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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黄河在历史上数次改道，每次都给下游的黄泛区带来巨大灾难。地处沂、沭、泗水下游的徐州，位于中国大陆的中纬度地区东缘，东临黄海，西接中原，南濒江淮，北扼齐鲁，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古时的徐州因黄河改道繁多而旱涝连年。笔者着重介绍明清时期黄河改道给徐州带来的巨大洪涝灾害以及历届统治者对其治理所作出的努力，试图从中窥探治理黄河的方法。
关键词：黄河；改道；徐州；水灾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22-03
徐州的繁荣和灾难要从黄河改道说起。“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黄河决曹、濮间，干流一股经东明、定陶、单县之南，虞城、砀山之北，寻古汴水经萧县至徐州由泗入淮。”[1]从此，徐州就成为黄河沿线的重要都会，既带来了繁荣，也给沿岸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洪涝灾害。
一、历史上的黄河下游水患
黄河下游地区乃黄河水灾最多的地区，在明朝275年时间，徐州共发生黄河水灾48次，平均不到6年发生一次，受灾范围有148县次。清朝1644——1855年，黄河在徐州流经了211年，在此期间，共发生水灾60次，平均每3年多发生一次，受灾范围达173县次。这两个时期的受灾县数比例都在百分之六十左右，即平均每次洪水有五分之三以上的县区受灾（详见表1）。
表1：徐州黄河水灾频次及受灾比例表
说明：1.资料来源：岑仲勉著《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赵明奇主编《徐州自然灾害史》，气象出版社，1994年版；郑肇经著《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2.频度＝年/次，比例＝县次/（次数*5）。3.数据处理：凡记载中出现“沛县北部”、“徐州东南”等字样的，均以1县计入。
黄河每次决口和泛滥，洪水夹带大量的泥沙漫流而下，一泻千里，淹没农田屋舍，造成庄稼毁损、房屋倒塌。例如天启三年（1623）九月，“河决徐州青田大龙口，徐、邳、灵、睢并淤；吕梁城南隅陷，沙高平地丈许；双沟决口亦满，上下百五十里悉成平陆。”[3]水退之时，水涸沙淤，洪水在决口附近的泛滥区或洪水尾闾滞留了大量沙石，淤积成水泊，形成高低不一的沙石丘，致使昔日肥沃的土地沙化、盐碱化，肥力下降，农业生产长期无法正常进行。洪水对当地经济和文化最大的短期影响莫过于对城池的淹没和毁损。而徐州的几个属县在历史上均有被淹没的记录。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2）五月至八月，“大雨倾注，河流泛溢，邳州城业已陷没。”[4]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八月，黄河在丰、沛境内多处决口，“丰境悉成巨浸，是年，沛亦大水，陷城。”[5]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七月，“河决围绕睢城，庐舍淹没，徙治避之。”（《行水金鉴》）“天启二年，大水，城倒塌一半。” [6]天启四年（1624）“奎山堤决，是夜由东南水门陷城，顷刻丈余，官廨民舍尽没漂，百姓溺死无数……”（顺治本《徐州志》）据明代《徐州府志》记载：“城以砖石垒砌，周长九里许，城墙高三丈三尺。”由于洪水泛滥、泥沙淤积，历经沧桑的古城墙遂淹没于地下。[7]“崇祯二年（1629）春，河决曹县十四里铺口；四月，决睢宁，至七月中，城尽圯。”（《明史·河渠志》）“景泰元年七月，应天大水，没民庐。三年六月，河决沙湾白马头七十余丈。八月，徐州、济宁间，平地水高一丈，民居尽圮。天顺元年夏，淮安、徐州、怀庆、卫辉俱大水，河决。成化十二年八月，浙江风潮大水。淮、凤、扬、徐亦俱大水”[8]“隆庆三年闰六月，真定、保定、淮安、济南、浙江、江南俱大水。七月壬午，河决沛县，自考城、虞城、曹、单、丰、沛至徐州，坏田庐无算。”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1781），黄河在徐州多处决口，“沙淤陷沛县城，仓、署、坛、庙全行沉没，乃迁治栖山。”（光绪本《沛县志》）其中，洪水对徐州城的淹没次数最多，毁坏程度也最为严重。例如万历元年（1573）河决房村，二年秋，“淮、河并溢”，洪水淹没徐州城墙过半，持续时间长达三月，徐州“四门俱塞，城始有裂意。”[9]可见徐州的水灾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二、洪涝灾害带来的影响
