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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明代的赃罚，指收缴犯罪所得的赃物及对犯罪人所科处的财产性刑罚。赃罚收入，指收缴犯罪赃物及对犯罪人所料处的财产的收入。赃罚收入名目众多，主要有赃罚银、纳纸、罚钱、纳米等。赃罚收入的用途主要有各部办公费用、购买军器重物费用、赈济饥民、修筑城池、狱政管理方面的费用、皇室费用、官员俸禄及边境军费等。明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赃罚收入的依赖程度越来越大，罚赎也成为补充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一种灵活手段。
关键词：明代赃罚财政收入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914(2008)12－094－02
近年来，学术界专门探讨明代赃罚的研究成果甚少，就笔者目前所了解的研究现状来看，只有魏志静的《论明代的赃罚制度》(《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杨一凡。田涛主编的《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3册，《明代法律文献》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吴振汉的《明代赃罚探析》(《明代研究》，第7期，中国台湾，2004年版》)，前二者是从法律角度研究明代的赃罚制度，如魏文认为对犯罪人科处赃罚是古代中国制裁犯罪的一种重要手段，它虽然不属于封建制五刑，却被广泛适用。明代的统治者较前代相比，更加注重以对犯罪人科处赃罚的手段来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明代的赃罚制度十分健全，主要包括明确规定赃罚处罚方式的适用范围、对赃罚进行专门的管理、明确赃罚的支用事项和严格主管官员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吴文内容笔者无法找到，其研究角度不得而知。所以就从财政收入角度对明代的赃罚收入进行探讨来说，其研究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明代的赃罚，指收缴犯罪所得的赃物及对犯罪人所科处的财产性刑罚，包含着许多不同名目的收入，有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有司法的和行政的，有个人缴纳的，也有群体缴纳的，数目有大有小。罚赎收入是补充中央与地方收入的一种灵活手段，明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赃罚收入具有一定的的依赖性。
先说赃罚银：包括两部分，一为没官银(盗贼追赃与官贵抄家等)；二为赎罪银(犯人交一定银两可获从轻发落乃至释放)。
洪武二十六年(1393)刊印的《诸司职掌·赃罚》记载：“凡各处官民犯法律合籍没家财及有不才官吏接受赃私，追没到金银钱钞衣服等项。”赃罚库是明代专门管理赃罚收入的中央财政机构，隶属户部，正官设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各地追没到金银钱钞衣服等项赃罚收入，要定期解缴到中央。