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魏晋时期使在先秦时代代表一切艺术的“乐“，开始摆脱了”礼“的桎梏，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祭起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几乎所有的门类经历了思想解放、个性张扬、艺术独立的道路。本文从陶渊明的“无弦琴”窥探文人音乐的人格张扬和艺术独立。
【关键词】：无弦琴 ；陶渊明；人格张扬；艺术独立
从三国、两晋到南北朝，这短短的四百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最难描述的时代。从此，秦汉雄风已逝，而盛唐气象未至，在这两大盛世之间，古老的中华帝国四分五裂。在这血与火的时代里，却产生了足以与任何“太平盛世”媲美的光明璀璨的思想之花和雄奇瑰丽的艺术之界。一方面，世风浇漓，道德沦丧，过去被推崇、遵守的思想、观念、秩序、风俗如衰柳败絮，被弃之路旁；另一方面，宗教普及，新思想、新思潮和种种“时髦”的行为岑出不穷，流行一时。一方面，士大夫或文人们或苟活于乱世，或在清淡中耗掷生命；另一方面，虔诚而又才华横溢的佛教艺术家们，却在一凿一斧地创造着云冈和龙门的奇迹。从此时起，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祭起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而且，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在此时经历了一条“思想解放”—“个性张扬”—以“艺术独立”的道路而各自独立。
一、魏晋时期的历史现实
魏晋时期的社会结构大多处于分裂状态，战乱此起彼伏，朝代更替频繁。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很少有精力来顾及思想文化事业。相对而言，政治权力对于文化事业的干预比较少，思想文化就必然呈现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在这种多元化的局面中，就当时文学艺术发展而言，最值得注意、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回归文学艺术的非功利性特征。在中国音乐艺术发展史上，摆脱政教的束缚，将艺术视为抒发情感的工具，追求艺术的完美，的确是这个时期文学的重要特征。这个时期的艺术呈现一种鲜明的异端色彩。传统儒学的分化，新兴玄学的繁荣，外来佛学的传播，为当时的文人雅士的思想提供了广阔的艺术空间。士大夫的传统生活发生了变异。一个时期内，生活的怪异化，思想的极端化，形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生活的重要特征。怪异化、极端化的结果，就构成了“张力”的态势，就拓展了文化发展的空间，就形成了后世看到的丰富多采的魏晋南北朝艺术。祢衡的颠狂放肆，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潘岳的“乾没不已”，陶渊明的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谢灵运的躁动不安，如此等等，均在文学史上堪称一“绝”。个性的张扬，表现在艺术理论主张上，表现在艺术创作方面，就是对独创性的自觉追求。曹丕所说“诗赋欲丽”等“四科不同”，陆机所说“夸目者尚奢，惬意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皆意在张扬文学艺术个性。儒学以礼教为本，主张克己复礼，反对怪力乱神，提倡中庸，反对极端。这种传统的观念，极大地束缚了中国文人的思想。在这样一个传统势力极盛的历史背景下，强调提出个性的问题，意味着摆脱束缚和自由发展的新的趋势。
