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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赵保路近40年的科研生涯中，从没碰到过一个项目像“戒烟滤嘴研究”这样折磨人。
作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赵保路在这项研究中，除了科学问题外，时刻承受着缺乏经费的压力，并因此得罪了一些烟草界的“老朋友”。这位研究员未来在烟草界获得课题的机会也随之降低。
2010年5月，《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刊登的赵保路及其同事关于茶质滤嘴的论文称，茶质滤嘴可明显降低吸烟产生的有害物质。
赵保路很快发现，相比说服烟草企业应用这项成果，在研究过程中遭遇的难题，都成了“小儿科”。
从世界烟草行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围绕吸烟与健康的关系，控烟界与烟草商始终在竭力争夺科学阵地，明争暗斗中积累了太多宿怨。而中国的控烟研究，除了遭遇烟草企业的冷遇之外，其经费来源又主要掌握在与烟草企业利益攸关的国家烟草专卖局手中，更是无米下炊，难有作为。
赵保路的挫折
当一根香烟被点燃时，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这些自由基分子非常活泼，具有致癌作用。赵保路正是以吸烟作为研究模型，进行自由基的生物学和天然抗氧化剂研究。
1988年，赵保路找到北京卷烟厂，劝说其开始国内最早在香烟中消除自由基的实验和生产，实验得到了北京市科委的10万元经费支持，北京卷烟厂也陆续投入了五六十万元。他们将茶叶成分中去除自由基作用最强的茶多酚，放到了香烟滤嘴之中。研究持续到1995年，最终开发出中南海低自由基香烟，且上市销售。
然而，赵保路跟踪研究发现，这种香烟并不能减少烟草对人体的危害，由于其口味淡，很多吸烟者的吸烟量反而增多。于是，赵保路的研究团队将研究方向转变为去除烟瘾。
他以为，凭借他在烟草界的人脉和研究本身的意义，经费应该不用发愁。但当他申请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经费时，“至少三次，申请报告递交上去后就没有音讯。”赵保路对《财经》记者说，圈内人告诉他，“你做烟草减害的研究，会非常受欢迎，如果是戒烟研究，免谈。”
而他另辟蹊径的结果，也是一无所获。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卫生部，都没有支持戒烟研究的项目，“与烟草相关的重大科研项目经费，基本由烟草专卖局掌握”。最终，他只好从其主持的其他两个项目中“挪用”一些经费，以开展戒烟研究。
经过反复实验，赵保路团队从茶叶中找到了另一种成分——茶氨酸，在老鼠身上的戒烟试验效果不错，之后他与北京军区总医院合作，开展了含有茶氨酸的茶质滤嘴去除烟瘾的临床试验。
2010年，赵保路在《中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茶质滤嘴的祛烟瘾减害作用研究》。
为使这项技术得到应用，赵保路专门到武汉黄鹤楼卷烟厂作过一个报告，他尽可能弱化成果对烟草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强调烟草行业的“挑战和机遇”，仍旧反映寥寥。
几家医疗公司也曾主动与赵保路联系，提出将茶质滤嘴产业化。但有一个前提条件：把去除烟瘾的功能去掉，只保留减害功能。
在赵保路看来，“这么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最初的想法是在制烟过程中，直接将茶质滤嘴接到香烟上，这显然必须得到烟草公司的支持。遇阻后，他转而开发烟嘴型产品，使吸烟者吸烟时能自行把烟嘴接上。相比前一种形式，烟嘴的推广自然困难许多。
谁控制了研究经费
茶质滤嘴的命运，并非个别现象。中国在控烟研究方面整体上经费不足，且体制扭曲。
目前中国的科研经费主要来源是国家财政拨款和企业资助两方面。财政拨款的执行者和管理者主要是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但两者都没有与烟草相关的项目。