赃罚收入移交到中央的赃罚库有具体的规定及程序，但明初规定的全部起解到赃罚库的做法并不现实，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高成本、低效率的问题，因此，明政府也不断改进管理方法，将这些赃罚钱物进行区分，并规定了不同的处理方法且不断加强监督力度。宣德十年(1435)，规定各处司、府、州、县、卫所及衙门，凡在库赃罚，除金、银、珠翠起解京库，其余铜、铁、油麻、罗缎、布匹、衣服之类，及寄养赃罚马、骡、驴、牛等畜，俱易米麦谷豆上仓。只将价值贵重的金银珠翠解送京库，而对于其他物品则都换作粮食缴纳上仓，这样不仅减少了运输成本，也便于集中管理和储存。正统三年(1438)，令凡在外府州县，并军卫等衙门赃罚，均解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官库。待年终，直隶府州，会巡按御史，各布政司，会按察司等官员，盘点好现今数目，其金银及堪中缎匹，起解京库，仍要详细统计起解存留数目，造册，送部查考；按察司所追赃罚及不堪缎匹，亦送布政司官库。金银并堪中缎匹，每年类解都察院转送京库。可见这一时期的变化在于巡按御史介入了对赃罚的监督工作，同时对普通物品也加强了管理，防止经手官吏侵虞。正统四年(1439)，盘验各库赃罚，凡金银珠翠，及苎丝罗缎，成匹堪中者起解京库；如不成匹，及衣服器皿之类，准折本处官员俸禄，其余铜钱硫黄解工部，军器发附近卫所领用。这样既减少了解缴、运送成本，又降低了政府的官俸及其他开支。此后100多年都维持了这种做法，直到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议准行各处抚按、巡盐、巡茶及南京巡仓屯田、巡江等御史，各于任满交代之日，将应解赃罚银两尽数解部济边。户部仍于年终，将各抚按解到赃罚银两多寡数目，另行奏览。本次的变化在于加强对御史的监督，同时赃罚银两又多了一项重要的功能，这就是济边。
嘉靖四十三年(1564)，规定“以后巡按并各差御史赃罚，每十分，著解户工二部各四分济用外，其二分并司府者，存留备赈，不许私馈妄费，及因而科扰。”可见，要向户部和工部各解送40％的赃罚银，余下的20％才由地方政府存留备赈。这样将赃罚收入的分配比例规定得更加清晰，以防止各部之间的无序争夺。不过，陕西例外，该省赃罚皆截补为禄粮，主要原因在于陕西是边镇，宗藩较多，财政负担重，无力上缴。
其实，存留地方的20％的赃罚银事实上并未用于赈灾。直到火耗成为地方官员增加个人收入的新渠道之前，赃罚银一直是地方官員个人收入的重要补助。不过，也有些官员利用赃罚银弥补地方财政赤字，或资助公益项目。杨联升曾指出，县官在地方建设和地方福利中的捐款实际上来自据为己有的“赃罚银”。
约在明正德至万历时期(1506－1620)，具有财政职责的官员，包括巡抚、知府、知县、按察使以及一些武官都可以征收赃罚银。万历八年(1580)。规定“各巡按赃罚银两，互相稽查。原额应解八分之外，明开有无多寡。其二分备赈者，要详收贮何处，曾否动支，另酌地方大小，量纸赎多寡，各议加增，登入考成查比。”这一时期已经处于明王朝的后期，中央政府的财力更加衰弱，社会矛盾也更加尖锐。赃罚银已经成为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政府也比以往更加重视，就采用抚按相互稽查的方式加强监督，同时将赃罚的获取数量作为评定官吏政绩的重要考核指标，这更说明赃罚库的收入成为此时的明政府至关重要的财政支持，它也成为明朝充实边境实力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
