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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熊式一早年因为教育部的没有留洋背景而不能被聘为国立大学英文教授这一规定而愤然出英留学，从此开启他的流散人生之旅。在海外，他结交国际友人，用双语进行创作和翻译的文学作品获得巨大国际影响力，成为世界性的Shih-I Hsiung。
关键词：熊式一；流散人生；世界性
作者简介：陈蓉蓉（1983-），女，汉，江西萍乡，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6-0-03
熊式一是世界的。从鲜有人知的熊式一到蜚声国际的Shih-I Hsiung，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语“墙内开花墙外红”。熊式一的世界性，体现在他流散人生中，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和翻译创作中，体现在他的作品的影响力中，也体现在他所结交的朋友中。
一、流散人生
熊式一一九0二年生于江西南昌。幼时从母习经史古文，自十一岁时起，便喜“附庸风雅”及“高攀当时当地的名士”[1]。在学习国学的同时，学习英文。后来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专习英文，于一九二三年毕业。
凭借着深厚的中文功底和不俗的英文水平，熊毕业后在北京、上海、南昌各地公私大专院校前后教过几年书——不仅教英文，还教中文。可惜熊在国内教书的命运实在坎坷。“不管我教得多认真多好，多么受学生欢迎，每逢有一个好一点儿的职位空缺，如是属国文科的，一定是他们国文系毕业生得去了。若是英文科的，留英留美回国的，哪怕只出过一次洋，镀了一点金就回来，好位置一定会全给他们”[1]。有一次，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先生听闻徐志摩赞叹熊对英文戏剧很有研究，于是专程拜访熊式一，想聘请熊就任正教授。然而当陈听闻熊未曾出洋留学，便凄然摇头道歉，说根据教育部明文规定，熊的资格不能受聘于国内任何国立大学的正教授。
正是受此事的刺激，熊式一决定破釜沉舟，出洋留学。一九三二年，熊只身来到英伦，为了功读一个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熊式一的流散人生自此开始。谁知这一出国，便是数十年！
来到英伦后，熊创作了四幕英文喜剧《王宝川》，翻译了《西厢记》，创作了话剧《大学教授》和小说《天桥》，这些作品在国外都影响巨大。
二战后期，熊式一在不了解国内政治局势的情况下作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为蒋介石写传记。一九四八年，英文传记Life of CHIANG KAI-SHEK（《蒋介石传》）出版。虽然此书的出版增进了欧美等英语地区人士对中国的了解，但在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由国共联合抗日转向内战的时期，此书的出版对熊式一及其家人来说无异于一场大灾难。“熊式一当即遭到了国内作家群的集体排斥，他被冠之以右翼作家。新中国成立之后，熊式一继续遭到口诛笔伐。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他被批为‘罪大恶极的反动作家’——不光自己遭到排斥，就连子女和亲戚也屡遭批斗……”[2]
如果说当初因为没有留洋背景遭受歧视而不顾一切远离家园，为了学业和事业而主动开启自我的流散人生之旅的话，那么后来的《蒋介石传》则把熊式一牵扯进国内的政治斗争而无法返回家园，被迫继续自己的流散人生。一九四九年，熊式一应来自捷克的郝壤（Gustav Haloun，兼通英德两国文学）教授之约，到剑桥大学教授近代文学和元代戏曲两门课程。后来新加坡的华侨要开办南洋大学（现在的新加坡大学），熊应约去其时的剑桥文学院任职。一九五五年底，熊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卸任后来到香港，创办清华学院。一九八二年熊从清华学院退休，一直在香港、臺湾等地居住。直到一九八八年，年近九十的熊式一终于回到大陆省亲，看望在北京工作的几个子女。一九九一年八月二日，病逝于北京，终究未能了却生前回故土江西南昌之夙愿。逝世后却安息在故土，终于叶落归根，结束了声誉响彻国际而又颠沛流离的一生。