此外，在国家科技计划体系中，还设有社会公益研究专项，以实现财政对于科技公共领域的支持。2005年，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申报的“卷烟安全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项目，获得该专项计划的资助，但这是与烟草相关的唯一入选项目。
2006年，中央财政设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财政部与科技部共同制定了管理试行办法。但在试点的十个领域中，未包括烟草行业。
而且，这一公益专项经费仍由各行业主管部门来组织审核。虽然要求其组织来自行业主管部门以外的相关部门管理代表、来自行业协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方面的科技、管理、经济等领域专家，成立专项经费管理咨询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一般不少于九人，但又允许其中60％可以来自本部门或直属单位。委员会主任也须由行业主管部门领导担任。这意味着，就算烟草研究纳入专项经费范围，仍是由烟草专卖管理局系统来主导。
一位烟草系统内部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烟草局在批准立项时会特意回避一些有争议的项目，诸如吸烟有害问题等引起较大社会影响的项目不会获批。
而在与公众卫生相关的卫生部，此类项目也很少。
实际上，2006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后，围绕由谁来领导履约工作，曾发生过一些管理机构之间的微妙调整。一开始主导权在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当时，烟草专卖管理局的意见和卫生部的意见还是比较平衡的，到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中国在烟草控制中的领导机构转变为工信部，卫生系统的声音即有所黯淡。
此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虽设有控烟办公室，但主要致力于宣传、普及知识，也没有经费支持相关课题。据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现任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宜群测算，财政每年拨给各级疾控中心的控烟经费总额约2000万元，其中还包括参与《公约》的会费和各种会议费用等。以烟草大省云南为例，每年中央财政以转移支付的方式补助控烟项目经费仅为37万元。
企业资助，是另外一条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
吴宜群介绍，十几年前，她所在的预防医学科学院承担过烟草公司资助的两个项目，研究烟草职业人群所受到的工作环境伤害，结果出来后，烟草公司要求先审查，“对它不利就不让发表”。
中国烟草学会学术部主任韩希昌却叙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版本，“预防医学科学院的项目做完后，必须说吸烟有害，如果得出结论（毒害性）很小或者无害，数据就不发表。”
不愉快的合作经历，让双方都失去了继续控烟合作研究的信任与诚意。
与国内烟草科研领域的恩怨类似，美国人理查德·克鲁格在其撰写的《烟草的命运》一书中，也描述了美国烟草公司在支持相关科研方面的微妙心态：美国烟草公司资助一些研究项目，这些研究寻求可能引起疾病的其他原因——假设不是由吸烟导致的。
总的来说，这些项目是为了应付公众对烟草进行的攻击，或者应付诉讼而采取的动作。最糟糕的是，在那些受赞助的研究人员非常接近获得成果时，往往引起了烟草赞助商的不安，从而突然撤销赞助。
尽管国外亦纷争不少，但是“所有关于吸烟与健康的论文，95％以上都是国外做的”。韩希昌说。
这一数据，也印证了中国控烟研究经费和研究力量的相形更为短缺。
国际基金会是另外一条可能的经费渠道，像吴宜群所在的北京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根本无法获得政府的经费支持，主要靠国外基金会的支持，但程序复杂，数量也很小。
研究歧途
事实上，国内烟草科研经费总量还是逐年增加的。根据《2009年全国烟草工作会议报告》的数据，2008年全年行业科技经费投入达16.94亿元，同比增长27.2％；而中国烟草学会编著的《2009-2010烟草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报告》表明，2009年用于烟草科学技术研究的科技投入，达到30多亿元。
