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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松华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顾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顾问，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处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正司级调研员。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不仅寄托着个人成长的希望、家庭的希望，也承载着一个国家发展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个历史节点上，回顾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教育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培养了大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人才之基。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又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如何破解我国长期存在的应试教育怪圈？高考改革向何处发力？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
新高考 ： 新在何处，改向何方
记者：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改革一直在不断探索和深化。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开启了恢复高考以来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刻的一轮高考改革。您认为高考改革在向何处发力？
谈松华：高考招生制度因受到各方关注，改革的呼声很高，政府也在不断征求各方意见，进行各种实验，探寻破解之道。早在1994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就提出了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高考改革是其中的重点改革领域。尽管在此后的一段时间，素质教育逐步深入人心，但应试教育的局面并未真正改变，出现了所谓“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怪圈。2005年，教育部原部长何东昌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递交了一份《关于基础教育中广泛存在应试教育倾向及有关建议的報告》，反映了中小学生疲于应付考试影响了其他方面发展的现象。在这份报告之前，20多位全国顶尖的高中校长在杭州开过一次闭门会议，我有参加。当时南京师大附中的老校长流着眼泪讲：“我从事教育几十年，没有想到教育会办成这个样子。”与会校长们都感到高考改革迫不及待，必须想办法解决。胡锦涛同志做了批示，之后由教育部牵头联合六个部委一起做系统调研，形成报告。后来，国家启动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报告的内容就体现在2010年发布的教育规划纲要之中。2014年，经过充分调研和征求各方意见，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深改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启动了新一轮高考改革。我把新高考的框架和要点归纳为四句话——
一是招考分离。考试是一种测量手段，是提供给高校招生做依据和参考的，而招生是高校的权利，对高校来说，高考只是依据之一，而不是唯一依据，它还要根据自己培养学生的要求进行招生。过去，考试和招生是一体的，各地的考试机构也就是招生办，考试机构按分数分档投档，高校是按招档分段录取。所以提出招考分离，把招生权放给高校。同时，考试应由专业机构来做，因此也提出要加强专业化教育机构的建设。
二是分类考试。扩招以后，大学规模迅速扩大，但竞争并没有因此得以缓解，反而愈加激烈。究其原因，扩招只是缓解了大学入学的一般性竞争，却加剧了结构性竞争。大学类型多种多样，用一种考试来考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学生，很难有区分度，也很难适合不同层次和类别高校的招生需求。所以提出分类考试的概念，根据学校类型，分成高职高专、一般本科和研究型大学。分类考试是一种较为合理的选拔方法，可以让不同的学生选择自身有兴趣和特长的学校，不同的学校也可以选拔更符合学校和专业要求的学生。
三是综合评价。对学生的评价不能只看高考成绩，否则就变成分数排列，不是招生而是招分，所以就提出了综合评价。在高考分数的基础上，增加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更能够反映学生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打破只看分数、分分计较的畸形竞争格局。