20世纪初中国人在海外用英文创作并蜚声国际的有三人：林语堂，蒋彝和熊式一。林蒋的作品在大陆出版很多，并且广为人知，而熊式一在大陆却鲜有人知，这大概和当年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作为文人，熊式一无意于政治，然而流散的一生却始终与政治紧密相联。第一次远离国土是因为“中华民国教育部严拟的蠢规定”[1]，使熊的抱负不得施展，不得不出洋镀金；第二次身在异乡不得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内战严峻，蒋介石逃亡台湾之际作了《蒋介石传》，从此熊在大陆便“臭名昭著”，不仅曾经的文学成就和国际声誉无人提及，连回国探亲的机会都不可得。王宁在《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中写出流散作家的作品中呈现出的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3]熊式一对国内的政治也表示过不满，然而大陆对他不利的种种政治，并没有打垮他，更没有让他怀恨祖国，反而刺激他在国外不断努力，笔耕不辍地宣扬中国文化精髓，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国际声誉，更让世界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为瓦解西方的东方主义作出了贡献。
二、双语创作，沟通中西文化
熊式一一生用中英双语进行交流和创作。根据龚世芬（新西兰）的《关于熊式一》，熊式一的创作生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学毕业起到一九三二年底出国之前，熊式一用中文翻译了西方诸多名家的英文作品，比如巴蕾、萧伯纳的作品。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三年抵英起，至五十年代初。此段时间熊式一旅居英国，用英文创作了《王宝川》、《西厢记》、《大学教授》等剧，并创作了英文小说《天桥》。这几部作品都是用英文写就的关于中国的故事，或为宣传中国文化精髓，或为表达爱国热忱。第三阶段自五十年代移居香港之后至一九九一年与世长辞，熊式一用中文自译了在英期间创作的英文作品，并用中文创作了一系列反应现世的戏剧作品，如《女生外向》、《事过境迁》、《梁上佳人》等。[4] 熊式一一生笔耕不辍，流利地运用中英双语进行翻译和创作，为中国译介西方的名家名著，介绍西方文化和思想，同时为西方国家介绍中国文化、思想及社会现状，打破西方人对中国人刻板而不良的印象，瓦解西方久存的东方主义，让西方公众了解真实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他的文学创作和翻译创作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架桥铺路的作用。
三、作品的国际影响力
出国前，熊式一虽翻译了巴蕾、萧伯纳等名家的作品，得徐志摩赏识，但毕竟还未有大成就。然而自一九三二年出国以后，人生际遇大不相同。从第一部英文戏剧《王宝川》在国际上的巨大成功到英文小说《天桥》出版后在西方的洛阳纸贵，熊式一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生一跃而成为蜚声国际的戏剧家，其文学作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王宝川》最初的出版和演出虽颇费周折，但最终的成功是超出所有人想象的。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第一次在伦敦的剧院演出，便反响巨大，此后两年多，在伦敦前后上演九百多场，还搬了两三次戏院。在有一千二百多个座位的萨和爱剧场，玛丽皇后曾携儿媳和孙女（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亲临观看八次之多。伦敦演出的巨大成功让该剧名声大噪。之后《王宝川》飞越英吉利海峡，在瑞典、捷克、荷兰、爱尔兰、德国等欧洲大陆其它国家相继上演。一九三五年《王宝川》来到美国纽约百老汇的布兹剧院演出——这是中国剧作家第一次把作品搬上百老汇舞台，意义非凡。之后在芝加哥及东西中部和美国西岸各地演出，共计九百多场，在美引起不小的轰动，就连罗斯福总统夫人在观剧之后赞叹不已，亲自接见了熊式一及演出的主要演员，并合影留念。