但在上述体制的束缚下，即使申请到与烟草研究相关的经费，也往往与控烟无干。
上述烟草专卖管理内部人士说，总局有审批的权限，地方烟草局公司和所属研究院，也有一些审批权限，但获批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两类：一是科技类，就是卷烟工艺研究；另一个是营销方面的研究。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烟草科研经费大量投入的方向就是：烟草改良、遗传育种、烟草病虫害防治、卷烟加工工艺和烟用香料等研究。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方始兴起降低焦油含量等减害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后增挂“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研究所”牌子。2008年5月，该所组建成立吸烟与健康研究中心，吸纳了烟草化学、卫生防疫学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研究人员。该中心主任张怀宝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其成立正是源于烟草业近年来受到的外界压力大。但是，做除瘾研究肯定还是“拿不到经费的”。
根据中国烟草学会数据，截至2009年底，中国烟草行业已公开、公告的烟草技术类专利累计达到2891件。这众多技术突破主要是推动了烟草经济的发展，在控烟科研上却了无贡献。
“其根本思路是怎么提高产量，提高香味口感。”赵保路说。
早在2003年的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上，国家烟草专卖局就提出“科教兴烟”战略，并在当年颁发的《中国卷烟科技发展纲要》中，明确将中草药及其提取液的添加，列为中式卷烟的自主核心技术。因此，添加剂减害降焦技术成为国内烟草科研的热点和重点，包括对各种生物添加剂、各类中草药添加剂、各类无机材料添加剂等的研究。截至2009年，全国卷烟焦油量加权平均值已下降到12.2毫克/支，从1983年至2009年年底共降低了15.97毫克/支，平均每年下降幅度为0.56毫克/支。
但国家烟草专卖局力推的添加剂减害降焦科研战略，也受到科学界一些人士的质疑。在一些业内专家看来，将中草药提取物与烟草一起点燃，其成分经历了复杂的物理和化学变化，可能会产生新的有毒物质，这至少需要有长期的跟踪研究和临床试验。
2003年1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北京组织了对某品牌香烟的成果鉴定会，该品牌香烟中添加了一种中草药，以实现降焦减害的目的。
作为受邀的评审专家赵保路在会上质疑，将中草药添加到烟丝里，燃烧所产生的有害物质是什么，是否对此做过检测？课题组专家答辩称，“危害总量是减少了。”赵保路继续追问，“新产生的危害有没有做研究？”对方未能作出充分答复。
2010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刊物《癌症流行病学、生物标识及预防》杂志刊登了名为《中草药卷烟和普通卷烟一样具有致癌性和成瘾性》的论文，该研究结果发现，吸中草药香烟和吸普通香烟的吸烟者体内的尼古丁水平和致癌物质水平并无差别。
上述《烟草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报告》亦承认：与国外相比，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烟草行业内部，对行业外研究资源利用不足，致使基础研究力量相对不足，研究水平相对落后。
“没有安全的卷烟。”吴宜群认为，烟草业的目的就在于通过醒目标注低焦油和尼古丁水平来麻痹吸烟者对健康风险的警觉。
从心理学的角度，亦可解释减害降焦研究效果不彰的原因。首先为了获得所需的尼古丁含量，吸烟者在吸低焦油香烟时会吸得更深、更频繁。其次是吸低焦油香烟者的戒烟意愿降低。根据美国1986年成人吸烟行为的现况调查研究显示，吸低焦油卷烟人群的戒烟率低于吸普通卷烟的人。