二、 “无弦琴”之唱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不仅在中国古代诗坛上独领风骚，在古琴的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虽然他不像阮籍、嵇康那样写了专门的文章来论述古琴，但在他的很多诗文中都提及到了古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弹奏“无弦琴”的故事。根据史料文献的记载：《晋书·隐逸列传》中这样记载：“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文选》的编撰者萧统在《陶渊明传》中的记载：“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南史》也说：“潜不解音声，而蓄素琴一张。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这些重要的正经文献记载大同小异，就是陶渊明不会弹琴却时常在酒后摆弄琴，这就使后人对陶渊明不会弹琴这一说法深信不疑。以后凡是谈及陶渊明与其无弦琴，人们便都以为他根本不会弹琴，仅仅只会“一抚一拍”，是个乐盲。但根据陶渊在《与子俨等疏》中的自述：“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这既然是一篇陶渊明写给自己晚辈的书信，应该是不可能撒谎的。文中说“少学琴书”可见，他很早就接触古琴，并且对其喜爱有加，时时与其为伴。而无弦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晋书》所记，就是一张没有弦和徽柱的琴，当然也就无法弹拨出音声来了。爱好音乐又不解音律应当怎样理解呢？这实际上是说陶渊明非常喜好音乐，并且，”载弹载咏“，而且分明在《自祭文》中写着”和七弦之素琴“，能说陶渊明不解音律吗？只是表明陶渊明所重视的是音乐的陶情冶性，寄托情志的追求，而不在对于音律理论的探讨和音声和弦的深究。萧统所说的”不解音律“是说陶渊明不长于音乐理论方面研究。这正好和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一样，他追求的只是书中精髓和音乐中的情趣，而对于琐细精微的理论倒不很在意了。以琴书相随，陶然自乐而已。这里所追求的已经不是乐器本身的优美与否了，而侧重的是琴中之趣。如果这种琴中之趣按照审美主体的意愿展现了自然灵性与美感体验的话，琴弦徽柱无非是一种形式，一种载体，反倒不重要了，这正是盛行于魏晋之际的”得意忘言“理论在音乐方面的发挥。古往今来，以音乐言情寄志的文人不在少数，但常常扶弄一张根本不会发声的乐器，并且从中的乐趣的，却只有陶渊明一人。奇怪的是，对他的这种表面上怪诞的行为，中国的文人们不但给予了充分的理解，甚至表现了极大的敬意。这是因为陶渊明的“行为艺术”的个性张扬，在中国文人的眼里，不但不是对音乐的否定，反而在最深层、最本质的意义上阐发了音乐的精神，揭示了艺术的独立。
三、叛逆与创造—“文人无行”与创造力的解放
“文人无行”，似乎以魏晋时人为最。葛洪在《抱朴子》中激烈地抨击当时文人放诞狂傲、不拘小节甚至弃灭人伦的种种“丑行”，并详细描写了当时文人们的言行。他说“蓬发乱鬓，横挾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类味之游.......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擎拨淼折，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这些人不但不遵守一切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而且不致力于经世之学，蔑视一切于社会、人生有益的真本领，对古代典籍、自然科学、社会现实、政治制度、历史人生不但都一无所知，甚至还以不知为荣。从东汉的宦官专制、董卓之乱、到魏晋之时的司马懿的黑暗统治，以及儒学的没落与玄学的勃起，实际上是造成魏晋名士“文人无行”的直接原因。魏晋时代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们这种心理上的压抑与非常态的释放，直接造成了两种后果，对他们自己，是个人人生的悲剧，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对艺术，却是一件大幸事，因为个性的张扬是艺术创造的必须条件，而制度化的社会则必定要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乃至束缚艺术个性的充分发展。