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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写作中，海外华人女作家虹影的小说以其独特的气质在中国文坛闪耀着夺目的光彩。和多数女作家一样，虹影擅长于家庭叙事，她的大多数作品都是以女性为主角，通过一个个性格鲜明的女性形象，体现出作家对身处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爱情观、价值观以及女性命运的理性思考与人文关怀。
1962 年，虹影生于重庆一个平民之家。1990 年旅居英国，开始用中文进行创作。她的代表作，如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K》、《阿难》、《孔雀的叫喊》、《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好儿女花》等，使她在海内外文坛名声大噪。她在中西交汇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女性主义写作，以个人化的观察表达世界，其作品中既有现实生活的写实，也有形而上的人性探索。而当今中国的女性主义写作普遍走向极端个人化写作，以独语、展露身体、感观刺激为手段和策略。如何把女性主义写作从狭隘、低俗、反复言说、自说自听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进而建构新的女性主义文学，虹影的个性化女性主义写作对此有着探索性的意义。
“女性主义”（feminism）的概念源自西方近现代争取妇女参政和男女平权的妇女运动，其中包含“女性”与“女权”的双重含义。在西方，女性主义是指一种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政治色彩浓烈的社会思潮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理论派别。而在中国，由于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及文化语境的不同，女性主义主要指“在对抗、结构及至颠覆男性霸权文化之话语和叙事过程中，一种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女性立场，它兼有社会政治色彩，但其主要涵义是文化的、文学的”。尤其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审视的性质与意味。
虹影是“移民作家”，地理的迁徙必定会带来文化的移植，她在中西交汇的“边缘地带”写作，带着东方文化的底蕴与西方文明对话。她并不像其他“移民”作家那样流露出对西方文明本能的拒斥和取舍的痛苦，而更多的是表现中西文化的融合。她能在母体文化的主导和西方文化的同化之间找到新的切入点，突破个人和本土的狭隘视野，在跨文化的背景下通过个人经验书写人类的共同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写作可以说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写作，局限于个人视域讲述自己的事情，虹影能把握个人故事和社会历史、本土与异域之间的张力，为传统的女性写作带来新的突破。
从父系社会确立，家庭父权出现的那一刻起，女性由于经济、生理等诸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被迫走向家庭，并囿于家庭，在家庭中沦为男性的附庸。于是，对家庭的反叛便成为女性觉醒的第一步，这种建立在对家庭反叛基础上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在女作家虹影的笔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冲出无爱的婚姻，保持女性自身的独立价值。随着社会的变化，妇女的思想和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对于女性来说，要想真正地摆脱封建依附意识，全面实现女性自我意识，又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孔雀的叫喊》中，女主人公柳璀作为现代知识女性，有着美丽的外表和聪明的头脑，有自己的事业，也有自己的思想。