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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逢沙场、死别冤狱,这半生魂萦梦系。”这是严秀峰对他们夫妻一生情缘的感叹。
2015年6月14日,严秀峰与世长辞,享寿95岁。7月1日,她的公祭仪式在新北京板桥殡仪馆举行。
当日,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前往公祭现场,颁赠严秀峰褒扬令、抗战胜利纪念章暨李友邦将军抗战胜利纪念章,以感念李、严夫妻二人的卓越贡献。
尽管人们熟知的多是她李友邦遗孀的身份,但严秀峰本身就是一位青史留名的抗日女战士。马英九在致辞时感叹:“严秀峰见证大时代的动荡,与民族御侮战争的悲壮,用女性的柔情与坚毅,为生命带来耀眼的光芒。”
身上带毒,随时准备牺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出身于浙江杭州富庶家庭的严秀峰才17岁。看到国将沦亡的惨烈现实,一份强烈的爱国使命感被激发了出来,她以“木兰从军”自比,向父亲表达了参加抗战的想法。
然而,父亲怎舍得让这个家中唯一的孩子走上战场?她软磨硬泡了5个多月,才终于征得父亲的同意。严父说:“难得你有这份爱国心愿,‘忠孝不能两全’,但暂时不能让你母亲知道,徒增她身心忧伤。”严秀峰本想以随表哥读书为由骗过母亲,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出发那天,严母痛哭挽留,在内心剧烈的挣扎中,严秀峰终是狠下心走出了家门。
她先到了浙江金华,与表哥一起加入了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总团第一支队,主要工作是对妇女进行宣传教育,调动她们的抗日热情。此后,她辗转浙江各地。
1939年夏天,严秀峰在金华偶然结识了当时已颇负盛名的李友邦,对他极为崇拜与钦佩,李友邦也对这个娟秀的杭州姑娘很有好感。1941年5月10日,在战火弥漫的衢州城,二人携手,结成革命伉俪,从此谱出一段战地情缘,成为远近知名的“烽火侠侣”。
而据他们的次子李力群回忆,母亲最为得意的一段抗日经历却是在认识父亲之前。
那是1939年3月的一个夜晚,当时浙江富阳东洲陷入敌手,严秀峰与两个女孩趁夜色溜到日军据点探测敌情,发现驻军人数很少。她们赶紧回报了这一情况,支队组织迅速进攻,成功驱逐日军,收复了失地,严秀峰等因此受到表彰。此战后人称之为“东洲保卫战”,是浙江抗战史上—次重要的战斗。
李力群说,母亲常跟他们讲起这段往事:“她说那天夜黑风大,她们半蹲着跑步,因为都是女孩子,很怕被日本人发现,身上都带着毒药,随时准备牺牲。结果看了半天,发现营地里怎么那么暗,原来人这么少。那时母亲还不满20岁。她自己后来也说,想想那时真是挺危险的。”
挺着孕肚,远上南京“告御状”
台湾光复后,刚生产没多久的严秀峰被人用担架抬上船,随丈夫来到了台湾。那时候的严秀峰和李友邦一样,将一腔热忱投入建设光复后的台湾。她主要致力于台湾妇女的组织发动工作,帮助台湾妇女建立属于她们自己的团体。
然而因为国共关系紧张,李友邦带回来的台湾义勇队在夹缝中求生存,日益被边缘化最终走向解散,李友邦夫妇也处处受到国民政府的打压。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成为这对夫妻人生的转折点。
1947年3月10日,李友邦被台湾省政府主席陈仪逮捕入狱。严秀峰奔走了两天后,毫无头绪,第三天直接去找了陈仪,受到冷漠对待。她十分强硬地坚持不走,陈仪只好妥协,让她去见关押在保安司令部的李友邦。
不久,李友邦被强扣罪名押解到南京,严秀峰当即决定远赴南京为夫申冤。当时她肚里正怀着三子李建群,经不住她的苦苦请求,出发前医生只好替她打了一剂安胎药,但这趟奔波,几乎使她流产。
到南京后,她向蒋经国慷慨陈词,力陈“二二八事件”事实,使李友邦最终于1947年6月上旬获得释放,夫妻得以团圆。
出狱后,夫妻二人为避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但终还是未能逃过厄运的降临。
1950年,“白色恐怖”弥漫,严秀峰受其他案件牵连被捕入狱,并以“知匪不报、通匪资匪”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5年。翌年11月,李友邦也被逮捕,并于1952年4月被秘密执行死刑,年仅47岁,留下一女四子,长女仅10岁,小儿子不足3岁。
1965年严秀峰出狱,此时她方知丈夫早已成枪下亡魂,与自己天人永隔。
