官方，一半来自于中国民间。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这里曾是国军在敌后战场最大的一块根据地，日军从1938年开始，到1941年，一直无法占领这块根据地，便称中条山为“盲肠”。日军看到正面进攻无法成功，便派遣大量特务化装成老百姓，打听中条山各个防御区指挥官的姓名。1941年5月7日，日军开始进攻中条山，中国军队英勇防御，双方相持不下。突然，中国军队后方接连出现爆炸声，粮食辎重、桥梁道路、指挥枢纽，分别遭到破坏。而前方的守军也遭到心理攻势，日军高喊着中国军队中营长连长的名字，逼迫缴械投降。前线指挥官听到自己的名字，尽皆失色。仅仅一个月，中条山沦陷，国军被俘3.5万，阵亡4.2万。而日军的伤亡数字仅为国军的三十分之一。蒋介石称此战为“从未有之耻辱”。
对华特务走向没落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日本对华特务逐渐走向没落。没落的原因，有内因和外因。 日本特务自诞生之日起，就有派阀之争。当初日本特务在中国建立情报机构，主要依靠个人关系，这就无可避免地让这些特务组织具有了“私企”特色。下级特务只听从于自己的上级，而缺乏整体意识和全局观念。
比如讨袁战争时，坂西系在日本国内四处游说，希望日本政府支持北方的袁世凯，让袁世凯统一中国。尽管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同为袁世凯的座上客和高级顾问，但青木系此时却转而投向南方的革命军，特务本庄繁和寺内秀武为革命军筹措武器，在财力和物力上给予大量支持。
由于日本特务观点不一致，互相拆台，影响了军部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军界认为日本特务“因私废公”，缺乏对中国形势的准确把握和嗅觉。
后来在是否支持张作霖，是否占领东北，是否发动对华战争等问题上，日本特务都分作两派，吵闹不休。然而，每一方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能够驳倒对方的分析和理由。军部对他们渐渐失望。
比如，曾当过日本特务的佐佐木到一和松井石根，居然幻想依靠屠杀就可以摧毁中国人的反抗意志，逼迫中国投降。在占领南京后，他们展开疯狂屠杀，然而中国不但没有投降，反而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导致日本特务在中国走向没落的，更主要还是外因。
清末和民国初期，日本特务之所以对中国局势判断准确，因为那时候的统治者和各军阀全盘接受日本特务的建议和决断。而从北伐战争开始，中国大量引进了苏联、德国等军事强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顾问，日本特务“一家坐大”的局面被打破。后來，随着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上下反日情绪高涨，日本顾问退出了中国政界和军界，而蒋介石聘请的德国顾问，更有针对日本入侵的国防计划。
西安事变后，日军参谋总部要求日本特务提供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日本特务认为，偏居于西北一隅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代替国民党成为中国的领导者，所以仅仅喊出了“对华再认识”的口号，却没有拿出像样的情报。
抗战相持阶段，冈村宁次担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使用“三光政策”和“囚笼战术”，确实给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制造了麻烦，但仍然无法达到参谋总部交给他的任务：稳定华北，消灭中国武装力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八路军的武装力量还越来越强，抗战胜利后，达到了百万之巨。
冈村宁次在华北的失败，标志着日本特务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作者系文史学者）
长江中下游地区是中国粮食重要产地，也是经济重心，而日军仅用四个月就占据长江沿岸四个省份;仅仅用三天时间，就攻占了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城市武汉，这是为什么？
除了日军武器精良，兵员作战素质高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日军总指挥官冈村宁次有一批详尽的华中军用地图。冈村宁次的参谋官曾说：“武汉会战和中国大陆各次作战，多亏有这些五万分之一的地图。”冈村宁次也在回忆录中说：“武汉作战时所用的华中地区五万分之一地图，大部分是我秘密得到的。”
