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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叔坚身上有一种大开大合的张力,属于做案头研究的学者,又有点像内敛务实的手艺人。正如他深深认可的道理“艺术离开群众什么都不是”,他的艺术,有浓浓的百姓味儿。令人联想到《平凡的世界》里的孙少平,果敢而内敛,智慧又质朴。看着一位78岁的老者收放自如地比划着他设计的开场、谢幕姿势,随他一起追溯到半个世纪前的青春记忆,想不被他的满腔热忱与天生浪漫感染已经是不可能的了。
走遍老边少,只为一朝进中杂
1951年,他参加了革命。不是革谁的命,而是投入到犹如战斗的国家的文化建设工作中去。出身书香门第的徐叔坚从小练字、读诗书,偏又爱上唱歌、拉小提琴、打腰鼓。在徐叔坚参加了湖南军区益阳军分区宣传队,随后调入湘西永顺军分区文工团后,他找到了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
在湘西永顺军分区文工团,每个文艺战士都是多面手,徐叔坚也一样。他唱歌、跳舞、演戏、吹长号,还分管道具。连队下地方演出、建立人武工作都是文工团分内的工作,那时候他还不到20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直到抗美援朝,部队赴朝,文工团面临集体转业。
1953年,刚好赶上中南区要成立民族歌舞团,需要艺术表演人才。由于这支部队文工团队伍的小伙子帅姑娘靓,专业素质高,于是整个文工团转业至中南民族歌舞团。
中南民族歌舞团还同时吸收了中南文艺学院的舞美、编导、舞蹈教员、声乐骨干进入中南民族歌舞团,徐叔坚对于民间艺术的体验就此开始了。他们走遍了中南区老边少地区(老区、边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当时湖南、海南岛、广东、湛江、海南通什……这些地方与城市相比是两个世界,他们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的模式下生存,是纯粹的原生态。比如黎族妇女还有刺面的习俗。
到这些地方,对于团里打前站的同志是极大的考验。一次,文工团与提前出发联系乡民的同志失去了联系,到了才知道,打前站的小伙子被老乡灌醉,酣睡了两天,大部队到了他还没醒呢。
有的寨子里的乡亲很少,即便只有十几个人,歌舞团也要演。有时候演着演着台下没人看了,都跑到后台稀奇地研究演员、道具去了。徐叔坚他们一路上自己背行军包,每到一处自己搭台,晚上演出挂煤气灯照明。唱歌听不懂,就演舞蹈,节目短小精干,但内容跨度很大,各民族的舞蹈都有。语言基本不能沟通,他们带着翻译。
徐叔坚还记得在一个寨子里,团里年轻的男孩女孩吃过晚饭后那个热啊,问什么原因啊?老乡说:“你们鹿肉吃多了。”各地老乡很喜欢他们,林子里打的鹿肉、蛇肉都送给他们吃。
1954年,徐叔坚正式踏上首都北京的土地,这是他进入中国杂技团之前重要的转折点。在一次巡演结束后,徐叔坚被派到位于北京魏公村的中央民族歌舞团学习。刚好赶上中央民族歌舞团要专业化,扩大队伍的政策,而有着良好群众基础和实践采风经验的中南民族歌舞团就被吸收、合并进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主要任务还是为民族地区服务,西藏、新疆、福建、甘肃、宁夏、内蒙古……凡有少数民族的地方,他们都去,边演出边体验生活。徐叔坚说的“艺术离不开群众”也是在这段时期里深深体会到的。
那一年,采风小组来到云南沧源,和缅甸接壤的地方,这里聚集着佧佤族(现称佤族)。佧佤族历史上有过砍人头祭谷,祈求丰收的习俗,最早他们砍头,不分部落内族人还是外人的头,后来出于同族保护,只砍外部落人的头。许多民族间的械斗积怨都和这有关。解放后,党的宣传教育是破除迷信,中国境内的佧佤族从此不再砍头祭谷了。据说接壤的缅甸佧佤族依旧遵从老的传统。