《王宝川》剧本出版时由伦敦大学英文文学教授亚伯康贝作序，出版后销路甚广，评论界对《王宝川》的反响很不错。 “《西。克。切士忒顿》文学周刊说：‘这是一篇小型的杰构。’《观察者》文学周刊中名诗人爱德猛伯兰敦说：‘这是优美文化的象征。《太阳神》期刊说它是‘一颗头等水色的宝石，而镶嵌得美丽夺目。’《泰晤士星期日》周刊说作者‘是一个难逢难遇的迷幻人的魔术家。’”[1]
此外，《王寶川》在世界其他各国都有译本，而且在各国的大都市都有演出。但是有的译本对原文纂改较大。比如，在荷兰，剧名改为《绣球缘》，主角改名为 “珠川”，认为珍珠比金银更宝贵；在捷克，王宝川改名为“王春泉”；在匈牙利，改名为“王钻川”。各种译本，虽有的改得面目全非，但从另一方面说明该剧影响力实在太广，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
《王宝川》的巨大成功并未让熊式一得意忘形，他深知《王宝川》是一出通俗的商业剧，算不上文艺精品。为了让世人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熊式一随后花费十一个月的时间逐字逐句译出了元曲精品《西厢记》。出版后，虽不如《王宝川》那般一纸风行，但是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称赞，并且影响深远。大诗人博莱（GORDON BOTTOMLEY）为之作序赞誉。萧伯纳读完《西厢记》，写信给熊式一道：“我非常之喜欢《西厢记》，比之喜欢《王宝川》多多了！《王宝川》不过是一出普普通通的传奇剧，《西厢记》确是一篇可喜的戏剧诗！可以和我们中古时代戏剧并驾齐驱。却只有中国十三世纪才能产生这种艺术，把它发挥出来。”[1]。熊式一所译的《西厢记》出版三十年后，西方仍找不到一本可读性超乎其上的英译本。西方各大名校亦用《西厢记》作教材。熊在剑桥大学教元曲课时，用《西厢记》做课本。其它英美大学的中文系或亚洲研究系，也有许多用了熊式一译的《西厢记》做教材的。
《大学教授》一剧虽生不逢时，影响流传，却依旧得到名戏作家及诗人唐山尼爵士（Lord Dunsany）恭维备至的序文，并在摩温戏剧节同萧伯纳的戏剧一同上演。之后出版的英文小说《天桥》，再一次把作者推向文学创作的巅峰。 “《天桥》出版的当月就销售一空，不得不在同月再加印，同年就重印了四五次，第二年又重印了四次，最终重印了十次之多，真可谓洛阳纸贵。”[5]之后马上就有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瑞典文、捷克文、荷兰文等各种文的译本，在各国问世。可见《天桥》如《王宝川》一般，已流入世界各地，被世界人民所接受。文艺界对《天桥》一直予以好评和赞许。而作者最引以为荣的，是这三个人的重视：一是当时英国桂冠诗人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为《天桥》作代序诗，二是大文豪威尔斯（H.G.Wells），在他的著作中对《天桥》的评论，他认为“《天桥》是一本比任何关于目前中国趋势的论著式报告更启发的小说……是一幅完整的、动人心弦的、呼之欲出的图画，描述一个大国家的革命过程”[6]，三是历史学家陈寅恪读后赠诗三首（两首绝句，一首七律）。
熊式一的文学作品在国际上流传深远、影响深广，大大拓宽了他的知名度，使他成为世界性的Shih-I Hsiung。可贵的是，在东方主义风行西方世界的时代，熊式一并不迎合此潮流，即通过丑化中国人而取悦西方人来让自己成功，相反，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为了瓦解西方人眼中刻板丑陋的中国人形象，为了向西方世界重构形象生动而真实的中国人，为了宣扬中国文化精髓，为了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社会而进行创作的。因此，熊式一作品的国际影响力，对在西方世界重构真实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国际知名友人
根据熊式一的回忆，他自小喜欢“高攀名士”，所以一生之中，知名友人和忘年交，中国的或国外的，非常之多。熊自身为有这些友人而引以为豪，反之，熊能取得如此之成就，在国际上名声斐然，自然少不了这些友人的提携和帮助。
出国之前，熊式一在北京上海南昌等地辗转，以文会友，交往的人大都大他二三十岁，甚至于四十岁，“如林琴南（纾）、张菊生（元济）、黄伯雨（霖）、沈信卿（恩孚）、江问渔（以字行）、黄任之（炎培）、曾农髯（熙）、陈师曾（衡恪）、樊樊山（增祥）、陈半丁（年）、王梦白（云）等”[1]。徐志摩对熊式一也是颇为赏识，当年读完他译的巴蕾戏剧，赞叹不已，并四处宣扬，极力推荐。
