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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空间”的维度来解读张爱玲的《金锁记》，以空间与身体的关系为理论基点，紧扣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通过空间这一认知范式来重新解读《金锁记》的文学空间对身体、空间与生命体验三者的融合。
关键词：《金锁记》 曹七巧 身体 空间 生命体验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空间是跨越多个学科的交叉概念。但长期以来，空间概念往往不受西方思想重视，甚至是“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直到20世纪后半叶，西方学界出现了较为显著的“空间转向”，空间诗学也因此逐渐进入中国学人的视野。本文从“空间”的维度来解读张爱玲的《金锁记》，以空间与身体的关系为理论基点，紧扣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通过空间这一认知范式来对《金锁记》进行重新解读。
一般而言，学界对张爱玲《金锁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的剖析上，从人物的内心活动来切入对曹七巧的解读，要么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透视人物的内心世界，要么是突出曹七巧这一人物迥异于男性的女性心理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说，人们对曹七巧的解读，更多的是以人物的心路历程与性格演变为线索，甚至张爱玲本人也指出：“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突出七巧的极端病态与疯狂。然而，灵与肉是不可分割的，身心之间的互动与交织才建构了七巧的主体性存在。七巧的肉身存在不仅具有字面的意义，更参与到《金锁记》的表征空间建构之中。但是，《金锁记》通过七巧这个人物本身所呈现的空间与身体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人们所忽略的。所谓的空间与身体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七巧的物质存在（身体），即空间性的身体；二是七巧与自身所处环境共同构建的生命空间，即身体性的空间。
一 空间性的身体
布朗肖指出，只有生存体验的空间“同时是内在深处和外部，即那空间在外部已经是精神的内在深处，而那个内在深处在我们身上是外部的实在……成为了我们生存体验的内在形式”，他强调的是文学空间不再单纯是物理空间的再现和心理空间的意识表现，而是真正抵达人类生存深度的体验空间。空间性与生存性、体验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构建了文本空间所具有的内在生存意蕴。具体来看，主体肉身的存在、感受与体验是无法脱离空间性的。
首先，七巧是自身的物质性容器，是真实、具体的。她出场时，“身上穿着银红衫子……朱口细牙……”青春姣好的面容与华衣美服共同构成了七巧的女性身体空间。此时她对爱情依然有淡淡的憧憬，读者隐约可以体验出那小家碧玉的气息，那曾经的“麻油店的活招牌”所具有的健康活力。而随着个人遭遇的波澜起伏，她的身体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对七巧肉身的刻画是细致而又不断重叠强化的，从“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的十八九岁姑娘，到拥有“骨瘦如柴的手臂”的老太太，七巧的肉体逐渐地干瘪，时间丰满了，情欲却枯竭了。读者透过张爱玲的“葱绿配桃红”“参差对照”的文字描述，体验到的是一个女人苍凉的生命状态。这种苍凉不仅是在人物内心的一种蔓延，在外部空间（身体）仿佛和七巧这个主体形影不离，苍凉了整部《金锁记》，所有在《金锁记》中出现的人物都和七巧一起经历了这种苍凉感，而读者则在阅读时回味着这种苍凉。
其次，是七巧的身体与精神如何在其生命空间中呈现，并且随着身体的精神化与精神的身体化进一步构建了七巧的生命空间。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了身心二元论，并且扬“心”抑“身”。笛卡尔的观点使得身体成为机械化的物质存在，成为纯粹的认知对象。但身体是具有精神与灵性的，身与心无法彻底地割裂，身体应该上升到主体的地位。笛卡尔之后，不少哲学家试图弥合身心二元论所产生的疏离，开辟身体与心灵之间的通道，德国思想家海涅就曾经为此努力过，“我毋宁是使身体重新具有精神”。在《金锁记》中，身与心二者之间的关系与生命感觉息息相关。