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菊花代表着士人的精神家园，《聊斋志异·黄英》这篇小说则展现了士人在新的经济环境中的情感挣扎，以及他们对于菊花的行为方式和情感态度中所呈现的文化内涵。
　　[关键词]精神家园　传统文化　爱菊　碰撞　融合
　　
　　蒲松龄的这篇小说《黄英》以菊花为题材，描述了小说中的三个主要人物爱菊的不同方式，展现了他们身上所蕴含的菊文化内涵的差异。这三个主要人物，一个是爱菊之人马子才。另外两个人物是由菊幻化而成的陶生和黄英，菊就是他们的生命。马子才对于菊花有着爱恋的情感，却没能让菊花焕发出蓬勃的生命，而陶生却赋予了马子才菊花中那些残颓的枝条以新的生命。在这篇小说中，作者正是通过塑造“马子才”与“陶生”这两个不同文化观念的代表人物。呈现出他们各自爱菊的不同文化心理。后来马子才与黄英结为夫妻，意味着马子才原有固守的观念有所改变，虽然他有过挣扎与排斥，却最终接受了陶生的新的文化观念：而陶生完成了新的观念的传达之后，化为菊花。这三个人的相遇、冲突、结合有着他们共同的基础，就是爱菊的情感，他们都发自内心的挚爱菊花。他们爱菊的行为方式的差异则来自于他们文化观念的差异。马子才代表了传统的爱菊文化，而陶生代表了作者那个时代新的爱菊文化，而黄英则代表了两种爱菊文化的碰撞，消解和融合。正如朱光潜先生所说：“物的形象是人的情趣的近照。物的意蕴深浅和人的性分密切相关。深入所见于物者亦深，浅人所见于物者也浅。……因我把自己的意蕴和情趣移于物，物才能呈现我所见到的形象。”在传统的爱菊者看来，因为爱菊花，所以牺牲自我的俗世欲求才表现出爱的彻底。而这种信念来自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马子才就是这种菊文化的代表，而且他认为菊花的高洁是不能被俗世的任何欲求和行为所玷污的。陶生爱菊的方式却不同，他认为任何行为方式都不能消解爱菊的情感。蒲松龄正是借助最后马子才与黄英的结合来表明自己的态度，他并没有彻底否定马子才爱菊的传统情怀，而只是涤除了附着在其上的陈腐观念。并且投入反映时代气息的个性精神与特征，使菊的传统文化内涵溶入了新的底蕴。
　　“陶渊明何以爱菊呢?因为他在傲霜残枝中见出孤臣的劲节。”菊中所蕴涵的这种传统意蕴历来为人所接受。菊之孤臣劲节作为一种中国传统文化深蕴的美学典范泛化为中国文人的文化心理，是一种绵延横亘的节操。马子才作为一个传统文化的固守者，以传统文化来完善自己的人格。也就是以传统儒家文化的价值观念挚爱菊花。他国守着那块净地。“仆以君为风流高士，当能安贫：今作是论。则以东篱为市井，有辱黄花矣。”他以“安贫”来换得风流高士所标榜的高尚的道德情操。以牺牲自己的自然需要为代价。来完成传统价值观念所要求的道德评价。传统的中国文人在仕途和生活受到冲击之时，总是习惯于寻求以菊为代表的文人精神家园，安抚自己受伤的灵魂。安贫乐道是传统文人深受儒家文化浸染之后的精神支柱。在这一方面它有着积极的意义。而另一方面也蕴涵着不适应时代的传统的价值观念。传统儒家所要求的就是一种伦理文化，它要求人能够“克己复礼”来完善自我，经过宋代理学家的演绎推衍之后，这种要求就更为极端，也就是要求人在丧失自我的基础上，获得这种高尚的道德评价。这种完善的道德获得过程，就是埋没个体。取消个体的过程，埋没取消得越彻底，这种获得越完全。“马子才”确实在坚守着这种儒家文化的阵地，不愿意丧失任何一点的空间，但他坚守的不是积极的方面——灵魂受伤后的精神支柱。而是传统的价值观念——牺牲自我欲求基础上的安贫乐道。他娶黄英之后，却“耻以妻富”。而且在黄英听从他的话不再业菊的情况之下，他也仍然不能自安，认为“人皆祝富，我但祝穷耳。”但是在“新的文化”观念的反叛中，却最终丧失了阵地，被新的文化观念所改造，吸纳，溶入了新文化。“马子才”对陶生姐弟卖花为生与置产两件事中都是以自己的传统观念与之对抗。然而在陶姐弟现实行为的浸入中，他的固守点却与之不相适应，呈现出了一种荒谬与可笑。为了表示自己的安贫，他安心住入黄英为他在园中筑的茅茨，安然享受黄英为他择的美婢的侍奉。在思念黄英时，他又到让自己不能安心的华屋小住。他言语与行为的矛盾，也正揭示了过去时代人根据自己生存需要创造的具有相对独立性与稳定性的文化已不再与这一时代人的生存需要相适应了，这一时代的人需要创造一种与之相适应的新文化。“陶生”正是这种新文化的代表。
　　“陶生”在对“马子才”所代表传统文化的反叛中，坚信自己认定的原则，“自食其力不为贪。贩花为业不为俗，人固不可苟求富，然也不必务求贫也。这是一种新时代文化的内涵与精神。”即在市菊和安富的情况之下也可以固守高洁，也可以爱菊如命。“陶生”所要赋予菊的便是这种新的内涵。他爱菊，菊就是他的生命。与“马子才”相比，他爱的更为通脱。“陶生”的这种文化内涵主要来自于明末启蒙思潮的影响。如李贽在《德业儒臣论》中和《答邓方阳》中分别阐述了“人必有私”与“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的观念。这是明代中期以来，人们根据时代需要创造的新文化，是对传统儒家伦理文化在某种程度上的一种反叛。“陶生”的爱菊是在满足自我生存的需要的基础之上，他不会像“马子才”那样牺牲自我的需要，刻意去爱菊。“马子才”所丢弃的残枝劣种得到“陶生”的栽培之后，成了“私秘佳种”。正是因为“陶生”给菊花注入了新的生命力，使它们焕发出新的生机。
　　蒲松龄在《黄英》这篇小说中主要就是以“菊花”的形式来具体形象地阐述两种文化的内涵，以此来投射自己的社会理想，追求一种真正的人性、人情，摆脱传统伦理的束缚，以张扬时代精神。“陶生”这个形象就代表了作者的这种理想的观念。席勒在《审美教育书简》中说：“在那里，指导行为的不是外来习俗的呆板，摹仿，而是人们自己美的天性：在那里。人用勇敢的单纯和宁静的天真从最繁多的关系网中顺利地走过去，既无法借损害旁人的自由来维持自己的自由。也无须借助牺牲才能表现出优美。”这篇小说所要张扬的便是这种率性而为的人性，在承继和肯定安抚传统文人受伤灵魂的精神家园的同时，借以孤臣劲节的菊花来反叛“品评为雅，列花成肆为俗”的封建士大夫传统道德观念，而给高洁的菊花注入新时代的文化气息——即“无须借助牺牲才能表现出优美”的新文化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