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皇帝御驾亲征，以万乘之尊，驭百万之师，自然人心踊跃，争效死力，理应具有攻则必克、战则必胜的战斗力。
　　吊诡的是，应该发生的事情从未发生。隋炀帝三征高句丽，不仅损兵折将，而且终因穷兵黩武引发内乱，以致江山易主；唐太宗以盛世雄兵东征高句丽，却坐困于“东瀛小夷”，不得已班师而还。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庸碌无为的唐高宗李治，竟然成功征服高句丽，而李治恰恰没有御驾亲征。
　　英明之君，亲征而败；庸碌之主，放权反胜，这里面藏着什么玄机？让我们回放隋炀帝和唐太宗的亲征剧情，看看有哪些东西值得今人玩味。
　　公元611年，隋炀帝以高丽王“藩礼破阙”，决定备兵讨之，化“蛮夷之乡”为“冠带之境”。次年，天下雄兵如期集结，这时，隋炀帝问后来官至太史令的庾质对战局的看法，庾质说战之必胜，但是只有一条，皇帝不能亲征。隋炀帝闻之不悦，悻悻地说，你要是害怕，自可留此。遂决意亲征。
　　庾质担心的事情，果然发生了。大军进渡辽水，围辽东城。隋炀帝临战下了两道诏书，一曰“凡军事进止，皆须奏闻待报，毋庸专擅”，相当于夺了将军的兵权，违背了“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的统兵原则；一曰“高麗若降，即宜抚纳，不得纵兵”，这是摆高姿态，我王者之师，吊民伐罪，非为杀戮。
　　两道诏书铸就高丽人的护身符：隋军如攻城甚急，高丽人就宣称投降，诸将便不再进攻，先驰奏炀帝，等诏令传来，城中守御也重新搭建完备，再度抵御隋军进攻。如是循环往复，隋军始终攻不下辽东城。结果，最初九军渡辽，凡三十万众，班师回朝时只剩下两千七百人。
　　隋炀帝败在他过度干预，他把自己的触角渗透到每个角落，将军噤若寒蝉、动辄请示，不能随机应变、果断从事，又怎能抓住稍纵即逝的战机、适应瞬息万变的形势？
　　公元644年，唐太宗率大军亲征高句丽，一路势如破竹，长驱直入，眼看就要直抵平壤城下，不料大军在安市这个地方受阻，一时无法前行。这时有高句丽俘虏进谏说，安市人顾惜其家，未易猝拔，乌骨城守将垂老，不能坚守，不如移兵进攻乌骨城，朝至夕克，其他小城必然望风投诚，然后收其钱粮，鼓行而前，直指平壤。这本是一招妙计，诸将也欣然同意。
　　唐太宗将从之，长孙无忌独曰：“天子亲征，异于诸将，不可乘危侥幸。”您贵为天子，富有四海，怎么能做出乘人之危这样令人不齿的事情呢？一番道德说教，唐太宗遂放弃进攻乌骨城，并力攻城。结果，安市久攻不下，屯兵日久，粮食将尽，而辽左早寒、草枯水冻，将士多不适应，不得已铩羽而归。
　　唐太宗败在他的道德洁癖：既然是天子征伐，就应该有天子气度、皇家风范。然而，“兵者，诡道也，生死之地，存亡之道也”，哪里有那么多光明正大、器宇轩昂？谋略是没有道德属性的，所以马基雅维利才比喻说，君王应该兼具狮子的凶残和狐狸的狡诈。
　　当然，御驾亲征也有很多成功的例子，失败的例子仅仅像显影机制一样，呈现出御驾亲征某些弊病。对于领导者，对下级干预太多，甚至大包大揽，权力向上面集中，责任向下面分散，下级就会跟隋炀帝手下的将军一样，一切唯上、失去自主，反而没有效率。“讨而不伐”是种胸襟，更是智慧。老子曰，无为而无不为，不争而天下莫能与之争。谁知有时候，亲为反而无为，无为反而有为。
　　（摘自《今日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