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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版的《鲁迅：中国“温和”的尼采》是作者几经修订绵延20多年完成的力作，从书中仍然能够读出20世纪80年代文学（哲学）研究的风味。张钊贻自称沉迷于鲁迅和尼采这些年，将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思考纳入思想和文学研究，带着某种时代的热忱和焦灼，寄托了对当代社会人文世界的“温和”期许。
从将二者放置在一起研究的可能性上来说，文学的鲁迅和哲学的尼采一样，他们在不同的时空表现出了对所在的世界边界的共同“挣扎”。这种“挣扎”试图超拔自身，并在边界的映像之中，使社会实存获得对象化的剖析，以期对之批判和改良。
在这本书中，随着历史和空间的延续，作者对照了鲁迅对尼采的“影响性接受”和创造性转换。但他对“影响”的概念作了自己的阐释，他认为是“一种多样性的反应和变化现象。为了他们之间的‘亲和性’，双方所伴随的风气、传统等等加以恰当的考虑”。正如作者所说，从主体精神世界的梳理到文学作品分析，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有力的补充，{1}或者说“契合”。{2}实际上，本书恰是在“影响”和“比较”的研究方法相互扶持之下获得“契合”之点的。
作者认为，尼采思想，尤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它的文艺性质和成就，不过，尼采的哲学思想正好就包藏在他的文学形式之中”。作者恰恰抓住了这个特点，以尼采完整而系统的生平创作、文本内涵和学术研究脉络，逐渐将落脚点放在鲁迅身上。尤其是所提炼的核心结构，如“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精神贵族”与“现代性”等等，诠释了鲁迅思想及文学作品的内涵。同时，大量的注解和学术综述成为这部书关于这个主题的重要参考。这种对鲁迅精神质地的提炼和挖掘，有助于理解鲁迅的文本、甚至是文本中可能包含的深邃而矛盾的内面世界。从作者数年的研究文章和最后的这本修订“集成”的著作来看，他一贯坚持、甚至固执地认为，鲁迅作为一个具有“强力意志”的“文化精英”，一直通过文学践行自己的理想。而尼采哲言式的、具有发散性的活跃的思想世界，恰恰可以给作者提供与鲁迅“影响”或“比较”的重要材料。
张钊贻不仅强调了鲁迅和尼采的这种契合点。并且在他的分析之中似乎注意到了鲁迅研究脉络里研究者所强调的鲁迅前后期思想的变化，这种研究的证据似乎可以从鲁迅对尼采的前后态度上得到印证，但张钊贻则笃定鲁迅和尼采的这种契合存在着某种前后的一致性，即上述精神质地上的一致性。
其中有意思的是，作者提到，尼采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英语界也有着这样的演变过程：早期尼采：政治性（强横派）——中期尼采：非政治性（温和派）——晚期尼采：政治性（新左派），③这是随着学术史和时代的发展尼采身上所肩负着的命运。
这种演变的时代性如今似乎已然在国内学术界得到印证。例如，汪晖在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的本书雏形《尼采与鲁迅思想发展》的书评《鲁迅与尼采“视界融合”的过程》中，似乎注意到了作者将鲁迅思想及其文学偏于“精神贵族”的情形，担心由此引起的对于鲁迅阐释上的精英化：要将“沙聚之邦，转为人国”，就需要一方面依靠“英哲之士”的出现和启蒙;另一方面，“个性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国”的出现，因而要寻找这种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群众观之间的某种契合点”，这种“契合”限制了向“蔑视民众力量的贵族主义”方向发展。{1}而张钊贻似乎在原书中就已经纠结于这个问题，他说：
尽管尼采认为人们的活动都是以“为己”的“权力意志”为动机，但这些活动也包括为人类和社会服务甚至牺牲在内，因此，尼采的个人主义并不妨碍他对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产生很大的影响，或阻碍他们参与社会改革乃至革命。{2}