此时此刻，一个艺术上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了：不但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把自己压抑在琴、棋、书、画与诗、酒、药中的才情尽情地发挥出来，就连一般的士人，也效仿其皮毛，蔚然成风。一个崇尚个性、充分自由的社会氛围极大促进了艺术的进步。以阮、嵇为代表的魏晋艺术家们正是在这种大背景、大环境中开始了他们“师心”、“使气”的艺术活动。陶渊明的无弦琴之所以成为一个文学典故，成为一个象征之物，成为后来禅宗式的公案，在于它启发了平淡的意蕴，在于它体现出的精神特质，即所谓的“个性张扬”。纵观中国历史，没有一个时代像魏晋这样大胆的推崇人的自由和美丽。无弦琴，并不是光光表面上的没有安装琴弦，而是一种音乐内在的无形神韵，是弹琴者自己心灵深处所引起的一种对音乐的无限体味。有弦无弦，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突显个性才是最重要的。 四、从人格的独立到艺术的独立
突出自我，张扬个性，一切惟个人的性情、需要、意念、心境、兴味、趣好为准则，“背叛礼教”、超越礼法的同时也就是回归人性，凸现自我，实现生命的自然和心情的自由。所以，魏晋人士最看重的是一个“我”字。以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好琴而不谙音律，在家中备有“素琴”一张。他的琴独特，为“无弦琴”，有其形而不能发其音。陶渊明常常独自在家“抚琴自娱”，每当与朋友们携琴饮酒聚会时，他更是要取出无弦琴和着大家的琴声抚弄一番，自得其乐，陶醉其中。别人甚为不解，而陶渊明则朗声答道：“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此举和此语让人联想到老子的“大音希声”，进而从中去玩味其玄学和哲理性意蕴。如当代美学家蒋孔阳先生就援引“大音希声”，演绎出以下的见解：“最完美的琴声只存在于想象和思维当中，它是完美的典型，我们固然弹不出，弹出来也听不见，因为无论怎样高明的琴师，它所弹奏出来的琴声，都不能是绝对完美的。我们要通过“物”的琴声来寄托我们的情思，也总是有所局限的。因此，为了保持琴声的完美和理想，为了充分地寄托我们的情思，陶渊明宁可蓄无弦琴”。 这种品质与具有隐逸情志的士人颇为同气合调，成为他们怡情适性，自娱自乐的佳选乐器。在陶渊明，窃以为，无弦琴只是用来开个玩笑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玩笑。无弦是隐喻着一种空灵的通于幽玄的意境，这便是渊明所寄意的琴（情）趣之所在。但与其说是在表达一种审美见解，倒不如说是借此流露一种超然飘逸的人格气韵。这也是该“玩笑”令后人着迷，激赏的地方吧？苏东坡写过一首《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其实这琴声既不在弦上，也不在指上，而是在心里。好的音乐应是心声、心曲的自然流露。琴上虽无弦，心里是应该有弦的，要不为什么有一个词叫心弦呢？能把观众的心弦弹响是最高的演奏技巧，当然这里面还有个知音问题，有一种弦，无论怎样弹拨，只能发出喑哑枯涩的音调；有一种弦，只要技巧得当，就能弹出优美动听的乐曲来；还有一种弦，应心而响，应心而动，高山流水有知音。
魏晋时期人格的张扬，最终促成了艺术的独立。在魏晋之前，“乐”是“礼”的附庸，为艺者不但不能任性，也不必“师”己之“心”。魏晋时期中国文人和艺术家的个性张扬促成了艺术本体意识的觉醒。文艺不再是仕途的敲门砖，不再是宗庙高堂中的礼器与祭品，艺术走向了心灵，走向了自我，走向了独立。艺术的独立在此时几乎是全方位的，从诗歌到音乐、从绘画到雕塑，从书法到舞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艺术的诸多门类，在此时解脱了束缚，英姿勃发、昂首挺胸地走向了世界。
参考文献：
[1]萧统. 中华书局《文选》.《晋书》唐·房玄龄（M）.
[2]郭绍虞主编. 中华书局《诗品注》.《南史》唐·李延寿（M）.人民文学出版社.
