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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社会责任已成为当今社会的一个热点问题，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重点多集中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边界、理论模型以及企业如何履社会责任。但目前学界缺乏对企业社会责任兴起的伦理学分析，本文将从企业性质的社会伦理学思考、经济价值中立论的逆转、环境危机的伦理诉求以及社会福利制度责任分担的伦理理念这四个方面入手，阐释社会伦理文化对企业社会责任兴起的价值先导作用。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萌发，既是企业组织形式变化、社会作用彰显的必然，也是社会文化滋养的结果，目前学界对社会伦理文化的价值先导作用存在着忽视之嫌。人的行为受思想观念的支配，人类对社会认识的逐渐深化，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价值观念，而社会的价值观念对人们的心灵和行为具有统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企业社会责任也是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单从经济学的视阈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更应站在经济哲学的视阈，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兴起的伦理文化致因。
一、企业性质的社会伦理学思考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关于企业产生的原因和企业本质的探讨并不被重视，因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把企业仅看成是一种生产性的组织，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市场机制和价格理论等。对此，奥利弗·D.哈特曾说：那个时代“企业被当成是给定的；没有人关注企业是如何产生的?”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中，企业作为由股东们共同出资而依法组建的经济组织，为股东谋求利润最大化是其天经地义的唯一功能。
罗纳德·科斯于1937年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标志着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所忽视的“企业是什么”问题的关注，改变了人们思考经济组织的方式。科斯运用交易成本理论阐述了企业何以存在。在科斯看来，“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企业内部的某些交易比在市场上完成类似的交易的成本要小”。或者说，“企业的显著标志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即企业组织与市场机制一样，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科斯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他阐述了企业存在的理由，而且也揭示了市场不能无成本运行的事实，更昭示了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科斯的企业性质的理论，打破了古典经济学盛行的传统观点，即非人格化的市场，通过供求关系引起的价格波动配置社会资源的自动性和全能性。在科斯看来，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是有限的，它并不是社会资源的唯一配置者。科斯的这种对企业的社会性思考的企业理论，不仅扭转了古典企业理论仅把企业视为生产性组织的传统观点，而且也打破了古典企业理论仅把企业视为谋利工具的单一经济角色的观念，从而为企业作为一种社会性组织、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如果没有对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主体地位的确认以及所处社会关系的认识，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无从谈起。
二、经济价值中立论的逆转
20世纪30年代之前，欧美的经济学界以及企业界，流行的是经济价值中立论，认为经济领域不受伦理制约，只受经济规律的支配，所以衡量企业的标准是产值、利润而非伦理。这种经济观有两大表现形态：一是英国思想家孟德维尔的“私恶即公利”和亚当·斯密的“主观为己、客观为人”的经济法则；二是科学主义的实证经济学。在孟德维尔和亚当·斯密看来，由于社会分工与合作，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中的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具有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客观倾向，因此，经济活动的利益运行逻辑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追逐个人私利的经济活动可以自然产生社会公利。这种私利自然生成公利的思想，排斥了对经济活动的伦理导向，放任了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导致了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唯利是图行为的泛滥，表现为不注重产品质量和服务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无视工人生命安全和基本福利保障的侵害职工权益的行为、不注重资源合理开发和使用的肆意浪费行为、放任有毒废物排放的环境污染等行径。