因此，作者认为，这种“个与群”可能存在的罅隙或矛盾，在他所理解的尼采哲学内部就可以解决，因为它“包括为人类和社会服务甚至牺牲在内”。这种“推己及人”的精英思想，很显然，从学术脉络上讲，所执的大体是“温和”一端的尼采。很有意思的是，鲁迅和尼采，这样极具个性的两个人物，从政治学的意义上，共同面临着这样不可避免的“个与群”的纠缠和讨论。无论这一观点是否能够介入充满不确定性的哲学意味的尼采本意，是否具有一种预设的理想色彩（尼采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巧妙融合），但从他20多年前的研究思路中，就能看到这种自觉的理论探求的趋势和方向。张在80年代通过对林毓生关于“反传统”视野下的现代鲁迅的批判，提出一个更为复杂的鲁迅本相。从他的分析中，似乎已经能够看出他对鲁迅的研究视野上的这种辩证方式：基于对本民族国民“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文化偏至论》）的修理和保存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也暗合尼采思想中有着十分强烈个性色彩的民族主体生长的看法。③
相应地，书中首先追溯了勃兰兑斯等人对尼采的复杂阐释传统，其中，他理出了两条对立而简明的线索：“温和”与“强横”的尼采。通过论证，指出《权力意志》等书中的谬误之处，认为“温和”一直是尼采思想精神命脉的延续，他的反政治和反暴力是基于文化精神的内在张力。这种力量被利用和曲解，并非是“刀子”的错误，而是“杀人者”的错误使用。在精神“贵族激进主义”一节中，张钊贻总结说，“一切认为自己有高尚情操、坚强意志、艺术天分、创造才能的人，都可以是（或自以为是）‘精神贵族’”。{4}其真正含义并不是外在征伐，而是反对一切强行的社会理性和普遍的道德规范的制约，也就是“成为你自己”。同时，他又意识到“精神贵族”在面对外力时的脆弱性：实际上是文艺与政治的冲突的背后，体现的权力意志与约定俗成之间的冲突。这也是他所提出的现代社会中两种“现代性”的冲突和平衡（即“实用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这些思想因素，在鲁迅的大量文本之中都能找到“契合”点。
很显然，张钊贻的论述，大体是承认尼采（或鲁迅）原本就是“温和”的“精神贵族”中的一员，他说：“文化的追求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而这个世界却属于大众。”{5}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温和”为其本相，本书也完全可以称作：“鲁迅——中国的尼采”。 张钊贻的鲁迅研究，虽然是通过尼采这样一个他者的存在的互参映照方式，但很容易让人想到竹内好始终围绕着的“失败者”的内面剖析的鲁迅研究方式。张认为在鲁迅身上，存在着尼采“永远重复”的哲学回响。在鲁学这一脉络，他们都是着眼于对鲁迅内部力量的挖掘，是“新道德”的，是个体的在社会环境中，面对人类共存的局面的切割和剖析。“永远重复”（尼采）“失败者”、“回心”（鲁迅），无论是完型的概念抚照，还是不自觉的创造，都将有利于作品的阐释。然而，相比较竹内好，张的这种研究模式似乎存在着某种预先设定的思想结构，因而在分析之中似乎并不存在过多的迟疑和缺陷，这种完整的研究结构，实际上也许并不利于对于鲁迅文学世界的更深广地挖掘。
无论从“精神贵族”还是从“文化革新”的角度出发，我们都能够从本书中得到启发：精神世界的开发，某种意义上与社会政治价值的选择是两种不同的视野。强大的内在的自我提升、调整，与“权力意志”的发挥，显现在外力上，不仅为一种独立的道德和理性，同时也是对一切有可能成为一种遏制本性的权力结构的敌人，因此，这种“软弱性”并非是一种行动力完全无效的表现。这或许也是鲁迅从20年代末期与革命文学乃至死前对于共产主义或者左翼事业带有强烈的批判性和疏离态度的原因。
因此，无论从学术史变迁，还是从学术理路上来说，即便尼采有其历史性，但作为一种文明更新的策略，尼采给人提供的昭示，永远是不断修复和价值重估的。而作为文学者的鲁迅也仍然是如此。不仅对国民性的挖掘和革新，而且对文学本身的复写和创造，都在试图作出这样的努力。然而，在明确的道德感和政治责任意识之下，鲁迅在当代显得格格不入。如在70年代出版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著作《赫索格》中，知识分子的生存面临着道德危机，而作为启蒙和变革的鲁迅文学仍然有利于现代社会的自省和休憩。