纳纸是一种常见的罚赎方式，又称“纸赎”，史籍中多记作“赎锾”，取之于犯人，用于补助政府部门办公用纸。当时，纸张是政府部门非常重要的办公用品，十分宝贵，尤其是在北方。“纸张在南方不难，北方额派银两既少，纸价又贵，一年用纸又多。”案件审录纸张的费用多直接出自犯人。罪犯纸赎不仅补贴了政府办公经费，也减轻了里甲负担。实际上纸赎多有折银交纳的。对州县官也非常重要。以纸赎来说，“赎锾贮之郡县，两院止拒空册。两院互相查考，而郡县具银起解，似乎无可疑矣。但上查之册，先请本院改正；起解之银，犹经本院提取；则多寡解留之间，按臣上得以措其手，有司又得以窥其隙亦。”这笔费用也是州县经费的主要来源，州县官不但有较大的支配权力，而且也是州县官主要经济收入。明代州县官之所以对狱讼关心，除处理狱讼是其主要职 责外，很大程度是收取“赎锾”的诱惑力。有一些州县官遇到诉讼案件，便动以滥词、滥拘、滥禁、滥刑、滥拟、滥罚等“六滥”办理，务在多罚纸赎。
罚钱是明代赃罚中比较常见的一项。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5记成化时期都御使李宾言：“在外官司听断官民词讼，动辄罚人财物，始则暂寄官库以欺人，终则通同库役以入己。又预备稽考告讦，假立文簿，虚作支销。”可见州县官在办理狱讼过程中普遍使用罚钱的手段。靳学颜在《请求财用疏——选兵铸钱积谷》中提出，“请自今以后追纸赎者，除折谷外而责之以纳钱。上事例者，除二分纳银外而一分以纳钱。存留户口则兼收钱谷，商税课程则纯用收钱，此谓自朝廷始，又因而赐予之费。宗室之禄、百官之俸则银钱兼支。”州县官之所以对狱讼关心，除狱讼是其主要职责外，很大程度是这种经济上的诱惑力。有一些州县官遇到诉讼案件，便动以滥词、滥拘、滥禁、滥刑、滥拟、滥罚等“六滥”办理，务在多罚纸赎。
北直隶诸处还有罪囚纳米赎罪的收入。明代的北直隶统辖顺天(今北京)、保定(今河北保定市)、河间(今河北河间市)、真定(今河北正定县)、顺德(今河北邢台市)、广平(今河北永年县东南永年)、大名(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后一度移治今大名县南)、永平(今河北卢龙县)八府和隆庆(今北京市延庆县，隆庆元年改名延庆州)、保安(今河北涿鹿县)二直隶州，其辖境大体上相当于今北京和天津两市的全部、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山东、河南省之一部分地区，是畿辅之地。宣德九年(1434)定此例，规定犯死罪纳米50石，流罪减10石；徒罪五等，三年纳米35石，余四等递减5石；杖罪五等100，米10石，余四等递减1石；笞罪五等50，米5石，四十、三十比五十递减一石，二十比三十减五斗，一十比二十又减五斗。其中有力运纳者，北直隶输于各府仓，完日就彼各还职役，无力者如律。成书于万历年闻的《宝坻政书》云：本县岁积谷一千石，频荒不能及额，冗食者又多，先生(引者注：指袁黄)莅任之初，仓有谷三百五十石，去之日积谷七千有，盖二十倍于初矣。旧制仓谷皆取足于赎锾，先生宽刑薄罚，初岁计赎金仅四十三两五钱，积谷不如额者十之八九。上官行文督责将参治之，邑卿士大夫先捐谷数百石，小民相继乐输，遂获免罪。说明宝坻县的罚赎方式曾经是积谷，自袁黄万历十六年(1588)到顺天府宝坻县任职县令后，“本县慈懦，经年不问罪，尔民又渐知守法”，所以赎银积谷的办法渐渐失去效用，“初时放告，每期不下千纸，今寥寥无。”
至于赃罚收入的用途问题，明初的《诸司职掌》规定各部购买公文用纸的费用全部由“赃罚钞内关支价钞买用”，同时要求具体的花费要“明白立案开销，以凭稽考”。各部在每季度末也要审查上报，注明“为某事用过某色纸若干”，逐一开付本部，将各部花销纸数查理明白，放于附卷中以备查。随着赃罚使用范围的逐渐扩大。成化十二年(1476)，规定分巡官各处寄留赃罚，所在機构上司会报告上级来查考。成化十七年(1481)，又令各处在库赃罚皆明白造册，军器重物、赈济饥民及奉勘合应该支给者才会挨次支给。如弘治十年(1496)规定，刑部赃罚银两，支与吏、户、礼、兵、工五部及大理寺，买办纸张、笔墨等项，主要用在办公方面。