在科学理性为时代精神的年代，经济学对科学性的追求，排斥了经济学的规范性与价值性，主张价值中立。受哲学实证主义的影响，经济学与伦理学在古典经济学中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哲学实证主义的衰微，经济价值中立理论也开始受到经济学家、思想家的批判。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学的实证化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社会变动性，使得经济学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E.马兰沃指出：“经济现象是在不容忽视的社会、政治背景中自我呈现，而且关于它们的解释是具有主观性的，这些基本的原因将永远不会消失。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经济学将会永远与硬科学保持一定的距离。”阿马蒂亚·森更加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经济活动和现象不是纯粹的一种自然过程，而是与社会政治、伦理等密切关联的社会活动，人们只能在抽象研究中把政治、伦理等价值进行暂时的剥离，但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任何经济活动和现象都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下和道德文化中呈现的，它们是杂糅在一起的。事实上，实证经济学所追求的“是什么”与规范经济学所强调的“应该是什么”，是经济学不可分割的两面。“是什么”是人类对经济规律和现象的客观反映，“应该是什么”是人类对经济活动的目的要求与价值诉求。只强调“是什么”而撇开“应该是什么”，看似是为了经济学的科学性，殊不知却离开了经济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性。因为经济学对经济规律的探究和对经济活动的科学分析，归根结底是为了使经济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显然，任何经济学都不能脱离“应该是什么”的价值诉求。经济学的这种对经济价值中立论的反思和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兴起的理论先导。
三、环境危机的伦理诉求
伴随着工业化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以及人们的反思批判精神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环境伦理思想逐渐从早期的萌芽阶段成长为对社会发展价值观产生重要影响的体系化理论。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客观上依赖于人类的生产力与自然力之间的博弈，在主观上依赖于人类对自然价值的认识以及二者关系的看法。
在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的过程中，农耕时代人类对自然的主从关系逐渐转变为自然对人类的从属态势。传统的工业社会实行“资源一产品一废物”的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依靠大量开采和消耗资源的粗放型生产，企业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对自然的严重破坏，产生了环境污染、水土流失、野生动植物灭绝、温室效应等“负外部性”。换言之，近代社会科技的进步所引发的工业化以及市场经济的推进所加速的城市化，既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也增加了大量的工业和生活废弃物，被排放到土壤、河流和大气中的各种废弃物，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面对与日俱增的环境污染问题，20世纪初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深刻反思。法国人施韦兹明确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观点，认为人类在科技和机器的助力下滥用资源的浪费行为、肆意残杀野生动物的行为等，是因为人类的文明发生了文化的危机。在施韦兹看来，传统伦理学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对善的理解过于狭隘，只把道德局限于人际关系中，排除了对人之外的他物的道德关怀，所以，我们应当把道德给予扩展，即善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也存在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中。韦兹的“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对人类正确认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了思想启蒙的作用。继施韦兹以后，美国人利奥波德创立了“大地伦理学”。“大地伦理学只是扩大了共同体的边界，把土地、水、植物和动物包括在其中，或把这些看作是一个完整的集合：大地”。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思想，把人类从对自然的纯粹征服者的角色转换成了大地联合体的普通成员，确立了非人类存在物拥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及人类必须予以尊重“生存权利”的道德要求，强化了人们“把社会意识的尺度从人类扩展到大地”