事实上，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即开始所谓的“降焦竞赛”。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卷烟的标准焦油量在过去50多年时间里降低了近60％，但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证实，烟草相关疾病的风险并没有下降。
在中国，烟草导致的健康危害已使其社会经济效应呈负值，2010年，其社会净效益已由1998年时的正1.5亿元降至负600亿元。而近年来，作为税利大户，烟草行业每年对国家财政的贡献率都在7％以上，2010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6045.52亿元，这让政府很难有控烟决心。
实际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目前各国政府通过征收烟草消费税获得了近1330亿美元的收入，但用于烟草控制的资金却不足10亿美元。相较之下，中国的控烟经费距离这一本已很低的比例还有很大差距。
本刊记者王宁宁对此文亦有贡献
作为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赵保路在这项研究中，除了科学问题外，时刻承受着缺乏经费的压力，并因此得罪了一些烟草界的“老朋友”。这位研究员未来在烟草界获得课题的机会也随之降低。
2010年5月，《中国科学·生命科学》杂志以封面文章的形式，刊登的赵保路及其同事关于茶质滤嘴的论文称，茶质滤嘴可明显降低吸烟产生的有害物质。
赵保路很快发现，相比说服烟草企业应用这项成果，在研究过程中遭遇的难题，都成了“小儿科”。
从世界烟草行业的发展历程来看，围绕吸烟与健康的关系，控烟界与烟草商始终在竭力争夺科学阵地，明争暗斗中积累了太多宿怨。而中国的控烟研究，除了遭遇烟草企业的冷遇之外，其经费来源又主要掌握在与烟草企业利益攸关的国家烟草专卖局手中，更是无米下炊，难有作为。
赵保路的挫折
当一根香烟被点燃时，会产生大量的自由基。这些自由基分子非常活泼，具有致癌作用。赵保路正是以吸烟作为研究模型，进行自由基的生物学和天然抗氧化剂研究。
1988年，赵保路找到北京卷烟厂，劝说其开始国内最早在香烟中消除自由基的实验和生产，实验得到了北京市科委的10万元经费支持，北京卷烟厂也陆续投入了五六十万元。他们将茶叶成分中去除自由基作用最强的茶多酚，放到了香烟滤嘴之中。研究持续到1995年，最终开发出中南海低自由基香烟，且上市销售。
然而，赵保路跟踪研究发现，这种香烟并不能减少烟草对人体的危害，由于其口味淡，很多吸烟者的吸烟量反而增多。于是，赵保路的研究团队将研究方向转变为去除烟瘾。
他以为，凭借他在烟草界的人脉和研究本身的意义，经费应该不用发愁。但当他申请国家烟草专卖局的经费时，“至少三次，申请报告递交上去后就没有音讯。”赵保路对《财经》记者说，圈内人告诉他，“你做烟草减害的研究，会非常受欢迎，如果是戒烟研究，免谈。”
而他另辟蹊径的结果，也是一无所获。在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卫生部，都没有支持戒烟研究的项目，“与烟草相关的重大科研项目经费，基本由烟草专卖局掌握”。最终，他只好从其主持的其他两个项目中“挪用”一些经费，以开展戒烟研究。
经过反复实验，赵保路团队从茶叶中找到了另一种成分——茶氨酸，在老鼠身上的戒烟试验效果不错，之后他与北京军区总医院合作，开展了含有茶氨酸的茶质滤嘴去除烟瘾的临床试验。
2010年，赵保路在《中国科学》杂志发表论文《茶质滤嘴的祛烟瘾减害作用研究》。
为使这项技术得到应用，赵保路专门到武汉黄鹤楼卷烟厂作过一个报告，他尽可能弱化成果对烟草行业带来的负面影响，而强调烟草行业的“挑战和机遇”，仍旧反映寥寥。
几家医疗公司也曾主动与赵保路联系，提出将茶质滤嘴产业化。但有一个前提条件：把去除烟瘾的功能去掉，只保留减害功能。
在赵保路看来，“这么做，就没有什么意义了”。
他最初的想法是在制烟过程中，直接将茶质滤嘴接到香烟上，这显然必须得到烟草公司的支持。遇阻后，他转而开发烟嘴型产品，使吸烟者吸烟时能自行把烟嘴接上。相比前一种形式，烟嘴的推广自然困难许多。
谁控制了研究经费
茶质滤嘴的命运，并非个别现象。中国在控烟研究方面整体上经费不足，且体制扭曲。
目前中国的科研经费主要来源是国家财政拨款和企业资助两方面。财政拨款的执行者和管理者主要是科技部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但两者都没有与烟草相关的项目。