四是多元录取。高考分数不再作为唯一录取标准，而是用多维度的考核标准。一种维度是将综合评价的几个方面都作为录取依据，还有一种维度是采用择优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根据高校专业需要的特殊录取办法等。
记者：上海、浙江作为高考综合改革的第一批试点地区，有哪些经验？发现了哪些问题？
谈松华：上海、浙江的试点工作我跟踪了两年，去调研了五六次。本次新高考改革方案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特点有：第一，科学选才，满足不同类型的高校对于培养对象的要求;第二，促进公平，保障大多数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第三，促进素质教育发展，本次改革旨在减轻学生负担，减少了统一高考科目，使学生有了一定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时间;第四，以人为本，以学生为出发点来设计考试和招生，让学生有选择考试科目和专业的权利。从第三方的评估结果来看，这一改革方案得到了学生、学校及社会的肯定，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选考问题。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选考科目的选择上，学生出现功利化倾向，不选自己喜欢的科目，而选容易考出高分的科目。选科的原意是希望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来选考，一来让学习不那么苦，二来学校也能招到真正喜爱这个专业的学生。而现实却是很多学生以功利的想法去考虑如何选科。两地的物理、化学选考人数明显下降，这不仅不利于人才培养，长期来看，还会对国民的科学素养以及国家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造成负面影响。
又如，上海、浙江的高考改革方案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语数外每门150分，其他三门浙江是每门100分、上海是每门70分。外语分数占比过高，这样选拔人才是有偏颇的，关系国民素养的物理、化学两门赋分之和只稍高或还低于外语一门，这对于未来人才全面素养的要求是不利的。 通过粗略梳理高考改革历史轨迹的某些侧面，可以发现在以往的改革中，改革的初衷是好的，有些设计也是合理的，但在实践中往往变形走样，甚至背离改革的初衷。当然，也有的在设计上就存在漏洞。尚未启动试点的省份，要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从地区实际条件出发，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加以完善。比如，不同科目学生选科数量悬殊，造成了一部分学科教师短缺、一部分学科教师工作量不足。后续进入省份，有的已经调整了选考科目，有的是“3+1+2”，有的是“3+2+1”。我相信经过几轮的实验，会考慮到理想与现实条件之间的匹配度，会更增强它的可行性、可操作性。
记者：如何通过高考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应试教育的压力？
谈松华：原本是希望通过新高考制度来扭转应试教育非理性的激烈竞争，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与教育有关，也与社会因素有关。比如地方的党政领导对校长和教师的评价压力，这种压力不是来自教育，校长和教师无法与之抗衡，仍然按照考试升学率来安排整个教学，使得应试压力层层传递。对于这些破坏教育生态的违规行为必须制止。
应试教育的压力并不能完全靠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来缓解，但在招生上给高校更大的选择权和自主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比如上海纽约大学按照美国纽约大学的招生办法，通过夏令营、座谈会等直观地了解学生，比只看冷冰冰的高考分数要合理得多。这样，高考分数的权重就相应下降，家长、老师、学校对学生的关注点就会发生一定改变。另外，在高考命题上也要改变单纯以知识特别是记忆性知识来命题的办法，而是要考查学生的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从2018年的高考命题来看，这方面已经有了进步。
新主题 ： 下一阶段应聚焦教育质量
记者：这些年您到过很多地区进行调研，从看到和了解到的中国教育的真实情况来看，您认为当下中国教育存在着哪些主要问题？
谈松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规模、速度、程度来说都是令世界瞩目的。当然问题也是存在的，有些是历史遗留的，有些是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比如应试教育的问题，因为社会条件的原因，目前还无法根本解决。也有一些是工作决策考虑不周导致的。去年暑假我到西部某省了解到，有些地方初中的辍学率竟达到两位数。在过去，辍学的原因主要是经济问题，而现在不用交学费，还有免费营养餐，经济问题已经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缺乏吸引力。如果学校生活枯燥无味，教师水平有限，无法适应现在教学的要求，学生就会产生厌学情绪。如果小学高年级或初中就辍学的话，很有可能产生新文盲，对此我们准备不足。
