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幸的是，或者说不幸的是，念了很多年的书（为什么又说是不幸呢？因为“文革”期间我曾被作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典型，多次地被批判），要回忆的老师自然是很多很多，而他们对我的教诲都很深，帮助也很大，如今要选择一两个来写，确实很难；要都写吧，又有篇幅限制。想来想去，还是选几个教给我一些文学基本知识、点拨我走上文学创作之路的老师吧，他们之中有的并没有直接地给我上过课，所以我没称他们是语文老师，而称之为文学老师。他们对我开启愚蒙的循循善诱，点石成金的修改文章，以及一字之师的点拨，确实是托起我成长的巨擘，用禅宗的话来说，兼有北宗的“渐悟”、又有南宗的“顿悟”作用。像这样的宗师，让我怎么能够忘记呢？
　　课余先生刘老师
　　我一想起我的第一位老师他那文质彬彬、沉默含蓄的样子，眼前便立即映现出我童年时家乡那个偏僻、落寞的影子。它虽然也是个县城，但简陋得还不如平原地区的一个小镇。我不必描写它那寒伧的样子，因为肖红的《呼兰河畔》已将这类小县城的模样写尽了。
　　我从小就养成了一个不可克制的癖好——喜欢看书。什么书都爱看，大概到了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就将在我的邻居家里能够借到的书，什么《薛丁山征西》《呼延庆打擂》《济公传》《瓦岗寨》等通俗演义小说，全都看过了。由于我们那个地方偏僻，读书的人很少，在县城里面住着的多数也都是种地农民，因此家里有藏书的人，也就更不多了。所以我能够借到的，只有这些民间说唱的书，如果再仔细地搜索，还可能找到几本黄历——当年的和陈年的。
　　突然有一天，我的好朋友牟小星兴冲冲地对我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咱们学校里新来了一位语文老师，是教高年级的，听说是从哪个大地方调过来的。”
　　“什么地方？”我问。
　　“我也不清楚，只知道他家里有好多好多的书。”
　　“你怎么知道？”我问。
　　“因为我们是邻居。他好像对待学生都挺好，也有耐心。他答应我可以借看他家里的书，只是不能弄坏，看过一本之后再去换另一本。”小星说。
　　没过几天，我就跟小星一同来到他家。我兴奋极了，就像一个开矿的人，突然见到矿洞里铺着的全是金子；也像是一个又饥又渴的乞儿，突然见到了满桌子芳香可口的饭菜。他的书架子上全都是书，而且大多都是我过去没有见到，也没有听说过的书。他可能从我的眼神里看出我的渴望，被我那燃烧的热情感染，因此对我特别地喜欢，甚至产生了偏爱，不仅答应我可以享受和小星同等的待遇，一本换一本地借阅他的全部藏书，而且还说，有看不懂的地方可以问他，实际上即是答应作我的课余先生。这位老师姓刘。
　　刘老师像我见到的所有那些有学问的人一样，说话总是那么文文静静、慢条斯理的，但一旦讲到他内心感受较深的问题时，也会提高了声调，放开了嗓门。但那样的时候不多，绝大部分时间总是一幅娓娓道来的模样。
　　借过几回书后我知道，他家的那些藏书都是新文学作品，这对我来说是个新概念。我忙问他：“什么叫新文学？”
　　他便开始给我讲到鲁迅、胡适、茅盾、巴金、老舍，还有一些关于新文化运动的事。从此以后，我便一本接一本地借阅他家的《呐喊》《彷徨》《阿Q正传》和《家》《春》《秋》等书。那时候，我最爱看的书，还是老舍的《赵子曰》《老张的哲学》《文博士》《马裤先生》，只觉得这些书读起来快活、有趣、好玩。刘老师告诉我，这叫幽默文学，是文学写作的一种独特风格。
　　“这是一本纯文学的杂志。”有一次，当我从他那里借到一本文学杂志时，他一再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说。