出国之后所结交的国外朋友，大都地位颇高或成就斐然。出国到英伦后的第一个朋友是张菊生介绍的骆仕廷（Sir James Lockhart）（曾在香港做过辅政司，香港的洛克道是纪念他的）。后来熊英译《西厢记》，便借用了骆仕廷家的藏书室，通过比较其中的十七种不同版本的《西厢记》，花了十一个月逐字逐句翻译出来。在英伦期间，正值文艺当道时期，而伦敦是全世界的文化中心，熊式一依旧凭借文字，结识了当时不少名家。如“萧伯纳（Berbard Shaw），巴蕾（J.M.Barrie），威尔士（H.G.Wells），平内罗（Sir Arthur Pinero），米恩（A.A.Milne），毛姆（Somerest Maugham）等”[1]。当然还有名校里的教授，如牛津大学的苏提尔（Soothill）教授，霍克斯（David Hawkes）教授，剑桥大学的翟理士教授，伦敦大学的庄士敦（Sir Reginald Johnston）爵士等，这些教授都是名副其实的汉学家，为中西文化交流做了不小的贡献，如庄士敦爵士曾任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外籍教师，著有《儒家与近代中国》、《佛教中国》等书。翟理士教授，翻译了诸子史籍等，还编纂了汉英大字典。
熊式一最引以为豪的朋友应该是一九二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八十回忆》的四篇回忆录中有一篇《谈谈萧伯纳》是专门讲他眼中的萧伯纳以及他们之间的交情的。在一个萧伯纳名声享誉世界的时代，每个文人都想攀附他籍他出名。而熊式一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剧作家，所作的剧作不仅能得到萧的点评，还能和萧的戏剧同台演出（《大学教授》同萧的《查理二世快乐的时代》在英国摩温尔世界文艺戏剧节一同上演），这是多么荣幸的事情；况且私底下，二人虽年龄相距四十多岁，交情却不浅，成为忘年之交，这又是多么难得的缘分。
熊式一一生喜交文人雅士，从幼时的“高攀”名士到出国之后的结交国际知名友人，他所结交的这些友人大都成为他的贵人，为他事业的成功、为他成为世界性的Shih-I Hsiung，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帮助，也是他人生当中不可忽略的一笔财富。
参考文献：
[1]熊式一：《八十回忆》，海豚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23、99、66、4、17页。
[2]姜猛：《熊式一——沉浮海外的双语作家》，《名人传记》2015年第1期。
[3]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4]龚世芬：《关于熊式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
[5]熊德輗：《为没有经历大革命时代的人而写》，台湾版序，熊式一《天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
[6]熊式一，香港版序，《天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
关键词：熊式一；流散人生；世界性
作者简介：陈蓉蓉（1983-），女，汉，江西萍乡，讲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8）-06-0-03
熊式一是世界的。从鲜有人知的熊式一到蜚声国际的Shih-I Hsiung，印证了中国的一句古语“墙内开花墙外红”。熊式一的世界性，体现在他流散人生中，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和翻译创作中，体现在他的作品的影响力中，也体现在他所结交的朋友中。
一、流散人生
熊式一一九0二年生于江西南昌。幼时从母习经史古文，自十一岁时起，便喜“附庸风雅”及“高攀当时当地的名士”[1]。在学习国学的同时，学习英文。后来进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英文科专习英文，于一九二三年毕业。
