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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4月17日至19日,由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中国诸子学会主办的第二届“新子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上海召开,来自海内外的120余名诸子学专家学者齐聚申城,围绕“新子学”理念,就诸子国家治理思想展开深入探讨,并对其现代价值作出正面阐述。
“新子学”范式的深度拓展
本次大会深入讨论了“新子学”的哲学原理和发展机制,闽南师范大学汤漳平教授在《再论“新子学”与中华文化之重构》中指出,子学复兴是时代的选择,在提升国家软实力上具有重要意义。“新子学”的构想,适时地提供了重构中华文化的新思路。河北工业大学李洪卫研究员认为,儒学在礼崩乐坏时代是社会的一服良药,有大用。不过,儒学如果不能调低自己的节奏和坚持学在民间,则必然会在获得权力之后走向僵化与宰制,这是中国历史经验和世界不同民族宗教学说的共同教训。儒学的一阳来复之日也是它的多元分化之时,这种分化本身须要诸子学的渗透乃至洗涤。由此,“新子学”乃是一种必要的均衡性和疏解性的力量。北京师范大学曾建华博士在《“新子学”的当代境遇与未来使命》一文中指出,“新子学”的宗旨在于以学术的“返本开新”和多元发展为基本模式,以开放、合作的姿态,直面时代问题,共同建构一个产生于中国文化之中,又保持着开放形态的知识体系。这一要求对于当代知识者的身份归属、话语权、价值重构都形成巨大挑战,进而要求一种道不畏杂、不斥异端、多元开放的建构之路。
诸子国家治理思想的现代转化
“新子学”的发展不仅是理念的提出,也体现在研究领域的实际推进上。本次大会的一个亮点是诸子国家治理思想的讨论,共有16位学者撰写了诸子政治思想的论文,形成了诸子学在政治治理领域的一个突破。复旦大学白彤东教授就政治儒学的定位展开讨论。他在《子学还是经学——对政治儒学复兴之路的一些思考》为题的发言中,论述了儒学作为普遍价值的意义,指出其在发展路径上,走今文经学的路是有问题的,应该调整到子学路径。所谓子学路径不是无立场的多元的子学,而是站在儒家立场上的诸子竞争。其论证的方式不是“因为你们不是儒家、不遵经,所以错了”,而是“因为好,所以要接受”。当代是一个放大的诸子时代,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更开放、从而也是更强的、更“正统”的子学方法,走一条经学与“史学”之间的中道。华东师范大学刘思禾博士后在《政治伦理抑或国家伦理——儒家伦理思想现代转型的一个理论探索》一文中,讨论了儒家思想在现代语境中转化为一种精英政治伦理的可能性。他认为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政治伦理,主要是规范政治精英的政治行为和国家运作的。我们可以在现代修正的前提下,给予儒家伦理一个新的形态。由此,他提出儒家政治伦理六条原则:政治系统运作要符合伦理准则、政治精英要承担政治责任、对政治精英要有严格的伦理约束、政府责任与国家信用、政治目的的实现在于民众认同、国际间责任。
诸子学深层价值的当代阐释
本次会议深入讨论诸子学深层学理和现实价值,就诸子学与现代生活之间的联系展开研讨。韩国国立江陵原州大学校金白铉教授在《从“为学”与“为道”来试谈“21世纪新东道西器论”》一文中,分析了近代以来东亚三国面对西方文化入侵的策略及其历史命运,指出中国近代中体西用说所论的纲常名教是一种观念物,一种意识形态,新儒家如唐君毅所提出的道德理性或道德主体则为一种新中体,而21世纪新东道西器观就是要道德主体与认识主体的妙合,这样的资源以先秦道家最丰富,表现为自然而然的虚灵之道的“神”。东南大学许建良教授在《新诸子学视域下的传统“袭常”美德考》一文中,发掘道家袭常观念的意义,指出老子和庄子都是非宇宙论的和宇宙关系论的,他们说的因自然就是对整体联系性的因袭,而表现为万物这一观念上,并可以拓展为人类与宇宙万物和谐共存,这显然不同于西方主流的人类中心主义思路,对于今天激活中华传统美德极为关键。