不过，本书给笔者还有更深入的期待。比如，张在寻找鲁迅和尼采的隐喻性的同时，似乎也缺乏对二者差异性的探寻，这一探寻似乎更有利于解读鲁迅之为鲁迅、而非仅仅鲁迅之为尼采。虽然，这种要求近乎苛责。再比如，书中涉及张钊贻如何处理尼采、鲁迅和先秦思想之间的关系：作者专注于鲁迅和尼采的契合，而多少忽视了鲁迅和中国传统思想之间仍然很密切的关系。鲁迅常被认为是一个反传统者，而实际上，他的文学行为方式、思想方式，都带有强烈的“前辈意识”，他的在激进中充满了顽固，又在顽固中注入了新颖的愤激力量。这一点，虽然符合尼采之勇猛更新的思路，但仍然带有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浓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子。
例如，以传统素材并以文学（小说这种相较其他文体密集性审美较强的）的方式，来直接表达对传统认识的，无疑是《故事新编》。《故事新编》中承载了鲁迅18年写作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无论是带着弗洛伊德颗粒的世界偾张（《补天》），还是“齐生死”的庄周与汉子的人生哲学（《起死》），都表现出对尼采的精神的把握和重新认识。
作者在尼采、鲁迅和庄子的比较中说：
不过，尼采和鲁迅的契合，比尼采和庄子，或者鲁迅与庄子的契合要深得多。庄子的消极无为跟尼采的现世观（thisworldliness）和“权力意志”说，实在没有多少共通点。而庄子与尼采的相异之处，实际上也就是庄子与鲁迅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的地方显然使鲁迅更接近尼采。……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甚至比一些自称儒家之徒更接近儒家……
鲁迅对庄子更没有好评，对于庄子的名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特别挖苦，认为他不分是非，提倡糊涂度日，比老子更糟。鲁迅认为，老子代表没落的周室，虽然消极退让，但仍然还有社会责任感，庄子则一点责任感也没有。{1}
同时，在本书开头作者所列的鲁迅和尼采“大事年表”的对比中，笔者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细节：鲁迅的《故事新编》作品只列出了《非攻》和《理水》，将它们作为《故事新编》的代表性作品，认为结尾代表了一种对于将来“精神贵族”的预示，是“反现代性”的代表为“群众专制”所挤压下的产物。这种说法可谓别出心裁，也能够展现鲁迅对于将来世界永远不会完满的笃定。然而，如果我们注意一下《理水》以下的作品，如《采薇》《出关》《起死》，就能够感受到一个更为深广的世界在徐徐展开。鲁迅在《故事新编》中的篇章随着年代的更新，某种平和自由的质素逐渐稳定下来。作品也呈现为各种角度的批判和讽刺。在其背后，恰恰是强大的，带有某种悲悯色彩的庄子“不齐为齐”的精神指向的混响空间。
这是鲁迅的一种思维习惯。他曾经对曹植的“文学无用论”加以更深层次的心理剖析，认为 “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实际上，这一论断或许对于解释曹植有过度阐释的嫌疑，但实质上也暴露了鲁迅自己一生的批判视野。也就是说，鲁迅的批判对象至少分为两类：一类是异己的他人身上的弊病，尤其是虚伪、卑怯、贪婪等等;另一种则是他自己身上的某种特性，尽管不一定包含前者。实际上，如果说鲁迅从留日时期一直到文学生涯的结束都没有离开过尼采，那么，也仍然可以说，鲁迅身上也具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他看似激进，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极端保守的士人，这恰是他所说的“庄韩之毒”。因而，通过讨论鲁迅的批判对象从而寻找鲁迅立场的方法，需要极为审慎的辨别和处理，因此也很容易引起误解。
本书引用尼采的话，说“平等施于平等的，不平等施于不平等的——这才是真正正义的口号;其逻辑推论也一样：‘决不把不平等的变成平等’”。{1}这实际上体现了庄子的“齐物”状态：“各适其适”，“不齐之齐”，即落实到社会层面是让每个人“成为你自己”。作者引述尼采之说批判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基于他们是否能够平等地代表自己的一种怀疑。即，设法把杰出的人和平庸无能的人划成齐一的错误。“这种民主制是由诚实可靠的主人和各个有关领域的专家组成的立法团体所领导”。如张钊贻所言，这是一种“精神贵族”的体现。