七巧与姜季泽交谈时表达了自己对丈夫身体的感受，“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她面对的是丈夫残废的身体，这反过来使得她的身体成为被禁止的身体，“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青春的肉体却是欲望被禁止的空间，与此同时也是欲望开始的空间。这两个空间在七巧身上重合了，构成了她的生命空间，呈现为“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不具有生命的鲜活，只能承载生命的物质存在。七巧守着活寡，但是内心的生命意识却是无法抑制的，这使得七巧陷入一种痛苦之中无法自拔，“她不像在哭，简直像在翻肠搅胃地呕吐”。七巧内心的痛苦与挣扎通过自己的身体得到了表达，所谓的内在心灵被外在化了，精神进入身体与身体进入精神发生在同一个空间——七巧肉身的物质存在中。张爱玲的这段描述蕴含了某种不确定性，读者无法判断七巧是在哭还是在呕吐，但这种模糊的行为恰恰是巧妙地传递了身体与精神的相互转化，既是内心痛苦的宣泄，也让读者隐约感受到肉体本身的痛苦。
读者通过张爱玲的叙述了解七巧的丈夫，“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哪！”，“那没有生命的肉体……”，残废的身体作为表征，指向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荒芜与黯淡的生命。因此，虽然丈夫的主体在叙述中是缺席的，但却通过残废的身体一次次被召回，以被遮蔽的方式存在于七巧的生命空间。甚至可以说，丈夫的肉身一方面是丈夫这一主体隐性的没有生命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构建了七巧那备受压抑的生命空间。残疾的身体不仅仅是七巧与丈夫之间的隔阂，更是在无形中成为七巧的精神牢笼。七巧所面临的真正的枷锁并不是黄金，而是由于身体与精神的疏离而产生的枷锁。也正是因此，即使时间逝去，丈夫死亡，婆婆过世，虽然她不像过去那样“……可是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但依然无法弥合灵与肉之间的疏离，无法摆脱因此而产生的精神枷锁。从“……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中，读者可以看到，张爱玲巧妙地利用同一个空间场景来表达时间的流逝，这是叙事时间的空间化，是两个非连续性的空间场景的重合。从表面上来看，七巧似乎可以摆脱丈夫那残疾的身体了，但是即使是一张遗像都传递了丈夫主体的存在，更进一步敞开她一直以来所面临的真正枷锁——身体与精神的疏离。七巧三十年来一直处于这种灵肉疏离的生命状态，她的情感被严重地扭曲，她的生命空间呈现为“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成为童世舫眼中的疯人，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在她身上，折射出的是身体与精神的疏离所形成的生命空间。 《金锁记》从标题上来看，是关系着七巧一生的时间叙事，但更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学空间，是囚禁七巧灵与肉的话语表征空间。在这个文学空间中，七巧与小说中其他人物的身体共同构成了一个隐喻——一个关于空间性的身体的隐喻：在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中，每个人都面临着灵肉分离的可能性，正是这种空间的疏离，使得身体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是指向人类生存意义的空间性的身体。七巧拒绝了丈夫残疾的身体，而她的身体同样也是被拒绝的，是被社会文化环境所拒绝的。
二 身体性的空间
都市日常生活场景是张爱玲塑造七巧这一人物所选取的外部空间，她着眼于20世纪30、40年代大上海都市人的生存体验和情感。虽然七巧的经历与性情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但也充斥着满满的平庸感。小说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勾勒了七巧的身世命运，通过两个下人的床头闲谈，交代了这个家族的人物关系与基本情况，读者知道了七巧的出身，更明了七巧在姜府没有地位；而七巧的大嫂与三弟媳背后的闲话，更是强化了七巧在姜家的低微地位。从表面来看，七巧遭遇的是日常生活的平庸，一方面小说通过日常生活的场景片断来勾勒七巧的身世背景，另一方面也呈现了七巧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生存状态。深入来看，小说将七巧放置于日常生活之中，揭露了七巧悲剧命运的根源，她不仅仅是个例，而是具有更为深广的表征性，表征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与她具有类似生命状态的人物。