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在《孟子性善论的突破》和华南师范大学周炽成教授在《性朴论:〈荀子〉与〈庄子〉之比较》中分别讨论了孟子和荀子的人性主张,老问题有新观点,承前启后,发人深思。李教授认为,先秦时儒家人性论分新旧两派。新派以孟子“道性善”为巨擘,旧派则以主“性恶”之荀子为代表。两派之说,都可以从《论语》找到根据。缕析两者理路之流变,可知孟子“性善”为创造型阐释,而荀子“性恶”则系出于强辩的饰说,理论上并无新意。两者的分别,直接影响到后来文化史的发展。周教授认为,《荀子·性恶》应该是荀子后学的作品,在刘向编辑的版本中夹在《子道》和《法行》之间,而这两篇已被公认为荀子后学作品。荀子本人持性朴论,其典型论述是《礼论》的“性者,本始材朴”。《荀子》中的《劝学》《荣辱》《儒效》等都显示了性朴思想。而《庄子》也主张性朴论,《马蹄》明确说:“素朴而民性得矣。”在反对性恶论这一点上,《荀子》的性朴论和《庄子》的性朴论是一致的。不过,《庄子》认为朴之天性绝对完美,故其性朴论实际上是一种性善论,而《荀子》认为朴之性有善的潜质,但还不够完美,需要人为的努力来完善。
推动诸子学研究新格局
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教授在大会闭幕式上指出,继承和发展多元的民族文化是“新子学”的基本观点,我们这个时代尤其要尊重民族文化。古人讲亡国不可怕,亡天下是最可怕的,因为历史和文化都灭掉了。“新子学”反对任何形态的新经学化,认为经学化下的多元不是真正的多元,“新子学”就是要提倡真正的多元精神。在“新子学”的发展问题上,方勇认为,把诸子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作为中国思想的内在脉络来把握,这就要求研究者突破学科限制,拓展研究领域,强化研究深度。诸子治国思想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需要继续探索下去。诸子学是应世而发的学问,当代的诸子学研究要深入开掘中国早期的国家治理思想,不能无病呻吟,也不能坐而论道。他认为,不同的研究方向构成诸子学研究的良好布局,全面呈现了诸子学的面貌。不同领域研究者之间要良性沟通,人员构成需要合理化,从而形成一个成熟稳定的研究团体。方勇还指出,“新子学”要抓住时代脉搏,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诸子学的发展,要适应时代,也要努力影响和引导时代。在这一过程中,诸子学界的学者和出版界、新闻界的同仁有责任把传统文化经典中的内涵讲清楚,传播开来,从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搭建桥梁,真正让诸子学走进时代。
(据《光明日报》 刘思禾)
“新子学”范式的深度拓展
本次大会深入讨论了“新子学”的哲学原理和发展机制,闽南师范大学汤漳平教授在《再论“新子学”与中华文化之重构》中指出,子学复兴是时代的选择,在提升国家软实力上具有重要意义。“新子学”的构想,适时地提供了重构中华文化的新思路。河北工业大学李洪卫研究员认为,儒学在礼崩乐坏时代是社会的一服良药,有大用。不过,儒学如果不能调低自己的节奏和坚持学在民间,则必然会在获得权力之后走向僵化与宰制,这是中国历史经验和世界不同民族宗教学说的共同教训。儒学的一阳来复之日也是它的多元分化之时,这种分化本身须要诸子学的渗透乃至洗涤。由此,“新子学”乃是一种必要的均衡性和疏解性的力量。北京师范大学曾建华博士在《“新子学”的当代境遇与未来使命》一文中指出,“新子学”的宗旨在于以学术的“返本开新”和多元发展为基本模式,以开放、合作的姿态,直面时代问题,共同建构一个产生于中国文化之中,又保持着开放形态的知识体系。这一要求对于当代知识者的身份归属、话语权、价值重构都形成巨大挑战,进而要求一种道不畏杂、不斥异端、多元开放的建构之路。
诸子国家治理思想的现代转化