　　“刘老师，什么是纯文学？”这又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一个新名词。
　　“它就是新文学的主体形式，人们通常指的是小说、诗歌、戏剧这三种文学形式。”
　　直到这时为止，我才知道在刘老师家里看到的书，全都属于新文学；而我过去看到的那些《济公传》《杨家将》等书，都属于旧文学，或者叫民间文学。它们有什么区别呢？我也闹不清楚，反正，自从看过刘老师的这些书之后，我更喜欢新文学。
　　升到六年级的时候，我就能在课堂上直接听到刘老师讲课了。听他在课堂上讲授冰心的《寄小读者》、朱自清的《荷塘月色》、鲁迅的《故乡》、夏丏尊的《猫》，真是叫我七窍洞开，如醉如痴，品尝到了新文学的美！
　　这时，我们也开始学着那些文学大家的笔法，写些我们家乡里的风土人情，写完拿去请刘老师批改。刘老师是深通文章之道的。他批改作文不像其他老师那样，只改掉几个错别字，然后在后边加上两句差不多都是雷同的批语。刘老师的批改大不一样，他都是进入到每篇作文的思想境界里去，设身处地地帮助你构思与布局，例如，他常常给同学们指出，你如果用这样几句开头，或者是你用这样几句结尾，效果可能更好些，文章就会立起来，增生出许多意想不到的效果。
　　现在我才懂得，刘老师当时要在这里耗尽多少心血呀！所以我见到的刘老师，平时里总是那么沉静肃穆，有如罗丹的雕塑《思想者》那样。每次到他家里时，桌子上总是摆着一厚摞子作文本，上面布满着密密麻麻用红笔改写的字迹。
　　我是受到刘老师格外用心栽培的，他给我修改的文章最多，用的力气也最大。所以，我有两篇文章竟然先后地发表在1947年的《鸭绿江》杂志和《辽东大众》报上。同学们都说我是“刘老师的得意门生”，还给起了个外号，叫“作文状元”。
　　师娘颜一烟
　　我的第二个文学老师，准确一点地来说，她不是我的老师，而是我的师娘，她就是著名剧作家颜一烟。
　　那时候，正是电影《中华女儿》热播的时候，它在观众中产生的强烈反响是空前的，难以想象的。忽然间，我听到了一个振奋的消息，说那部电影的剧作者颜一烟，竟是我校教导主任高宇老师的爱人。我和班里一个同学怀着十分崇拜的心情，在第一时间里就跑到高宇老师家里去拜访了她。
　　那时候，她还很年轻，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一级编剧，一身军人打扮，腰上系着皮带，一身飒爽，虽然已近中年，但部队生活惯了，动作总是那么灵便利索。当她知道我们的来意后，笑盈盈地望着丈夫高宇说：“你的学生让我去给大家讲讲怎么创作，我自然是无法拒绝的了！”接着，她又问我：“你们是想叫我讲讲我的全部创作生涯呢？还是只讲讲写作《中华女儿》的体会？” 　　我和我的同学面面相觑，一时间竟不知道怎么回答好，因为从我的心里来说，哪个都想听听。不过，我只是俄文班里的一个团支部书记，回去之后得与学生会的几个干部商量。商量的结果，定下来还是请她只讲讲《中华女儿》的创作过程，因为大家的兴奋点都在那。这样，我又第二次去到她的家里，把讲演的题目最后定下来。
　　那次报告之后，我与我的同学又多次到她家里去拜访。有一次，还将我在《东北人民大学校刊》上发表的短篇小说《仇》，拿去请她指点。她倒是一个不吝赐教的人，总是有问必答。遗憾的是，我很想知道关于写作技巧方面的事，她却谈得很少，更多地是讲她的创作生涯，特别是怎样深入生活，怎样不避艰难险阻地下去收集那些第一手的，也是生活中最原始的素材。她说：“这些素材，最原始到什么程度，你的作品就能够最感人到什么程度。”她说自己无论是走到哪里，都能够立即深入到那里的群众生活中去。她说，多少年了，也不知道什么叫苦，什么叫累，几乎是每听到一点线索，立即就背起铺盖卷儿奔过去。这次写《中华女儿》，就是深入到那些老抗联战士里面，一桩桩一件件地把那些动人的故事和情节挖掘到，捕捉到之后写成的。我虽然屡次打断她的话，提出许多写作技巧方面的问题，但她不是三言两语地带过，便是不屑一顾。她一再地说，你能把这些最原始的生动感人的故事情节都收集到了，你的剧作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下笔已是很简单的事。她这话像是对我说的，也像是对自己说的。
