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分析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人物追寻母爱的过程，进而揭示追寻母爱与重建黑人文化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托尼·莫里森小说　女性主义理论　追寻母爱　黑人文化
　　
　　有人说，母爱是温暖的太阳，奉献着她的光芒：母爱是辽阔的海洋，坦露着宽广的胸怀；母爱是一片肥沃的土壤，哺育着儿女茁壮地成长。在托尼·莫里森看来，女人是文化的载体，而母亲则是传承文化的桥梁。母爱是莫里森小说的主题之一，黑人妇女在美国社会处于种族歧视和阶级压迫的特殊经历决定了她们母爱的特殊性。本文试图运用女性主义理论分析托尼·莫里森小说中的人物追寻母爱的过程，进而揭示追寻母爱与重建黑人文化之间的关系。
　　
　　一、母爱的失落与黑人文化的缺失
　　
　　(一)母爱的失落与扭曲
　　托尼·莫里森小说中母爱的失落与扭曲集中体现在其前三部作品《最蓝的眼睛》、《秀拉》和《所罗门之歌》中。《最蓝的眼睛》中的波琳和杰拉尔丁都不是称职的母亲，都没有给予孩子们最渴望的母爱。波琳在南方时曾有过美好的童年和爱情，但自她随丈夫到北方后一切都变了，经济的窘迫和自人文化的侵蚀使得她产生了自我憎恨的情结，盲目模仿追求白人的生活方式。最终波琳把自己的感情完全倾注在她的自人主人家里，不愿意面对自己的丈夫，不愿意疼爱自己的孩子。她的儿子经常逃离家庭。她的女儿佩科拉在遭到亲生父亲的强奸和母亲的责罚后最终走向疯狂。杰拉尔丁是个受过白人伦理教育的浅肤色黑种女人，自称为有色人种。她在抛弃了自己的黑人的身份的同时，也抛弃了自己应给予孩子的母爱。她把自己所有的柔情都给了宠物猫，而不愿多跟儿子讲话或者亲吻宠爱他。由于缺乏母亲的爱抚，杰拉尔丁的儿子转而虐待妈妈的宠物猫，戏弄黑人小女孩，成了佩科拉的迫害者之一。和杰拉尔丁一样，《秀拉》中的奈尔的母亲海伦也是一个自视甚高的浅肤色黑种女人。她在黑人社区里保持着自己的优越感，忽视女儿的内心世界和个性成长，只是按照白人的审美观塑造女儿的外形。每周海伦都要用电梳子把女儿的头发拉直，每天晚上她都要求女儿用夹子夹住鼻子，试图把女儿宽平的鼻子改造得高挺一些。奈尔曾经试图反抗母亲的教育方式，但最终还是按照母亲的指引，选择了相夫教子的传统生活。《所罗门之歌》中的母亲露丝是一个父权制度下的牺牲品。她是丈夫取得资产的跳板，得不到丈夫的爱情。从小丧母、在父亲的庇护下长大的露丝很难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在家庭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她很难引导女儿们自强自立，以至于两个女儿在三四十岁时依然是父亲的布娃娃。与波琳和杰拉尔丁不同的是，露丝为了孩子完全牺牲了自我，她不愿让儿子长大成人离开自己，到儿子六岁时还在给他喂奶，由此儿子得了个“奶人”的绰号。“奶人”到三十多岁时仍是饱食终日，浑浑噩噩。没有要承担自我的意识。在种族、性别和阶级的多重压迫下，波琳、杰拉尔丁和露丝不堪重负，无法赋予自己健全的人格，不能胜任母亲的角色，担负起传承黑人文化的大任。
　　(二)拒绝母爱和传统文化的文化孤儿
　　《秀拉》中的秀拉和《柏油娃》中的雅丹是两个拒绝母爱和传统文化的文化孤儿。与佩科拉不同，秀拉从小自我意识就很强，有独立的思想。她很早就认识到自己既不是男人又不是白人，自由是自己的禁地。她自主选择朋友，坚决勇敢地与白人男孩作斗争以保护自己的朋友。在她十二岁时，秀拉偷听到母亲与其她几个黑人母亲的谈话：我爱秀拉，但不喜欢她。秀拉误解了母亲的意思，以为母亲只是出于血缘关系养育她，实际上并不愿接受她。从此秀拉拒绝母爱，以及黑人的一切传统，成了黑人社区的叛逆者。她把男人的尊严踩在脚下，主动“试用”和“抛弃”男人；她不愿生育，不穿内衣去教堂做礼拜；她不赡养老人，把外祖母送到养老院。她被黑人社区视为“魔鬼”和“女巫”。拒绝母爱和传统文化的秀拉最终孤独地死去了，成了漂浮于水面的浮萍，成了没有文化根基的孤儿。雅丹是个白人世界里长大的黑人。两岁失去父亲、十二岁失去母亲的她被送到叔叔悉尼和婶婶昂达英那里。叔叔婶婶是一心一意服侍白人的奴仆，对本民族的贫苦人有着偏见。他们把侄女交给白人主人抚养教育，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虽然婶婶昂达英曾想让雅丹成为本民族的好女儿，但他们看重的是白人的幸福而非自己的生活、本民族的文化。就不可能对雅丹尽到责任，就很难让雅丹长成自然的黑人。雅丹心安理得地接受了白人的价值观，骨子里浸透了白人文化，与非洲文化格格不入。她认识不到黑人女性的积极方面，看不起黑人劳动者。她爱上了黑人森，却又不容许他一辈子做园丁。她给森设计与自己走过的相近的道路，鼓动他追求金钱，反对他拥抱过去的传统。最终他们因为相互冲突的志向而分道扬镳。莫里森指出，他们问题的根源不是男女不同角色的矛盾，而是文化差异。森骄傲地说自己是埃罗人，嘲笑雅丹是纽约人，没有故乡；而雅丹则声称她恨埃罗人。雅丹是黑白文化融合的产物，虽然具有黑人女性的独立性，却缺乏黑人文化根基。她割断了自己与本民族的关联，内心充满了焦虑感，是个漂浮于美国社会的文化孤儿。母亲肩负有传承文化的大任，孩子也应有超越自我追寻本民族文化的学习能力；如果抛弃母爱，抛弃本民族，就会成为漂浮于社会的文化孤儿。