七巧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时代的悲剧，是封建的门第观念使得出身卑微的七巧在封建大家庭里无法立足。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它永远是政治性的、策略性的。”可以说，空间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是各种利益较量的产物。在七巧的生存空间里，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标准下，她只是一介平民，嫁入姜家在旁人眼里只是一种攀附与交易。七巧的生存空间虽然只是姜府这样一个私人化的领域，但这个领域却与社会的公共空间紧密相联，社会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七巧所生存的私人空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互动，进一步构成了她的生存空间。当七巧分家之后，她的生存空间就发生了变化。分家之后，七巧的地位实际上是提升了，成为过去她无法企及的封建式家长，这时社会提供给她更多的是尊重，她拥有了一些财产，但是她的生命状态却没有因此得到相应的改善。她的痛苦与日俱增，扭曲到破坏儿女的幸福，将自己的不幸复制，向外播撒，继续在日常生活中制造更多的悲剧。
七巧的生命空间反过来影响并且构成了子女的生命空间，长白与长安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为了七巧操纵的傀儡。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她既是受虐者也是施虐者，她所经受的灵肉疏离的痛苦，通过她被不断地生产出来，正如《圣经》所言，人类的堕落与罪恶代代相传，爱的伊甸园越发成为一个遥远的梦想。七巧也憧憬过爱的伊甸园，但梦碎之后，她选择用黄金来锁住自己的灵魂，将自己封闭在无爱的空间。她的悲剧不仅在于她没有得到爱，更在于她最终丧失了爱的能力，成为一个生产痛苦的表征符号，构建出了一个表征空间。七巧虽然是一个被构建的生命空间，但她作为一个表征符号是具有能动性与流动性的，可以说反过来建构了他人的生命空间。她恋子，离间儿子与媳妇的感情；在恋子的同时，她虐待她的儿媳和女儿。最终，儿媳妇“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搁在肋骨的两只手蜷曲着像宰了的鸡的脚爪”，“绢姑娘扶了正……自杀了”，女儿“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这一切悲剧都是七巧造成的，她既是悲剧的承受者，又生产出更多悲惨的生命空间。
《金锁记》从表面来看是呈现七巧的生命挣扎，深入来看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关切，关注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体验。日常生活往往被视为是平庸的，缺乏崇高性，但张爱玲却没有因此而忽略日常生活题材的创作，她巧妙地借助日常生活的空间来呈现七巧被扭曲的生存状态，表达对本真的生命空间的一种期许。通过七巧等人物不完整的生命状态，刻画了一群为了生存而生存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或挣扎或沉沦。真正可以解开金锁的，不是物质或情欲，而是灵肉结合的身体。黄金的锁囚禁的是正常健康的生命，而惟一有希望打破枷锁的则是自由的身体。无论张爱玲本人是否意识到，她毕竟是把一个两难的结构抛给了读者，而在这两难中，身体的空间性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身体与空间二者是不可分离的，身体必然是空间性的身体，而空间也是身体性的空间。具体来看，《金锁记》的文学空间融合了身体、空间与生存体验。金锁是一个隐喻，从字面上来看，指向了物质与金钱，而从比喻意义来看，金锁恰恰是打开了一个关于身体的话语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七巧作为一个彻底的人，召唤着读者介入并体验她的生命。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
[2]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 [法]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4] [美]戴维·哈维，阎嘉译：《后现代状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5] [德]海涅：《论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6] H.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 Press,1991.