歌舞团采风小组到了沧源,想从祭祖活动中搜集表演素材。佧佤族人很热情,乐意表演祭祖的舞蹈。于是,天黑以后,火把通明,周围树木挂着牛头,随着巨大木鼓的敲击声,佧佤族人喊着,唱着,跳着,场面震撼。木鼓传出的“轰轰”声震响了整个山谷……据说当天晚上,有很多不知情的缅甸境内的佧佤族人受到惊吓,以为中国境内祭谷又砍头了。事后,已经是政协委员的佧佤族头人,跨过边界澄清了这场误会。
随后,在短暂的休整期,徐叔坚创作了佧佤族刀舞。这是他的第一次创作,为后来的编导身份打开了一扇窗。巡演一直到1964年,前后经历了10年。这时,彭真同志要成立北京文化工作队,从中央文艺单位借人。就这样,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徐叔坚和中央歌舞团、中央歌剧院、京剧团、评剧团的几名同志被借调到北京文化工作队,又叫农村工作队,意在服务北京农村。
门头沟、平谷、密云的深山老林……这些地方给徐叔坚留下很多快乐的回忆。“住在老乡家里,吃派饭,挺好的。”“老婶儿,给你两个(两名演员)啊!”“团里给老乡钱。”徐叔坚的心思正飘在那个年代里,很是陶醉。
“住在集中的时候,那会儿还是穿棉衣的季节。有一天,我不太舒服,留在家里(住老乡的院子)烧炕。老乡拿了好几捆柴火,我把大锅水烧得哗哗开了好几锅了,炕怎么还是凉的呀?我这个着急!接着烧。可是等到晚上啊,没一个人能盖着被子好好睡觉的。土炕慢热,那贴着炕的呢绒袜子都化成坨了。哈哈,以后再也不让徐叔坚烧炕啦!”
农民的生活苦,住在山里,挑水喝,每个人一天就一缸子水。可他们太容易知足了。晒着太阳,想着锅里有饭吃,炕也烧热了,灯也亮了,生活怎这么幸福呢!他们觉着受到了党的温情啊,什么都能给你!徐叔坚说,他和老乡们在一起,就像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感觉,觉得自己渺小,如此渺小。于是这些年轻人是真心实意地为农民服务。他们没有名利思想,不想钱。徐叔坚的爱人在家生孩子,他接到命令,拿起背包就走。“现在回想呀,那会儿怎那么单纯,是好还是不好啊?”他坚定的笑容里已经有了答案。
体验工矿生活期间,徐叔坚凭着体验生活的结果,创作了一场矿工舞——“矿工电车女司机”。同时,他一直配合着政策编排小节目,比如配合计划生育的对口词,农民扫盲的小歌剧等。编导的素材来源于群众,而编排技能有赖于在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学习。专业的培训课提高了这一批文艺工作者的全面素养。1980年,北京市文联的音乐舞蹈家协会准备分建为音乐家协会和舞蹈家协会,有意正式调徐叔坚做驻会干部。时任北京市文化局局长的鲁刚带中国杂技团参加了甘肃的全国比赛,刚刚回京就说:“中国杂技团正需要懂编导的干部,让老徐去中杂吧!”1984年,徐叔坚正式调入中杂,任业务副团长,主抓节目编导。
编导时代
记者:刚到中国杂技团,您一来就负责抓节目,有困难吗?
徐叔坚:多少肯定有。以前杂技是纯手艺演出,技术性很强,但艺术性不够,缺少美术、布景、灯光、服装、道具、音乐、舞蹈等元素的处理,缺乏每个节目和整场晚会的整体构思。这些都是必须解决的。例如:有个魔术节目运用了点“迪斯科”元素,演员把技术和舞蹈感觉融合得很到位。我们党委书记怕我把节目修改得不妥当,反复提醒:“你小心点儿,别犯错误。”我就阳奉阴违地糊弄他。演员到怀仁堂演出的时候,我让他们按照加入舞蹈的形式演!结果,领导们反应特别好。皆大欢喜。
记者:也就是说,您是在杂技中融入舞蹈元素的第一人?
徐叔坚:准确地说是第一批人中的一员吧。不过说起来可怜,那会儿的多数节目只能戴帽穿靴,加个头尾修饰。不像现在,舞蹈元素可渗透到某些技术动作中。沙宝亮等的小坛子,我和王静江(舞蹈老师)把他的动作舞蹈化,加入一些舞步,让动作更美,更舒展,在国际上获了奖。老艺术家接受不了动他的技能,那是砸他的饭碗呀!所以只能在亮相、舞姿上修饰。最令我得意的是,我帮忙调入了两名业务能力很强的舞蹈老师,一位是丁素琴,一位是王静江。中杂能有今天的舞蹈基础,也多亏他们。
只是艺人对舞蹈接受需要过程。就像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的,新文化元素和杂技的综合在理论上没有问题,但在杂技的实际运用中,取决于艺人对杂技未来发展的认识。
记者:您算是半路到中国杂技团,但也算是老中杂人了吧?