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有必然联系的。如果说过去教育的落脚点主要是在普及、扩大规模、增加教育机会、促进教育公平、让更多人能够受到更多的教育，那么现在已经到了发展型社会阶段，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不仅是生存更要发展，人们呼吁更高质量的生活和更高质量的教育，所以质量问题应是下一阶段教育的主题。
记者：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越来越重视和强调教育公平。您怎么理解教育公平？
谈松华：公平和质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公平的内涵是不同的，如果前期主要解决的是教育机会公平的问题，那么现阶段主要是追求受教育条件和教育质量的相对公平。我认为教育是没有绝对公平的。
一讲到质量就必然要讨论教育教学模式或者称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教育质量的强项是知识性的内容，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相对较弱。所以质量问题要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教育教学的改革联系起来，考虑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对人的要求。
政府应肩负起促进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首先，要杜绝因政策和人为因素对弱势群体造成歧视。比如：城市里的择校问题，农村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政府对这些要多多关注，让他们享受到应有的教育机会、条件和质量。然后再考虑发展机会的公平。公平是让每个人都有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对于学习能力特别强的学生或某些学科特长明显的学生，应该创造条件让他们快速发展，这不在教育不公平之列，而恰恰是一种教育公平的体现。
新时代 ： 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要多措并举
记者：您认为新时代新形势对教育提出了哪些新要求？教育研究该如何与新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
谈松华：这是正在研究和思考的新问题，要找到答案还需要一个过程，但至少有一点是值得考虑的，那就是信息技术对于产业、行业和职业的影响。人工智能代替人的不仅是体力活动，还有智力活动。我们要考虑什么样的知识和能力是机器不能代替的，人该怎样去操控人工智能。
话说回来，在信息化和工业化平行发展的现阶段，我们培养的人需要适应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的提升，职业教育只有走产教结合的道路才能行得通、走得远。而且，产教结合未来很可能会有新的形式出现，国际上讲到的是三重螺旋结构，日本叫“官产学”，即政府、产业、学校形成一种有机的结合体。
中央提出培养时代新人，我认为是有深刻含义的。就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和目前的国际地位而言，如果没有适应时代要求的新人，就会失去国际竞争力，对国家未来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
记者：教师是发展教育事业的根本。国家出台的教育改革方案都要由一线的教师去实现，如果教师队伍达不到要求，再好的方案也会变形。新时代，该如何打造更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谈松华：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叫《他乡的儿童》，里面呈现了日本和芬兰等国的儿童教育。在芬兰，只有非常优秀的人才能成为教师，而我国并不是这样的情况。虽然近年来国家采取了多项措施，教师入口质量下滑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一些地区、一些学校也出现了北大、清华的博士生争相去做中小学教师的现象，但这不是普遍的情况。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要多措并举。
首先，把好入口关，这是非常关键的。做教师，首先对人要好，要爱孩子，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另外，教师的专业应该更多样，不仅是专业知识，对人的了解和沟通能力也非常重要，要会关心孩子。
其次，我国的教育应该考虑如何顺应儿童和青少年的天性，符合孩子身心发展和思维发展的规律，循序渐进地使他们自主发展而不是依靠外力强加。家长和教师要真实地了解孩子，懂得孩子在每个阶段所处的发展情况以及最需要的是什么。
人的素养就是将来的教育质量。素养是内化而来的——通过环境、行为、训练、学习内化成一种习惯，习惯长时间保持就成了某种素养。教育质量应该更强调学生内在的东西。教师只有真正深刻了解学生，才能给予他们实际的帮助，教师的外力需要学生的内在力去转化，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我国的教师教育对孩子的研究还需要大大加强和深化，学习科学、脑神经科学的新成果怎样转化为教师教育的方法和策略，还需要多方努力。