凭借着深厚的中文功底和不俗的英文水平，熊毕业后在北京、上海、南昌各地公私大专院校前后教过几年书——不仅教英文，还教中文。可惜熊在国内教书的命运实在坎坷。“不管我教得多认真多好，多么受学生欢迎，每逢有一个好一点儿的职位空缺，如是属国文科的，一定是他们国文系毕业生得去了。若是英文科的，留英留美回国的，哪怕只出过一次洋，镀了一点金就回来，好位置一定会全给他们”[1]。有一次，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陈源先生听闻徐志摩赞叹熊对英文戏剧很有研究，于是专程拜访熊式一，想聘请熊就任正教授。然而当陈听闻熊未曾出洋留学，便凄然摇头道歉，说根据教育部明文规定，熊的资格不能受聘于国内任何国立大学的正教授。
正是受此事的刺激，熊式一决定破釜沉舟，出洋留学。一九三二年，熊只身来到英伦，为了功读一个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熊式一的流散人生自此开始。谁知这一出国，便是数十年！
来到英伦后，熊创作了四幕英文喜剧《王宝川》，翻译了《西厢记》，创作了话剧《大学教授》和小说《天桥》，这些作品在国外都影响巨大。
二战后期，熊式一在不了解国内政治局势的情况下作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为蒋介石写传记。一九四八年，英文传记Life of CHIANG KAI-SHEK（《蒋介石传》）出版。虽然此书的出版增进了欧美等英语地区人士对中国的了解，但在中国国内政治形势由国共联合抗日转向内战的时期，此书的出版对熊式一及其家人来说无异于一场大灾难。“熊式一当即遭到了国内作家群的集体排斥，他被冠之以右翼作家。新中国成立之后，熊式一继续遭到口诛笔伐。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中，他被批为‘罪大恶极的反动作家’——不光自己遭到排斥，就连子女和亲戚也屡遭批斗……”[2]
如果说当初因为没有留洋背景遭受歧视而不顾一切远离家园，为了学业和事业而主动开启自我的流散人生之旅的话，那么后来的《蒋介石传》则把熊式一牵扯进国内的政治斗争而无法返回家园，被迫继续自己的流散人生。一九四九年，熊式一应来自捷克的郝壤（Gustav Haloun，兼通英德两国文学）教授之约，到剑桥大学教授近代文学和元代戏曲两门课程。后来新加坡的华侨要开办南洋大学（现在的新加坡大学），熊应约去其时的剑桥文学院任职。一九五五年底，熊从南洋大学文学院院长卸任后来到香港，创办清华学院。一九八二年熊从清华学院退休，一直在香港、臺湾等地居住。直到一九八八年，年近九十的熊式一终于回到大陆省亲，看望在北京工作的几个子女。一九九一年八月二日，病逝于北京，终究未能了却生前回故土江西南昌之夙愿。逝世后却安息在故土，终于叶落归根，结束了声誉响彻国际而又颠沛流离的一生。
20世纪初中国人在海外用英文创作并蜚声国际的有三人：林语堂，蒋彝和熊式一。林蒋的作品在大陆出版很多，并且广为人知，而熊式一在大陆却鲜有人知，这大概和当年的政治环境息息相关。作为文人，熊式一无意于政治，然而流散的一生却始终与政治紧密相联。第一次远离国土是因为“中华民国教育部严拟的蠢规定”[1]，使熊的抱负不得施展，不得不出洋镀金；第二次身在异乡不得回国是因为在国内内战严峻，蒋介石逃亡台湾之际作了《蒋介石传》，从此熊在大陆便“臭名昭著”，不仅曾经的文学成就和国际声誉无人提及，连回国探亲的机会都不可得。王宁在《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中写出流散作家的作品中呈现出的一种矛盾心理：“一方面，他们出于对自己祖国的某些不尽人意之处感到不满甚至痛恨，希望在异国他乡找到心灵的寄托；另一方面，由于其本国或本民族的文化根基难以动摇，他们又很难与自己所定居并生活在其中的民族国家的文化和社会习俗相融合，因而不得不在痛苦之余把那些埋藏在心灵深处的记忆召唤出来，使之游离于作品的字里行间。”[3]熊式一对国内的政治也表示过不满，然而大陆对他不利的种种政治，并没有打垮他，更没有让他怀恨祖国，反而刺激他在国外不断努力，笔耕不辍地宣扬中国文化精髓，不仅为自己赢得了国际声誉，更让世界更全面地了解中国，为瓦解西方的东方主义作出了贡献。
二、双语创作，沟通中西文化
熊式一一生用中英双语进行交流和创作。根据龚世芬（新西兰）的《关于熊式一》，熊式一的创作生涯大体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学毕业起到一九三二年底出国之前，熊式一用中文翻译了西方诸多名家的英文作品，比如巴蕾、萧伯纳的作品。第二阶段从一九三三年抵英起，至五十年代初。此段时间熊式一旅居英国，用英文创作了《王宝川》、《西厢记》、《大学教授》等剧，并创作了英文小说《天桥》。这几部作品都是用英文写就的关于中国的故事，或为宣传中国文化精髓，或为表达爱国热忱。第三阶段自五十年代移居香港之后至一九九一年与世长辞，熊式一用中文自译了在英期间创作的英文作品，并用中文创作了一系列反应现世的戏剧作品，如《女生外向》、《事过境迁》、《梁上佳人》等。[4] 熊式一一生笔耕不辍，流利地运用中英双语进行翻译和创作，为中国译介西方的名家名著，介绍西方文化和思想，同时为西方国家介绍中国文化、思想及社会现状，打破西方人对中国人刻板而不良的印象，瓦解西方久存的东方主义，让西方公众了解真实的中国人和中国社会。他的文学创作和翻译创作为中西方的文化交流起到了架桥铺路的作用。