洪水的发生对徐州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无数田园和屋舍被吞噬，地区农业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农作物大面积减产或者绝收，从而导致食品匮乏，物价上涨，饥荒横行。为了求生活命，灾区人民不得不离开家园，流徙他乡，造成“所到之处，饿殍盈野，村落成墟……”[10]之惨状。例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春，“徐、萧、沛、丰、邳、睢宁俱大饥，人相食……”（清乾隆本《徐州府志》）。崇祯十三年（1640），睢宁县先大旱，后因黄河决口淹没，“灾情严重，人互相食，年壮者皆流亡外地。”（《睢宁旧志选译志》）清文宗咸丰元年（1851），丰县境内蟠龙集处黄河决口，洪流泛滥下泻，铜山、邳州、睢宁及下游地区一片汪洋，发生“灾民流离失所，四散逃荒，至有人相食之现象。”[11]《明史·世宗纪》记载：“嘉靖三十一年（1552）九月丁酉，河决徐州，房村集至邳州新安运道淤阻五十里。”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闰六月，沛县境内黄河决口，“自考城、虞城、曹、单、丰、沛抵徐州，俱罗其害，漂没田庐不可胜数；漕州（舟）二千余皆阻邳州，不得进。”[12]第二年（1560）九月，邳州境内黄河又决口，造成“睢宁白浪栈，至宿迁小河口，淤百八十里”，导致“运船千余艘不得进”。[13]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四月，黄河在山东单县黄涸口决堤，主流南下宿州，经宿迁新河口入河，徐、邳运道三百余里干涸，水不盈尺，漕舟受阻，漕粮误期。[14]两年后（1599年），黄河又在上游坚城集决口，徐、邳运道干涸，漕运受损，原赖河运之生计遂断。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山东、徐、邳赤地千里，大水沸腾，草根树皮掘剥无余，子女弃飧，道相望，盗贼公行……”[15]而徐州地区历来受“尚武”文化熏陶，民风彪悍，盗寇盛行，向来难以管理。而频繁的自然灾害更加激化了社会各利益阶层的矛盾，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春，“大学士严嵩等言，徐、邳等十七州、县连被水患，民饥剽劫，吏不能禁，恐生他变……。”[16]清代光绪初期，徐海一带南下乞民“其人百十为一起”，“挨村索食，栉比无遗”，致使所到之处“鸡犬不宁，无所底止。”[17]而徐州睢宁县更是无匪不成庄，一度出现了“风吹尘土白日昏，闾里家家昼闭门，郊外有田不敢种，迩来盗贼满乡村”的乱世局面。洪涝灾害对于现代人来讲，永远是无法体会得到的，因为古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很难达到现代人可以接受的程度。天灾带来的损失有时候比人祸更恐怖。
三、统治者为解决治河保运困扰所做的努力
在南北大运河沟通后，由于徐州北至临清一段往往受黄河北决冲淤，徐州南至清河一段又以黄河为运道，漕运常受黄河水患干扰，时通时塞。明代统治者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在前期实行了遏黄保运和引黄济运政策。然而这样做的效果并不明显，运河依然经常受到黄河的干扰和破坏。到了明朝后期，只好另开新运道以避黄河之险。为了适应漕运需要，明代在淮安、徐州、临清、德州设仓，作为漕粮集散中心，然后转运至京、通二仓，其中徐州设广运仓，仓廒100余座。《明史·食货志》载：明代漕法凡三变而后定，初为支运，次则兑运、支运相参，最后变为长运而成定制。兑运需加路费、耗米，还要加过徐、吕二洪以及过闸“轻赍银”等费用。成化间规定，白粮民船每过一洪需银十余两，每过一闸需银五六钱。[18]至于商船，税收也很多，明人陈仁锡《重建徐州洪神庙记》称：“凡四方朝贡转漕及商旅经营者，率由是道。”[19]成化间“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政府在这些客商辏集处设钞关[20]，徐州钞关由徐州户部分司负责，专门征收商品流通税，还设立负责征收船料税的吕梁洪工部分司。[21]《续文献通考》卷18称：“京省凡三十三府州县商贾凑集地，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旧凡五倍，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远近纳钞。”《明会典》载，当时往来开封的山陕巨商都要假道徐州，由徐州小浮桥溯梁靖口、赵皮寨北上。