在谈到鲁迅如何接受尼采思想时，张钊贻指出鲁迅为改造国民性中的种种弊端，会“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于是找到了尼采”。{2}实际上，从鲁迅和中国传统思想复杂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如此，鲁迅也从不刻意从尼采之处“找”。在鲁迅的文学生涯中，他关注的多是文学家，有为民族的、且更多的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丰富的文学作品，在他所关注的为数不多的哲学家之中，尼采是赫然并列于丰富而激昂的先秦哲学群像中的。求之于尼采，或许是为反刍传统文化中激越丰富的性灵、“内曜”等等，实际上是主体自觉选择的结果。 而且，以庄学为纽带，仍然可以体会到鲁迅和尼采的差异性。与尼采相比，鲁迅更延伸了尼采的思考历程，在态度上，鲁迅的力量足以达到一个思考人生者所能达到的承受力，并且能够不像尼采那样，为自己不小心走得太远而道出了真相，表现出了某种天才式的带有青春色彩的骄傲，以及对自己所能抵达的世界的恐惧。尼采甚至时常为自己宣言一样诗的严正的语言的回声所恐吓，因而逐渐走向了精神的瓦解。而鲁迅随着时间的累积，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他一方面乐于走到世界的尽头，带着严肃的关于切近的现实的思考，同时，他又以嘲讽的态度返观自己和周遭，他懂得收放自如，并将人生的命题半开玩笑，直抵要害，所以他的哲学或文思带着某种力度上的回旋。我们在他后期的作品《故事新编》中，更能集中看到这样的思想和形式上的婉转变动。从哲学的角度上说，尼采原不必是一种阅读文本，他更显然是一种姿态和视觉，是一种强大的抛弃世界同时力图承担起整个世界的作为。而现在人的鲁迅研究，完全可以追溯到尼采这种强大的更新能量（无论是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启蒙的）的启发之中。
正如本文一开始所说，鲁迅和尼采的特殊性体现在他们都是立文字而不树体系的。他们身上所具备的思想成果不是框定在特殊时代的既有的答案，而是提供了对于各种陈旧定式的质疑，从而实现各种可能性的启发。这种不稳定，反而成为二者不断被嫁接于各种语言和理论世界的的重要源泉。然而，对于准确把握尼采和鲁迅世界的读者来说，在阅读这些历史性阐释的同时，获得一种智性的愉悦之外，还需要对它进行跳脱超拔的想象，这是尼采、鲁迅带给所有文学世界的审美愉悦。而给鲁迅带来深刻影响的传统世界，尤其是庄子的思想，非但没有一味给鲁迅带来某种消极无为的思想惰性，反而带来一种不执着于庸俗化的各家学说的自由探寻。这一点揭示的是，鲁迅或者他的隐喻部分的尼采，向来都不反对真诚的活生生的理论世界的创造者，包括西方之基督世界、中国之先秦伦理，而反对庸俗化了的鲜艳的果实已经脱落的暗黑色、陈旧、僵死的外壳。这一点，恰是反思现代社会或者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视野。
其次，由于过多地注意到了鲁迅思想的变化进程，对鲁迅文本的分析自然无法代替历史现象的了解。例如，鲁迅在日期间选择学习德语，而没有选择英语，实际上并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偏好，而是与少年时期的教育环境（《朝花夕拾·琐记》：“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ie Weib，Das kind”）及他留日时期当时日本的德语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吧。
再次，作者过于推重哲学分析，出现了大量精彩的阐释，除了上述所说的《非攻》《理水》的别具特色的解释之外，例如，对于《伤逝》的考证和分析，抓住其精神实质，多少给当时以社会实存为根据的批评家某种深刻的反省，对于解读鲁迅内在世界所呈现出来的文学世界也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作用。但是，这种方式似乎难以涵盖鲁迅的全部文学行为和文学思想，例如，上述复杂的充满混响的《故事新编》的全部作品，便无法用“温和”的尼采的思路来展开阐释。