冈村宁次是日军指挥官，他怎么会得到中国华中地区的作战地图？
冈村宁次与孙传芳
其实，早在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前，冈村宁次已经多次来到中国。
1907年，清政府向日本派遣了108名留学生，这些学生在东京士官学校学习军事。108名学生被编为四个队，其中一个队的队长，是当时23岁的冈村宁次。
在冈村宁次任队长的这个队中，队员有孙传芳、阎锡山、卢香亭、陈仪等人。比冈村宁次小一岁的孙传芳和冈村宁次关系密切。两年后，孙传芳毕业回国，冈村宁次考上了日本陆军大学。
1914年8月，冈村宁次被分配到参谋总部任中国班员，专门负责分析来自中国的情报。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加入协约国，对德宣战，然后出兵占领德国在中國的势力范围山东，在特务机关工作的冈村宁次也踏上中国土地，搜集情报。
一战结束后，冈村宁次频繁来到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在阎锡山担任山西统治者时，冈村宁次多次来到山西，和阎锡山建立亲密关系，从山西窃取了大量情报。
1923年12月，冈村宁次担任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武官，而孙传芳当时已是一方诸侯。冈村宁次登门拜访，为孙传芳出谋划策，让他成为东南霸主。
1925年10月，孙传芳组织五省联军，一举击败张作霖的军队。为了感激冈村宁次，孙传芳聘请冈村宁次担任高级军事顾问。
1926年7月，北伐战争爆发，北伐军一路势如破竹，目标直指割据自立的皖系军阀吴佩孚、直系军阀孙传芳、奉系军阀张作霖。北伐军进攻江西时，孙传芳紧急召集会议商量对策。为了对付北伐军，冈村宁次来到前线南昌，南昌指挥官卢香亭也是冈村宁次的学生，他很信任冈村宁次，就把一大堆作战地图交给他，让他制作作战计划。而冈村宁次看到这些地图如获至宝，制定好作战计划后，本来奉命要把这些地图带到九江的孙传芳司令部，而他舍弃了所有行李，带着这些地图，坐着一艘小木船秘密潜逃。后，辗转回到日本，把这些地图交给参谋总部。
这些地图，就是那些极为珍贵的五万分之一地图，在武汉会战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冈村宁次还在回忆录中写道，侵华战争中，日军所使用的的军用地图，只有一小部分是自行测量、绘制的，绝大部分是偷窃、缴获中华民国测绘的地图后翻印的。
因为宝贵的军事地图被日本特务偷走，中国军队只能重新绘制地图，但因为时间仓促，形势突变，这样的地图总是难如人意。
当时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就曾经说，很多时候，中日双方军队在同一地点交战，中国军队手中的地图，还没有日军手中的地图详细准确。日本军队手中的地图，连什么地方有村庄，村庄旁有一棵什么树，都标注得清清楚楚。
日本特务有哪些人
冈村宁次只是当年日本特务中并不起眼的一个。在日本的特务系统中，比冈村宁次有名的大有人在。
日本特务，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治维新时期，当时日本军界活跃着两种论调，一种是“征韩论”，一种是“征台论”。为了了解朝鲜半岛和台湾岛的情况，催生了日本特务组织，日本特务所提供的情报，在日军占领朝鲜半岛和台湾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鉴于此，1916年，日军参谋本部在负责情报工作的第二部中，正式设立了“中国情报担当课”，这些人员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和陆军大学学习汉语，并研究与中国相关的情报及战略战术。
这时候的日本特务，除了参谋本部“中国课”这些人，还有日本驻华使馆的武官和驻华特务机关的人员。这些驻华使馆的武官，名义上接受日本驻华公使的领导，实际上受日军参谋本部的控制。驻华武官人员数量庞大，不但在北京、上海、南京的领事馆里有，而且在济南、福州、广州、青岛、汉口等地也设立了“特派武官”。这些武官权力很大，不但可以发展自己的“下线”，还可以动用日本在中国各地的租界驻军。
日本这些“特派武官”刚一上任，就在参谋总部的授意下开始发展自己的“下线”，这些人中既有日本侨民，也有被收买的中国人。他们人数众多，最少的也有几十人。
除了以上三种人外，各军阀部队中的日本“军事顾问”，也是日本特务中一支重要的力量。自从甲午海战后，日本军事实力受到中国各界的瞩目，于是聘请日本军事专家担任顾问开始进入议题。辛亥革命后，日本“军事顾问”更是大量来到中国。