徐州因此成为河南、山东与江南地区发生联系的必经通道，“凡河南开、归、陈、许、彰、卫、怀各府州县所产粮食、棉花等项货物，与各府州县所需江南各项货物，多系用船装载，由黄河上下往来，至码头渡口停泊起卸。”[22]再次是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陆交通的便捷，使徐州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了明朝中期，很多人搬到城外滨河而居，“城外临河而居者，皆负贩之细民也”。城内街道不但数量增加，而且逐渐整齐划一，城市总体发展有稳中南迁、沿河道交通干线拓展的趋势。当时的徐州“舳舻衔尾，旅店连云，贸易商贾，在在闹市，不惟土著者获利无穷，即宦于其地者，用物宏而取精多。”[23]统治者们虽然用他们最大的努力来维护统治秩序，但是逃脱不了大自然的强大魔掌。即使他们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在大自然面前仍然显得十分脆弱。就这样，历代都在整修，但是都没有多大收效。因此，自上而下要举行祈祷、供神等仪式，这也是古人对灾害的一种应对。
四、结语
黄河在徐州地区“善决，善溢，善淤”，对徐州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成为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黄河水灾频发既是生态环境变化的结果，也是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加强历史时期徐州地区生态环境演变规律及其对人类社会系统影响的研究和总结，可以发现该区域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有机联系和互动关系，对于我们建立针对黄河下游黄泛区的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历史又是那么的巧，从1855（咸丰六年）年黄河改道北迁以后，徐州很少受到黄河水灾的直接影响，也渐渐开始没落，这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1][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一》
[2]钱程：《历史上的黄河水灾特征及其对区域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8年4期。
[3]陈鹤：《明纪》
[4]《明神宗实录卷263》
[5]乾隆本：《徐州府志》
[6]《睢宁旧志选译·建置志》
[7]韩宝平，冯启言：《水环境变迁对社会、文化演变的影响》，《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64.
[8]（清）张廷玉：《明史卷·二十八·水潦》
[9]刘雪芹：《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江海学刊》，2001（5）：129.
[10]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566.
[11]赵明奇：《徐州自然灾害史》，气象出版社，1994：331.
[12]《明穆宗实录卷三五》
[13]《明穆宗实录卷四九》
[14]赵明奇：《徐州自然灾害史》，气象出版社，1994：171.
[15]《明世宗实录》，卷393
[16]清乾隆本《徐州府志》
[17]钮仲勋：《黄河与运河关系的历史研究》，《人民黄河》，1997（1）：53.
[18][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二陆文集（卷二九一）》，中华书局，1962.
[19][明]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五四）》：《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5册）
[20][正德]明会典（卷三三）[M].四库全书本
[21][明]王世雍.吕梁洪志：《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4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22][清]白钟山：《豫东宣防录（卷五）》，《中国水利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6：643.
[13][明]黄承玄：《古今疏治黄河全书·酌议黄便宜疏》，《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222册）》：453.