在生态世界观基础上形成的环境伦理价值观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发展观。20世纪中期之前的经济发展观，是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混同，认为经济增长为社会带来的物质财富会自然裨益社会成员的幸福生活，会必然提升人类的整体福利，所以，一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行为，都是道德允许的，以致对人类充分开发、利用自然没有任何价值导向和约束。而环境伦理强调在利用自然、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在维持物种多样性、均衡性、自然资源的再生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合理开发自然和节约资源。可见，环境伦理对自然物种及其环境保护的思想，为企业的环保社会责任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营造了良好的思想氛围。
四、社会福利制度责任分担的伦理理念
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产物和改善劳资关系的重要举措，是为协调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福利的非均衡性和有限性所导致的劳资利益关系的客观冲突而产生的，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矛盾的减压器和社会的一种保护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社会福利制度就是人类设计和安排的一种国家、社会组织(企业)、个人之间的责任分担机制。
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矛盾，在19世纪主要突显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尖锐利益冲突，而1929年至1933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不仅暴露出了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严重缺陷，而且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工人的广泛失业又加剧了劳资之间的矛盾冲突。面对经济危机给社会带来的严重破坏，政治家、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视阈进行研究并寻找对策，以遏制经济危机和缓和社会利益矛盾。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把脉资本主义经济病理的基础上，开出了治理的药方，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理论。凯恩斯在反思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国家经济职能、建立经济参数干预经济、实施向富人征税救济穷人的“济贫制”等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目的是要达到刺激有效需求、扩大再生产和就业以及缓和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市场万能论的批判及其修正，首先在政府对社会管理的理念上，打破了传统的政府“无为”就是最好作为的思想，政府需要积极、主动作为的思想开始为人们接受和认同；其次是政府的社会管理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扭转了政府单纯的“守夜人”的被动角色，逐渐形成了对资源配置和社会秩序维护的主导角色，即国家的职能除了要做好宏观经济调控以纠正市场失灵之外，还要致力于实现社会的“正义”和“平等”。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基于缓解劳资矛盾的需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制定了以社会保障为主的社会福利的经济制度。西方福利制度的类型，可分为“全民福利型”和“社会共济型”，前者侧重于国家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的福利项目，资金来源于国家税收，个人无需或很少缴纳保险费；后者采取的是企业、个人、国家共同承担的方式。这两种类型，尽管在福利保障的方式、程度上略有千秋，但宗旨和目的都是为缓和劳资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都是源于人类利益矛盾化解的责任分担伦理理念。正是社会福利的这种责任分担机制，政府通过法律、政策等对企业提出了具体的责任要求，以保障劳工的权益和减弱劳资矛盾的尖锐性，即通过立法对矛盾的责任主体——企业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对劳资关系中涉及工人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医疗、工伤、工资待遇等方面颁布法律，强制企业履行对劳工的责任。在社会福利制度的责任分担框架中，企业的那些单纯牟利而引发的环境危机、损害员工和消费者利益所引致的矛盾和冲突对社会稳定的破坏性，也是对政府责任的瓦解。因此，政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有所要求和制约就成为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以致工人的公平工资、工作环境、工人的健身、环境保护等，不可避免地成为企业的法定社会责任。
企业社会责任思想的萌发，既是企业组织形式变化、社会作用彰显的必然，也是社会文化滋养的结果，目前学界对社会伦理文化的价值先导作用存在着忽视之嫌。人的行为受思想观念的支配，人类对社会认识的逐渐深化，形成了不同历史阶段的价值观念，而社会的价值观念对人们的心灵和行为具有统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企业社会责任也是社会价值观念变化的产物。因此，我们不能单从经济学的视阈探究企业社会责任的兴起，更应站在经济哲学的视阈，探讨企业社会责任兴起的伦理文化致因。