三、作品的国际影响力
出国前，熊式一虽翻译了巴蕾、萧伯纳等名家的作品，得徐志摩赏识，但毕竟还未有大成就。然而自一九三二年出国以后，人生际遇大不相同。从第一部英文戏剧《王宝川》在国际上的巨大成功到英文小说《天桥》出版后在西方的洛阳纸贵，熊式一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生一跃而成为蜚声国际的戏剧家，其文学作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不容小觑。
《王宝川》最初的出版和演出虽颇费周折，但最终的成功是超出所有人想象的。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第一次在伦敦的剧院演出，便反响巨大，此后两年多，在伦敦前后上演九百多场，还搬了两三次戏院。在有一千二百多个座位的萨和爱剧场，玛丽皇后曾携儿媳和孙女（后来的伊丽莎白女王二世）亲临观看八次之多。伦敦演出的巨大成功让该剧名声大噪。之后《王宝川》飞越英吉利海峡，在瑞典、捷克、荷兰、爱尔兰、德国等欧洲大陆其它国家相继上演。一九三五年《王宝川》来到美国纽约百老汇的布兹剧院演出——这是中国剧作家第一次把作品搬上百老汇舞台，意义非凡。之后在芝加哥及东西中部和美国西岸各地演出，共计九百多场，在美引起不小的轰动，就连罗斯福总统夫人在观剧之后赞叹不已，亲自接见了熊式一及演出的主要演员，并合影留念。
《王宝川》剧本出版时由伦敦大学英文文学教授亚伯康贝作序，出版后销路甚广，评论界对《王宝川》的反响很不错。 “《西。克。切士忒顿》文学周刊说：‘这是一篇小型的杰构。’《观察者》文学周刊中名诗人爱德猛伯兰敦说：‘这是优美文化的象征。《太阳神》期刊说它是‘一颗头等水色的宝石，而镶嵌得美丽夺目。’《泰晤士星期日》周刊说作者‘是一个难逢难遇的迷幻人的魔术家。’”[1]
此外，《王寶川》在世界其他各国都有译本，而且在各国的大都市都有演出。但是有的译本对原文纂改较大。比如，在荷兰，剧名改为《绣球缘》，主角改名为 “珠川”，认为珍珠比金银更宝贵；在捷克，王宝川改名为“王春泉”；在匈牙利，改名为“王钻川”。各种译本，虽有的改得面目全非，但从另一方面说明该剧影响力实在太广，深受世界人民的喜爱。
《王宝川》的巨大成功并未让熊式一得意忘形，他深知《王宝川》是一出通俗的商业剧，算不上文艺精品。为了让世人真正了解中国文化，熊式一随后花费十一个月的时间逐字逐句译出了元曲精品《西厢记》。出版后，虽不如《王宝川》那般一纸风行，但是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和称赞，并且影响深远。大诗人博莱（GORDON BOTTOMLEY）为之作序赞誉。萧伯纳读完《西厢记》，写信给熊式一道：“我非常之喜欢《西厢记》，比之喜欢《王宝川》多多了！《王宝川》不过是一出普普通通的传奇剧，《西厢记》确是一篇可喜的戏剧诗！可以和我们中古时代戏剧并驾齐驱。却只有中国十三世纪才能产生这种艺术，把它发挥出来。”[1]。熊式一所译的《西厢记》出版三十年后，西方仍找不到一本可读性超乎其上的英译本。西方各大名校亦用《西厢记》作教材。熊在剑桥大学教元曲课时，用《西厢记》做课本。其它英美大学的中文系或亚洲研究系，也有许多用了熊式一译的《西厢记》做教材的。
《大学教授》一剧虽生不逢时，影响流传，却依旧得到名戏作家及诗人唐山尼爵士（Lord Dunsany）恭维备至的序文，并在摩温戏剧节同萧伯纳的戏剧一同上演。之后出版的英文小说《天桥》，再一次把作者推向文学创作的巅峰。 “《天桥》出版的当月就销售一空，不得不在同月再加印，同年就重印了四五次，第二年又重印了四次，最终重印了十次之多，真可谓洛阳纸贵。”[5]之后马上就有法文、德文、西班牙文、瑞典文、捷克文、荷兰文等各种文的译本，在各国问世。可见《天桥》如《王宝川》一般，已流入世界各地，被世界人民所接受。文艺界对《天桥》一直予以好评和赞许。而作者最引以为荣的，是这三个人的重视：一是当时英国桂冠诗人梅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为《天桥》作代序诗，二是大文豪威尔斯（H.G.Wells），在他的著作中对《天桥》的评论，他认为“《天桥》是一本比任何关于目前中国趋势的论著式报告更启发的小说……是一幅完整的、动人心弦的、呼之欲出的图画，描述一个大国家的革命过程”[6]，三是历史学家陈寅恪读后赠诗三首（两首绝句，一首七律）。