　　听了她的几次谈话，我越来越感觉到，她说的都是真理，都是她在创作过程中的亲身体会，都是她的经验之谈。她没有工夫像那些文学评论家们把这些上升到理性思维来提炼与升华。她是个有才气的女作家，但她没有把才气放在心上，她所看重的，倒是“打起背包就出发”的走下去精神。
　　后来，我果然看到了她接连不断地推出描写东北大地历史沉埋着的，和现实生活中新涌现出来的感人故事。一读到她的那些作品，我好像就看到了她的“打起背包就出发”的身影，感受到她深入到生活底层里去收集那些素材时的忙碌样子。
　　点拨之师吕振羽
　　我还有一位文学上的点拨之师，是在东北人民大学读书时遇到的，他就是我们的校长、著名历史学家吕振羽。按理说，像我这样一个普通的学员，是无缘接近这位大人物的。我只是为着要破解怀在心里十多年的一个谜团，才为一种强烈愿望的驱使，千方百计地下决心去谋求一个见面的机会。那是个什么样的谜团呢？原来，我小时候在我们那个小县城里无书不读时，忽在一个人家里看到一部线装书，名字叫“第五才子书”。我借回家里一看，原来就是《水浒传》。后来又从另外一个人家里借到一部书，名字叫《第一才子书》，借回到家里一看，原来就是《三国演义》。这两件事罗列到一起，就使我产生了个疑团：为什么《三国演义》又叫《第一才子书》，《水浒传》又叫《第五才子书》呢？既然是有第一、第五才子书，那么，有没有第二、第三、第四呢？我把这个问题问过我们那个小县城里所有的人，包括学问深厚的刘老师在内。遗憾的是多少年来，问过多少人，都没有得到答案。参加革命以后，我又走了许多地方，问过了多少人，仍然没有找到答案。
　　时间虽然过去了一年又一年，但是想求得破解的愿望却一直没有减退；不仅没有减退，反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面的拓宽，倒是日益地强烈起来。我心里老在琢磨着，为什么我在所有文学与历史的书籍里都找不到答案呢？现在，我碰到了像吕校长这样一位学问大家，真是天赐的良机！我一定要想办法见见他。怎么见呢？登门造访，是绝对不可行的。那该怎么办呢？慢慢地，我倒是捉摸到了吕校长的一点生活规律。他每天晚饭之后，总是沿着我们学校门前那条宽敞而又很少行人的解放大路散步。这不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吗？于是，我便在一个周末的晚上，早早吃完了饭，在马路旁边候着。非常幸运的是，正当晚霞消逝的时候，我见到校长悠闲雅兴地迎着晚霞走过来。我急忙地跑过去，礼貌地施了一礼，说：“吕校长，我是俄文班的学生。我有一个问题，多少年来一直困扰着我，请教了多少人也解答不出。您是位历史学大家，这才拦路打扰您的晚间散步！”我不敢过多地占用他的时间，便简要地将我心中十多年的谜团说出来。
　　他听得很认真，然后又拍着脑袋思索了一会儿告诉我说：“你说得对！在历史上是有过几大才子书一说的。除了你说的第一、第五之外，确实还有第二、第三、第四。根据我的回忆，当然，记得不一定准确，那第二才子书是《好逑传》，第三才子书是《玉娇梨》，第四才子书是《平山冷燕》。中间这几本书已经失传好多年了。”
　　这一次路遇的几句点拨，给我后来对十大才子书的辑校整理，赐予了一把打开迷宫的金钥匙。不过，当时并没有想得那么多，只是觉得吕校长确实是学识渊博，令人肃然起敬的。