正德九年(1514)，福建归化(今明溪县)县令杨缙曾以赃罚银修筑了归化城池。到正德十四年(1519)，又“令刑部造囚饭煤价、运囚粮脚价、疗囚病药价、狱中灯油、修理狱具，俱许支入官赃物银”，即将赃罚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与狱政管理相关的各个方面。嘉靖二十五年(1546)。允许每年庆成筵宴、御览关本揭帖、中宫东宫图本揭帖等题本俱用赃罚支销，甚至还有将一些收缴的赃罚实物直接折价抵做官员俸禄的现象出现。嘉靖三十四年时已规定全国赃罚尽数“解部济边”。从明代赃罚使用的范围日益广泛的状况可以看出，明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赃罚收入的依赖程度都越来越大。罚赎也成为补充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一种灵活手段。
(责 编 贾 伟)
关键词：明代赃罚财政收入
中图分类号：D0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 4914(2008)12－094－02
近年来，学术界专门探讨明代赃罚的研究成果甚少，就笔者目前所了解的研究现状来看，只有魏志静的《论明代的赃罚制度》(《保定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杨一凡。田涛主编的《中国珍稀法律典籍续编》(第3册，《明代法律文献》上，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吴振汉的《明代赃罚探析》(《明代研究》，第7期，中国台湾，2004年版》)，前二者是从法律角度研究明代的赃罚制度，如魏文认为对犯罪人科处赃罚是古代中国制裁犯罪的一种重要手段，它虽然不属于封建制五刑，却被广泛适用。明代的统治者较前代相比，更加注重以对犯罪人科处赃罚的手段来达到惩罚犯罪的目的。明代的赃罚制度十分健全，主要包括明确规定赃罚处罚方式的适用范围、对赃罚进行专门的管理、明确赃罚的支用事项和严格主管官员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吴文内容笔者无法找到，其研究角度不得而知。所以就从财政收入角度对明代的赃罚收入进行探讨来说，其研究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明代的赃罚，指收缴犯罪所得的赃物及对犯罪人所科处的财产性刑罚，包含着许多不同名目的收入，有正规的和非正规的，有司法的和行政的，有个人缴纳的，也有群体缴纳的，数目有大有小。罚赎收入是补充中央与地方收入的一种灵活手段，明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赃罚收入具有一定的的依赖性。
先说赃罚银：包括两部分，一为没官银(盗贼追赃与官贵抄家等)；二为赎罪银(犯人交一定银两可获从轻发落乃至释放)。
洪武二十六年(1393)刊印的《诸司职掌·赃罚》记载：“凡各处官民犯法律合籍没家财及有不才官吏接受赃私，追没到金银钱钞衣服等项。”赃罚库是明代专门管理赃罚收入的中央财政机构，隶属户部，正官设大使一员，副使一员，各地追没到金银钱钞衣服等项赃罚收入，要定期解缴到中央。赃罚收入移交到中央的赃罚库有具体的规定及程序，但明初规定的全部起解到赃罚库的做法并不现实，在实践中逐渐暴露出高成本、低效率的问题，因此，明政府也不断改进管理方法，将这些赃罚钱物进行区分，并规定了不同的处理方法且不断加强监督力度。宣德十年(1435)，规定各处司、府、州、县、卫所及衙门，凡在库赃罚，除金、银、珠翠起解京库，其余铜、铁、油麻、罗缎、布匹、衣服之类，及寄养赃罚马、骡、驴、牛等畜，俱易米麦谷豆上仓。