一、企业性质的社会伦理学思考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关于企业产生的原因和企业本质的探讨并不被重视，因为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把企业仅看成是一种生产性的组织，以马歇尔为代表的新古典经济学，主要关注的是市场机制和价格理论等。对此，奥利弗·D.哈特曾说：那个时代“企业被当成是给定的；没有人关注企业是如何产生的?”在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分析框架中，企业作为由股东们共同出资而依法组建的经济组织，为股东谋求利润最大化是其天经地义的唯一功能。
罗纳德·科斯于1937年发表了“企业的性质”一文，标志着对传统的经济学理论所忽视的“企业是什么”问题的关注，改变了人们思考经济组织的方式。科斯运用交易成本理论阐述了企业何以存在。在科斯看来，“企业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在企业内部的某些交易比在市场上完成类似的交易的成本要小”。或者说，“企业的显著标志是对价格机制的替代”，即企业组织与市场机制一样，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手段。科斯的理论贡献，不仅在于他阐述了企业存在的理由，而且也揭示了市场不能无成本运行的事实，更昭示了企业在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
科斯的企业性质的理论，打破了古典经济学盛行的传统观点，即非人格化的市场，通过供求关系引起的价格波动配置社会资源的自动性和全能性。在科斯看来，市场对社会资源的配置作用是有限的，它并不是社会资源的唯一配置者。科斯的这种对企业的社会性思考的企业理论，不仅扭转了古典企业理论仅把企业视为生产性组织的传统观点，而且也打破了古典企业理论仅把企业视为谋利工具的单一经济角色的观念，从而为企业作为一种社会性组织、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奠定了理论基础。因为如果没有对企业在经济活动中主体地位的确认以及所处社会关系的认识，企业的社会责任就无从谈起。
二、经济价值中立论的逆转
20世纪30年代之前，欧美的经济学界以及企业界，流行的是经济价值中立论，认为经济领域不受伦理制约，只受经济规律的支配，所以衡量企业的标准是产值、利润而非伦理。这种经济观有两大表现形态：一是英国思想家孟德维尔的“私恶即公利”和亚当·斯密的“主观为己、客观为人”的经济法则；二是科学主义的实证经济学。在孟德维尔和亚当·斯密看来，由于社会分工与合作，商品生产和交换活动中的对私人利益的追求，具有有益于他人和社会的客观倾向，因此，经济活动的利益运行逻辑是：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追逐个人私利的经济活动可以自然产生社会公利。这种私利自然生成公利的思想，排斥了对经济活动的伦理导向，放任了企业对利润最大化的追求，导致了企业在经济活动中唯利是图行为的泛滥，表现为不注重产品质量和服务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行为、无视工人生命安全和基本福利保障的侵害职工权益的行为、不注重资源合理开发和使用的肆意浪费行为、放任有毒废物排放的环境污染等行径。在科学理性为时代精神的年代，经济学对科学性的追求，排斥了经济学的规范性与价值性，主张价值中立。受哲学实证主义的影响，经济学与伦理学在古典经济学中出现了明显的裂痕。
20世纪60年代以后，伴随着哲学实证主义的衰微，经济价值中立理论也开始受到经济学家、思想家的批判。一部分经济学家提出，经济学的实证化是一个伪命题，因为经济现象的复杂性和社会变动性，使得经济学无法像自然科学那样“客观”。E.马兰沃指出：“经济现象是在不容忽视的社会、政治背景中自我呈现，而且关于它们的解释是具有主观性的，这些基本的原因将永远不会消失。也正是因为这一点，经济学将会永远与硬科学保持一定的距离。”阿马蒂亚·森更加明确地指出，“经济学的贫困化主要是由于经济学与伦理学的分离而造成的”。经济活动和现象不是纯粹的一种自然过程，而是与社会政治、伦理等密切关联的社会活动，人们只能在抽象研究中把政治、伦理等价值进行暂时的剥离，但在社会现实生活中，任何经济活动和现象都是在一定的政治制度下和道德文化中呈现的，它们是杂糅在一起的。事实上，实证经济学所追求的“是什么”与规范经济学所强调的“应该是什么”，是经济学不可分割的两面。“是什么”是人类对经济规律和现象的客观反映，“应该是什么”是人类对经济活动的目的要求与价值诉求。只强调“是什么”而撇开“应该是什么”，看似是为了经济学的科学性，殊不知却离开了经济学研究的终极目的性。因为经济学对经济规律的探究和对经济活动的科学分析，归根结底是为了使经济更好地服务于人类。显然，任何经济学都不能脱离“应该是什么”的价值诉求。经济学的这种对经济价值中立论的反思和批判，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企业社会责任兴起的理论先导。
三、环境危机的伦理诉求
伴随着工业化带来的生态环境恶化以及人们的反思批判精神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审视，环境伦理思想逐渐从早期的萌芽阶段成长为对社会发展价值观产生重要影响的体系化理论。人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在客观上依赖于人类的生产力与自然力之间的博弈，在主观上依赖于人类对自然价值的认识以及二者关系的看法。