[3]李泽厚主编.《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篇》（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逯钦立，中华书局.《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关键词】：无弦琴 ；陶渊明；人格张扬；艺术独立
从三国、两晋到南北朝，这短短的四百年间，是中国历史上最难描述的时代。从此，秦汉雄风已逝，而盛唐气象未至，在这两大盛世之间，古老的中华帝国四分五裂。在这血与火的时代里，却产生了足以与任何“太平盛世”媲美的光明璀璨的思想之花和雄奇瑰丽的艺术之界。一方面，世风浇漓，道德沦丧，过去被推崇、遵守的思想、观念、秩序、风俗如衰柳败絮，被弃之路旁；另一方面，宗教普及，新思想、新思潮和种种“时髦”的行为岑出不穷，流行一时。一方面，士大夫或文人们或苟活于乱世，或在清淡中耗掷生命；另一方面，虔诚而又才华横溢的佛教艺术家们，却在一凿一斧地创造着云冈和龙门的奇迹。从此时起，在中国历史上首次祭起了“为艺术而艺术”的大旗，而且，几乎所有的艺术门类都在此时经历了一条“思想解放”—“个性张扬”—以“艺术独立”的道路而各自独立。
一、魏晋时期的历史现实
魏晋时期的社会结构大多处于分裂状态，战乱此起彼伏，朝代更替频繁。在这种情况下，统治集团很少有精力来顾及思想文化事业。相对而言，政治权力对于文化事业的干预比较少，思想文化就必然呈现一种放任自流的状态。在这种多元化的局面中，就当时文学艺术发展而言，最值得注意、也是最重要的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回归文学艺术的非功利性特征。在中国音乐艺术发展史上，摆脱政教的束缚，将艺术视为抒发情感的工具，追求艺术的完美，的确是这个时期文学的重要特征。这个时期的艺术呈现一种鲜明的异端色彩。传统儒学的分化，新兴玄学的繁荣，外来佛学的传播，为当时的文人雅士的思想提供了广阔的艺术空间。士大夫的传统生活发生了变异。一个时期内，生活的怪异化，思想的极端化，形成了这个时期文人生活的重要特征。怪异化、极端化的结果，就构成了“张力”的态势，就拓展了文化发展的空间，就形成了后世看到的丰富多采的魏晋南北朝艺术。祢衡的颠狂放肆，嵇康的“非汤武而薄周孔”，潘岳的“乾没不已”，陶渊明的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谢灵运的躁动不安，如此等等，均在文学史上堪称一“绝”。个性的张扬，表现在艺术理论主张上，表现在艺术创作方面，就是对独创性的自觉追求。曹丕所说“诗赋欲丽”等“四科不同”，陆机所说“夸目者尚奢，惬意者贵当，言穷者无隘，论达者唯旷”，皆意在张扬文学艺术个性。儒学以礼教为本，主张克己复礼，反对怪力乱神，提倡中庸，反对极端。这种传统的观念，极大地束缚了中国文人的思想。在这样一个传统势力极盛的历史背景下，强调提出个性的问题，意味着摆脱束缚和自由发展的新的趋势。
二、 “无弦琴”之唱
在中国的文化史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那就是东晋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不仅在中国古代诗坛上独领风骚，在古琴的发展史上也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虽然他不像阮籍、嵇康那样写了专门的文章来论述古琴，但在他的很多诗文中都提及到了古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弹奏“无弦琴”的故事。根据史料文献的记载：《晋书·隐逸列传》中这样记载：“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文选》的编撰者萧统在《陶渊明传》中的记载：“渊明不解音律，而蓄无弦琴一张，每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南史》也说：“潜不解音声，而蓄素琴一张。每有酒适，辄抚弄以寄其意。”这些重要的正经文献记载大同小异，就是陶渊明不会弹琴却时常在酒后摆弄琴，这就使后人对陶渊明不会弹琴这一说法深信不疑。以后凡是谈及陶渊明与其无弦琴，人们便都以为他根本不会弹琴，仅仅只会“一抚一拍”，是个乐盲。