“新子学”的发展不仅是理念的提出,也体现在研究领域的实际推进上。本次大会的一个亮点是诸子国家治理思想的讨论,共有16位学者撰写了诸子政治思想的论文,形成了诸子学在政治治理领域的一个突破。复旦大学白彤东教授就政治儒学的定位展开讨论。他在《子学还是经学——对政治儒学复兴之路的一些思考》为题的发言中,论述了儒学作为普遍价值的意义,指出其在发展路径上,走今文经学的路是有问题的,应该调整到子学路径。所谓子学路径不是无立场的多元的子学,而是站在儒家立场上的诸子竞争。其论证的方式不是“因为你们不是儒家、不遵经,所以错了”,而是“因为好,所以要接受”。当代是一个放大的诸子时代,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更开放、从而也是更强的、更“正统”的子学方法,走一条经学与“史学”之间的中道。华东师范大学刘思禾博士后在《政治伦理抑或国家伦理——儒家伦理思想现代转型的一个理论探索》一文中,讨论了儒家思想在现代语境中转化为一种精英政治伦理的可能性。他认为儒家思想本质上是一种精英政治伦理,主要是规范政治精英的政治行为和国家运作的。我们可以在现代修正的前提下,给予儒家伦理一个新的形态。由此,他提出儒家政治伦理六条原则:政治系统运作要符合伦理准则、政治精英要承担政治责任、对政治精英要有严格的伦理约束、政府责任与国家信用、政治目的的实现在于民众认同、国际间责任。
诸子学深层价值的当代阐释
本次会议深入讨论诸子学深层学理和现实价值,就诸子学与现代生活之间的联系展开研讨。韩国国立江陵原州大学校金白铉教授在《从“为学”与“为道”来试谈“21世纪新东道西器论”》一文中,分析了近代以来东亚三国面对西方文化入侵的策略及其历史命运,指出中国近代中体西用说所论的纲常名教是一种观念物,一种意识形态,新儒家如唐君毅所提出的道德理性或道德主体则为一种新中体,而21世纪新东道西器观就是要道德主体与认识主体的妙合,这样的资源以先秦道家最丰富,表现为自然而然的虚灵之道的“神”。东南大学许建良教授在《新诸子学视域下的传统“袭常”美德考》一文中,发掘道家袭常观念的意义,指出老子和庄子都是非宇宙论的和宇宙关系论的,他们说的因自然就是对整体联系性的因袭,而表现为万物这一观念上,并可以拓展为人类与宇宙万物和谐共存,这显然不同于西方主流的人类中心主义思路,对于今天激活中华传统美德极为关键。
北京师范大学李山教授在《孟子性善论的突破》和华南师范大学周炽成教授在《性朴论:〈荀子〉与〈庄子〉之比较》中分别讨论了孟子和荀子的人性主张,老问题有新观点,承前启后,发人深思。李教授认为,先秦时儒家人性论分新旧两派。新派以孟子“道性善”为巨擘,旧派则以主“性恶”之荀子为代表。两派之说,都可以从《论语》找到根据。缕析两者理路之流变,可知孟子“性善”为创造型阐释,而荀子“性恶”则系出于强辩的饰说,理论上并无新意。两者的分别,直接影响到后来文化史的发展。周教授认为,《荀子·性恶》应该是荀子后学的作品,在刘向编辑的版本中夹在《子道》和《法行》之间,而这两篇已被公认为荀子后学作品。荀子本人持性朴论,其典型论述是《礼论》的“性者,本始材朴”。《荀子》中的《劝学》《荣辱》《儒效》等都显示了性朴思想。而《庄子》也主张性朴论,《马蹄》明确说:“素朴而民性得矣。”在反对性恶论这一点上,《荀子》的性朴论和《庄子》的性朴论是一致的。不过,《庄子》认为朴之天性绝对完美,故其性朴论实际上是一种性善论,而《荀子》认为朴之性有善的潜质,但还不够完美,需要人为的努力来完善。
推动诸子学研究新格局
华东师范大学先秦诸子研究中心主任方勇教授在大会闭幕式上指出,继承和发展多元的民族文化是“新子学”的基本观点,我们这个时代尤其要尊重民族文化。古人讲亡国不可怕,亡天下是最可怕的,因为历史和文化都灭掉了。“新子学”反对任何形态的新经学化,认为经学化下的多元不是真正的多元,“新子学”就是要提倡真正的多元精神。在“新子学”的发展问题上,方勇认为,把诸子学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作为中国思想的内在脉络来把握,这就要求研究者突破学科限制,拓展研究领域,强化研究深度。诸子治国思想是一个有益的尝试,需要继续探索下去。诸子学是应世而发的学问,当代的诸子学研究要深入开掘中国早期的国家治理思想,不能无病呻吟,也不能坐而论道。他认为,不同的研究方向构成诸子学研究的良好布局,全面呈现了诸子学的面貌。不同领域研究者之间要良性沟通,人员构成需要合理化,从而形成一个成熟稳定的研究团体。方勇还指出,“新子学”要抓住时代脉搏,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诸子学的发展,要适应时代,也要努力影响和引导时代。在这一过程中,诸子学界的学者和出版界、新闻界的同仁有责任把传统文化经典中的内涵讲清楚,传播开来,从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搭建桥梁,真正让诸子学走进时代。
(据《光明日报》 刘思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