徐叔坚:当然啦!在调入中杂之前,我就帮他们做过马戏演出。我当时在中央民族歌舞团当演员,齐凤林那会儿还是学生呢。哈哈,说起来我编导了他们四代人的节目,从尹钰宏,到现在的小孩儿,很有感情啊。
记者:您是怎么做马戏演出的?
徐叔坚:我想做成具有中国气魄的马戏演出,当时缺的就是一个大的马戏剧院。“文革”后恢复马戏,中国杂技团演马戏在工人体育馆,那里好!
我想到要强调中国马戏的民族化。我们有马术、高空、训熊、训猴、训狗等节目,综合起来搞了一场马圈形式的演出。场子四周挂满京剧里的大旗子,很有气魄。以前老艺人演完扭头就跑,那一次艺人向观众亮相、出场、谢幕等都是我手把手教的,该快快,该慢慢,增强了张力。
记者:老艺人的节目,您说不好大修改,但还是多少有些变化吧?
徐叔坚:有的,比如集体武术。以前是前面的人耍,后面的人站着看。我让表演人和背景人有关系,前面这个人演,后面的几个人互相依傍表现孔雀开屏的背景,整体看很丰富。
可惜的是,不少老艺人的绝活理不出一个规范,没有规范就不好传承。
记者:您怎么想到要搞一场老北京天桥的杂技晚会呢?
徐叔坚:老北京天桥的晚会是在1998年演的。搞了几场大晚会之后我想找点反差,戏剧舞美出现过乞丐潮流,很符合我的创意——让杂技返璞归真。另外还有十几个人年纪比较大了没事干,台上不能只是孩子,难道三四十岁的演员就不能演了?他们要演一定有他们的味道,杂技演员的生命不该这么早就画上句号。
我让演员开口,乐队摆在舞台上,像撂地、堂会一样。一张八仙桌,乐队几个人坐在边上。台上有两个道具支点,一个支点是土堆,后面搭了棚子放音响;另一个支点是木桩,鞭炮,用来模拟打雷、下雨声音的三合板,都暴露在这儿。道具师穿着褡裢,在台上就像看热闹的老百姓。这些布景通通为了衬托杂技。比如魔术里要变一把伞,那后面就得下雨呀!这是话剧里常用的表现元素,但话剧不会把道具和道具师摆在舞台上,我把他们推上去当作一种观赏,让观众觉得好玩儿。
而主持人呢,坐在台上看,也像观众一样。他一边看一边解释,气氛好极了。这哪儿还像杂技晚会啊,就像小戏剧。
记者:也许修饰的边边角角很难量化,但一个节目就看出您带来新元素的重要性。这出戏最让您得意的创新是什么?
徐叔坚:以前的演出,衣服的颜色都很鲜艳,我想这次打破常规。北京的灰色很漂亮,有中灰、银灰,还有铁灰。我让服装设计师罗玲想办法,只有新娘装、花轿和八仙桌的围子是红的,其他都用灰色。女人衣服可以结合蓝色扎染,但男的服装一律是黑白灰。整合出来的效果,绝不是这几个颜色,好看极了!
有些台词,真令我情有独钟。现在也稀奇,那时候写得怎么就那么手到擒来。“嘿!锣声响,我上了台,欢迎各位到这里来。来的人真不少,我向大家问声好。往里走,往台上瞧,逛逛北京的老天桥。老天桥,啥都有,十样杂耍有高手。像堂会,像撂地,咂巴咂巴这北京味儿……”我构思了一个晚上,一气呵成。这场演出只花了几万块钱。演员很争气,在北京一炮打响了。
记者:谈一场您导演的大型杂技演出吧?