当发现丈夫的婚外情后，她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经济上与精神上的自立，使得柳璀敢于冲出无爱的婚姻，得以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二为冲出传统的桎梏，关注自身命运。虹影的小说，更多地表现在女性寻找自我世界，这种寻找，就是由自身命运的关注到自我的确认。《女子有行》是虹影的第二部长篇，作品描写了一个中国女子在未来时间里，在上海、纽约、布拉格的奇特经历。女主人公无辜卷入与自己无关的斗争旋涡，被当作领袖、佛母、政敌，在一系列的争斗中，她不再任人摆布，并逐渐由弱小变得强大，最终奠定了自身的强势地位。
虹影似乎很容易被批评家归为当代“女性文学”的典型作家之一，而她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最适合写作的人。私生女、饥饿的身体、饥饿的子宫、未婚先孕，这些作为女人可能被视作羞耻的印记与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中的“六六”如影随形：她一直在别人的白眼与不屑中挣扎。但一如“六六”的勇敢，虹影运用女性之笔，果敢地书写生活，评判社会。她的写作跨越国界、跨越历史、跨越时空、跨越性别，充满了对父权秩序的颠覆与解构，对女性自我价值、自我经验的肯定，以及对女性生命本体的探寻。
《饥饿的女儿》中的“我”正是虹影本人，她以纯粹的自我平静地叙述了从幼年到十八岁时的奇特成长经历。敏感的虹影，从小就能从微妙的人际关系中读出自己身份的特殊与复杂。父母各异的态度，家中无人理睬的地位，兄弟姐妹有意无意的欺侮，使这个弱小的女童平添了一双洞悉一切的锐眼。越是模糊的，就越是要清晰；越是复杂的，就越是要简单；越是欲盖弥彰，就越让它浮出水面。十八岁那年，一直跟随她的谜底终于解开：虹影是非婚生子女，也就是所谓的私生女。“私生女”的身份使虹影深深感到，家中的耻辱来自于她，而她的出生本就是一个错误。虹影多年来隐藏在心底的不满与忧怨，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慢慢爆发出来，她灵肉的饥饿，她心中的呐喊，都转化为与母亲的抵触与敌对。叛逆、逃离、审视，从此烙印在虹影的生命中，流淌于她的文字间，并成为其作品精神气质与血液的所在。
童年的经历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对于作家更是如此。虹影透过《饥饿的女儿》传递给我们的，似乎是一个人痛苦的自忆，里面有太多的黑暗与丑陋，但当读者与那个生长在长江边的“饥饿的女儿”平等对话的时候，就会发现，虹影向我们展示的，其实是她所持有的独具怜悯的人文关怀。《饥饿的女儿》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母亲。文中多次提及对母亲的叛离，心灵流浪多年的虹影回到故乡，反观那段岁月，她重新审视自己和母亲，才体味到母亲当年的艰难和对自己深沉的爱。此刻，虹影才明白，她所寻找的生命的根在母亲那里，在有种种回忆的家乡——重庆那里，是她们孕育了虹影文学与生命的根基。
2009年，虹影被评为重庆的城市推广大使。很多重庆读者认为，虹影带领他们真实地追忆了家乡的岁月。重庆是一座火炉，又是一座雾都，她同时孕育着火辣与沉静、刚烈与阴柔这些看似相互矛盾又彼此依存的人文内涵，而身处在自然山水中的重庆人也被赋予了刚柔相济的性格特征。虹影笔下的家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重庆，它是长江南岸的贫民区，是大背景下最不屑的一隅：绵延的江水、潮湿阴暗的天空、堆积如山的垃圾，各种复杂的气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虹影眼中“这个城市腐烂的盲肠”。家乡的记忆大多是灰暗的，丑陋的时代、丑陋的人性，在这片氤氲着大片落后残余思想的贫民区一览无余。虹影曾经说过，“贫民窟的语言和环境是一种舞台，每天有故事，每天有戏看，每天有人进监牢，它的色彩是浓重的，语言的色彩也是强烈的。”在这里，人们所流露出的是一种最原始、最本质的生活形态，底层人们的呻吟已在这段历史中穿透而来。