此外，在国家科技计划体系中，还设有社会公益研究专项，以实现财政对于科技公共领域的支持。2005年，中国烟草总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申报的“卷烟安全性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研究”项目，获得该专项计划的资助，但这是与烟草相关的唯一入选项目。
2006年，中央财政设立“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经费”，财政部与科技部共同制定了管理试行办法。但在试点的十个领域中，未包括烟草行业。
而且，这一公益专项经费仍由各行业主管部门来组织审核。虽然要求其组织来自行业主管部门以外的相关部门管理代表、来自行业协会、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方面的科技、管理、经济等领域专家，成立专项经费管理咨询委员会（下称委员会），委员会成员一般不少于九人，但又允许其中60％可以来自本部门或直属单位。委员会主任也须由行业主管部门领导担任。这意味着，就算烟草研究纳入专项经费范围，仍是由烟草专卖管理局系统来主导。
一位烟草系统内部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烟草局在批准立项时会特意回避一些有争议的项目，诸如吸烟有害问题等引起较大社会影响的项目不会获批。
而在与公众卫生相关的卫生部，此类项目也很少。
实际上，2006年《烟草控制框架公约》在中国生效后，围绕由谁来领导履约工作，曾发生过一些管理机构之间的微妙调整。一开始主导权在国家发改委经济运行局，当时，烟草专卖管理局的意见和卫生部的意见还是比较平衡的，到2008年的大部制改革，中国在烟草控制中的领导机构转变为工信部，卫生系统的声音即有所黯淡。
此外，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虽设有控烟办公室，但主要致力于宣传、普及知识，也没有经费支持相关课题。据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原副院长、现任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吴宜群测算，财政每年拨给各级疾控中心的控烟经费总额约2000万元，其中还包括参与《公约》的会费和各种会议费用等。以烟草大省云南为例，每年中央财政以转移支付的方式补助控烟项目经费仅为37万元。
企业资助，是另外一条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
吴宜群介绍，十几年前，她所在的预防医学科学院承担过烟草公司资助的两个项目，研究烟草职业人群所受到的工作环境伤害，结果出来后，烟草公司要求先审查，“对它不利就不让发表”。
中国烟草学会学术部主任韩希昌却叙述了一个完全相反的版本，“预防医学科学院的项目做完后，必须说吸烟有害，如果得出结论（毒害性）很小或者无害，数据就不发表。”
不愉快的合作经历，让双方都失去了继续控烟合作研究的信任与诚意。
与国内烟草科研领域的恩怨类似，美国人理查德·克鲁格在其撰写的《烟草的命运》一书中，也描述了美国烟草公司在支持相关科研方面的微妙心态：美国烟草公司资助一些研究项目，这些研究寻求可能引起疾病的其他原因——假设不是由吸烟导致的。
总的来说，这些项目是为了应付公众对烟草进行的攻击，或者应付诉讼而采取的动作。最糟糕的是，在那些受赞助的研究人员非常接近获得成果时，往往引起了烟草赞助商的不安，从而突然撤销赞助。
尽管国外亦纷争不少，但是“所有关于吸烟与健康的论文，95％以上都是国外做的”。韩希昌说。
这一数据，也印证了中国控烟研究经费和研究力量的相形更为短缺。
国际基金会是另外一条可能的经费渠道，像吴宜群所在的北京新探健康发展研究中心这样的非政府组织，根本无法获得政府的经费支持，主要靠国外基金会的支持，但程序复杂，数量也很小。
研究歧途
事实上，国内烟草科研经费总量还是逐年增加的。根据《2009年全国烟草工作会议报告》的数据，2008年全年行业科技经费投入达16.94亿元，同比增长27.2％；而中国烟草学会编著的《2009-2010烟草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报告》表明，2009年用于烟草科学技术研究的科技投入，达到30多亿元。
但在上述体制的束缚下，即使申请到与烟草研究相关的经费，也往往与控烟无干。
上述烟草专卖管理内部人士说，总局有审批的权限，地方烟草局公司和所属研究院，也有一些审批权限，但获批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两类：一是科技类，就是卷烟工艺研究；另一个是营销方面的研究。