作者简介：林玲，女，1963—，广东深圳人，硕士，副教授，工作单位：深圳广播电视大学。
关键词：《金锁记》 曹七巧 身体 空间 生命体验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空间是跨越多个学科的交叉概念。但长期以来，空间概念往往不受西方思想重视，甚至是“通过时间消灭空间”。直到20世纪后半叶，西方学界出现了较为显著的“空间转向”，空间诗学也因此逐渐进入中国学人的视野。本文从“空间”的维度来解读张爱玲的《金锁记》，以空间与身体的关系为理论基点，紧扣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通过空间这一认知范式来对《金锁记》进行重新解读。
一般而言，学界对张爱玲《金锁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曹七巧这一人物形象的剖析上，从人物的内心活动来切入对曹七巧的解读，要么是从精神分析的角度来透视人物的内心世界，要么是突出曹七巧这一人物迥异于男性的女性心理特征。在一定程度上说，人们对曹七巧的解读，更多的是以人物的心路历程与性格演变为线索，甚至张爱玲本人也指出：“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突出七巧的极端病态与疯狂。然而，灵与肉是不可分割的，身心之间的互动与交织才建构了七巧的主体性存在。七巧的肉身存在不仅具有字面的意义，更参与到《金锁记》的表征空间建构之中。但是，《金锁记》通过七巧这个人物本身所呈现的空间与身体的融合，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人们所忽略的。所谓的空间与身体的融合，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七巧的物质存在（身体），即空间性的身体；二是七巧与自身所处环境共同构建的生命空间，即身体性的空间。
一 空间性的身体
布朗肖指出，只有生存体验的空间“同时是内在深处和外部，即那空间在外部已经是精神的内在深处，而那个内在深处在我们身上是外部的实在……成为了我们生存体验的内在形式”，他强调的是文学空间不再单纯是物理空间的再现和心理空间的意识表现，而是真正抵达人类生存深度的体验空间。空间性与生存性、体验性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构建了文本空间所具有的内在生存意蕴。具体来看，主体肉身的存在、感受与体验是无法脱离空间性的。
首先，七巧是自身的物质性容器，是真实、具体的。她出场时，“身上穿着银红衫子……朱口细牙……”青春姣好的面容与华衣美服共同构成了七巧的女性身体空间。此时她对爱情依然有淡淡的憧憬，读者隐约可以体验出那小家碧玉的气息，那曾经的“麻油店的活招牌”所具有的健康活力。而随着个人遭遇的波澜起伏，她的身体也逐渐发生了变化。张爱玲在《金锁记》中对七巧肉身的刻画是细致而又不断重叠强化的，从“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的十八九岁姑娘，到拥有“骨瘦如柴的手臂”的老太太，七巧的肉体逐渐地干瘪，时间丰满了，情欲却枯竭了。读者透过张爱玲的“葱绿配桃红”“参差对照”的文字描述，体验到的是一个女人苍凉的生命状态。这种苍凉不仅是在人物内心的一种蔓延，在外部空间（身体）仿佛和七巧这个主体形影不离，苍凉了整部《金锁记》，所有在《金锁记》中出现的人物都和七巧一起经历了这种苍凉感，而读者则在阅读时回味着这种苍凉。
其次，是七巧的身体与精神如何在其生命空间中呈现，并且随着身体的精神化与精神的身体化进一步构建了七巧的生命空间。法国哲学家笛卡尔提出了身心二元论，并且扬“心”抑“身”。笛卡尔的观点使得身体成为机械化的物质存在，成为纯粹的认知对象。但身体是具有精神与灵性的，身与心无法彻底地割裂，身体应该上升到主体的地位。笛卡尔之后，不少哲学家试图弥合身心二元论所产生的疏离，开辟身体与心灵之间的通道，德国思想家海涅就曾经为此努力过，“我毋宁是使身体重新具有精神”。在《金锁记》中，身与心二者之间的关系与生命感觉息息相关。