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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在一个下午，应该是我初中的第一堂数学课前，有位同学把我喊走，说语文老师找我，要我去女生宿舍谈话。
我至今仍记得那位老师，是个身材瘦小、面善，且带有书卷气的老太太。但当时我对她还没有建立起什么印象，老师们大多相近，友善里隐隐带有威严。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呀！”我万念俱灰，“这才刚入学，前脚遇上一个不好惹的胖子，怎么后脚老师又要找我谈话了呢？！”
我仔细回想从入学到军训以来这几天的行为，似乎没有犯什么了不得的错误。因为心里没底，反而更觉得恐慌，所以当被老师领进女生宿舍里的时候，我想起了林冲误入白虎堂。
“你叫……黄嘉豪？”走进一个寝室里，老师找到两个凳子，她一个，我一个，我们面对面坐下。
“是的，老师。”我感到自己话有些说不利索了。
“你不要紧张，”她扶了扶眼镜，“叫你来呢，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我咽了咽唾沫，等待她的下文。
“是这样的，我们看了看你的报到材料，你的爸爸是叫汪国真吧？”
“对。”
“是写诗的诗人汪国真吗？”
“是。”
听到这个回答，老师舒展眉头，看起来是高兴的，她笑了笑，跟我讲了讲爸爸过去做的事，其诗集如何畅销，如何受欢迎云云，这些是我大致都知道的。
我想这位中学语文老师抒发完这些见解之后，可能会放我走，不过她意犹未尽，看得出来她对爸爸的相关话题很有兴趣。
即使上课铃打响了，她也没有要放我回去上课的样子，我想她之前可能已经和班主任打过招呼了，也就不急着回班。
她跟我一路聊了下去，我们聊到我爸爸所在的环境，我从没有去过他的工作单位，所以也只能从大木仓胡同—辟才胡同—教育部大院—西单这几处地方讲起。
就算这几个地方，我也难免有现学现卖之嫌：我无非也只是在暑假频繁地往那里跑过几趟罢了。
02
“辟才胡同？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不知为什么，老师对辟才胡同的来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既然叫‘辟才’，这地方以前是不是经常劈柴呀？”
我心里升起一阵苦笑，暗想“我怎么知道它过去劈不劈柴”，嘴上也只好答，“开辟的辟，才能的才，‘辟才’不是‘劈柴’。这么看，应该不是的。”
接下来我们一直在围绕“辟才”还是“劈柴”反复论证，或者说附会了十多分钟。中间又聊了些什么，现在想不起来了，最后说到读书上，话题接近尾声。
“我平时喜欢读像《论语》这样的书，这种书能很好地熏陶人的情操，”老师顿了顿，补充道，“你爸爸的诗，格调向上，积极、阳光，能给人以鼓舞。我是很喜欢的，希望你也能多读。你有一个值得骄傲的父亲。”
“请您保密，别跟别人说。”
“为什么呢？这不是件不好意思让人知道的坏事。”
“还是请您别说。”
“好吧。还有……”
下面她发出的几个问题，这次我倒是答不利索了。
她问，你爸爸既然长居北京，你又为什么在郑州上学？在北京考试，还算是适度竞争，若留在河南，那将来可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
我答，我在北京出生，后来跟着妈妈来到郑州，一直在这边上学。
“哦？这么说来，”她语气里多了些小心翼翼，“你是单亲家庭吗？听起来你父母好像是离婚了。当然，如果你不方便说……”
“老师，這个我也不太清楚呀。”我这才想到，自己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
在当时的我看来，爸爸和妈妈是“分开了”，这确乎不错。但是他们有没有离婚，这层窗户纸还从没有被戳破过。
我想分开毕竟和离婚不同，分开就还有再见的可能，离婚听上去就冰冷得多，充满一刀两断的决绝。我于是就含糊其辞地回答老师，“应该是分开了”，至于别的，实在无可奉告，因为我也确实不知道。
“哦，是这样。那我就有件事想了解下了，你如果不方便，也是可以不说的。”
“请讲。”
“你爸爸和你妈妈分开了，来看你的次数不多。你会恨爸爸吗？”
“当然不恨了，为什么呢？”
“真的吗？”
“真的。”
“你是个心胸宽广的孩子。 去吧，多努力，向你爸爸看齐。”