文中引用了尼采“反现代”的概念，也同样认为鲁迅与之有相似之处。这是一个表面否定的过程，其实是对既成的现代文化的一种热情、操心、甚至悲天悯人的修复过程，因为其背后的对象不是现代本身，而是现代本身之上滋长出的可能永远存在的不足和缺憾。尽管对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来说，是那样的脆弱、平静、痛苦，以及长久忍耐。尼采和鲁迅这两个在历史不同横断面的人物，在某种情形下成为各自相似的他者，他们是历史横断面的边缘带有异质因素的人物。这样的人，无论被说成天才还是怪物都不得不引起“文明世界”中的人们的注意。他们试图超拔时代的苦难、人性中的丑恶，企望从现世中获得属于人类的更高程度的荣光，甚至因此表现出急不可耐的咒骂和焦灼。这些恰让我们的“文明世界”通过他们为参照物看到了自己的镜像，并得以揽镜自抚，或修复，或自省，或怜悯，或憎恨。在张钊贻的论述中，他将这种气质上带有暗合的两个人物的理解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从而获得各自场域中对于时代影像的批判性认识，可谓一种总结性的成果。
【责任编辑 郑慧霞】
从将二者放置在一起研究的可能性上来说，文学的鲁迅和哲学的尼采一样，他们在不同的时空表现出了对所在的世界边界的共同“挣扎”。这种“挣扎”试图超拔自身，并在边界的映像之中，使社会实存获得对象化的剖析，以期对之批判和改良。
在这本书中，随着历史和空间的延续，作者对照了鲁迅对尼采的“影响性接受”和创造性转换。但他对“影响”的概念作了自己的阐释，他认为是“一种多样性的反应和变化现象。为了他们之间的‘亲和性’，双方所伴随的风气、传统等等加以恰当的考虑”。正如作者所说，从主体精神世界的梳理到文学作品分析，平行比较研究方法更是一种有力的补充，{1}或者说“契合”。{2}实际上，本书恰是在“影响”和“比较”的研究方法相互扶持之下获得“契合”之点的。
作者认为，尼采思想，尤其《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是它的文艺性质和成就，不过，尼采的哲学思想正好就包藏在他的文学形式之中”。作者恰恰抓住了这个特点，以尼采完整而系统的生平创作、文本内涵和学术研究脉络，逐渐将落脚点放在鲁迅身上。尤其是所提炼的核心结构，如“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精神贵族”与“现代性”等等，诠释了鲁迅思想及文学作品的内涵。同时，大量的注解和学术综述成为这部书关于这个主题的重要参考。这种对鲁迅精神质地的提炼和挖掘，有助于理解鲁迅的文本、甚至是文本中可能包含的深邃而矛盾的内面世界。从作者数年的研究文章和最后的这本修订“集成”的著作来看，他一贯坚持、甚至固执地认为，鲁迅作为一个具有“强力意志”的“文化精英”，一直通过文学践行自己的理想。而尼采哲言式的、具有发散性的活跃的思想世界，恰恰可以给作者提供与鲁迅“影响”或“比较”的重要材料。
张钊贻不仅强调了鲁迅和尼采的这种契合点。并且在他的分析之中似乎注意到了鲁迅研究脉络里研究者所强调的鲁迅前后期思想的变化，这种研究的证据似乎可以从鲁迅对尼采的前后态度上得到印证，但张钊贻则笃定鲁迅和尼采的这种契合存在着某种前后的一致性，即上述精神质地上的一致性。
其中有意思的是，作者提到，尼采与政治意识形态的关系在英语界也有着这样的演变过程：早期尼采：政治性（强横派）——中期尼采：非政治性（温和派）——晚期尼采：政治性（新左派），③这是随着学术史和时代的发展尼采身上所肩负着的命运。
这种演变的时代性如今似乎已然在国内学术界得到印证。例如，汪晖在出版于20世纪80年代的本书雏形《尼采与鲁迅思想发展》的书评《鲁迅与尼采“视界融合”的过程》中，似乎注意到了作者将鲁迅思想及其文学偏于“精神贵族”的情形，担心由此引起的对于鲁迅阐释上的精英化：要将“沙聚之邦，转为人国”，就需要一方面依靠“英哲之士”的出现和启蒙;另一方面，“个性张”的最终目的是为了“人国”的出现，因而要寻找这种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群众观之间的某种契合点”，这种“契合”限制了向“蔑视民众力量的贵族主义”方向发展。{1}而张钊贻似乎在原书中就已经纠结于这个问题，他说：
尽管尼采认为人们的活动都是以“为己”的“权力意志”为动机，但这些活动也包括为人类和社会服务甚至牺牲在内，因此，尼采的个人主义并不妨碍他对许多进步知识分子产生很大的影响，或阻碍他们参与社会改革乃至革命。{2}