徐叔坚:那就是《中华魂——唐人百戏》了。当音乐开始,背景幕布慢慢落下来,喇嘛从观众席两边往台上走。看着雪山往上升,渐渐露出耀眼的金殿,台上还飘着雪花,圣洁、恢宏的感觉就出来了。这时候,从幕布中间的洞里走出来一队仙女,她们是蹬伞的演员,穿过前后云层的幕布(之间隔了五六米),往观众方向走。伞是金殿屋顶的形状,一直都作为金殿的一个部分。
那一次玩得很过瘾,回想起来净自我陶醉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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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遍老边少,只为一朝进中杂
1951年,他参加了革命。不是革谁的命,而是投入到犹如战斗的国家的文化建设工作中去。出身书香门第的徐叔坚从小练字、读诗书,偏又爱上唱歌、拉小提琴、打腰鼓。在徐叔坚参加了湖南军区益阳军分区宣传队,随后调入湘西永顺军分区文工团后,他找到了一方属于自己的天地。
在湘西永顺军分区文工团,每个文艺战士都是多面手,徐叔坚也一样。他唱歌、跳舞、演戏、吹长号,还分管道具。连队下地方演出、建立人武工作都是文工团分内的工作,那时候他还不到20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
直到抗美援朝,部队赴朝,文工团面临集体转业。
1953年,刚好赶上中南区要成立民族歌舞团,需要艺术表演人才。由于这支部队文工团队伍的小伙子帅姑娘靓,专业素质高,于是整个文工团转业至中南民族歌舞团。
中南民族歌舞团还同时吸收了中南文艺学院的舞美、编导、舞蹈教员、声乐骨干进入中南民族歌舞团,徐叔坚对于民间艺术的体验就此开始了。他们走遍了中南区老边少地区(老区、边区、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当时湖南、海南岛、广东、湛江、海南通什……这些地方与城市相比是两个世界,他们还处在刀耕火种的原始社会的模式下生存,是纯粹的原生态。比如黎族妇女还有刺面的习俗。
到这些地方,对于团里打前站的同志是极大的考验。一次,文工团与提前出发联系乡民的同志失去了联系,到了才知道,打前站的小伙子被老乡灌醉,酣睡了两天,大部队到了他还没醒呢。
有的寨子里的乡亲很少,即便只有十几个人,歌舞团也要演。有时候演着演着台下没人看了,都跑到后台稀奇地研究演员、道具去了。徐叔坚他们一路上自己背行军包,每到一处自己搭台,晚上演出挂煤气灯照明。唱歌听不懂,就演舞蹈,节目短小精干,但内容跨度很大,各民族的舞蹈都有。语言基本不能沟通,他们带着翻译。
徐叔坚还记得在一个寨子里,团里年轻的男孩女孩吃过晚饭后那个热啊,问什么原因啊?老乡说:“你们鹿肉吃多了。”各地老乡很喜欢他们,林子里打的鹿肉、蛇肉都送给他们吃。
1954年,徐叔坚正式踏上首都北京的土地,这是他进入中国杂技团之前重要的转折点。在一次巡演结束后,徐叔坚被派到位于北京魏公村的中央民族歌舞团学习。刚好赶上中央民族歌舞团要专业化,扩大队伍的政策,而有着良好群众基础和实践采风经验的中南民族歌舞团就被吸收、合并进中央民族歌舞团。中央民族歌舞团的主要任务还是为民族地区服务,西藏、新疆、福建、甘肃、宁夏、内蒙古……凡有少数民族的地方,他们都去,边演出边体验生活。徐叔坚说的“艺术离不开群众”也是在这段时期里深深体会到的。
那一年,采风小组来到云南沧源,和缅甸接壤的地方,这里聚集着佧佤族(现称佤族)。佧佤族历史上有过砍人头祭谷,祈求丰收的习俗,最早他们砍头,不分部落内族人还是外人的头,后来出于同族保护,只砍外部落人的头。许多民族间的械斗积怨都和这有关。解放后,党的宣传教育是破除迷信,中国境内的佧佤族从此不再砍头祭谷了。据说接壤的缅甸佧佤族依旧遵从老的传统。
歌舞团采风小组到了沧源,想从祭祖活动中搜集表演素材。佧佤族人很热情,乐意表演祭祖的舞蹈。于是,天黑以后,火把通明,周围树木挂着牛头,随着巨大木鼓的敲击声,佧佤族人喊着,唱着,跳着,场面震撼。木鼓传出的“轰轰”声震响了整个山谷……据说当天晚上,有很多不知情的缅甸境内的佧佤族人受到惊吓,以为中国境内祭谷又砍头了。事后,已经是政协委员的佧佤族头人,跨过边界澄清了这场误会。
随后,在短暂的休整期,徐叔坚创作了佧佤族刀舞。这是他的第一次创作,为后来的编导身份打开了一扇窗。巡演一直到1964年,前后经历了10年。这时,彭真同志要成立北京文化工作队,从中央文艺单位借人。就这样,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徐叔坚和中央歌舞团、中央歌剧院、京剧团、评剧团的几名同志被借调到北京文化工作队,又叫农村工作队,意在服务北京农村。
门头沟、平谷、密云的深山老林……这些地方给徐叔坚留下很多快乐的回忆。“住在老乡家里,吃派饭,挺好的。”“老婶儿,给你两个(两名演员)啊!”“团里给老乡钱。”徐叔坚的心思正飘在那个年代里,很是陶醉。
“住在集中的时候,那会儿还是穿棉衣的季节。有一天,我不太舒服,留在家里(住老乡的院子)烧炕。老乡拿了好几捆柴火,我把大锅水烧得哗哗开了好几锅了,炕怎么还是凉的呀?我这个着急!接着烧。可是等到晚上啊,没一个人能盖着被子好好睡觉的。土炕慢热,那贴着炕的呢绒袜子都化成坨了。哈哈,以后再也不让徐叔坚烧炕啦!”