（责任编校：刘军平）
关键词：黄河；改道；徐州；水灾
文章编号：978-7-80736-771-0（2010）04-022-03
徐州的繁荣和灾难要从黄河改道说起。“金大定二十七年（1187年）黄河决曹、濮间，干流一股经东明、定陶、单县之南，虞城、砀山之北，寻古汴水经萧县至徐州由泗入淮。”[1]从此，徐州就成为黄河沿线的重要都会，既带来了繁荣，也给沿岸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洪涝灾害。
一、历史上的黄河下游水患
黄河下游地区乃黄河水灾最多的地区，在明朝275年时间，徐州共发生黄河水灾48次，平均不到6年发生一次，受灾范围有148县次。清朝1644——1855年，黄河在徐州流经了211年，在此期间，共发生水灾60次，平均每3年多发生一次，受灾范围达173县次。这两个时期的受灾县数比例都在百分之六十左右，即平均每次洪水有五分之三以上的县区受灾（详见表1）。
表1：徐州黄河水灾频次及受灾比例表
说明：1.资料来源：岑仲勉著《黄河变迁史》，中华书局，2004年版；赵明奇主编《徐州自然灾害史》，气象出版社，1994年版；郑肇经著《中国水利史》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2.频度＝年/次，比例＝县次/（次数*5）。3.数据处理：凡记载中出现“沛县北部”、“徐州东南”等字样的，均以1县计入。
黄河每次决口和泛滥，洪水夹带大量的泥沙漫流而下，一泻千里，淹没农田屋舍，造成庄稼毁损、房屋倒塌。例如天启三年（1623）九月，“河决徐州青田大龙口，徐、邳、灵、睢并淤；吕梁城南隅陷，沙高平地丈许；双沟决口亦满，上下百五十里悉成平陆。”[3]水退之时，水涸沙淤，洪水在决口附近的泛滥区或洪水尾闾滞留了大量沙石，淤积成水泊，形成高低不一的沙石丘，致使昔日肥沃的土地沙化、盐碱化，肥力下降，农业生产长期无法正常进行。洪水对当地经济和文化最大的短期影响莫过于对城池的淹没和毁损。而徐州的几个属县在历史上均有被淹没的记录。明神宗万历二十一年（1592）五月至八月，“大雨倾注，河流泛溢，邳州城业已陷没。”[4]明神宗万历三十二年（1604）八月，黄河在丰、沛境内多处决口，“丰境悉成巨浸，是年，沛亦大水，陷城。”[5]明熹宗天启二年（1622）七月，“河决围绕睢城，庐舍淹没，徙治避之。”（《行水金鉴》）“天启二年，大水，城倒塌一半。” [6]天启四年（1624）“奎山堤决，是夜由东南水门陷城，顷刻丈余，官廨民舍尽没漂，百姓溺死无数……”（顺治本《徐州志》）据明代《徐州府志》记载：“城以砖石垒砌，周长九里许，城墙高三丈三尺。”由于洪水泛滥、泥沙淤积，历经沧桑的古城墙遂淹没于地下。[7]“崇祯二年（1629）春，河决曹县十四里铺口；四月，决睢宁，至七月中，城尽圯。”（《明史·河渠志》）“景泰元年七月，应天大水，没民庐。三年六月，河决沙湾白马头七十余丈。八月，徐州、济宁间，平地水高一丈，民居尽圮。天顺元年夏，淮安、徐州、怀庆、卫辉俱大水，河决。成化十二年八月，浙江风潮大水。淮、凤、扬、徐亦俱大水”[8]“隆庆三年闰六月，真定、保定、淮安、济南、浙江、江南俱大水。七月壬午，河决沛县，自考城、虞城、曹、单、丰、沛至徐州，坏田庐无算。”清高宗乾隆四十六年（1781），黄河在徐州多处决口，“沙淤陷沛县城，仓、署、坛、庙全行沉没，乃迁治栖山。”（光绪本《沛县志》）其中，洪水对徐州城的淹没次数最多，毁坏程度也最为严重。例如万历元年（1573）河决房村，二年秋，“淮、河并溢”，洪水淹没徐州城墙过半，持续时间长达三月，徐州“四门俱塞，城始有裂意。”[9]可见徐州的水灾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
二、洪涝灾害带来的影响