我从女生宿舍里走出来，走到教室门口，班主任没有说话，只示意我回到座位。我刚坐下，下课铃就响了，中学第一堂数学课，就这样错过。
自此以后，我算是遭到了数学的诅咒，再没把数学学好过。
03
我心里的恐惧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窃喜。自从上五年级时，我因为默写错误，被罚抄爸爸的诗几十遍之后，就不再读了。
他本人也很少出现在我面前，我想起他的次数不多;我进入初中之后，和他见面的次数依旧远逊于平常父子。但他的影子、身形，已经开始在我周遭显现，于是我受到鼓舞，即使爸爸远在天涯海角，对此还一无所知。
和爸爸的读者们不同，我的确是感受到鼓舞了，但鼓舞却不是从他那些诗句里得来的。鼓舞与振奋来自他本人，即他的符号。
从私人关系的角度出发，他是我的爸爸，不仅于此，他还是一个被众多读者喜爱的诗人，一个有名堂的出挑人物。
以前，从不会有老师单独关照我、对我青眼相加并跟我促膝长谈。在小朋友们的丛林里，我不过是一个半透明的小角色。
如今我依然是一个小角色，但也许在老师的眼里，因为爸爸诗人符号的加持，我开始存在，虽然是因为他而存在。
在那个生人环伺的军训基地里，我清楚地感受到，诗人爸爸的光芒辐射过来。
即使他依然远在北京，或者其他我所不熟悉的地方，即使他看不到我，此时此刻我在哪里，做什么，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怎样的想法，他应该也一无所知，但那一束光是实实在在地照过来了。
这束光，毫不夸张地意味着突如其来的狂喜、命运的垂慈和某种救赎。
到军训结束，乃至同学们相互认识的头一个月，我偶尔是畏首畏尾的。
校园霸凌的危险阴霾貌似还是挥之不去，但我只要想一想爸爸，想想这个在我眼里、在成人们眼里都了不起的大人物，心里就会很快安静下来。然后，从我思维的底端，会慢慢蒸腾起一团浓郁和强有力的情感。
我将它称之为崇拜。
有一个问题我未及细想，它极重要，是绕不过的，我却忽略了。就是语文老师那句奇怪的发问：
“你会恨你爸爸吗？”
“当然不恨了，为什么呢？”
是啊，为什么呢？
与我的心量狭隘还是宽宏无关，纵观父子的二十年相处，我之所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关系还没进行到那里。
这个问题提出得太早，我答复得也早。
在一个下午，应该是我初中的第一堂数学课前，有位同学把我喊走，说语文老师找我，要我去女生宿舍谈话。
我至今仍记得那位老师，是个身材瘦小、面善，且带有书卷气的老太太。但当时我对她还没有建立起什么印象，老师们大多相近，友善里隐隐带有威严。
“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呀！”我万念俱灰，“这才刚入学，前脚遇上一个不好惹的胖子，怎么后脚老师又要找我谈话了呢？！”
我仔细回想从入学到军训以来这几天的行为，似乎没有犯什么了不得的错误。因为心里没底，反而更觉得恐慌，所以当被老师领进女生宿舍里的时候，我想起了林冲误入白虎堂。
“你叫……黄嘉豪？”走进一个寝室里，老师找到两个凳子，她一个，我一个，我们面对面坐下。
“是的，老师。”我感到自己话有些说不利索了。
“你不要紧张，”她扶了扶眼镜，“叫你来呢，是想了解一些情况。”
我咽了咽唾沫，等待她的下文。
“是这样的，我们看了看你的报到材料，你的爸爸是叫汪国真吧？”
“对。”
“是写诗的诗人汪国真吗？”
“是。”
听到这个回答，老师舒展眉头，看起来是高兴的，她笑了笑，跟我讲了讲爸爸过去做的事，其诗集如何畅销，如何受欢迎云云，这些是我大致都知道的。
我想这位中学语文老师抒发完这些见解之后，可能会放我走，不过她意犹未尽，看得出来她对爸爸的相关话题很有兴趣。
即使上课铃打响了，她也没有要放我回去上课的样子，我想她之前可能已经和班主任打过招呼了，也就不急着回班。
她跟我一路聊了下去，我们聊到我爸爸所在的环境，我从没有去过他的工作单位，所以也只能从大木仓胡同—辟才胡同—教育部大院—西单这几处地方讲起。
就算这几个地方，我也难免有现学现卖之嫌：我无非也只是在暑假频繁地往那里跑过几趟罢了。
02
“辟才胡同？这个名字很有意思，”不知为什么，老师对辟才胡同的来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既然叫‘辟才’，这地方以前是不是经常劈柴呀？”