农民的生活苦,住在山里,挑水喝,每个人一天就一缸子水。可他们太容易知足了。晒着太阳,想着锅里有饭吃,炕也烧热了,灯也亮了,生活怎这么幸福呢!他们觉着受到了党的温情啊,什么都能给你!徐叔坚说,他和老乡们在一起,就像站在天安门广场上的感觉,觉得自己渺小,如此渺小。于是这些年轻人是真心实意地为农民服务。他们没有名利思想,不想钱。徐叔坚的爱人在家生孩子,他接到命令,拿起背包就走。“现在回想呀,那会儿怎那么单纯,是好还是不好啊?”他坚定的笑容里已经有了答案。
体验工矿生活期间,徐叔坚凭着体验生活的结果,创作了一场矿工舞——“矿工电车女司机”。同时,他一直配合着政策编排小节目,比如配合计划生育的对口词,农民扫盲的小歌剧等。编导的素材来源于群众,而编排技能有赖于在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学习。专业的培训课提高了这一批文艺工作者的全面素养。1980年,北京市文联的音乐舞蹈家协会准备分建为音乐家协会和舞蹈家协会,有意正式调徐叔坚做驻会干部。时任北京市文化局局长的鲁刚带中国杂技团参加了甘肃的全国比赛,刚刚回京就说:“中国杂技团正需要懂编导的干部,让老徐去中杂吧!”1984年,徐叔坚正式调入中杂,任业务副团长,主抓节目编导。
编导时代
记者:刚到中国杂技团,您一来就负责抓节目,有困难吗?
徐叔坚:多少肯定有。以前杂技是纯手艺演出,技术性很强,但艺术性不够,缺少美术、布景、灯光、服装、道具、音乐、舞蹈等元素的处理,缺乏每个节目和整场晚会的整体构思。这些都是必须解决的。例如:有个魔术节目运用了点“迪斯科”元素,演员把技术和舞蹈感觉融合得很到位。我们党委书记怕我把节目修改得不妥当,反复提醒:“你小心点儿,别犯错误。”我就阳奉阴违地糊弄他。演员到怀仁堂演出的时候,我让他们按照加入舞蹈的形式演!结果,领导们反应特别好。皆大欢喜。
记者:也就是说,您是在杂技中融入舞蹈元素的第一人?
徐叔坚:准确地说是第一批人中的一员吧。不过说起来可怜,那会儿的多数节目只能戴帽穿靴,加个头尾修饰。不像现在,舞蹈元素可渗透到某些技术动作中。沙宝亮等的小坛子,我和王静江(舞蹈老师)把他的动作舞蹈化,加入一些舞步,让动作更美,更舒展,在国际上获了奖。老艺术家接受不了动他的技能,那是砸他的饭碗呀!所以只能在亮相、舞姿上修饰。最令我得意的是,我帮忙调入了两名业务能力很强的舞蹈老师,一位是丁素琴,一位是王静江。中杂能有今天的舞蹈基础,也多亏他们。
只是艺人对舞蹈接受需要过程。就像我在一篇文章里说的,新文化元素和杂技的综合在理论上没有问题,但在杂技的实际运用中,取决于艺人对杂技未来发展的认识。
记者:您算是半路到中国杂技团,但也算是老中杂人了吧?