洪水的发生对徐州人民的生产和生活带来了巨大影响，无数田园和屋舍被吞噬，地区农业生态系统遭受严重破坏，农作物大面积减产或者绝收，从而导致食品匮乏，物价上涨，饥荒横行。为了求生活命，灾区人民不得不离开家园，流徙他乡，造成“所到之处，饿殍盈野，村落成墟……”[10]之惨状。例如嘉靖三十二年（1553）春，“徐、萧、沛、丰、邳、睢宁俱大饥，人相食……”（清乾隆本《徐州府志》）。崇祯十三年（1640），睢宁县先大旱，后因黄河决口淹没，“灾情严重，人互相食，年壮者皆流亡外地。”（《睢宁旧志选译志》）清文宗咸丰元年（1851），丰县境内蟠龙集处黄河决口，洪流泛滥下泻，铜山、邳州、睢宁及下游地区一片汪洋，发生“灾民流离失所，四散逃荒，至有人相食之现象。”[11]《明史·世宗纪》记载：“嘉靖三十一年（1552）九月丁酉，河决徐州，房村集至邳州新安运道淤阻五十里。”明穆宗隆庆三年（1569）闰六月，沛县境内黄河决口，“自考城、虞城、曹、单、丰、沛抵徐州，俱罗其害，漂没田庐不可胜数；漕州（舟）二千余皆阻邳州，不得进。”[12]第二年（1560）九月，邳州境内黄河又决口，造成“睢宁白浪栈，至宿迁小河口，淤百八十里”，导致“运船千余艘不得进”。[13]明神宗万历二十五年（1597）四月，黄河在山东单县黄涸口决堤，主流南下宿州，经宿迁新河口入河，徐、邳运道三百余里干涸，水不盈尺，漕舟受阻，漕粮误期。[14]两年后（1599年），黄河又在上游坚城集决口，徐、邳运道干涸，漕运受损，原赖河运之生计遂断。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山东、徐、邳赤地千里，大水沸腾，草根树皮掘剥无余，子女弃飧，道相望，盗贼公行……”[15]而徐州地区历来受“尚武”文化熏陶，民风彪悍，盗寇盛行，向来难以管理。而频繁的自然灾害更加激化了社会各利益阶层的矛盾，明世宗嘉靖三十二年（1553）春，“大学士严嵩等言，徐、邳等十七州、县连被水患，民饥剽劫，吏不能禁，恐生他变……。”[16]清代光绪初期，徐海一带南下乞民“其人百十为一起”，“挨村索食，栉比无遗”，致使所到之处“鸡犬不宁，无所底止。”[17]而徐州睢宁县更是无匪不成庄，一度出现了“风吹尘土白日昏，闾里家家昼闭门，郊外有田不敢种，迩来盗贼满乡村”的乱世局面。洪涝灾害对于现代人来讲，永远是无法体会得到的，因为古代的科学技术水平很难达到现代人可以接受的程度。天灾带来的损失有时候比人祸更恐怖。
三、统治者为解决治河保运困扰所做的努力
在南北大运河沟通后，由于徐州北至临清一段往往受黄河北决冲淤，徐州南至清河一段又以黄河为运道，漕运常受黄河水患干扰，时通时塞。明代统治者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在前期实行了遏黄保运和引黄济运政策。然而这样做的效果并不明显，运河依然经常受到黄河的干扰和破坏。到了明朝后期，只好另开新运道以避黄河之险。为了适应漕运需要，明代在淮安、徐州、临清、德州设仓，作为漕粮集散中心，然后转运至京、通二仓，其中徐州设广运仓，仓廒100余座。《明史·食货志》载：明代漕法凡三变而后定，初为支运，次则兑运、支运相参，最后变为长运而成定制。兑运需加路费、耗米，还要加过徐、吕二洪以及过闸“轻赍银”等费用。成化间规定，白粮民船每过一洪需银十余两，每过一闸需银五六钱。[18]至于商船，税收也很多，明人陈仁锡《重建徐州洪神庙记》称：“凡四方朝贡转漕及商旅经营者，率由是道。”[19]成化间“民船贾舶多不可籍数”。政府在这些客商辏集处设钞关[20]，徐州钞关由徐州户部分司负责，专门征收商品流通税，还设立负责征收船料税的吕梁洪工部分司。[21]《续文献通考》卷18称：“京省凡三十三府州县商贾凑集地，市镇店肆门摊税课，增旧凡五倍，舟船受雇装载者，计所载料多寡路远近纳钞。”《明会典》载，当时往来开封的山陕巨商都要假道徐州，由徐州小浮桥溯梁靖口、赵皮寨北上。徐州因此成为河南、山东与江南地区发生联系的必经通道，“凡河南开、归、陈、许、彰、卫、怀各府州县所产粮食、棉花等项货物，与各府州县所需江南各项货物，多系用船装载，由黄河上下往来，至码头渡口停泊起卸。”[22]再次是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商品经济的发展，水陆交通的便捷，使徐州城市规模不断扩大。