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烟草科研经费大量投入的方向就是：烟草改良、遗传育种、烟草病虫害防治、卷烟加工工艺和烟用香料等研究。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末，方始兴起降低焦油含量等减害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烟草研究所，成立于1958年，后增挂“中国烟草总公司青州烟草研究所”牌子。2008年5月，该所组建成立吸烟与健康研究中心，吸纳了烟草化学、卫生防疫学以及其他相关专业研究人员。该中心主任张怀宝在接受《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其成立正是源于烟草业近年来受到的外界压力大。但是，做除瘾研究肯定还是“拿不到经费的”。
根据中国烟草学会数据，截至2009年底，中国烟草行业已公开、公告的烟草技术类专利累计达到2891件。这众多技术突破主要是推动了烟草经济的发展，在控烟科研上却了无贡献。
“其根本思路是怎么提高产量，提高香味口感。”赵保路说。
早在2003年的全国烟草工作会议上，国家烟草专卖局就提出“科教兴烟”战略，并在当年颁发的《中国卷烟科技发展纲要》中，明确将中草药及其提取液的添加，列为中式卷烟的自主核心技术。因此，添加剂减害降焦技术成为国内烟草科研的热点和重点，包括对各种生物添加剂、各类中草药添加剂、各类无机材料添加剂等的研究。截至2009年，全国卷烟焦油量加权平均值已下降到12.2毫克/支，从1983年至2009年年底共降低了15.97毫克/支，平均每年下降幅度为0.56毫克/支。
但国家烟草专卖局力推的添加剂减害降焦科研战略，也受到科学界一些人士的质疑。在一些业内专家看来，将中草药提取物与烟草一起点燃，其成分经历了复杂的物理和化学变化，可能会产生新的有毒物质，这至少需要有长期的跟踪研究和临床试验。
2003年1月，国家烟草专卖局在北京组织了对某品牌香烟的成果鉴定会，该品牌香烟中添加了一种中草药，以实现降焦减害的目的。
作为受邀的评审专家赵保路在会上质疑，将中草药添加到烟丝里，燃烧所产生的有害物质是什么，是否对此做过检测？课题组专家答辩称，“危害总量是减少了。”赵保路继续追问，“新产生的危害有没有做研究？”对方未能作出充分答复。
2010年，美国癌症研究协会刊物《癌症流行病学、生物标识及预防》杂志刊登了名为《中草药卷烟和普通卷烟一样具有致癌性和成瘾性》的论文，该研究结果发现，吸中草药香烟和吸普通香烟的吸烟者体内的尼古丁水平和致癌物质水平并无差别。
上述《烟草科学与技术学科发展报告》亦承认：与国外相比，国内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烟草行业内部，对行业外研究资源利用不足，致使基础研究力量相对不足，研究水平相对落后。
“没有安全的卷烟。”吴宜群认为，烟草业的目的就在于通过醒目标注低焦油和尼古丁水平来麻痹吸烟者对健康风险的警觉。
从心理学的角度，亦可解释减害降焦研究效果不彰的原因。首先为了获得所需的尼古丁含量，吸烟者在吸低焦油香烟时会吸得更深、更频繁。其次是吸低焦油香烟者的戒烟意愿降低。根据美国1986年成人吸烟行为的现况调查研究显示，吸低焦油卷烟人群的戒烟率低于吸普通卷烟的人。
事实上，美国自上世纪50年代即开始所谓的“降焦竞赛”。中国疾控中心控烟办公室副主任姜垣在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卷烟的标准焦油量在过去50多年时间里降低了近60％，但大量的流行病学研究证实，烟草相关疾病的风险并没有下降。
在中国，烟草导致的健康危害已使其社会经济效应呈负值，2010年，其社会净效益已由1998年时的正1.5亿元降至负600亿元。而近年来，作为税利大户，烟草行业每年对国家财政的贡献率都在7％以上，2010年，烟草行业实现工商税利6045.52亿元，这让政府很难有控烟决心。
实际上，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目前各国政府通过征收烟草消费税获得了近1330亿美元的收入，但用于烟草控制的资金却不足10亿美元。相较之下，中国的控烟经费距离这一本已很低的比例还有很大差距。
本刊记者王宁宁对此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