因此，作者认为，这种“个与群”可能存在的罅隙或矛盾，在他所理解的尼采哲学内部就可以解决，因为它“包括为人类和社会服务甚至牺牲在内”。这种“推己及人”的精英思想，很显然，从学术脉络上讲，所执的大体是“温和”一端的尼采。很有意思的是，鲁迅和尼采，这样极具个性的两个人物，从政治学的意义上，共同面临着这样不可避免的“个与群”的纠缠和讨论。无论这一观点是否能够介入充满不确定性的哲学意味的尼采本意，是否具有一种预设的理想色彩（尼采与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巧妙融合），但从他20多年前的研究思路中，就能看到这种自觉的理论探求的趋势和方向。张在80年代通过对林毓生关于“反传统”视野下的现代鲁迅的批判，提出一个更为复杂的鲁迅本相。从他的分析中，似乎已经能够看出他对鲁迅的研究视野上的这种辩证方式：基于对本民族国民“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文化偏至论》）的修理和保存的态度，从某种程度上，也暗合尼采思想中有着十分强烈个性色彩的民族主体生长的看法。③
相应地，书中首先追溯了勃兰兑斯等人对尼采的复杂阐释传统，其中，他理出了两条对立而简明的线索：“温和”与“强横”的尼采。通过论证，指出《权力意志》等书中的谬误之处，认为“温和”一直是尼采思想精神命脉的延续，他的反政治和反暴力是基于文化精神的内在张力。这种力量被利用和曲解，并非是“刀子”的错误，而是“杀人者”的错误使用。在精神“贵族激进主义”一节中，张钊贻总结说，“一切认为自己有高尚情操、坚强意志、艺术天分、创造才能的人，都可以是（或自以为是）‘精神贵族’”。{4}其真正含义并不是外在征伐，而是反对一切强行的社会理性和普遍的道德规范的制约，也就是“成为你自己”。同时，他又意识到“精神贵族”在面对外力时的脆弱性：实际上是文艺与政治的冲突的背后，体现的权力意志与约定俗成之间的冲突。这也是他所提出的现代社会中两种“现代性”的冲突和平衡（即“实用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这些思想因素，在鲁迅的大量文本之中都能找到“契合”点。
很显然，张钊贻的论述，大体是承认尼采（或鲁迅）原本就是“温和”的“精神贵族”中的一员，他说：“文化的追求从来都是少数人的事，而这个世界却属于大众。”{5}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说，“温和”为其本相，本书也完全可以称作：“鲁迅——中国的尼采”。 张钊贻的鲁迅研究，虽然是通过尼采这样一个他者的存在的互参映照方式，但很容易让人想到竹内好始终围绕着的“失败者”的内面剖析的鲁迅研究方式。张认为在鲁迅身上，存在着尼采“永远重复”的哲学回响。在鲁学这一脉络，他们都是着眼于对鲁迅内部力量的挖掘，是“新道德”的，是个体的在社会环境中，面对人类共存的局面的切割和剖析。“永远重复”（尼采）“失败者”、“回心”（鲁迅），无论是完型的概念抚照，还是不自觉的创造，都将有利于作品的阐释。然而，相比较竹内好，张的这种研究模式似乎存在着某种预先设定的思想结构，因而在分析之中似乎并不存在过多的迟疑和缺陷，这种完整的研究结构，实际上也许并不利于对于鲁迅文学世界的更深广地挖掘。
无论从“精神贵族”还是从“文化革新”的角度出发，我们都能够从本书中得到启发：精神世界的开发，某种意义上与社会政治价值的选择是两种不同的视野。强大的内在的自我提升、调整，与“权力意志”的发挥，显现在外力上，不仅为一种独立的道德和理性，同时也是对一切有可能成为一种遏制本性的权力结构的敌人，因此，这种“软弱性”并非是一种行动力完全无效的表现。这或许也是鲁迅从20年代末期与革命文学乃至死前对于共产主义或者左翼事业带有强烈的批判性和疏离态度的原因。
因此，无论从学术史变迁，还是从学术理路上来说，即便尼采有其历史性，但作为一种文明更新的策略，尼采给人提供的昭示，永远是不断修复和价值重估的。而作为文学者的鲁迅也仍然是如此。不仅对国民性的挖掘和革新，而且对文学本身的复写和创造，都在试图作出这样的努力。然而，在明确的道德感和政治责任意识之下，鲁迅在当代显得格格不入。如在70年代出版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著作《赫索格》中，知识分子的生存面临着道德危机，而作为启蒙和变革的鲁迅文学仍然有利于现代社会的自省和休憩。