此外，教师的再培训应聚焦问题。不同成长期的教师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因此分阶段地来培训才更有意义。包括教师之间的相互交流，相同成长期的教师才有更多共同语言。教研制度是教师成长的一个重要途径，提高教研水平，应更多讨论这堂课究竟要教给孩子什么，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达到教学目标。如果有条件，城镇教师和农村教师也可以交流一段时间，这不仅有利于教师的成长，而且乡村建设也需要这样的举措，这会给乡村带去更多文明的种子。
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学会顾问、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顾问，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曾任中共上海市委研究室处长、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正司级调研员。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教育，不仅寄托着个人成长的希望、家庭的希望，也承载着一个国家发展的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建设教育强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工程，必须把教育事业放在优先位置，加快教育现代化，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这个历史节点上，回顾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历程，教育发展成果惠及全民，培养了大批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坚实的人才之基。面对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又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如何破解我国长期存在的应试教育怪圈？高考改革向何处发力？如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带着这些问题，本刊记者专访了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
新高考 ： 新在何处，改向何方
记者：自1977年恢复高考以来，高考改革一直在不断探索和深化。2014年国务院发布《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开启了恢复高考以来最系统、最全面、最深刻的一轮高考改革。您认为高考改革在向何处发力？
谈松华：高考招生制度因受到各方关注，改革的呼声很高，政府也在不断征求各方意见，进行各种实验，探寻破解之道。早在1994年，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二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就提出了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高考改革是其中的重点改革领域。尽管在此后的一段时间，素质教育逐步深入人心，但应试教育的局面并未真正改变，出现了所谓“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怪圈。2005年，教育部原部长何东昌向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递交了一份《关于基础教育中广泛存在应试教育倾向及有关建议的報告》，反映了中小学生疲于应付考试影响了其他方面发展的现象。在这份报告之前，20多位全国顶尖的高中校长在杭州开过一次闭门会议，我有参加。当时南京师大附中的老校长流着眼泪讲：“我从事教育几十年，没有想到教育会办成这个样子。”与会校长们都感到高考改革迫不及待，必须想办法解决。胡锦涛同志做了批示，之后由教育部牵头联合六个部委一起做系统调研，形成报告。后来，国家启动制订《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报告的内容就体现在2010年发布的教育规划纲要之中。2014年，经过充分调研和征求各方意见，习近平总书记主持的深改领导小组讨论通过《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正式启动了新一轮高考改革。我把新高考的框架和要点归纳为四句话——
一是招考分离。考试是一种测量手段，是提供给高校招生做依据和参考的，而招生是高校的权利，对高校来说，高考只是依据之一，而不是唯一依据，它还要根据自己培养学生的要求进行招生。过去，考试和招生是一体的，各地的考试机构也就是招生办，考试机构按分数分档投档，高校是按招档分段录取。所以提出招考分离，把招生权放给高校。同时，考试应由专业机构来做，因此也提出要加强专业化教育机构的建设。