我心里升起一阵苦笑，暗想“我怎么知道它过去劈不劈柴”，嘴上也只好答，“开辟的辟，才能的才，‘辟才’不是‘劈柴’。这么看，应该不是的。”
接下来我们一直在围绕“辟才”还是“劈柴”反复论证，或者说附会了十多分钟。中间又聊了些什么，现在想不起来了，最后说到读书上，话题接近尾声。
“我平时喜欢读像《论语》这样的书，这种书能很好地熏陶人的情操，”老师顿了顿，补充道，“你爸爸的诗，格调向上，积极、阳光，能给人以鼓舞。我是很喜欢的，希望你也能多读。你有一个值得骄傲的父亲。”
“请您保密，别跟别人说。”
“为什么呢？这不是件不好意思让人知道的坏事。”
“还是请您别说。”
“好吧。还有……”
下面她发出的几个问题，这次我倒是答不利索了。
她问，你爸爸既然长居北京，你又为什么在郑州上学？在北京考试，还算是适度竞争，若留在河南，那将来可真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了。
我答，我在北京出生，后来跟着妈妈来到郑州，一直在这边上学。
“哦？这么说来，”她语气里多了些小心翼翼，“你是单亲家庭吗？听起来你父母好像是离婚了。当然，如果你不方便说……”
“老师，這个我也不太清楚呀。”我这才想到，自己没有仔细考虑过这个问题。
在当时的我看来，爸爸和妈妈是“分开了”，这确乎不错。但是他们有没有离婚，这层窗户纸还从没有被戳破过。
我想分开毕竟和离婚不同，分开就还有再见的可能，离婚听上去就冰冷得多，充满一刀两断的决绝。我于是就含糊其辞地回答老师，“应该是分开了”，至于别的，实在无可奉告，因为我也确实不知道。
“哦，是这样。那我就有件事想了解下了，你如果不方便，也是可以不说的。”
“请讲。”
“你爸爸和你妈妈分开了，来看你的次数不多。你会恨爸爸吗？”
“当然不恨了，为什么呢？”
“真的吗？”
“真的。”
“你是个心胸宽广的孩子。 去吧，多努力，向你爸爸看齐。”
我从女生宿舍里走出来，走到教室门口，班主任没有说话，只示意我回到座位。我刚坐下，下课铃就响了，中学第一堂数学课，就这样错过。
自此以后，我算是遭到了数学的诅咒，再没把数学学好过。
03
我心里的恐惧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窃喜。自从上五年级时，我因为默写错误，被罚抄爸爸的诗几十遍之后，就不再读了。
他本人也很少出现在我面前，我想起他的次数不多;我进入初中之后，和他见面的次数依旧远逊于平常父子。但他的影子、身形，已经开始在我周遭显现，于是我受到鼓舞，即使爸爸远在天涯海角，对此还一无所知。
和爸爸的读者们不同，我的确是感受到鼓舞了，但鼓舞却不是从他那些诗句里得来的。鼓舞与振奋来自他本人，即他的符号。
从私人关系的角度出发，他是我的爸爸，不仅于此，他还是一个被众多读者喜爱的诗人，一个有名堂的出挑人物。
以前，从不会有老师单独关照我、对我青眼相加并跟我促膝长谈。在小朋友们的丛林里，我不过是一个半透明的小角色。
如今我依然是一个小角色，但也许在老师的眼里，因为爸爸诗人符号的加持，我开始存在，虽然是因为他而存在。
在那个生人环伺的军训基地里，我清楚地感受到，诗人爸爸的光芒辐射过来。
即使他依然远在北京，或者其他我所不熟悉的地方，即使他看不到我，此时此刻我在哪里，做什么，我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有怎样的想法，他应该也一无所知，但那一束光是实实在在地照过来了。
这束光，毫不夸张地意味着突如其来的狂喜、命运的垂慈和某种救赎。
到军训结束，乃至同学们相互认识的头一个月，我偶尔是畏首畏尾的。
校园霸凌的危险阴霾貌似还是挥之不去，但我只要想一想爸爸，想想这个在我眼里、在成人们眼里都了不起的大人物，心里就会很快安静下来。然后，从我思维的底端，会慢慢蒸腾起一团浓郁和强有力的情感。
我将它称之为崇拜。
有一个问题我未及细想，它极重要，是绕不过的，我却忽略了。就是语文老师那句奇怪的发问：
“你会恨你爸爸吗？”
“当然不恨了，为什么呢？”
是啊，为什么呢？
与我的心量狭隘还是宽宏无关，纵观父子的二十年相处，我之所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是因为我们的关系还没进行到那里。
这个问题提出得太早，我答复得也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