不过，本书给笔者还有更深入的期待。比如，张在寻找鲁迅和尼采的隐喻性的同时，似乎也缺乏对二者差异性的探寻，这一探寻似乎更有利于解读鲁迅之为鲁迅、而非仅仅鲁迅之为尼采。虽然，这种要求近乎苛责。再比如，书中涉及张钊贻如何处理尼采、鲁迅和先秦思想之间的关系：作者专注于鲁迅和尼采的契合，而多少忽视了鲁迅和中国传统思想之间仍然很密切的关系。鲁迅常被认为是一个反传统者，而实际上，他的文学行为方式、思想方式，都带有强烈的“前辈意识”，他的在激进中充满了顽固，又在顽固中注入了新颖的愤激力量。这一点，虽然符合尼采之勇猛更新的思路，但仍然带有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浓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影子。
例如，以传统素材并以文学（小说这种相较其他文体密集性审美较强的）的方式，来直接表达对传统认识的，无疑是《故事新编》。《故事新编》中承载了鲁迅18年写作生涯中的大部分时间，无论是带着弗洛伊德颗粒的世界偾张（《补天》），还是“齐生死”的庄周与汉子的人生哲学（《起死》），都表现出对尼采的精神的把握和重新认识。
作者在尼采、鲁迅和庄子的比较中说：
不过，尼采和鲁迅的契合，比尼采和庄子，或者鲁迅与庄子的契合要深得多。庄子的消极无为跟尼采的现世观（thisworldliness）和“权力意志”说，实在没有多少共通点。而庄子与尼采的相异之处，实际上也就是庄子与鲁迅不同的地方。这些不同的地方显然使鲁迅更接近尼采。……在某种意义上说，鲁迅甚至比一些自称儒家之徒更接近儒家……
鲁迅对庄子更没有好评，对于庄子的名言“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特别挖苦，认为他不分是非，提倡糊涂度日，比老子更糟。鲁迅认为，老子代表没落的周室，虽然消极退让，但仍然还有社会责任感，庄子则一点责任感也没有。{1}
同时，在本书开头作者所列的鲁迅和尼采“大事年表”的对比中，笔者注意到了这样一个细节：鲁迅的《故事新编》作品只列出了《非攻》和《理水》，将它们作为《故事新编》的代表性作品，认为结尾代表了一种对于将来“精神贵族”的预示，是“反现代性”的代表为“群众专制”所挤压下的产物。这种说法可谓别出心裁，也能够展现鲁迅对于将来世界永远不会完满的笃定。然而，如果我们注意一下《理水》以下的作品，如《采薇》《出关》《起死》，就能够感受到一个更为深广的世界在徐徐展开。鲁迅在《故事新编》中的篇章随着年代的更新，某种平和自由的质素逐渐稳定下来。作品也呈现为各种角度的批判和讽刺。在其背后，恰恰是强大的，带有某种悲悯色彩的庄子“不齐为齐”的精神指向的混响空间。
这是鲁迅的一种思维习惯。他曾经对曹植的“文学无用论”加以更深层次的心理剖析，认为 “一个人大概总是不满意自己所做而羡慕他人所为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实际上，这一论断或许对于解释曹植有过度阐释的嫌疑，但实质上也暴露了鲁迅自己一生的批判视野。也就是说，鲁迅的批判对象至少分为两类：一类是异己的他人身上的弊病，尤其是虚伪、卑怯、贪婪等等;另一种则是他自己身上的某种特性，尽管不一定包含前者。实际上，如果说鲁迅从留日时期一直到文学生涯的结束都没有离开过尼采，那么，也仍然可以说，鲁迅身上也具有着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痕迹，他看似激进，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极端保守的士人，这恰是他所说的“庄韩之毒”。因而，通过讨论鲁迅的批判对象从而寻找鲁迅立场的方法，需要极为审慎的辨别和处理，因此也很容易引起误解。
本书引用尼采的话，说“平等施于平等的，不平等施于不平等的——这才是真正正义的口号;其逻辑推论也一样：‘决不把不平等的变成平等’”。{1}这实际上体现了庄子的“齐物”状态：“各适其适”，“不齐之齐”，即落实到社会层面是让每个人“成为你自己”。作者引述尼采之说批判民主和社会主义制度，实际上是基于他们是否能够平等地代表自己的一种怀疑。即，设法把杰出的人和平庸无能的人划成齐一的错误。“这种民主制是由诚实可靠的主人和各个有关领域的专家组成的立法团体所领导”。如张钊贻所言，这是一种“精神贵族”的体现。