二是分类考试。扩招以后，大学规模迅速扩大，但竞争并没有因此得以缓解，反而愈加激烈。究其原因，扩招只是缓解了大学入学的一般性竞争，却加剧了结构性竞争。大学类型多种多样，用一种考试来考不同层次、不同类别的学生，很难有区分度，也很难适合不同层次和类别高校的招生需求。所以提出分类考试的概念，根据学校类型，分成高职高专、一般本科和研究型大学。分类考试是一种较为合理的选拔方法，可以让不同的学生选择自身有兴趣和特长的学校，不同的学校也可以选拔更符合学校和专业要求的学生。
三是综合评价。对学生的评价不能只看高考成绩，否则就变成分数排列，不是招生而是招分，所以就提出了综合评价。在高考分数的基础上，增加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和高中综合素质评价，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学业水平、身心健康、艺术素养、社会实践等方面进行综合考核，更能够反映学生发展的实际情况。同时，也打破只看分数、分分计较的畸形竞争格局。
四是多元录取。高考分数不再作为唯一录取标准，而是用多维度的考核标准。一种维度是将综合评价的几个方面都作为录取依据，还有一种维度是采用择优录取、推荐录取、定向录取、根据高校专业需要的特殊录取办法等。
记者：上海、浙江作为高考综合改革的第一批试点地区，有哪些经验？发现了哪些问题？
谈松华：上海、浙江的试点工作我跟踪了两年，去调研了五六次。本次新高考改革方案的基本原则和主要特点有：第一，科学选才，满足不同类型的高校对于培养对象的要求;第二，促进公平，保障大多数人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公平;第三，促进素质教育发展，本次改革旨在减轻学生负担，减少了统一高考科目，使学生有了一定自由发展的空间和时间;第四，以人为本，以学生为出发点来设计考试和招生，让学生有选择考试科目和专业的权利。从第三方的评估结果来看，这一改革方案得到了学生、学校及社会的肯定，但也发现了一些问题。
比如选考问题。在高中学业水平考试选考科目的选择上，学生出现功利化倾向，不选自己喜欢的科目，而选容易考出高分的科目。选科的原意是希望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来选考，一来让学习不那么苦，二来学校也能招到真正喜爱这个专业的学生。而现实却是很多学生以功利的想法去考虑如何选科。两地的物理、化学选考人数明显下降，这不仅不利于人才培养，长期来看，还会对国民的科学素养以及国家的发展和国际竞争力造成负面影响。
又如，上海、浙江的高考改革方案有一个共同的问题，语数外每门150分，其他三门浙江是每门100分、上海是每门70分。外语分数占比过高，这样选拔人才是有偏颇的，关系国民素养的物理、化学两门赋分之和只稍高或还低于外语一门，这对于未来人才全面素养的要求是不利的。 通过粗略梳理高考改革历史轨迹的某些侧面，可以发现在以往的改革中，改革的初衷是好的，有些设计也是合理的，但在实践中往往变形走样，甚至背离改革的初衷。当然，也有的在设计上就存在漏洞。尚未启动试点的省份，要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从地区实际条件出发，按照循序渐进的原则，逐步加以完善。比如，不同科目学生选科数量悬殊，造成了一部分学科教师短缺、一部分学科教师工作量不足。后续进入省份，有的已经调整了选考科目，有的是“3+1+2”，有的是“3+2+1”。我相信经过几轮的实验，会考慮到理想与现实条件之间的匹配度，会更增强它的可行性、可操作性。
记者：如何通过高考改革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应试教育的压力？
谈松华：原本是希望通过新高考制度来扭转应试教育非理性的激烈竞争，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变。这与教育有关，也与社会因素有关。比如地方的党政领导对校长和教师的评价压力，这种压力不是来自教育，校长和教师无法与之抗衡，仍然按照考试升学率来安排整个教学，使得应试压力层层传递。对于这些破坏教育生态的违规行为必须制止。
应试教育的压力并不能完全靠高考招生制度改革来缓解，但在招生上给高校更大的选择权和自主权，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比如上海纽约大学按照美国纽约大学的招生办法，通过夏令营、座谈会等直观地了解学生，比只看冷冰冰的高考分数要合理得多。这样，高考分数的权重就相应下降，家长、老师、学校对学生的关注点就会发生一定改变。另外，在高考命题上也要改变单纯以知识特别是记忆性知识来命题的办法，而是要考查学生的思维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从2018年的高考命题来看，这方面已经有了进步。
新主题 ： 下一阶段应聚焦教育质量
记者：这些年您到过很多地区进行调研，从看到和了解到的中国教育的真实情况来看，您认为当下中国教育存在着哪些主要问题？
谈松华：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从规模、速度、程度来说都是令世界瞩目的。当然问题也是存在的，有些是历史遗留的，有些是在发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的，比如应试教育的问题，因为社会条件的原因，目前还无法根本解决。也有一些是工作决策考虑不周导致的。去年暑假我到西部某省了解到，有些地方初中的辍学率竟达到两位数。在过去，辍学的原因主要是经济问题，而现在不用交学费，还有免费营养餐，经济问题已经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在于教育缺乏吸引力。如果学校生活枯燥无味，教师水平有限，无法适应现在教学的要求，学生就会产生厌学情绪。如果小学高年级或初中就辍学的话，很有可能产生新文盲，对此我们准备不足。