在人类认识和改造自然的能力提高的过程中，农耕时代人类对自然的主从关系逐渐转变为自然对人类的从属态势。传统的工业社会实行“资源一产品一废物”的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依靠大量开采和消耗资源的粗放型生产，企业在创造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对自然的严重破坏，产生了环境污染、水土流失、野生动植物灭绝、温室效应等“负外部性”。换言之，近代社会科技的进步所引发的工业化以及市场经济的推进所加速的城市化，既消耗了大量的自然资源，也增加了大量的工业和生活废弃物，被排放到土壤、河流和大气中的各种废弃物，对环境造成了严重的污染。 面对与日俱增的环境污染问题，20世纪初一些敏锐的思想家，对人与自然关系进行了深刻反思。法国人施韦兹明确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观点，认为人类在科技和机器的助力下滥用资源的浪费行为、肆意残杀野生动物的行为等，是因为人类的文明发生了文化的危机。在施韦兹看来，传统伦理学是不完整的，因为它对善的理解过于狭隘，只把道德局限于人际关系中，排除了对人之外的他物的道德关怀，所以，我们应当把道德给予扩展，即善不仅存在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也存在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中。韦兹的“敬畏生命”的伦理思想，对人类正确认识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具有了思想启蒙的作用。继施韦兹以后，美国人利奥波德创立了“大地伦理学”。“大地伦理学只是扩大了共同体的边界，把土地、水、植物和动物包括在其中，或把这些看作是一个完整的集合：大地”。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思想，把人类从对自然的纯粹征服者的角色转换成了大地联合体的普通成员，确立了非人类存在物拥有独立于人类的“内在价值”及人类必须予以尊重“生存权利”的道德要求，强化了人们“把社会意识的尺度从人类扩展到大地”
在生态世界观基础上形成的环境伦理价值观改变了传统的经济发展观。20世纪中期之前的经济发展观，是把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混同，认为经济增长为社会带来的物质财富会自然裨益社会成员的幸福生活，会必然提升人类的整体福利，所以，一切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行为，都是道德允许的，以致对人类充分开发、利用自然没有任何价值导向和约束。而环境伦理强调在利用自然、发展经济的过程中，要在维持物种多样性、均衡性、自然资源的再生性以及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合理开发自然和节约资源。可见，环境伦理对自然物种及其环境保护的思想，为企业的环保社会责任奠定了理论基础和营造了良好的思想氛围。
四、社会福利制度责任分担的伦理理念
社会福利制度，作为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产物和改善劳资关系的重要举措，是为协调自由市场经济的社会福利的非均衡性和有限性所导致的劳资利益关系的客观冲突而产生的，从根本上说是社会矛盾的减压器和社会的一种保护机制。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社会福利制度就是人类设计和安排的一种国家、社会组织(企业)、个人之间的责任分担机制。
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社会化大生产的内在矛盾，在19世纪主要突显为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尖锐利益冲突，而1929年至1933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不仅暴露出了市场机制配置社会资源的严重缺陷，而且经济危机所导致的工人的广泛失业又加剧了劳资之间的矛盾冲突。面对经济危机给社会带来的严重破坏，政治家、经济学家等从不同的视阈进行研究并寻找对策，以遏制经济危机和缓和社会利益矛盾。英国经济学家凯恩斯在把脉资本主义经济病理的基础上，开出了治理的药方，创立了宏观经济学理论。凯恩斯在反思古典经济学自由放任经营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强国家经济职能、建立经济参数干预经济、实施向富人征税救济穷人的“济贫制”等国家干预主义的理论，目的是要达到刺激有效需求、扩大再生产和就业以及缓和社会中不同阶级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冲突。宏观经济学对微观经济学市场万能论的批判及其修正，首先在政府对社会管理的理念上，打破了传统的政府“无为”就是最好作为的思想，政府需要积极、主动作为的思想开始为人们接受和认同；其次是政府的社会管理角色发生了重大变化，扭转了政府单纯的“守夜人”的被动角色，逐渐形成了对资源配置和社会秩序维护的主导角色，即国家的职能除了要做好宏观经济调控以纠正市场失灵之外，还要致力于实现社会的“正义”和“平等”。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基于缓解劳资矛盾的需要，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制定了以社会保障为主的社会福利的经济制度。西方福利制度的类型，可分为“全民福利型”和“社会共济型”，前者侧重于国家为社会成员提供普遍的福利项目，资金来源于国家税收，个人无需或很少缴纳保险费；后者采取的是企业、个人、国家共同承担的方式。这两种类型，尽管在福利保障的方式、程度上略有千秋，但宗旨和目的都是为缓和劳资矛盾、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更为重要的是，都是源于人类利益矛盾化解的责任分担伦理理念。正是社会福利的这种责任分担机制，政府通过法律、政策等对企业提出了具体的责任要求，以保障劳工的权益和减弱劳资矛盾的尖锐性，即通过立法对矛盾的责任主体——企业的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对劳资关系中涉及工人的生命安全、身体健康、医疗、工伤、工资待遇等方面颁布法律，强制企业履行对劳工的责任。在社会福利制度的责任分担框架中，企业的那些单纯牟利而引发的环境危机、损害员工和消费者利益所引致的矛盾和冲突对社会稳定的破坏性，也是对政府责任的瓦解。因此，政府对企业的经营活动有所要求和制约就成为政府责无旁贷的职责，以致工人的公平工资、工作环境、工人的健身、环境保护等，不可避免地成为企业的法定社会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