在谈到鲁迅如何接受尼采思想时，张钊贻指出鲁迅为改造国民性中的种种弊端，会“且置古事不道，别求新声于异邦”，“于是找到了尼采”。{2}实际上，从鲁迅和中国传统思想复杂的关系中，我们可以看到不仅如此，鲁迅也从不刻意从尼采之处“找”。在鲁迅的文学生涯中，他关注的多是文学家，有为民族的、且更多的是活生生的现实的丰富的文学作品，在他所关注的为数不多的哲学家之中，尼采是赫然并列于丰富而激昂的先秦哲学群像中的。求之于尼采，或许是为反刍传统文化中激越丰富的性灵、“内曜”等等，实际上是主体自觉选择的结果。 而且，以庄学为纽带，仍然可以体会到鲁迅和尼采的差异性。与尼采相比，鲁迅更延伸了尼采的思考历程，在态度上，鲁迅的力量足以达到一个思考人生者所能达到的承受力，并且能够不像尼采那样，为自己不小心走得太远而道出了真相，表现出了某种天才式的带有青春色彩的骄傲，以及对自己所能抵达的世界的恐惧。尼采甚至时常为自己宣言一样诗的严正的语言的回声所恐吓，因而逐渐走向了精神的瓦解。而鲁迅随着时间的累积，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之后，他一方面乐于走到世界的尽头，带着严肃的关于切近的现实的思考，同时，他又以嘲讽的态度返观自己和周遭，他懂得收放自如，并将人生的命题半开玩笑，直抵要害，所以他的哲学或文思带着某种力度上的回旋。我们在他后期的作品《故事新编》中，更能集中看到这样的思想和形式上的婉转变动。从哲学的角度上说，尼采原不必是一种阅读文本，他更显然是一种姿态和视觉，是一种强大的抛弃世界同时力图承担起整个世界的作为。而现在人的鲁迅研究，完全可以追溯到尼采这种强大的更新能量（无论是个人的、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启蒙的）的启发之中。
正如本文一开始所说，鲁迅和尼采的特殊性体现在他们都是立文字而不树体系的。他们身上所具备的思想成果不是框定在特殊时代的既有的答案，而是提供了对于各种陈旧定式的质疑，从而实现各种可能性的启发。这种不稳定，反而成为二者不断被嫁接于各种语言和理论世界的的重要源泉。然而，对于准确把握尼采和鲁迅世界的读者来说，在阅读这些历史性阐释的同时，获得一种智性的愉悦之外，还需要对它进行跳脱超拔的想象，这是尼采、鲁迅带给所有文学世界的审美愉悦。而给鲁迅带来深刻影响的传统世界，尤其是庄子的思想，非但没有一味给鲁迅带来某种消极无为的思想惰性，反而带来一种不执着于庸俗化的各家学说的自由探寻。这一点揭示的是，鲁迅或者他的隐喻部分的尼采，向来都不反对真诚的活生生的理论世界的创造者，包括西方之基督世界、中国之先秦伦理，而反对庸俗化了的鲜艳的果实已经脱落的暗黑色、陈旧、僵死的外壳。这一点，恰是反思现代社会或者现代性的一个重要视野。
其次，由于过多地注意到了鲁迅思想的变化进程，对鲁迅文本的分析自然无法代替历史现象的了解。例如，鲁迅在日期间选择学习德语，而没有选择英语，实际上并不一定是他自己的偏好，而是与少年时期的教育环境（《朝花夕拾·琐记》：“这回不是It is a cat了，是Der Mann，Die Weib，Das kind”）及他留日时期当时日本的德语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吧。
再次，作者过于推重哲学分析，出现了大量精彩的阐释，除了上述所说的《非攻》《理水》的别具特色的解释之外，例如，对于《伤逝》的考证和分析，抓住其精神实质，多少给当时以社会实存为根据的批评家某种深刻的反省，对于解读鲁迅内在世界所呈现出来的文学世界也起到了很好的参考作用。但是，这种方式似乎难以涵盖鲁迅的全部文学行为和文学思想，例如，上述复杂的充满混响的《故事新编》的全部作品，便无法用“温和”的尼采的思路来展开阐释。
文中引用了尼采“反现代”的概念，也同样认为鲁迅与之有相似之处。这是一个表面否定的过程，其实是对既成的现代文化的一种热情、操心、甚至悲天悯人的修复过程，因为其背后的对象不是现代本身，而是现代本身之上滋长出的可能永远存在的不足和缺憾。尽管对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来说，是那样的脆弱、平静、痛苦，以及长久忍耐。尼采和鲁迅这两个在历史不同横断面的人物，在某种情形下成为各自相似的他者，他们是历史横断面的边缘带有异质因素的人物。这样的人，无论被说成天才还是怪物都不得不引起“文明世界”中的人们的注意。他们试图超拔时代的苦难、人性中的丑恶，企望从现世中获得属于人类的更高程度的荣光，甚至因此表现出急不可耐的咒骂和焦灼。这些恰让我们的“文明世界”通过他们为参照物看到了自己的镜像，并得以揽镜自抚，或修复，或自省，或怜悯，或憎恨。在张钊贻的论述中，他将这种气质上带有暗合的两个人物的理解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分析，从而获得各自场域中对于时代影像的批判性认识，可谓一种总结性的成果。
【责任编辑 郑慧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