作为男人，他的生活和思想空间已被所处的时代氛围压抑得无所喘息；而作为女人，她所能伸展的空间就更为局促和狭隘，低矮、沉闷而又卑下的生活是这里的每一个女性都必须承受的性别压力。 虹影家族中的女性就不同于默默忍受的大多数，她们身上有着一种重庆人特有的性格特征：豪爽耿直、泼辣能干、吃苦耐劳以及包容的品格。正是这些爽性的特质，促使着虹影家的女性们热切地追求自由、追求美，永远不会因为环境的恶劣而放弃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即使在更迭中不断失败，内心也永不认输。逃离，再逃离，直达到生活能给予她们的最好境界。这种拼搏与奋进，与其说是一种不懈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对女性自身命运的抗争。虹影的母亲，从逃婚到嫁给袍哥头子到再逃再嫁，以及与虹影生父的患难相守，是一个把自己从旧社会解放到新社会的新女性，她对自由与真爱的追求，就是那个时代的异数。虹影完全继承了母亲的自由洒脱，她对失败婚姻的果断结束，对自己凛然决绝的审判，对这个世界的直面揭露，对自身的游走与回归，都在以母亲的方式抗争——与命运抗争，与自己抗争，并向世界宣告：女性也可以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权利，这是女性自我的争取与选择。在文学创作和情感归宿的道路上，她依旧诚挚地追求着女性所期盼的自由、美好、信念与爱。如今，已成为知名作家的虹影，非常赞同外界对她作家的称呼，那个“女”字已经剥离。
虹影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的末期，关于肉体最直接的饥饿，她在母腹中就有比其他人更为刻骨铭心的体验。“饥饿是我的胎教，我们母女俩活了下来，饥饿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肉体的饥饿，必然带来对食物欲望化的表达，“我对食物的味道特别敏感，已经这么大一个姑娘了，还是永远想吃好东西，永远有吃不够的欲望”。那个充斥着饥饿、死亡、恐惧的时期，是一张张干瘪的嘴的泛化。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是被称作“弃儿”的一代，他们不但同共和国一起走过了最苦难的时期，还经历了与固有传统文化的作战，更体验了自身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的挣扎，他们无论前瞻与后顾，皆可谓无有所依。作为其中个体的虹影，是弱者中的弱者。肉体的饥饿演进到一定程度，就催变为精神的饥饿。心灵的匮乏，更加使人难以忍受，“‘文革’开始时，我四岁，‘文革’结束，我十四岁，十年有七年时间本应坐在教室里，大部分时间却在义务劳动”。在身体承受重担的同时，虹影的灵魂正在寻找给养她的精神食粮。
通过虹影的作品，我们看到另一种书写历史的方法：关于女性的个体经验史。在虹影这里，历史的枯燥文本被置换成鲜活的个人记忆，也许个人的视角过于狭窄，但和宏大的历史叙事相比，琐碎的记忆反而能够折射出更多的真实。虹影是“文化大革命”实实在在的目击者，这种目击经验构成了她最初的人生记忆。虹影说：“‘文革’给我的记忆经常出现在我的作品里，在我成长的周围一切都比最恐惧的小说还恐惧，人性的多面性表露得毫无遮挡，尤其是那种残忍和对弱小生命的毁灭性的践踏，终身影响了我。”《饥饿的女儿》就把个人成长与历史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互文，充满了过去与现在、个人与社会的纠结和对话，作者把一个私生女非常隐秘的个人体验与整个大时代的环境变化融合在一起，复活了个人记忆的同时也蕴含着历史的厚重，是一种既关注女性自身体验又直面社会现实的精神姿态，在当代女性文学写作中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探索。
