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年底，母亲带着祖母、8岁的我（即本文作者）、我的三姐和小弟离开上海，去福建朋友家暂住，大姐、二姐则留在上海陪着抗战后担任上海工务局局长的父亲赵祖康。
　　1949年5月24日，国民党军队已往苏州河以北撤退，上海解放指日可待。凌晨1点，长乐路516弄庆祥里7号突然响起急促的电话铃声，携两个女儿借住在大学校友梁伯高家中的父亲，接到了国民政府上海市长陈良让社会局长陈宝泰打来的电话，说是要见我父亲，让父亲马上去。父亲不知道陈良叫他去干什么，他甚至想到自己与地下党有过接触的事可能暴露了。
　　不多时，父亲被车接走了。
　　在陈良家，陈良对父亲说，国民党行政院长何应钦给他来了封信，说南京撤退的时候非常混乱，社会治安也很不好，在国际上影响很坏，所以上海撤退的时候，要把秩序维护好。
　　陈良自己马上要离沪，考虑要找个人来维持，最后想到了我父亲，让他来出任代理市长，主要做两件事：一是持何应钦手令维持好上海的社会秩序；二是办理共产党入沪后市政府的交接事项。
　　其实早在父亲担任代理市长前3个多月，中共地下党员王月英便化名李敏通过我们老家的一个亲戚与他相识。此后，在王月英的指导下，父亲不仅参与营救进步学生，而且为解放上海提供过市政设施情报。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在1949年5月，上海这个伟大的转折点上，父亲以极大的勇气，承担起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他愿意充当这样一个历史角色———把上海完整地交给解放军。
　　5月24日凌晨3点，父亲回庆祥里。到上班的时候，他用梁家那个号码为“68210”的电话打了第一个以代理市长身份发命令的办公电话：“我是代理市长赵祖康，把武器弹药都锁起来，维护好社会秩序。”
　　5月24日白天，陈良主持召开市长办公会议，正式宣布父亲上任。当夜，解放军发起进攻。父亲立即命令在市政府和警察局大楼上插白旗，向人民解放军投降。他命令警察尽快释放被关押的进步学生，不得与解放军发生冲突，强调警察只有维持社会治安的职责。
　　5月25日一大早，父亲检查了排放在市政府大门口的枪支，布置了抢修道路、正常上班和系统移交等事宜。下午，父亲在知名人士李思浩的寓所会见中共接收代表李公然，很快达成有关移交资料、维持治安、防止破坏、保管档案、恢复交通、厂点银行复业、补发工资等多项共识。晚上，父亲向一直保持联系的中共地下党介绍了情况，并得到党的进一步指示。而后又忙于次日全市电车、公交汽车恢复运行之事。
　　5月26日上午，父亲在市社会局大楼主持最后一次处局负责人会议，要求各部门不折不扣执行向共产党上海市军管会移交的决定。中午，他与解放军军事联络员会晤，参与处理劝说苏州河北岸国民党残部放下武器的工作。经过3个多小时紧张反复的谈话，26日下午4点钟，在四川路邮电大厦内的200多名国民党官兵缴械了。接着，父亲又协助解放军与各方面联系，相继说服河滨大楼、百老汇大厦（今上海大厦）内的国民党残余部队放下武器。
　　27日，解放军浩浩荡荡进入苏州河北面，宣告上海解放的军事行动完全结束。
　　从5月24日开始到5月28日，父亲忙得连睡觉和吃饭的时间都非常少。对当时的上海而言，头等大事就是社会的安定。那几天，在方方面面的努力下，水、电、煤供应正常；电话从没中断过；地痞流氓恶棍也没有出来打砸抢。
　　1949年5月28日上午，上海市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下午3时，父亲和陈毅在汉口路原国民政府大楼那间80平方米的旧市长办公室举行了国共上海市政府移交仪式。市政当局把从旧租界工部局时代以来的一切文书档案、细软行头，统统完整地转交到人民手中。
　　移交仪式结束后，陈毅与父亲做了一次单独谈话，他诚恳地邀请父亲发挥专长，在新上海人民政府中担任工务局局长一职。为打消父亲的顾虑，他对父亲说：“赵先生，我们是一定能很好合作的。”
　　正是在新旧政权交替的这一天，父亲也完成了他人生中一个重大的选择和转变。
　　（摘自《晚报文萃》2015年第6期，赵国通/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