只将价值贵重的金银珠翠解送京库，而对于其他物品则都换作粮食缴纳上仓，这样不仅减少了运输成本，也便于集中管理和储存。正统三年(1438)，令凡在外府州县，并军卫等衙门赃罚，均解布政司并直隶府州官库。待年终，直隶府州，会巡按御史，各布政司，会按察司等官员，盘点好现今数目，其金银及堪中缎匹，起解京库，仍要详细统计起解存留数目，造册，送部查考；按察司所追赃罚及不堪缎匹，亦送布政司官库。金银并堪中缎匹，每年类解都察院转送京库。可见这一时期的变化在于巡按御史介入了对赃罚的监督工作，同时对普通物品也加强了管理，防止经手官吏侵虞。正统四年(1439)，盘验各库赃罚，凡金银珠翠，及苎丝罗缎，成匹堪中者起解京库；如不成匹，及衣服器皿之类，准折本处官员俸禄，其余铜钱硫黄解工部，军器发附近卫所领用。这样既减少了解缴、运送成本，又降低了政府的官俸及其他开支。此后100多年都维持了这种做法，直到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议准行各处抚按、巡盐、巡茶及南京巡仓屯田、巡江等御史，各于任满交代之日，将应解赃罚银两尽数解部济边。户部仍于年终，将各抚按解到赃罚银两多寡数目，另行奏览。本次的变化在于加强对御史的监督，同时赃罚银两又多了一项重要的功能，这就是济边。
嘉靖四十三年(1564)，规定“以后巡按并各差御史赃罚，每十分，著解户工二部各四分济用外，其二分并司府者，存留备赈，不许私馈妄费，及因而科扰。”可见，要向户部和工部各解送40％的赃罚银，余下的20％才由地方政府存留备赈。这样将赃罚收入的分配比例规定得更加清晰，以防止各部之间的无序争夺。不过，陕西例外，该省赃罚皆截补为禄粮，主要原因在于陕西是边镇，宗藩较多，财政负担重，无力上缴。
其实，存留地方的20％的赃罚银事实上并未用于赈灾。直到火耗成为地方官员增加个人收入的新渠道之前，赃罚银一直是地方官員个人收入的重要补助。不过，也有些官员利用赃罚银弥补地方财政赤字，或资助公益项目。杨联升曾指出，县官在地方建设和地方福利中的捐款实际上来自据为己有的“赃罚银”。
约在明正德至万历时期(1506－1620)，具有财政职责的官员，包括巡抚、知府、知县、按察使以及一些武官都可以征收赃罚银。万历八年(1580)。规定“各巡按赃罚银两，互相稽查。原额应解八分之外，明开有无多寡。其二分备赈者，要详收贮何处，曾否动支，另酌地方大小，量纸赎多寡，各议加增，登入考成查比。”这一时期已经处于明王朝的后期，中央政府的财力更加衰弱，社会矛盾也更加尖锐。赃罚银已经成为国库收入的重要来源，所以政府也比以往更加重视，就采用抚按相互稽查的方式加强监督，同时将赃罚的获取数量作为评定官吏政绩的重要考核指标，这更说明赃罚库的收入成为此时的明政府至关重要的财政支持，它也成为明朝充实边境实力不可替代的物质基础。
纳纸是一种常见的罚赎方式，又称“纸赎”，史籍中多记作“赎锾”，取之于犯人，用于补助政府部门办公用纸。当时，纸张是政府部门非常重要的办公用品，十分宝贵，尤其是在北方。“纸张在南方不难，北方额派银两既少，纸价又贵，一年用纸又多。”案件审录纸张的费用多直接出自犯人。罪犯纸赎不仅补贴了政府办公经费，也减轻了里甲负担。实际上纸赎多有折银交纳的。对州县官也非常重要。以纸赎来说，“赎锾贮之郡县，两院止拒空册。两院互相查考，而郡县具银起解，似乎无可疑矣。但上查之册，先请本院改正；起解之银，犹经本院提取；则多寡解留之间，按臣上得以措其手，有司又得以窥其隙亦。”这笔费用也是州县经费的主要来源，州县官不但有较大的支配权力，而且也是州县官主要经济收入。明代州县官之所以对狱讼关心，除处理狱讼是其主要职 责外，很大程度是收取“赎锾”的诱惑力。有一些州县官遇到诉讼案件，便动以滥词、滥拘、滥禁、滥刑、滥拟、滥罚等“六滥”办理，务在多罚纸赎。