后来为了讨生活,这位曾经的富家小姐,以做女红、养鸭、卖菜等方式,艰难抚养5名子女。直到8年后,她创办“世界翻译社”,协助全台中小企业与国际接轨,儿女也相继成人,家庭条件这才渐渐转好。严秀峰还因此赢得了“祖母创业家”的美名。
不改初心.数十年为夫正名
1982年,严秀峰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她不顾年迈体弱,整理李友邦文章出版成册。为丈夫和台湾义勇队“正名”,成了她日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李力群说,母亲追忆父亲时常讲:“他是一个军人,应该死在沙场上,但却死在他一生最热爱的故乡,死在他为之奉献了一切甚至生命的台湾。”
1985年,严秀峰还说服芦洲李家七大房100多位家族成员,主动将市值10亿新台币的祖宅捐给官方,列为历史古迹永久保存,用以宣传李友邦的抗日事迹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2006年,这座有百余年历史的古宅变身“芦洲李宅古迹暨李友邦将军纪念馆”,对外开放,是台湾抗日战争纪念的重要场地之一。
“母亲从大悲大冤到大爱,”李力群说,“她后期积极从事文化交流的活动,以弥合心中的伤痕。”
严秀峰一向注重将抗战与民族精神教育向孩子们延伸。李宅古迹除了用于展示家族参与抗战的史料和文物,也提供场所开展亲子阅读,并依古礼举办端午抓周等仪式,寄寓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
1995年与2005年,严秀峰两次赴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与60周年的座谈会,追思丈夫及其他抗日先烈。
老人在座谈会上曾说:“盼有生之年,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我的心愿,也是包括李友邦将军在内的台湾乡亲的共同心愿。”
她还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渺小的一生,便是在这伟大的时代光辉的历史中一粒微尘,但对于抗日卫国这段岁月,确是我与先夫李友邦先生,毕生难忘的时日与记忆,假使我们能重活一次,我会毫不犹豫地和我先夫李友邦,仍然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伟大的祖国和具有民族血缘的台湾故乡。”
这种情怀和大爱,不是生死所能阻隔,也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湮灭。
2015年6月14日,严秀峰与世长辞,享寿95岁。7月1日,她的公祭仪式在新北京板桥殡仪馆举行。
当日,台湾前领导人马英九前往公祭现场,颁赠严秀峰褒扬令、抗战胜利纪念章暨李友邦将军抗战胜利纪念章,以感念李、严夫妻二人的卓越贡献。
尽管人们熟知的多是她李友邦遗孀的身份,但严秀峰本身就是一位青史留名的抗日女战士。马英九在致辞时感叹:“严秀峰见证大时代的动荡,与民族御侮战争的悲壮,用女性的柔情与坚毅,为生命带来耀眼的光芒。”
身上带毒,随时准备牺牲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出身于浙江杭州富庶家庭的严秀峰才17岁。看到国将沦亡的惨烈现实,一份强烈的爱国使命感被激发了出来,她以“木兰从军”自比,向父亲表达了参加抗战的想法。
然而,父亲怎舍得让这个家中唯一的孩子走上战场?她软磨硬泡了5个多月,才终于征得父亲的同意。严父说:“难得你有这份爱国心愿,‘忠孝不能两全’,但暂时不能让你母亲知道,徒增她身心忧伤。”严秀峰本想以随表哥读书为由骗过母亲,没想到还是被发现了。出发那天,严母痛哭挽留,在内心剧烈的挣扎中,严秀峰终是狠下心走出了家门。
她先到了浙江金华,与表哥一起加入了浙江省国民抗敌自卫总团第一支队,主要工作是对妇女进行宣传教育,调动她们的抗日热情。此后,她辗转浙江各地。
1939年夏天,严秀峰在金华偶然结识了当时已颇负盛名的李友邦,对他极为崇拜与钦佩,李友邦也对这个娟秀的杭州姑娘很有好感。1941年5月10日,在战火弥漫的衢州城,二人携手,结成革命伉俪,从此谱出一段战地情缘,成为远近知名的“烽火侠侣”。
而据他们的次子李力群回忆,母亲最为得意的一段抗日经历却是在认识父亲之前。
那是1939年3月的一个夜晚,当时浙江富阳东洲陷入敌手,严秀峰与两个女孩趁夜色溜到日军据点探测敌情,发现驻军人数很少。她们赶紧回报了这一情况,支队组织迅速进攻,成功驱逐日军,收复了失地,严秀峰等因此受到表彰。此战后人称之为“东洲保卫战”,是浙江抗战史上—次重要的战斗。