熊式一的文学作品在国际上流传深远、影响深广，大大拓宽了他的知名度，使他成为世界性的Shih-I Hsiung。可贵的是，在东方主义风行西方世界的时代，熊式一并不迎合此潮流，即通过丑化中国人而取悦西方人来让自己成功，相反，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忱，为了瓦解西方人眼中刻板丑陋的中国人形象，为了向西方世界重构形象生动而真实的中国人，为了宣扬中国文化精髓，为了让世界了解真正的中国社会而进行创作的。因此，熊式一作品的国际影响力，对在西方世界重构真实的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国际知名友人
根据熊式一的回忆，他自小喜欢“高攀名士”，所以一生之中，知名友人和忘年交，中国的或国外的，非常之多。熊自身为有这些友人而引以为豪，反之，熊能取得如此之成就，在国际上名声斐然，自然少不了这些友人的提携和帮助。
出国之前，熊式一在北京上海南昌等地辗转，以文会友，交往的人大都大他二三十岁，甚至于四十岁，“如林琴南（纾）、张菊生（元济）、黄伯雨（霖）、沈信卿（恩孚）、江问渔（以字行）、黄任之（炎培）、曾农髯（熙）、陈师曾（衡恪）、樊樊山（增祥）、陈半丁（年）、王梦白（云）等”[1]。徐志摩对熊式一也是颇为赏识，当年读完他译的巴蕾戏剧，赞叹不已，并四处宣扬，极力推荐。
出国之后所结交的国外朋友，大都地位颇高或成就斐然。出国到英伦后的第一个朋友是张菊生介绍的骆仕廷（Sir James Lockhart）（曾在香港做过辅政司，香港的洛克道是纪念他的）。后来熊英译《西厢记》，便借用了骆仕廷家的藏书室，通过比较其中的十七种不同版本的《西厢记》，花了十一个月逐字逐句翻译出来。在英伦期间，正值文艺当道时期，而伦敦是全世界的文化中心，熊式一依旧凭借文字，结识了当时不少名家。如“萧伯纳（Berbard Shaw），巴蕾（J.M.Barrie），威尔士（H.G.Wells），平内罗（Sir Arthur Pinero），米恩（A.A.Milne），毛姆（Somerest Maugham）等”[1]。当然还有名校里的教授，如牛津大学的苏提尔（Soothill）教授，霍克斯（David Hawkes）教授，剑桥大学的翟理士教授，伦敦大学的庄士敦（Sir Reginald Johnston）爵士等，这些教授都是名副其实的汉学家，为中西文化交流做了不小的贡献，如庄士敦爵士曾任清朝末代皇帝溥仪的外籍教师，著有《儒家与近代中国》、《佛教中国》等书。翟理士教授，翻译了诸子史籍等，还编纂了汉英大字典。
熊式一最引以为豪的朋友应该是一九二五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八十回忆》的四篇回忆录中有一篇《谈谈萧伯纳》是专门讲他眼中的萧伯纳以及他们之间的交情的。在一个萧伯纳名声享誉世界的时代，每个文人都想攀附他籍他出名。而熊式一作为一名初出茅庐的剧作家，所作的剧作不仅能得到萧的点评，还能和萧的戏剧同台演出（《大学教授》同萧的《查理二世快乐的时代》在英国摩温尔世界文艺戏剧节一同上演），这是多么荣幸的事情；况且私底下，二人虽年龄相距四十多岁，交情却不浅，成为忘年之交，这又是多么难得的缘分。
熊式一一生喜交文人雅士，从幼时的“高攀”名士到出国之后的结交国际知名友人，他所结交的这些友人大都成为他的贵人，为他事业的成功、为他成为世界性的Shih-I Hsiung，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帮助，也是他人生当中不可忽略的一笔财富。
参考文献：
[1]熊式一：《八十回忆》，海豚出版社2010年版，第3、24、23、99、66、4、17页。
[2]姜猛：《熊式一——沉浮海外的双语作家》，《名人传记》2015年第1期。
[3]王宁：《流散文学与文化身份认同》，《社会科学》2006年第11期。
[4]龚世芬：《关于熊式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6年第2期。
[5]熊德輗：《为没有经历大革命时代的人而写》，台湾版序，熊式一《天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
[6]熊式一，香港版序，《天桥》，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