虹影的小说穿透了宏大历史的迷雾，她用个人的想象和经验返回到历史情境，又在对历史的书写中走进个人的情感世界。她深知历史的复杂性与偶然性，并不向读者灌输“二元对立”式的历史总结，只是把她个人的想象与记忆写出来，她从不给读者“正确”的历史暗示，而是让读者直接面对真实的记忆。虹影不以男性所习用的文治武功书写历史，她从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出发，用女性的视角介入正统的历史话语，写出了女性的、个体的微观历史，并以此烛照整个社会历史变迁。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说，虹影的写作，恰好印证了埃莱娜·西苏的名言：“女性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于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饥饿的女儿》的成功，奠定了虹影在海内外文坛女性主义作家的地位。主人公六六的呐喊、爆发、叛逆与回归，每一次都深触人心，引起不同的反响和共鸣。虹影简洁、别致而又意蕴深厚的文字，在她平静客观的叙述中，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体验，开辟出另一条介入历史的道路，从而使这段封闭的历史展现出流动的鲜活，触及到更多不为人知的柔软与爱。虹影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些真实灰暗的记忆，更多的是埋藏于内的顽强坚韧、无畏的野性与特立独行的反叛精神。从女性主义书写的角度来讲，虹影的写作，恰好应证了她对自身的评价：“我不认为应该把我归为小女人或大女人类。一句话，我的写作该是超性别写作。如果你把我这种人生态度称作女权主义，那就不太妙：因为没有多少女知识分子有过那样的成长经历。我可以说是一种前理论的女权主义者，命运预设的女权主义者，行动的女权主义者。”
1962 年，虹影生于重庆一个平民之家。1990 年旅居英国，开始用中文进行创作。她的代表作，如长篇小说《饥饿的女儿》、《K》、《阿难》、《孔雀的叫喊》、《上海王》、《上海之死》、《上海魔术师》、《好儿女花》等，使她在海内外文坛名声大噪。她在中西交汇的文化背景下进行女性主义写作，以个人化的观察表达世界，其作品中既有现实生活的写实，也有形而上的人性探索。而当今中国的女性主义写作普遍走向极端个人化写作，以独语、展露身体、感观刺激为手段和策略。如何把女性主义写作从狭隘、低俗、反复言说、自说自听的困境中拯救出来，进而建构新的女性主义文学，虹影的个性化女性主义写作对此有着探索性的意义。
“女性主义”（feminism）的概念源自西方近现代争取妇女参政和男女平权的妇女运动，其中包含“女性”与“女权”的双重含义。在西方，女性主义是指一种争取男女平等的社会政治色彩浓烈的社会思潮以及由此产生的思想和文化领域的理论派别。而在中国，由于妇女的社会政治地位以及文化语境的不同，女性主义主要指“在对抗、结构及至颠覆男性霸权文化之话语和叙事过程中，一种从女性性别出发的女性立场，它兼有社会政治色彩，但其主要涵义是文化的、文学的”。尤其在文学艺术创作方面，它在很大程度上带有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审视的性质与意味。
虹影是“移民作家”，地理的迁徙必定会带来文化的移植，她在中西交汇的“边缘地带”写作，带着东方文化的底蕴与西方文明对话。她并不像其他“移民”作家那样流露出对西方文明本能的拒斥和取舍的痛苦，而更多的是表现中西文化的融合。她能在母体文化的主导和西方文化的同化之间找到新的切入点，突破个人和本土的狭隘视野，在跨文化的背景下通过个人经验书写人类的共同问题。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女性主义写作可以说是一种相对封闭的写作，局限于个人视域讲述自己的事情，虹影能把握个人故事和社会历史、本土与异域之间的张力，为传统的女性写作带来新的突破。
从父系社会确立，家庭父权出现的那一刻起，女性由于经济、生理等诸种主客观因素的制约，被迫走向家庭，并囿于家庭，在家庭中沦为男性的附庸。于是，对家庭的反叛便成为女性觉醒的第一步，这种建立在对家庭反叛基础上的女性自我意识觉醒，在女作家虹影的笔下，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为冲出无爱的婚姻，保持女性自身的独立价值。随着社会的变化，妇女的思想和社会地位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对于女性来说，要想真正地摆脱封建依附意识，全面实现女性自我意识，又远非想象的那么简单。在《孔雀的叫喊》中，女主人公柳璀作为现代知识女性，有着美丽的外表和聪明的头脑，有自己的事业，也有自己的思想。