罚钱是明代赃罚中比较常见的一项。余继登《典故纪闻》卷15记成化时期都御使李宾言：“在外官司听断官民词讼，动辄罚人财物，始则暂寄官库以欺人，终则通同库役以入己。又预备稽考告讦，假立文簿，虚作支销。”可见州县官在办理狱讼过程中普遍使用罚钱的手段。靳学颜在《请求财用疏——选兵铸钱积谷》中提出，“请自今以后追纸赎者，除折谷外而责之以纳钱。上事例者，除二分纳银外而一分以纳钱。存留户口则兼收钱谷，商税课程则纯用收钱，此谓自朝廷始，又因而赐予之费。宗室之禄、百官之俸则银钱兼支。”州县官之所以对狱讼关心，除狱讼是其主要职责外，很大程度是这种经济上的诱惑力。有一些州县官遇到诉讼案件，便动以滥词、滥拘、滥禁、滥刑、滥拟、滥罚等“六滥”办理，务在多罚纸赎。
北直隶诸处还有罪囚纳米赎罪的收入。明代的北直隶统辖顺天(今北京)、保定(今河北保定市)、河间(今河北河间市)、真定(今河北正定县)、顺德(今河北邢台市)、广平(今河北永年县东南永年)、大名(今河北大名县东北，后一度移治今大名县南)、永平(今河北卢龙县)八府和隆庆(今北京市延庆县，隆庆元年改名延庆州)、保安(今河北涿鹿县)二直隶州，其辖境大体上相当于今北京和天津两市的全部、河北省的大部分地区，以及山东、河南省之一部分地区，是畿辅之地。宣德九年(1434)定此例，规定犯死罪纳米50石，流罪减10石；徒罪五等，三年纳米35石，余四等递减5石；杖罪五等100，米10石，余四等递减1石；笞罪五等50，米5石，四十、三十比五十递减一石，二十比三十减五斗，一十比二十又减五斗。其中有力运纳者，北直隶输于各府仓，完日就彼各还职役，无力者如律。成书于万历年闻的《宝坻政书》云：本县岁积谷一千石，频荒不能及额，冗食者又多，先生(引者注：指袁黄)莅任之初，仓有谷三百五十石，去之日积谷七千有，盖二十倍于初矣。旧制仓谷皆取足于赎锾，先生宽刑薄罚，初岁计赎金仅四十三两五钱，积谷不如额者十之八九。上官行文督责将参治之，邑卿士大夫先捐谷数百石，小民相继乐输，遂获免罪。说明宝坻县的罚赎方式曾经是积谷，自袁黄万历十六年(1588)到顺天府宝坻县任职县令后，“本县慈懦，经年不问罪，尔民又渐知守法”，所以赎银积谷的办法渐渐失去效用，“初时放告，每期不下千纸，今寥寥无。”
至于赃罚收入的用途问题，明初的《诸司职掌》规定各部购买公文用纸的费用全部由“赃罚钞内关支价钞买用”，同时要求具体的花费要“明白立案开销，以凭稽考”。各部在每季度末也要审查上报，注明“为某事用过某色纸若干”，逐一开付本部，将各部花销纸数查理明白，放于附卷中以备查。随着赃罚使用范围的逐渐扩大。成化十二年(1476)，规定分巡官各处寄留赃罚，所在機构上司会报告上级来查考。成化十七年(1481)，又令各处在库赃罚皆明白造册，军器重物、赈济饥民及奉勘合应该支给者才会挨次支给。如弘治十年(1496)规定，刑部赃罚银两，支与吏、户、礼、兵、工五部及大理寺，买办纸张、笔墨等项，主要用在办公方面。正德九年(1514)，福建归化(今明溪县)县令杨缙曾以赃罚银修筑了归化城池。到正德十四年(1519)，又“令刑部造囚饭煤价、运囚粮脚价、疗囚病药价、狱中灯油、修理狱具，俱许支入官赃物银”，即将赃罚的使用范围扩大到与狱政管理相关的各个方面。嘉靖二十五年(1546)。允许每年庆成筵宴、御览关本揭帖、中宫东宫图本揭帖等题本俱用赃罚支销，甚至还有将一些收缴的赃罚实物直接折价抵做官员俸禄的现象出现。嘉靖三十四年时已规定全国赃罚尽数“解部济边”。从明代赃罚使用的范围日益广泛的状况可以看出，明代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对赃罚收入的依赖程度都越来越大。罚赎也成为补充中央与地方财政收入的一种灵活手段。
(责 编 贾 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