七巧与姜季泽交谈时表达了自己对丈夫身体的感受，“是软的、重的，就像人的脚有时发了麻……”她面对的是丈夫残废的身体，这反过来使得她的身体成为被禁止的身体，“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过上了残废的气，沾都沾不得？”青春的肉体却是欲望被禁止的空间，与此同时也是欲望开始的空间。这两个空间在七巧身上重合了，构成了她的生命空间，呈现为“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不具有生命的鲜活，只能承载生命的物质存在。七巧守着活寡，但是内心的生命意识却是无法抑制的，这使得七巧陷入一种痛苦之中无法自拔，“她不像在哭，简直像在翻肠搅胃地呕吐”。七巧内心的痛苦与挣扎通过自己的身体得到了表达，所谓的内在心灵被外在化了，精神进入身体与身体进入精神发生在同一个空间——七巧肉身的物质存在中。张爱玲的这段描述蕴含了某种不确定性，读者无法判断七巧是在哭还是在呕吐，但这种模糊的行为恰恰是巧妙地传递了身体与精神的相互转化，既是内心痛苦的宣泄，也让读者隐约感受到肉体本身的痛苦。
读者通过张爱玲的叙述了解七巧的丈夫，“看上去还没有我那三岁的孩子高哪！”，“那没有生命的肉体……”，残废的身体作为表征，指向的是一种精神上的荒芜与黯淡的生命。因此，虽然丈夫的主体在叙述中是缺席的，但却通过残废的身体一次次被召回，以被遮蔽的方式存在于七巧的生命空间。甚至可以说，丈夫的肉身一方面是丈夫这一主体隐性的没有生命的空间，另一方面则构建了七巧那备受压抑的生命空间。残疾的身体不仅仅是七巧与丈夫之间的隔阂，更是在无形中成为七巧的精神牢笼。七巧所面临的真正的枷锁并不是黄金，而是由于身体与精神的疏离而产生的枷锁。也正是因此，即使时间逝去，丈夫死亡，婆婆过世，虽然她不像过去那样“……可是连金子的边都啃不到……”，但依然无法弥合灵与肉之间的疏离，无法摆脱因此而产生的精神枷锁。从“……镜子里反映着的翠竹帘子和一副金绿山水屏条依旧在风中来回荡漾着……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中，读者可以看到，张爱玲巧妙地利用同一个空间场景来表达时间的流逝，这是叙事时间的空间化，是两个非连续性的空间场景的重合。从表面上来看，七巧似乎可以摆脱丈夫那残疾的身体了，但是即使是一张遗像都传递了丈夫主体的存在，更进一步敞开她一直以来所面临的真正枷锁——身体与精神的疏离。七巧三十年来一直处于这种灵肉疏离的生命状态，她的情感被严重地扭曲，她的生命空间呈现为“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成为童世舫眼中的疯人，令人感到毛骨悚然。在她身上，折射出的是身体与精神的疏离所形成的生命空间。 《金锁记》从标题上来看，是关系着七巧一生的时间叙事，但更可以被视为一种文学空间，是囚禁七巧灵与肉的话语表征空间。在这个文学空间中，七巧与小说中其他人物的身体共同构成了一个隐喻——一个关于空间性的身体的隐喻：在现代社会对人的异化中，每个人都面临着灵肉分离的可能性，正是这种空间的疏离，使得身体问题显得尤为重要，是指向人类生存意义的空间性的身体。七巧拒绝了丈夫残疾的身体，而她的身体同样也是被拒绝的，是被社会文化环境所拒绝的。
二 身体性的空间
都市日常生活场景是张爱玲塑造七巧这一人物所选取的外部空间，她着眼于20世纪30、40年代大上海都市人的生存体验和情感。虽然七巧的经历与性情具有浓重的悲剧色彩，但也充斥着满满的平庸感。小说在日常生活场景中勾勒了七巧的身世命运，通过两个下人的床头闲谈，交代了这个家族的人物关系与基本情况，读者知道了七巧的出身，更明了七巧在姜府没有地位；而七巧的大嫂与三弟媳背后的闲话，更是强化了七巧在姜家的低微地位。从表面来看，七巧遭遇的是日常生活的平庸，一方面小说通过日常生活的场景片断来勾勒七巧的身世背景，另一方面也呈现了七巧在日常生活场景中的生存状态。深入来看，小说将七巧放置于日常生活之中，揭露了七巧悲剧命运的根源，她不仅仅是个例，而是具有更为深广的表征性，表征那个时代千千万万与她具有类似生命状态的人物。七巧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时代的悲剧，是封建的门第观念使得出身卑微的七巧在封建大家庭里无法立足。