当发现丈夫的婚外情后，她感到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经济上与精神上的自立，使得柳璀敢于冲出无爱的婚姻，得以保持自己人格的独立。二为冲出传统的桎梏，关注自身命运。虹影的小说，更多地表现在女性寻找自我世界，这种寻找，就是由自身命运的关注到自我的确认。《女子有行》是虹影的第二部长篇，作品描写了一个中国女子在未来时间里，在上海、纽约、布拉格的奇特经历。女主人公无辜卷入与自己无关的斗争旋涡，被当作领袖、佛母、政敌，在一系列的争斗中，她不再任人摆布，并逐渐由弱小变得强大，最终奠定了自身的强势地位。
虹影似乎很容易被批评家归为当代“女性文学”的典型作家之一，而她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最适合写作的人。私生女、饥饿的身体、饥饿的子宫、未婚先孕，这些作为女人可能被视作羞耻的印记与自传体小说《饥饿的女儿》中的“六六”如影随形：她一直在别人的白眼与不屑中挣扎。但一如“六六”的勇敢，虹影运用女性之笔，果敢地书写生活，评判社会。她的写作跨越国界、跨越历史、跨越时空、跨越性别，充满了对父权秩序的颠覆与解构，对女性自我价值、自我经验的肯定，以及对女性生命本体的探寻。
《饥饿的女儿》中的“我”正是虹影本人，她以纯粹的自我平静地叙述了从幼年到十八岁时的奇特成长经历。敏感的虹影，从小就能从微妙的人际关系中读出自己身份的特殊与复杂。父母各异的态度，家中无人理睬的地位，兄弟姐妹有意无意的欺侮，使这个弱小的女童平添了一双洞悉一切的锐眼。越是模糊的，就越是要清晰；越是复杂的，就越是要简单；越是欲盖弥彰，就越让它浮出水面。十八岁那年，一直跟随她的谜底终于解开：虹影是非婚生子女，也就是所谓的私生女。“私生女”的身份使虹影深深感到，家中的耻辱来自于她，而她的出生本就是一个错误。虹影多年来隐藏在心底的不满与忧怨，在她的成长过程中慢慢爆发出来，她灵肉的饥饿，她心中的呐喊，都转化为与母亲的抵触与敌对。叛逆、逃离、审视，从此烙印在虹影的生命中，流淌于她的文字间，并成为其作品精神气质与血液的所在。
童年的经历对一个人的成长至关重要，对于作家更是如此。虹影透过《饥饿的女儿》传递给我们的，似乎是一个人痛苦的自忆，里面有太多的黑暗与丑陋，但当读者与那个生长在长江边的“饥饿的女儿”平等对话的时候，就会发现，虹影向我们展示的，其实是她所持有的独具怜悯的人文关怀。《饥饿的女儿》扉页上写着：献给我的母亲。文中多次提及对母亲的叛离，心灵流浪多年的虹影回到故乡，反观那段岁月，她重新审视自己和母亲，才体味到母亲当年的艰难和对自己深沉的爱。此刻，虹影才明白，她所寻找的生命的根在母亲那里，在有种种回忆的家乡——重庆那里，是她们孕育了虹影文学与生命的根基。
2009年，虹影被评为重庆的城市推广大使。很多重庆读者认为，虹影带领他们真实地追忆了家乡的岁月。重庆是一座火炉，又是一座雾都，她同时孕育着火辣与沉静、刚烈与阴柔这些看似相互矛盾又彼此依存的人文内涵，而身处在自然山水中的重庆人也被赋予了刚柔相济的性格特征。虹影笔下的家乡，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重庆，它是长江南岸的贫民区，是大背景下最不屑的一隅：绵延的江水、潮湿阴暗的天空、堆积如山的垃圾，各种复杂的气味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虹影眼中“这个城市腐烂的盲肠”。家乡的记忆大多是灰暗的，丑陋的时代、丑陋的人性，在这片氤氲着大片落后残余思想的贫民区一览无余。虹影曾经说过，“贫民窟的语言和环境是一种舞台，每天有故事，每天有戏看，每天有人进监牢，它的色彩是浓重的，语言的色彩也是强烈的。”在这里，人们所流露出的是一种最原始、最本质的生活形态，底层人们的呻吟已在这段历史中穿透而来。作为男人，他的生活和思想空间已被所处的时代氛围压抑得无所喘息；而作为女人，她所能伸展的空间就更为局促和狭隘，低矮、沉闷而又卑下的生活是这里的每一个女性都必须承受的性别压力。 虹影家族中的女性就不同于默默忍受的大多数，她们身上有着一种重庆人特有的性格特征：豪爽耿直、泼辣能干、吃苦耐劳以及包容的品格。正是这些爽性的特质，促使着虹影家的女性们热切地追求自由、追求美，永远不会因为环境的恶劣而放弃自己追求幸福的权利，即使在更迭中不断失败，内心也永不认输。逃离，再逃离，直达到生活能给予她们的最好境界。这种拼搏与奋进，与其说是一种不懈的追求，不如说是一种对女性自身命运的抗争。虹影的母亲，从逃婚到嫁给袍哥头子到再逃再嫁，以及与虹影生父的患难相守，是一个把自己从旧社会解放到新社会的新女性，她对自由与真爱的追求，就是那个时代的异数。虹影完全继承了母亲的自由洒脱，她对失败婚姻的果断结束，对自己凛然决绝的审判，对这个世界的直面揭露，对自身的游走与回归，都在以母亲的方式抗争——与命运抗争，与自己抗争，并向世界宣告：女性也可以拥有和男性一样的权利，这是女性自我的争取与选择。在文学创作和情感归宿的道路上，她依旧诚挚地追求着女性所期盼的自由、美好、信念与爱。如今，已成为知名作家的虹影，非常赞同外界对她作家的称呼，那个“女”字已经剥离。