　　不知又过了多少年多少载，等我也到了离退休的年龄时，心里又翻腾起他在校门前让我从十年困惑谜团中解放出来的那番文学点拨。我现在家里赋闲，无事可干了，为什么不能将吕校长讲的那已失传了一二百年的五大才子书找出来，研究研究呢？为什么它当年那么盛行，后来又失传了呢？于是乎，我便开始了无边书海里的搜寻。
　　从此，我便不知疲倦、风雨无阻地奔走在去北京几家大图书馆的路上。说来也巧，去得最多的地方，还是老校长离退休后居住的那条文津街。因为，北京图书馆虽多，而储藏古籍图书最多的还是位于文津街的国家图书馆古籍图书部。这也许就是我命中注定要走的人生之路。
　　不过，要走这条路可真是不容易！当我认真地去查找那五大才子书时，它们却好像有意躲迷藏似地避开我，我左查右查总也查不到。一是那几本才子书都有不同的书名，例如，第三才子书《玉娇梨》，更多的古籍版本都称之为《双美奇缘》；二是老校长在路上脱口而说出的书名，说得并不准确，例如，第二才子书《好逑传》，我记得他告诉我时说的是《好问逑》。再说，那《第一才子书》也并不简单地等同于《三国演义》，它是上边有了毛宗岗的批注才叫《第一才子书》的；《水浒传》也是如此，它是上面有了金圣叹的批注，才叫《第五才子书》的。到了晚清时候，才子书之说已经不那么盛行了，各家书局刻印《三国》《水浒》时，便一律地删去批注，已经见不到一点才子书的痕迹了。因此要查找那些古本书，也是件很不容易的事。
　　等到耗尽了日月，耗尽了时光，找到那些古本书时，才知道五大才子书的说法并不准确，它是源起于金圣叹的六大才子书之说。金圣汉自己只批注了第五才子书《水浒》与第六才子书《西厢记》。后来，别人仿效他的手法，不仅接着批出了前面的那几部，而且又扩延下去，批出了第七才子书《琵琶记》。等我读过第七才子书之后才知道，以后的形势更是“一发不可收拾”，才子书的路数是越拓越宽，越行越广，不仅又接连地出现了第八、九、十才子书，而且自第八之后，常常是几部书并列，有两三本书都称之为第九或第十才子书。
　　来龙去脉弄清楚了，我便下决心将这十大才子作为一个完整系列的套书整理出来，出版面世，使这段淹没了一二百年的文学史再现，让世人知道，我国除了四大名著之外，还有十大才子书也曾盛行过数百年。但要整理可不容易，那些珍稀的古本书是不外借的，也不准复印，只准抄写，而且不能用钢笔和圆珠笔，惟恐玷污了这些珍本，只准用铅笔抄。图书管理员说：“这是国宝，只能爱惜，不能有丝毫的损害！”
　　他们的意见自然是对的，可是对于我这年近古稀的老者来说，却是千难万难之事。一套将近四百万字的书，要我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出来，那就真的像大跃进年代里人们常爱说的那句话：“用蚂蚁啃骨头的精神。”我一个人啃，肯定是啃不下来的，于是便邀老伴风里雨里与我同行。此外，还把在中央民族大学读历史系的外孙拉上，让他在星期假日和寒暑假里，也同我们一起做这种笔耕不辍的事。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我们两个老蚂蚁终于把那块硬骨头给啃下来了。2009年初，《十大才子书》系列由线装书局首先推出来后，在国内也算是产生了一次小小的轰动。
　　在那些北风劲吹、酷热难耐的日子里，当我与老伴两个人从不气馁地走在文津街的路上做着自感有益于世的事情时，我便常常想起给我文学点拨、教我如何做人、如何走路的吕校长来；有时也思绪缱绻缠绵，又联想到另外两位老师——给我文学启蒙的刘鹤亭老师和教我怎样进行创作的颜一烟师娘。他们都是照亮我走上文学之路的红蜡烛，是他们给我走上这条路的知识和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