日本“军事顾问”活跃在军阀混战中，一度影响了中国军事、外交的方方面面。日本人不需要发动战争，就攫取了中国利益。石原莞尔在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军队中充当“军事顾问”，在他的怂恿下，张作霖允许日本在东北驻军、开矿、修建铁路，日本很大程度上控制了东北的经济。
青木系和坂西系
清末民国，日本两个著名的特务头子，一个叫青木宣纯，一个叫坂西利八郎。后来那些有名的日本特务，几乎都是他们两个的门徒。青木宣纯的门徒叫做青木系，坂西利八郎的门徒叫做坂西系。按照传承算起来，冈村宁次只能算是徒孙辈。
青木宣纯当年创立了一个专门培养特务的机构：青木公馆，培养出了近代日本第二代特务坂西利八郎等人。坂西利八郎学成后另立门户，培养了日本的第三代特务，比如中国人非常熟悉的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等，都出自坂西利八郎的门下。这些人曾都和冈村宁次一起，担任师团长和派遣军司令官等职，侵略中国。青木宣纯有个女婿叫做矶谷廉介，也担任过日军师团长，电影《血战台儿庄》中有他的名字，当年在台儿庄战场上与中国第五战区激战的有两个日本师团，一个是板垣征四郎的第五师团，一个是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矶谷廉介后来还担任关东军参谋长和日本占领时期的香港第一任总督。 青木宣纯被称为日本近代谍战鼻祖，他自小就对中国历史极有兴趣。有关资料记载，他对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研究，始于《三国志》。1897年，青木宣纯来到中国，在众多官吏中看中了袁世凯，认为此人以后必定飞黄腾达。他有意识地接近袁，成为后者的座上客。就是在这个时期，青木宣纯在天津设立青木公馆，结交中国上层人士，广泛发展组织，开展特务活动。
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袁世凯不但同意将辖内的特务机关转交给青木宣纯，让他们为日本人服务，提供情报，还命令满蒙地区的地方武装和马贼土匪听命于青木宣纯。这场战争日本能够取胜，除了前方乃木希典、东乡平八郎等的厮杀外，还有敌后战场青木宣纯的情报工作和破坏工作。
袁世凯把青木宣纯当成亲信，而青木宣纯却没有把袁世凯当成知己。当讨袁战争开始，袁世凯急需青木宣纯的支持时，青木宣纯却转而投向南方的革命军。他是日本陆军中讨袁最坚定的人。
坂西利八郎比青木宣纯小11岁，出自青木宣纯的门下，当袁世凯对青木宣纯极度信任时，青木宣纯就推荐坂西利八郎担任袁世凯的练兵顾问和翻译官，袁世凯对他同样非常信任。
1911年，武昌首义，清帝退位。为了研究中国新的形势，坂西利八郎奉日本参谋总部的密令，在北京开设坂西公馆，和当年的青木公馆一样，同样是特务机关。后来，在北洋军阀执政的十余年间，坂西公馆都长袖善舞，是历任总统的座上客，或担任顾问，或肩负要职，对当时的历史走向，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坂西利八郎的徒弟中，最有名的是土肥原贤二、板垣征四郎、本庄繁，三人后来都是日本甲级战犯，前两个被处以绞刑，最后一个畏罪自杀。
如何收集情报
板垣征四郎是日本近代第三代特务。
1935年，时任伪满洲国副总参谋长的板垣征四郎，骑着马，从当时的察哈尔省蔚县进入山西。为了迷惑山西省主席阎锡山，他还专门写信给阎，说他素来信佛，这次来山西是为了朝拜五台山，之所以不坐飞机不坐车，是为了表示自己的诚心。阎锡山信以为真。
此次，板垣征四郎查看了山西北部的地形地貌，了解了行程路线，绘制了非常精准的雁北地图。雁北本来崇山峻岭，易守难攻，而这些情况全部被板垣征四郎掌握。
1937年9月6日，抗战开始两个月，对山西觊觎良久的板垣征四郎带领第五师团的一个旅团，沿着自己两年前勘测好的“旅游线路”，向着山西进发。五天后占领察哈尔省蔚县，八天后占领山西广灵县……
山西突遭日军进攻，阎锡山急忙调集重兵，想要在大同、忻口、太原展开会战，依靠山西复杂的地形地貌挡住日军。然而，每次都被板垣征四郎抢得先机。至此，阎锡山才恍然大悟，两年前的板垣征四郎并不是来旅游，而是来查看地形，绘制地图。
最后，板垣征四郎占领了山西省会太原。因为板垣征四郎手下主力仅有一个旅团，当时就有“半个师团占山西”的说法。如果板垣征四郎对雁北的地形不熟悉，他进攻山西绝不会这么顺利。
以旅游为名进入中国，是当时日本特务获取情报的途径之一。
与青木宣纯同时代的特务柴五郎，于1884年进入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他首先学习了一口纯正的北京话，然后以旅游者的身份出没于华北和东北各地，绘制了非常详细的北京周边地图和东北地图，还绘制了朝鲜地图。1900年，义和团进入北京，柴五郎凭借他对北京周边道路的熟悉，带着各国公使安全转移到北京郊外，事后，他得到了西方各国的奖励和授勋，闻名一时。
