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和友人闲聊。言及顾随，都不禁为之扼腕，觉得对这样天才的艺术鉴赏家，知道得太晚了。几年前曾拜访过叶嘉莹先生，那一次谈话。得知她的学识，有许多是来自于顾随的暗示，这才留心到这位已逝的前辈。后来，陆续读到张中行、周汝昌、史树青等文化前辈怀念顾随的文章，便隐隐感受到了一个特别的精神存在。一个人死去几十年后，仍被不断提及，便也证明了一种力量。可惜，许久以来，他的文字在书界早已难觅了。
　　直到《顾随文集》问世的时候，才得以窥见他的风采。那真是一个诱人的存在，他的为诗、为文，以及为人。都有着别人难及之处。
　　顾随不仅艺术天分高。能写很漂亮的诗话，而且更重要的是他的见识不俗，常言他人难言之语。于迷津之中，道出玄机，给人豁然开朗的惊喜。这样的学人，在今天，已不多见了。
　　顾随是典型的“京派学人”，与周作人那个圈子里的人很熟悉，但他看人看事，并不以权威眼里的是非为是非，而是有特立独行的一面的。他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在“苦雨斋”里也执弟子之礼。周氏的学生们对老师恭恭敬敬，像俞平伯、沈启无，甚至对周作人有崇拜感。顾随则以平常目光视之，对苦雨斋主人的短长颇为清楚。虽然在学问上，多少受到周作人的影响，但在那个圈子里，顾氏应该说是个“鲁迅党”的一员，虽然他和鲁迅并无什么交往。
　　他毕生从事教书工作，但对创作又别有情怀。一直关注文坛的动态。自己也写过小说、散文，而尤以古诗词多见功力。冯至先生说他：“多才多艺，写诗、填词、作曲，都创有新的境界；小说、信札，也独具风格；教学、研究、书法，无一不取得优越的成就；只是他有一时期说禅论道，我与此无缘，不敢妄置一词。但除此以外，他偶尔也写点幽默文字、调侃词章。既讽世，也自嘲。”
　　顾随生于1897年，河北人，字羡季。笔名苦水，晚年号驼庵。他在北大读书时，大概就认识了周作人。不过，那时他对周氏的印象，远不及鲁迅。看他的书信、日记以及学术文章，言及鲁迅处很多。对周作人却很少提及。偶涉苦雨斋主人，还略带批评，看法是很奇特的。
　　上世纪20年代后期，当他涉足到周作人的圈子里时，对诸位的感觉，很有分寸。不像废名、俞平伯那么醉心。他的书信，多次写有对钱玄同、周作人的感受，这些，已成了珍贵的文献资料。
　　顾随的审美情调与治学方式，与周作人圈子的风格，略微相同。比如都深恶八股，为文与为人。以诚信为本，此其一；看书精而杂，喜欢人生哲学，其谈禅的文章，我以为超出废名、俞平伯。有大智存焉，此其二；他谈艺论文，与周作人思想时有暗合之处，如主张“诗人必须精神有闲”等等，不为功利所累，此其三。
　　但顾氏在根底上，又是位诗人。对为学术而学术，或说以学术而自恋的生活，不以为然。虽身在北平，但心却神往上海的鲁迅，以为“鲁夫子”的世界，才是知识人应有的情怀。自上世纪20年代起。他便有意搜集鲁迅的作品，无论创作还是译作，都很喜欢。有时甚至达到崇仰的地步，并以大师视之。顾随谈及周氏兄弟，佩服的是周作人的读书之多。敬仰的是鲁迅的精神状态，以为后者的超迈。虽可望而不可即也。
　　周作人生前，与顾随的交往止于一般友人的礼仪，并非像对废名、江绍原那么热情。但他读鲁迅著作，就是另一种状态。1942年，翻阅鲁迅的译作《译丛补》时，顾随就感动不已，说出这样的感慨：“《译丛补》自携来之后，每晚灯下读之，觉大师精神面貌仍然奕奕如在目前。底页上那方图章，刀法之秀润，颜色之鲜明，也与十几年前读作者所著他书时所看见的一样。然而大师的墓上是已有宿草了。自古皆有死，在大师那样地努力过而死，大师虽未必(而且也决不)觉得满足，但是后一辈的我们，还能再向他作更奢的要求吗?想到这里。再环顾四周，真有说不出的悲哀与惭愧。”
　　我相信，顾随的感觉是真实的。他对周氏兄弟的判断，十分到位。顾氏生活于学人的圈子，能悟出其中的冷暖。看到己身的不足。这就很有几分哲人气。顾氏于平淡中又能生出奇拔的超逸情怀。与喜欢鲁迅不无关系。顾随的文章。每每被后人提及，且喜好者甚多。那是见解的不俗所致。至少比起周作人的诸多弟子的文章，是有可咏叹者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