虹影出生在三年自然灾害大饥荒的末期，关于肉体最直接的饥饿，她在母腹中就有比其他人更为刻骨铭心的体验。“饥饿是我的胎教，我们母女俩活了下来，饥饿却烙印在我的脑子里。”肉体的饥饿，必然带来对食物欲望化的表达，“我对食物的味道特别敏感，已经这么大一个姑娘了，还是永远想吃好东西，永远有吃不够的欲望”。那个充斥着饥饿、死亡、恐惧的时期，是一张张干瘪的嘴的泛化。那个年代出生的人，是被称作“弃儿”的一代，他们不但同共和国一起走过了最苦难的时期，还经历了与固有传统文化的作战，更体验了自身理想与现实、灵魂与肉体的挣扎，他们无论前瞻与后顾，皆可谓无有所依。作为其中个体的虹影，是弱者中的弱者。肉体的饥饿演进到一定程度，就催变为精神的饥饿。心灵的匮乏，更加使人难以忍受，“‘文革’开始时，我四岁，‘文革’结束，我十四岁，十年有七年时间本应坐在教室里，大部分时间却在义务劳动”。在身体承受重担的同时，虹影的灵魂正在寻找给养她的精神食粮。
通过虹影的作品，我们看到另一种书写历史的方法：关于女性的个体经验史。在虹影这里，历史的枯燥文本被置换成鲜活的个人记忆，也许个人的视角过于狭窄，但和宏大的历史叙事相比，琐碎的记忆反而能够折射出更多的真实。虹影是“文化大革命”实实在在的目击者，这种目击经验构成了她最初的人生记忆。虹影说：“‘文革’给我的记忆经常出现在我的作品里，在我成长的周围一切都比最恐惧的小说还恐惧，人性的多面性表露得毫无遮挡，尤其是那种残忍和对弱小生命的毁灭性的践踏，终身影响了我。”《饥饿的女儿》就把个人成长与历史进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一种互文，充满了过去与现在、个人与社会的纠结和对话，作者把一个私生女非常隐秘的个人体验与整个大时代的环境变化融合在一起，复活了个人记忆的同时也蕴含着历史的厚重，是一种既关注女性自身体验又直面社会现实的精神姿态，在当代女性文学写作中是很有积极意义的探索。
虹影的小说穿透了宏大历史的迷雾，她用个人的想象和经验返回到历史情境，又在对历史的书写中走进个人的情感世界。她深知历史的复杂性与偶然性，并不向读者灌输“二元对立”式的历史总结，只是把她个人的想象与记忆写出来，她从不给读者“正确”的历史暗示，而是让读者直接面对真实的记忆。虹影不以男性所习用的文治武功书写历史，她从自己独特的人生体验出发，用女性的视角介入正统的历史话语，写出了女性的、个体的微观历史，并以此烛照整个社会历史变迁。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说，虹影的写作，恰好印证了埃莱娜·西苏的名言：“女性必须参加写作，必须写自己，必须写妇女。就如同被驱离她们自己的身体那样，妇女一直被暴虐地驱逐于写作领域，这是由于同样的原因，依据同样的法律，出于同样致命的目的。妇女必须把自己写进文本——就像通过自己的奋斗嵌入世界和历史一样。”
《饥饿的女儿》的成功，奠定了虹影在海内外文坛女性主义作家的地位。主人公六六的呐喊、爆发、叛逆与回归，每一次都深触人心，引起不同的反响和共鸣。虹影简洁、别致而又意蕴深厚的文字，在她平静客观的叙述中，以其独特的女性视角和体验，开辟出另一条介入历史的道路，从而使这段封闭的历史展现出流动的鲜活，触及到更多不为人知的柔软与爱。虹影传递给我们的，不仅仅是那些真实灰暗的记忆，更多的是埋藏于内的顽强坚韧、无畏的野性与特立独行的反叛精神。从女性主义书写的角度来讲，虹影的写作，恰好应证了她对自身的评价：“我不认为应该把我归为小女人或大女人类。一句话，我的写作该是超性别写作。如果你把我这种人生态度称作女权主义，那就不太妙：因为没有多少女知识分子有过那样的成长经历。我可以说是一种前理论的女权主义者，命运预设的女权主义者，行动的女权主义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