列斐伏尔认为：“空间……它永远是政治性的、策略性的。”可以说，空间是一种充斥着各种意识形态的产物，是各种利益较量的产物。在七巧的生存空间里，在封建社会意识形态的标准下，她只是一介平民，嫁入姜家在旁人眼里只是一种攀附与交易。七巧的生存空间虽然只是姜府这样一个私人化的领域，但这个领域却与社会的公共空间紧密相联，社会的意识形态与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七巧所生存的私人空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之间的互动，进一步构成了她的生存空间。当七巧分家之后，她的生存空间就发生了变化。分家之后，七巧的地位实际上是提升了，成为过去她无法企及的封建式家长，这时社会提供给她更多的是尊重，她拥有了一些财产，但是她的生命状态却没有因此得到相应的改善。她的痛苦与日俱增，扭曲到破坏儿女的幸福，将自己的不幸复制，向外播撒，继续在日常生活中制造更多的悲剧。
七巧的生命空间反过来影响并且构成了子女的生命空间，长白与长安在有意无意之间成为了七巧操纵的傀儡。在这个意义上来看，她既是受虐者也是施虐者，她所经受的灵肉疏离的痛苦，通过她被不断地生产出来，正如《圣经》所言，人类的堕落与罪恶代代相传，爱的伊甸园越发成为一个遥远的梦想。七巧也憧憬过爱的伊甸园，但梦碎之后，她选择用黄金来锁住自己的灵魂，将自己封闭在无爱的空间。她的悲剧不仅在于她没有得到爱，更在于她最终丧失了爱的能力，成为一个生产痛苦的表征符号，构建出了一个表征空间。七巧虽然是一个被构建的生命空间，但她作为一个表征符号是具有能动性与流动性的，可以说反过来建构了他人的生命空间。她恋子，离间儿子与媳妇的感情；在恋子的同时，她虐待她的儿媳和女儿。最终，儿媳妇“直挺挺地躺在床上，搁在肋骨的两只手蜷曲着像宰了的鸡的脚爪”，“绢姑娘扶了正……自杀了”，女儿“长安更是早就断了结婚的念头”。这一切悲剧都是七巧造成的，她既是悲剧的承受者，又生产出更多悲惨的生命空间。
《金锁记》从表面来看是呈现七巧的生命挣扎，深入来看是一种对日常生活的关切，关注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体验。日常生活往往被视为是平庸的，缺乏崇高性，但张爱玲却没有因此而忽略日常生活题材的创作，她巧妙地借助日常生活的空间来呈现七巧被扭曲的生存状态，表达对本真的生命空间的一种期许。通过七巧等人物不完整的生命状态，刻画了一群为了生存而生存的人在日常生活中或挣扎或沉沦。真正可以解开金锁的，不是物质或情欲，而是灵肉结合的身体。黄金的锁囚禁的是正常健康的生命，而惟一有希望打破枷锁的则是自由的身体。无论张爱玲本人是否意识到，她毕竟是把一个两难的结构抛给了读者，而在这两难中，身体的空间性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身体与空间二者是不可分离的，身体必然是空间性的身体，而空间也是身体性的空间。具体来看，《金锁记》的文学空间融合了身体、空间与生存体验。金锁是一个隐喻，从字面上来看，指向了物质与金钱，而从比喻意义来看，金锁恰恰是打开了一个关于身体的话语场域，在这个场域中，七巧作为一个彻底的人，召唤着读者介入并体验她的生命。
参考文献：
[1] 张爱玲：《张爱玲文集》，中国华侨出版社，2002年版。
[2] 包亚明主编：《现代性与空间的生产》，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
[3] [法]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
[4] [美]戴维·哈维，阎嘉译：《后现代状况》，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
[5] [德]海涅：《论浪漫派》，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
[6] H.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Oxford:Blackwell Press,1991.
作者简介：林玲，女，1963—，广东深圳人，硕士，副教授，工作单位：深圳广播电视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