到了明朝中期，很多人搬到城外滨河而居，“城外临河而居者，皆负贩之细民也”。城内街道不但数量增加，而且逐渐整齐划一，城市总体发展有稳中南迁、沿河道交通干线拓展的趋势。当时的徐州“舳舻衔尾，旅店连云，贸易商贾，在在闹市，不惟土著者获利无穷，即宦于其地者，用物宏而取精多。”[23]统治者们虽然用他们最大的努力来维护统治秩序，但是逃脱不了大自然的强大魔掌。即使他们做了多方面的努力，在大自然面前仍然显得十分脆弱。就这样，历代都在整修，但是都没有多大收效。因此，自上而下要举行祈祷、供神等仪式，这也是古人对灾害的一种应对。
四、结语
黄河在徐州地区“善决，善溢，善淤”，对徐州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造成了多方面的影响，成为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相对滞后的重要原因之一。而黄河水灾频发既是生态环境变化的结果，也是生态环境发生变化的一个显著标志。加强历史时期徐州地区生态环境演变规律及其对人类社会系统影响的研究和总结，可以发现该区域生态环境与人类社会的有机联系和互动关系，对于我们建立针对黄河下游黄泛区的治理研究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历史又是那么的巧，从1855（咸丰六年）年黄河改道北迁以后，徐州很少受到黄河水灾的直接影响，也渐渐开始没落，这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注释：
[1][清]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一五一》
[2]钱程：《历史上的黄河水灾特征及其对区域社会发展的影响》《中国矿业大学学报》，2008年4期。
[3]陈鹤：《明纪》
[4]《明神宗实录卷263》
[5]乾隆本：《徐州府志》
[6]《睢宁旧志选译·建置志》
[7]韩宝平，冯启言：《水环境变迁对社会、文化演变的影响》，《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2）：64.
[8]（清）张廷玉：《明史卷·二十八·水潦》
[9]刘雪芹：《明清黄河水患与下游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江海学刊》，2001（5）：129.
[10]李文海：《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1994：566.
[11]赵明奇：《徐州自然灾害史》，气象出版社，1994：331.
[12]《明穆宗实录卷三五》
[13]《明穆宗实录卷四九》
[14]赵明奇：《徐州自然灾害史》，气象出版社，1994：171.
[15]《明世宗实录》，卷393
[16]清乾隆本《徐州府志》
[17]钮仲勋：《黄河与运河关系的历史研究》，《人民黄河》，1997（1）：53.
[18][明]陈子龙：《明经世文编·二陆文集（卷二九一）》，中华书局，1962.
[19][明]陈仁锡：《皇明世法录（卷五四）》：《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15册）
[20][正德]明会典（卷三三）[M].四库全书本
[21][明]王世雍.吕梁洪志：《丛书集成续编·史部》（第42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
[22][清]白钟山：《豫东宣防录（卷五）》，《中国水利志丛刊》，扬州广陵书社，2006：643.
[13][明]黄承玄：《古今疏治黄河全书·酌议黄便宜疏》，《四库存目丛书·史部（第222册）》：453.
（责任编校：刘军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