徐叔坚:当然啦!在调入中杂之前,我就帮他们做过马戏演出。我当时在中央民族歌舞团当演员,齐凤林那会儿还是学生呢。哈哈,说起来我编导了他们四代人的节目,从尹钰宏,到现在的小孩儿,很有感情啊。
记者:您是怎么做马戏演出的?
徐叔坚:我想做成具有中国气魄的马戏演出,当时缺的就是一个大的马戏剧院。“文革”后恢复马戏,中国杂技团演马戏在工人体育馆,那里好!
我想到要强调中国马戏的民族化。我们有马术、高空、训熊、训猴、训狗等节目,综合起来搞了一场马圈形式的演出。场子四周挂满京剧里的大旗子,很有气魄。以前老艺人演完扭头就跑,那一次艺人向观众亮相、出场、谢幕等都是我手把手教的,该快快,该慢慢,增强了张力。
记者:老艺人的节目,您说不好大修改,但还是多少有些变化吧?
徐叔坚:有的,比如集体武术。以前是前面的人耍,后面的人站着看。我让表演人和背景人有关系,前面这个人演,后面的几个人互相依傍表现孔雀开屏的背景,整体看很丰富。
可惜的是,不少老艺人的绝活理不出一个规范,没有规范就不好传承。
记者:您怎么想到要搞一场老北京天桥的杂技晚会呢?
徐叔坚:老北京天桥的晚会是在1998年演的。搞了几场大晚会之后我想找点反差,戏剧舞美出现过乞丐潮流,很符合我的创意——让杂技返璞归真。另外还有十几个人年纪比较大了没事干,台上不能只是孩子,难道三四十岁的演员就不能演了?他们要演一定有他们的味道,杂技演员的生命不该这么早就画上句号。
我让演员开口,乐队摆在舞台上,像撂地、堂会一样。一张八仙桌,乐队几个人坐在边上。台上有两个道具支点,一个支点是土堆,后面搭了棚子放音响;另一个支点是木桩,鞭炮,用来模拟打雷、下雨声音的三合板,都暴露在这儿。道具师穿着褡裢,在台上就像看热闹的老百姓。这些布景通通为了衬托杂技。比如魔术里要变一把伞,那后面就得下雨呀!这是话剧里常用的表现元素,但话剧不会把道具和道具师摆在舞台上,我把他们推上去当作一种观赏,让观众觉得好玩儿。
而主持人呢,坐在台上看,也像观众一样。他一边看一边解释,气氛好极了。这哪儿还像杂技晚会啊,就像小戏剧。
记者:也许修饰的边边角角很难量化,但一个节目就看出您带来新元素的重要性。这出戏最让您得意的创新是什么?
徐叔坚:以前的演出,衣服的颜色都很鲜艳,我想这次打破常规。北京的灰色很漂亮,有中灰、银灰,还有铁灰。我让服装设计师罗玲想办法,只有新娘装、花轿和八仙桌的围子是红的,其他都用灰色。女人衣服可以结合蓝色扎染,但男的服装一律是黑白灰。整合出来的效果,绝不是这几个颜色,好看极了!
有些台词,真令我情有独钟。现在也稀奇,那时候写得怎么就那么手到擒来。“嘿!锣声响,我上了台,欢迎各位到这里来。来的人真不少,我向大家问声好。往里走,往台上瞧,逛逛北京的老天桥。老天桥,啥都有,十样杂耍有高手。像堂会,像撂地,咂巴咂巴这北京味儿……”我构思了一个晚上,一气呵成。这场演出只花了几万块钱。演员很争气,在北京一炮打响了。
记者:谈一场您导演的大型杂技演出吧?
徐叔坚:那就是《中华魂——唐人百戏》了。当音乐开始,背景幕布慢慢落下来,喇嘛从观众席两边往台上走。看着雪山往上升,渐渐露出耀眼的金殿,台上还飘着雪花,圣洁、恢宏的感觉就出来了。这时候,从幕布中间的洞里走出来一队仙女,她们是蹬伞的演员,穿过前后云层的幕布(之间隔了五六米),往观众方向走。伞是金殿屋顶的形状,一直都作为金殿的一个部分。
那一次玩得很过瘾,回想起来净自我陶醉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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