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11月12日，我随同钱其琛外长一行结束对埃及、沙特阿拉伯、约旦和伊拉克的访问，返回北京。11月下旬，海湾危机仍无缓解之势。美国总统布什宣布向海湾增派20万军队。萨达姆毫不示弱，随即向科威特增兵25万。11月29日，联合国安理会以12票赞成、2票反对（古巴与也门）和1票弃权（中国）通过678号决议。根据该决议，如果伊拉克在1991年1月15日之前仍然拒绝执行有关撤出科威特的决议，联合国将授权成员国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执行有关决议，恢复海湾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12月9日，根据外交部的安排，我飞往巴格达赴任。作为大使，我踏上了伊拉克的土地。
　　“乐观”的大使早已溜之大吉
　　抵达巴格达不久，我便参加了在拉希德饭店举行的使团招待会。很多国家的使节出席了这场招待会，相互交换对时局的看法，气氛很热烈。我由于初来乍到，还没有拜会使团大使们，谁也不认识。
　　突然，一位老者走到我身旁，看样子是来自亚洲国家。他主动同我握手说，阁下是新到任的中国大使吧，阁下从外面来，一定知道不少消息。我说，国际上仍在做和平努力，但局势发展不太乐观。这位老大使对我的回答不以为然，他抽了一口雪茄，靠近我，低声说：“这是一场游戏，仗打不起来。美国和萨达姆有默契，双方都商量好了，你出一拳，我踢一脚，谁都不会越过红线。我在这里工作了五年，伊拉克往往出险招，但最终都有惊无险。”我问他：“你们准备撤馆吗？”他忽然打住了，说了声对不起就转身离去。
　　这是我在伊拉克参加的第一场招待会，遇到的第一个大使，对他的话自然很重视。当时，安理会已经通过了678决议，大家普遍认为战争的可能性很大。我琢磨不透这位老大使为何如此乐观，便想拜会他。谁知，过了几天，我收到答复：这位大使已经离开巴格达了。我恍然大悟，原来这位“乐观”的大使已经溜之大吉了！
　　海湾危机爆发后，美英法同伊拉克关系紧张，虽没有断交，但三国驻伊拉克大使相继撤离。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中只有苏联和中国大使没有离开。如此情况下，使馆开展对外活动很困难，也不敢轻易与当地朋友交流，怕给人添麻烦，因为伊拉克情报部门对当地人的监控无孔不入。一位与我关系不错的阿拉伯国家大使很坦率地对我说，萨达姆不会撤军，美国的行动都是为开战做准备。我问他：“你会离开这里吗？”他做出无可奈何的样子，不好作答，看来身不由己。后来我得知，海湾战争时这位大使一直留在巴格达，后来生病后才回国，死于白血病。
　　“人都到安曼了，
　　能让他们再回巴格达吗”
　　根据国际法，使馆是外国派驻机构，受驻在国保护，不得侵犯。但一旦战争打响，炮弹满天飞，万一落在使馆，后果不堪设想。为了让飞机能够看到中国大使馆的标志，我们在楼顶大平台上画了一大幅五星红旗。
　　海湾危机爆发后，中国使馆陆续撤走了一些人员。在我到达使馆之前，在伊拉克的中国劳务人员已经基本撤走了，但在伊拉克北部摩苏尔城郊还有22名中国工人仍未撤离。那里距离巴格达400多公里，信息闭塞。我当时极为不安，因为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地区形势一直不稳，是事端多发地。
　　终于在一个夜晚，这批劳务人员赶到了巴格达，接下来要先飞往约旦首都安曼，再飞回中国。我赶紧派人去买机票，送他们离境。没想到，伊拉克边防人员不许他们登机，理由是这些人从陆地入境伊拉克，也须从陆地离境。听闻此事，我赶紧去机场，对伊方边防人员说，中国劳务人员是伊拉克的客人，他们撤出的原因并非中方造成的，他们不能正常工作，已经受到损失。他们的离境手续合法，为什么不能走？边防官员看到中国大使来了，还算客气，但坚持说，这批中国人没有机场入境约旦的签证，约旦方面会让他们原班飞回巴格达。我一再声明，如果他们返回，一概由我负责。问题终于得到解决。
　　1991年1月13日，在安理会678号决议规定的限期（1月15日）前两天，这批劳务人员终于离开了巴格达，抵达安曼。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入境签证，约旦边防不准他们下飞机。我国驻约旦大使张德良为此赶赴机场，全力与约方交涉，让这些劳务人员顺利下了飞机，最终安全返回了中国。后来我在安曼见到张大使，对他的大力配合表示感谢。张大使说：“人都到安曼了，能让他们再回巴格达吗？笑话！”
　　“如果美国国旗降了，你们就撤离吧”
　　12月22日到25日，海湾合作委员会在卡塔尔召开第11届首脑会议。这次会议强调伊拉克必须无条件从科威特撤军，否则将使用各种手段恢复科威特主权和合法地位。
　　海湾国家寻求武力解决的立场很强硬，伊拉克国内也加紧了备战步伐。巴格达的使团闻风而动，外交官家属大批撤离，许多使馆对外虽不称闭馆，但联络已经中断，由当地雇员维持门面。