李力群说,母亲常跟他们讲起这段往事:“她说那天夜黑风大,她们半蹲着跑步,因为都是女孩子,很怕被日本人发现,身上都带着毒药,随时准备牺牲。结果看了半天,发现营地里怎么那么暗,原来人这么少。那时母亲还不满20岁。她自己后来也说,想想那时真是挺危险的。”
挺着孕肚,远上南京“告御状”
台湾光复后,刚生产没多久的严秀峰被人用担架抬上船,随丈夫来到了台湾。那时候的严秀峰和李友邦一样,将一腔热忱投入建设光复后的台湾。她主要致力于台湾妇女的组织发动工作,帮助台湾妇女建立属于她们自己的团体。
然而因为国共关系紧张,李友邦带回来的台湾义勇队在夹缝中求生存,日益被边缘化最终走向解散,李友邦夫妇也处处受到国民政府的打压。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成为这对夫妻人生的转折点。
1947年3月10日,李友邦被台湾省政府主席陈仪逮捕入狱。严秀峰奔走了两天后,毫无头绪,第三天直接去找了陈仪,受到冷漠对待。她十分强硬地坚持不走,陈仪只好妥协,让她去见关押在保安司令部的李友邦。
不久,李友邦被强扣罪名押解到南京,严秀峰当即决定远赴南京为夫申冤。当时她肚里正怀着三子李建群,经不住她的苦苦请求,出发前医生只好替她打了一剂安胎药,但这趟奔波,几乎使她流产。
到南京后,她向蒋经国慷慨陈词,力陈“二二八事件”事实,使李友邦最终于1947年6月上旬获得释放,夫妻得以团圆。
出狱后,夫妻二人为避嫌,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但终还是未能逃过厄运的降临。
1950年,“白色恐怖”弥漫,严秀峰受其他案件牵连被捕入狱,并以“知匪不报、通匪资匪”的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5年。翌年11月,李友邦也被逮捕,并于1952年4月被秘密执行死刑,年仅47岁,留下一女四子,长女仅10岁,小儿子不足3岁。
1965年严秀峰出狱,此时她方知丈夫早已成枪下亡魂,与自己天人永隔。
后来为了讨生活,这位曾经的富家小姐,以做女红、养鸭、卖菜等方式,艰难抚养5名子女。直到8年后,她创办“世界翻译社”,协助全台中小企业与国际接轨,儿女也相继成人,家庭条件这才渐渐转好。严秀峰还因此赢得了“祖母创业家”的美名。
不改初心.数十年为夫正名
1982年,严秀峰开始在杂志上发表文章。她不顾年迈体弱,整理李友邦文章出版成册。为丈夫和台湾义勇队“正名”,成了她日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李力群说,母亲追忆父亲时常讲:“他是一个军人,应该死在沙场上,但却死在他一生最热爱的故乡,死在他为之奉献了一切甚至生命的台湾。”
1985年,严秀峰还说服芦洲李家七大房100多位家族成员,主动将市值10亿新台币的祖宅捐给官方,列为历史古迹永久保存,用以宣传李友邦的抗日事迹与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2006年,这座有百余年历史的古宅变身“芦洲李宅古迹暨李友邦将军纪念馆”,对外开放,是台湾抗日战争纪念的重要场地之一。
“母亲从大悲大冤到大爱,”李力群说,“她后期积极从事文化交流的活动,以弥合心中的伤痕。”
严秀峰一向注重将抗战与民族精神教育向孩子们延伸。李宅古迹除了用于展示家族参与抗战的史料和文物,也提供场所开展亲子阅读,并依古礼举办端午抓周等仪式,寄寓民族精神的生生不息。
1995年与2005年,严秀峰两次赴北京参加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与60周年的座谈会,追思丈夫及其他抗日先烈。
老人在座谈会上曾说:“盼有生之年,在两岸同胞共同努力下,早日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这是我的心愿,也是包括李友邦将军在内的台湾乡亲的共同心愿。”
她还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我渺小的一生,便是在这伟大的时代光辉的历史中一粒微尘,但对于抗日卫国这段岁月,确是我与先夫李友邦先生,毕生难忘的时日与记忆,假使我们能重活一次,我会毫不犹豫地和我先夫李友邦,仍然愿意把我们的生命,献给伟大的祖国和具有民族血缘的台湾故乡。”
这种情怀和大爱,不是生死所能阻隔,也不会被历史的尘埃所湮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