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是有必然联系的。如果说过去教育的落脚点主要是在普及、扩大规模、增加教育机会、促进教育公平、让更多人能够受到更多的教育，那么现在已经到了发展型社会阶段，人们对生活的要求不仅是生存更要发展，人们呼吁更高质量的生活和更高质量的教育，所以质量问题应是下一阶段教育的主题。
记者：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越来越重视和强调教育公平。您怎么理解教育公平？
谈松华：公平和质量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在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公平的内涵是不同的，如果前期主要解决的是教育机会公平的问题，那么现阶段主要是追求受教育条件和教育质量的相对公平。我认为教育是没有绝对公平的。
一讲到质量就必然要讨论教育教学模式或者称人才培养模式，中国教育质量的强项是知识性的内容，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创新性思维相对较弱。所以质量问题要与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教育教学的改革联系起来，考虑究竟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适应迅速变化的社会对人的要求。
政府应肩负起促进教育公平的主要责任。首先，要杜绝因政策和人为因素对弱势群体造成歧视。比如：城市里的择校问题，农村随迁子女、留守儿童的教育问题。政府对这些要多多关注，让他们享受到应有的教育机会、条件和质量。然后再考虑发展机会的公平。公平是让每个人都有发挥自己潜能的机会，对于学习能力特别强的学生或某些学科特长明显的学生，应该创造条件让他们快速发展，这不在教育不公平之列，而恰恰是一种教育公平的体现。
新时代 ： 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要多措并举
记者：您认为新时代新形势对教育提出了哪些新要求？教育研究该如何与新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相结合？
谈松华：这是正在研究和思考的新问题，要找到答案还需要一个过程，但至少有一点是值得考虑的，那就是信息技术对于产业、行业和职业的影响。人工智能代替人的不仅是体力活动，还有智力活动。我们要考虑什么样的知识和能力是机器不能代替的，人该怎样去操控人工智能。
话说回来，在信息化和工业化平行发展的现阶段，我们培养的人需要适应产业结构、产业技术的提升，职业教育只有走产教结合的道路才能行得通、走得远。而且，产教结合未来很可能会有新的形式出现，国际上讲到的是三重螺旋结构，日本叫“官产学”，即政府、产业、学校形成一种有机的结合体。
中央提出培养时代新人，我认为是有深刻含义的。就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和目前的国际地位而言，如果没有适应时代要求的新人，就会失去国际竞争力，对国家未来发展是有很大影响的。
记者：教师是发展教育事业的根本。国家出台的教育改革方案都要由一线的教师去实现，如果教师队伍达不到要求，再好的方案也会变形。新时代，该如何打造更高水平的教师队伍？
谈松华：最近看了一部纪录片叫《他乡的儿童》，里面呈现了日本和芬兰等国的儿童教育。在芬兰，只有非常优秀的人才能成为教师，而我国并不是这样的情况。虽然近年来国家采取了多项措施，教师入口质量下滑的情况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一些地区、一些学校也出现了北大、清华的博士生争相去做中小学教师的现象，但这不是普遍的情况。打造高水平教师队伍要多措并举。
首先，把好入口关，这是非常关键的。做教师，首先对人要好，要爱孩子，这是最起码的条件。另外，教师的专业应该更多样，不仅是专业知识，对人的了解和沟通能力也非常重要，要会关心孩子。
其次，我国的教育应该考虑如何顺应儿童和青少年的天性，符合孩子身心发展和思维发展的规律，循序渐进地使他们自主发展而不是依靠外力强加。家长和教师要真实地了解孩子，懂得孩子在每个阶段所处的发展情况以及最需要的是什么。
人的素养就是将来的教育质量。素养是内化而来的——通过环境、行为、训练、学习内化成一种习惯，习惯长时间保持就成了某种素养。教育质量应该更强调学生内在的东西。教师只有真正深刻了解学生，才能给予他们实际的帮助，教师的外力需要学生的内在力去转化，在这方面我们做得还不够。我国的教师教育对孩子的研究还需要大大加强和深化，学习科学、脑神经科学的新成果怎样转化为教师教育的方法和策略，还需要多方努力。
此外，教师的再培训应聚焦问题。不同成长期的教师面对的问题是不一样的，因此分阶段地来培训才更有意义。包括教师之间的相互交流，相同成长期的教师才有更多共同语言。教研制度是教师成长的一个重要途径，提高教研水平，应更多讨论这堂课究竟要教给孩子什么，用什么样的办法能够达到教学目标。如果有条件，城镇教师和农村教师也可以交流一段时间，这不仅有利于教师的成长，而且乡村建设也需要这样的举措，这会给乡村带去更多文明的种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