　　
　　二、母爱的追寻与黑人文化的重建
　　
　　(一)母爱的追寻与文化抵抗
　　莫里森小说《宠儿》中的宠儿是黑人执著追寻母爱的代表。莫里森借助于非洲黑人神话中人死可以复生的神话故事。给赛丝亲手杀死的女儿以新的生命，从而演绎了一段追寻母爱的故事。赛丝是在从奴隶主家里逃出又被奴隶主追上时为使女儿遭受被奴役之苦而选择杀死女儿的。当宠儿以鬼魂的形象出现在赛丝面前时，她要向母亲索取全部的爱，要独自占有母亲，使母亲不能再去爱其他的人。杀婴是一个骇人听闻的故事，但是与宠儿向母亲索取全部爱相呼应的是，塞丝认为自己杀死孩子是一种仁慈行为，自己对孩子表达母爱的方式，是要把孩子送到安全的地方，让她摆脱奴隶的悲惨命运。赛丝的两个儿子被吓跑了，婆婆也因闹鬼而离开了人世，只剩下小女儿丹芙陪着母亲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丹芙惊叹宠儿的魔力大，赛丝回答说：“再大也超不过想我爱她的方式那样大。”当赛丝确定宠儿就是死去的女儿的阴魂转世后，她心甘情愿地把一切都贡献给孩子。她整天在家陪着宠儿，心理几乎变态失常，要把自己变成母爱的奴隶。赛丝选择杀死自己的孩子，是源于自己对孩子最无私的母爱，希望能给孩子自由：她的这一行动也代表了一个黑人女性对奴隶制的最强有力的抵抗。赛丝在杀死自己的女儿后承受着沉重的心理负担。她的心一直在淌着血。宠儿阴魂的重现给了她表达母爱的机会，给了她释放精神负担的机会。所以当宠儿终于神秘消失后，赛丝才摆脱了过去的梦魇，从遭到奴隶制扭曲的心灵里解放出来，真正转变为一个自由人。小说《宠儿》最后以集体驱鬼结尾，这说明，赛丝必须取得同伴的帮助才能摆脱历史的重压：黑人只有共同作 战，才能建起反抗白人奴役的防线。
　　(二)母爱伤痛的弥合与黑人文化的重建
　　莫里森在她的前六部作品里主要讨论的是扭曲的母爱给子女带来的伤痛。《宠儿》中的宠儿虽然最终原谅了母亲，但其只是以鬼魂形象出现的。在第七和第八部小说里，莫里森从泛母爱的角度着重讨论了母爱伤痛的弥合。在第七部小说《乐园》里，奠里森塑造了一个宽容大度的黑人女性形象，那就是女修道院的女主人康索拉塔。投身于修道院的女子都十分热爱尊敬康索拉塔，认为她像一位安详的祖母，代表着安全。她对来修道院的每个女人都爱之至深；她与每个人分享自己的一切；她听人倾诉，从不批评人；她一直在付出，从不向他人索取。她就是理想的父母、朋友，是黑人祖先的代表、是黑人文化的传承者。康索拉塔自身也曾有过曲折的经历，但她从自己曾经迷失的状态中站了起来，决心收留前来修道院投身的女人们，用自己的方式开导她们，用弗洛伊德式的心理疗法让她们把心中的痛苦发泄出来，从而把她们从痛苦的噩梦中拯救出来。康索拉塔的心理疗伤法给黑人的启示是：不能回避黑人们面临的问题，只有勇敢面对这些问题才能找到出路；所有人都必须学会爱自己和他人。在第八部小说《爱》里，莫里森塑造了另一个泛母爱的代表，并且直接用“爱”做她的名字，那就是科西家的厨娘兼管家L。L是小说的叙事线索。是爱的象征，对科西家的女人充满了爱心。并以自己力所能及的方式保护她们。科西家的每一个女人都受到专制家长科西的伤害。儿媳梅终日劳作，几乎成了科西家的奴隶。得到的却是科西的鄙视，最后变得精神失常；孙女克丽斯廷一直被人忽视，得不到温暖，她的唯一能给她带来欢乐的同龄玩伴希德被祖父娶走变成了自己的祖母：而希德则是受科西之害最深的女人：她嫁给科西时才十一岁，不仅要承受身体上的伤痛，而且要承受科西带来的精神上的创伤。最终是L用大胆改写科西遗嘱的方式保护了希德的利益，使希德和克丽斯廷不至于居无定所。小说《爱》引发人们认识到：解决种族问题和性别问题要从爱人手。
　　莫里森坚持称自己为黑人女性作家，她在泰勒·格斯里的《托尼·莫里森访谈录》里说：身为黑人和女性，我能进入到那些不是黑人、不是女性的人所不能进入的一个感情和感受的宽广领域。她强调自己写作就是为了唤醒黑人、尤其是黑人女性心中的爱。莫里森的小说力图揭示的是：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阶级压迫使得黑人女性的母爱遭受扭曲，只有反抗压迫争取解放才能使伟大的母爱真正发挥传承文化的作用；追寻博大的“泛母爱”是保持和弘扬黑人传统文化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