想要以旅游的身份获取情报，首先要过语言关，这样才能和当地人交流。青木宣纯会说北京话，为了能去岭南当特务，又专门学会了广东话。同时期的日本特务小泽豁郎，也學会了福建话，这样就能顺利刺探到北洋水军的重要情报，并且和中国的反清武装建立联系。
刺探情报的另一个途径，是借助商业体系。用通俗的话说，就是和中国人做生意。
岸田吟香早年来到上海，创办了一个名叫“乐善堂”的贸易行。乐善堂的生意有两种，制作出售眼药水，印刷销售书籍。据说岸田吟香曾帮助了一名英国传教士，这名传教士便把眼药水的秘方送给了他。依靠眼药水和书籍，岸田吟香获取了巨额利润，他和上海的上流人物都有来往，就连湖广总督张之洞都买过他的眼药水。
生意越做越大，岸田吟香又在汉口开设了乐善堂。乐善堂名为贸易行，实际上是日本的情报机关。
1888年，日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派遣荒尾精来到汉口乐善堂，组织日本特务全面收集中国各方面的情报。甲午海战前夕，日本完成了长达两千页的《清商通览》，这本“巨著”汇集了当时中国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地理、交通、水文、气候等等各方面的情况，远超当时清政府对中国情况的掌握。
荒尾精，是日本特务史上非常有名的特务，也是最早的“东亚共荣论”提出者。
刺探情报还有一种途径，是化装成中国百姓。
按照日本参谋总部公布的资料，日军所获取的情报中，一半来自于中国官方，一半来自于中国民间。
中条山位于山西南部，这里曾是国军在敌后战场最大的一块根据地，日军从1938年开始，到1941年，一直无法占领这块根据地，便称中条山为“盲肠”。日军看到正面进攻无法成功，便派遣大量特务化装成老百姓，打听中条山各个防御区指挥官的姓名。1941年5月7日，日军开始进攻中条山，中国军队英勇防御，双方相持不下。突然，中国军队后方接连出现爆炸声，粮食辎重、桥梁道路、指挥枢纽，分别遭到破坏。而前方的守军也遭到心理攻势，日军高喊着中国军队中营长连长的名字，逼迫缴械投降。前线指挥官听到自己的名字，尽皆失色。仅仅一个月，中条山沦陷，国军被俘3.5万，阵亡4.2万。而日军的伤亡数字仅为国军的三十分之一。蒋介石称此战为“从未有之耻辱”。
对华特务走向没落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日本对华特务逐渐走向没落。没落的原因，有内因和外因。 日本特务自诞生之日起，就有派阀之争。当初日本特务在中国建立情报机构，主要依靠个人关系，这就无可避免地让这些特务组织具有了“私企”特色。下级特务只听从于自己的上级，而缺乏整体意识和全局观念。
比如讨袁战争时，坂西系在日本国内四处游说，希望日本政府支持北方的袁世凯，让袁世凯统一中国。尽管青木宣纯和坂西利八郎同为袁世凯的座上客和高级顾问，但青木系此时却转而投向南方的革命军，特务本庄繁和寺内秀武为革命军筹措武器，在财力和物力上给予大量支持。
由于日本特务观点不一致，互相拆台，影响了军部对中国局势的判断，军界认为日本特务“因私废公”，缺乏对中国形势的准确把握和嗅觉。
后来在是否支持张作霖，是否占领东北，是否发动对华战争等问题上，日本特务都分作两派，吵闹不休。然而，每一方都拿不出令人信服的、能够驳倒对方的分析和理由。军部对他们渐渐失望。
比如，曾当过日本特务的佐佐木到一和松井石根，居然幻想依靠屠杀就可以摧毁中国人的反抗意志，逼迫中国投降。在占领南京后，他们展开疯狂屠杀，然而中国不但没有投降，反而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导致日本特务在中国走向没落的，更主要还是外因。
清末和民国初期，日本特务之所以对中国局势判断准确，因为那时候的统治者和各军阀全盘接受日本特务的建议和决断。而从北伐战争开始，中国大量引进了苏联、德国等军事强国的军事理论和军事顾问，日本特务“一家坐大”的局面被打破。后來，随着皇姑屯事件和九一八事变发生，全国上下反日情绪高涨，日本顾问退出了中国政界和军界，而蒋介石聘请的德国顾问，更有针对日本入侵的国防计划。
西安事变后，日军参谋总部要求日本特务提供有关中国共产党的情况。日本特务认为，偏居于西北一隅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能代替国民党成为中国的领导者，所以仅仅喊出了“对华再认识”的口号，却没有拿出像样的情报。
抗战相持阶段，冈村宁次担任华北派遣军司令官，使用“三光政策”和“囚笼战术”，确实给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制造了麻烦，但仍然无法达到参谋总部交给他的任务：稳定华北，消灭中国武装力量。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八路军的武装力量还越来越强，抗战胜利后，达到了百万之巨。
冈村宁次在华北的失败，标志着日本特务在中国的彻底失败。
（作者系文史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