　　时间迫近1991年元旦，但是伊拉克丝毫没有节日气氛。有的使馆安排了活动，但不宣扬，十分低调。在一次活动中，一位东南亚国家的大使把我叫到一边，低声说：“国内指示来了，让我尽快撤出。”他表情非常严肃地说：“战争不可避免了，只是时间问题。”这位大使在巴格达的时间较长，西方使节经常给他通气，所以比较了解情况。我开玩笑地说：“老朋友都走了，我们怎么办？”他想了想，直爽地对我说：“你们每天去看看美国使馆的动静，如果它的旗杆上没有国旗了，那就请阁下赶快离开伊拉克。”我紧握他的手，谢谢他的建议。回到使馆后，我安排司机每天去使馆区兜一兜，看看哪些使馆没有国旗了，特别是美国使馆。
　　1月9日，举世瞩目的日内瓦会谈无果而终。美伊对话的大门彻底关死，战神在伊拉克上空游荡。当日晚上，我接到闻兆祥参赞的电话。闻参赞曾任使馆代办，对萨达姆政权有很丰富的认识。他说：“局势出现危险征兆。今天晚间电视新闻上，萨达姆神情亢奋。看来他准备玩火。我们是否要再撤走一批同志和家属？”经过商量并向国内请示后，使馆成立了“五人留守小组”（我、二秘李治国、机要员李卫华、报务员陈林和司机王金弟），其他人员于1月11日凌晨飞往安曼。 　　1月11日上午，王金弟开车从外返回，跑来告诉我：“美国使馆的旗杆上见不到国旗了！”
　　“五人留守小组”的最后工作
　　战争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但是留下来的五位同志心无旁骛，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二秘李治国主要负责听广播、读报纸，除陪同我一起参加对外活动、搞调研外，每天还要一个人开车上街，观察动静。他会讲阿拉伯语，平时结交了许多朋友，也能随时与伊方政府官员取得联系，信息来源广，不时带回新信息。我们撤离之后，必须有当地人看守使馆。这个任务又交给了李治国。记得那天，他冒着瓢泼大雨，在外面跑了一整天，终于找到一位熟悉的伊拉克朋友。
　　驻伊拉克使馆是个老馆，有大批文件和资料必须在短期内处理完。这个任务交给了机要员李卫华。当时巴格达的天气还有些寒气，小李穿着短裤背心在楼外烧资料，满头大汗，灰头土脸。所幸小李身体好，精力足，加班加点超负荷完成了任务。而保护电台、保证通讯畅通的任务则落在了报务员陈林的肩上。当时巴格达同外界的联系变得很困难，电台通讯也增加了难度，陈林业务娴熟，脑子机灵，总能想出点子来。司机王金弟的工作最杂，一方面要把使馆的贵重物品存入地下室仓库，一件件加锁加封；另一方面还要修整汽车，备齐车胎和主要零配件，以便我们在迫不得已的形势下通过陆路出境。
　　紧张的工作中也有一些小插曲。一天上午，使馆的大门被敲得砰砰直响。我们从楼上往外一看，敲门的不像是当地人。这个人在门口大喊：“我是路透社记者。”当时来使馆采访的记者很多，多半都是为了问一句“近期美国会不会对伊开战”。这个问题很敏感，任何人的任何表态都会被解读为中国官方态度。所以我干脆不接待这些记者。谁知这个路透社的记者很执着，不停地敲门，不停地喊叫，我只好让报务员陈林出去应付一下。
　　陈林当时正好值班做饭，身上系着围裙，挽着袖子，右手拿着炒勺，十足一副“大厨”的样子。陈林隔着门栏杆对那位记者摇摆炒勺，指着耳朵，做出听不懂的样子，同时指着使馆大楼摇摇手，意思是里头没人了。那位记者不甘心，说了一大堆话，陈林不停摇脑袋，佯装听不懂。忽然那人做出要上厕所的样子，一定要进使馆“方便”，陈林无可奈何，只好开门带他进了办公楼。那位记者进了楼，也没有发现什么人，只好“办完事”走人。待陈林返回楼里，我们纷纷上前与他握手，祝贺他成功把记者打发走。
　　集体力量是伟大的。看到这个遇惊不乱、敢于担当的外交队伍，我由衷地感到高兴。后来我得知，留守小组中有同志给国内家人写了遗嘱。
　　撤离巴格达
　　1月12日，国内通知我尽快联系伊拉克政府，为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访问巴格达做准备。当时美英法等国使馆和联合国机构都已撤离巴格达，亚非拉国家的使馆也基本撤离，只有中国和苏联使馆仍在运转。联合国秘书长请中国通知伊拉克，是对中国的信任。我不敢怠慢，迅速和伊拉克外交部取得了联系。1月13日，德奎利亚尔和萨达姆会面，萨达姆再次表示不会撤军。德奎利亚尔空手而归。
　　当夜，我的夫人李中从安曼打来电话，告诉我海湾地区和约旦周边国家的航空公司一律停飞了，形势很严重，恐怕要有大的动静。事不宜迟，我们决定当日撤离。虽然国内已经授权我们随时可以撤离，但撤前必须向国内再次请示。1月14日凌晨，我们得到国内同意撤离的指示。这时距离航班起飞还有六个小时。我们赶紧降旗、处理机密资料、转移电台、关闭使馆，带上两个馆章（驻伊拉克使馆和驻科威特使馆的馆章）向机场奔去，飞往安曼。
　　一路上，谁都没有说话。看着渐行渐远的巴格达，我的心中一片怅惘。我们走后，这里会发生什么？
　　1月17日凌晨2点40分，美国等多国部队发起了代号为“沙漠风暴”的军事行动，向伊拉克发动进攻。当天上午，我们几经辗转，抵达开罗，前往中国驻埃及使馆继续我们的外交工作。
　　阅读链接：
　　《一进巴格达——海湾危机期间随钱其琛外长出访中东》，2013年1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