但根据陶渊在《与子俨等疏》中的自述：“少学琴书，偶爱闲静。开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见树木交荫，时鸟变声，亦复欢然有喜。”这既然是一篇陶渊明写给自己晚辈的书信，应该是不可能撒谎的。文中说“少学琴书”可见，他很早就接触古琴，并且对其喜爱有加，时时与其为伴。而无弦琴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据《晋书》所记，就是一张没有弦和徽柱的琴，当然也就无法弹拨出音声来了。爱好音乐又不解音律应当怎样理解呢？这实际上是说陶渊明非常喜好音乐，并且，”载弹载咏“，而且分明在《自祭文》中写着”和七弦之素琴“，能说陶渊明不解音律吗？只是表明陶渊明所重视的是音乐的陶情冶性，寄托情志的追求，而不在对于音律理论的探讨和音声和弦的深究。萧统所说的”不解音律“是说陶渊明不长于音乐理论方面研究。这正好和陶渊明”好读书，不求甚解“一样，他追求的只是书中精髓和音乐中的情趣，而对于琐细精微的理论倒不很在意了。以琴书相随，陶然自乐而已。这里所追求的已经不是乐器本身的优美与否了，而侧重的是琴中之趣。如果这种琴中之趣按照审美主体的意愿展现了自然灵性与美感体验的话，琴弦徽柱无非是一种形式，一种载体，反倒不重要了，这正是盛行于魏晋之际的”得意忘言“理论在音乐方面的发挥。古往今来，以音乐言情寄志的文人不在少数，但常常扶弄一张根本不会发声的乐器，并且从中的乐趣的，却只有陶渊明一人。奇怪的是，对他的这种表面上怪诞的行为，中国的文人们不但给予了充分的理解，甚至表现了极大的敬意。这是因为陶渊明的“行为艺术”的个性张扬，在中国文人的眼里，不但不是对音乐的否定，反而在最深层、最本质的意义上阐发了音乐的精神，揭示了艺术的独立。
三、叛逆与创造—“文人无行”与创造力的解放
“文人无行”，似乎以魏晋时人为最。葛洪在《抱朴子》中激烈地抨击当时文人放诞狂傲、不拘小节甚至弃灭人伦的种种“丑行”，并详细描写了当时文人们的言行。他说“蓬发乱鬓，横挾不带，或亵衣以接人，或裸袒而箕踞。朋友之集，类味之游.......其相见也，不复叙离阔，问安否。宾则入门而呼奴，主则望客而唤狗。其或不尔，不成亲至而弃之，不与为党。及好会，则狐蹲牛饮，争食竞割，擎拨淼折，无复廉耻。以同此者为泰，以不尔者为劣.......终日无及义之言，彻夜无箴规之益。”这些人不但不遵守一切社会道德和社会规范，而且不致力于经世之学，蔑视一切于社会、人生有益的真本领，对古代典籍、自然科学、社会现实、政治制度、历史人生不但都一无所知，甚至还以不知为荣。从东汉的宦官专制、董卓之乱、到魏晋之时的司马懿的黑暗统治，以及儒学的没落与玄学的勃起，实际上是造成魏晋名士“文人无行”的直接原因。魏晋时代知识分子与艺术家们这种心理上的压抑与非常态的释放，直接造成了两种后果，对他们自己，是个人人生的悲剧，所谓“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对艺术，却是一件大幸事，因为个性的张扬是艺术创造的必须条件，而制度化的社会则必定要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乃至束缚艺术个性的充分发展。此时此刻，一个艺术上千载难逢的机会出现了：不但才华横溢的艺术家们把自己压抑在琴、棋、书、画与诗、酒、药中的才情尽情地发挥出来，就连一般的士人，也效仿其皮毛，蔚然成风。一个崇尚个性、充分自由的社会氛围极大促进了艺术的进步。以阮、嵇为代表的魏晋艺术家们正是在这种大背景、大环境中开始了他们“师心”、“使气”的艺术活动。陶渊明的无弦琴之所以成为一个文学典故，成为一个象征之物，成为后来禅宗式的公案，在于它启发了平淡的意蕴，在于它体现出的精神特质，即所谓的“个性张扬”。纵观中国历史，没有一个时代像魏晋这样大胆的推崇人的自由和美丽。无弦琴，并不是光光表面上的没有安装琴弦，而是一种音乐内在的无形神韵，是弹琴者自己心灵深处所引起的一种对音乐的无限体味。有弦无弦，只是一种表面现象，而突显个性才是最重要的。 四、从人格的独立到艺术的独立
突出自我，张扬个性，一切惟个人的性情、需要、意念、心境、兴味、趣好为准则，“背叛礼教”、超越礼法的同时也就是回归人性，凸现自我，实现生命的自然和心情的自由。所以，魏晋人士最看重的是一个“我”字。以晋代大诗人陶渊明好琴而不谙音律，在家中备有“素琴”一张。他的琴独特，为“无弦琴”，有其形而不能发其音。陶渊明常常独自在家“抚琴自娱”，每当与朋友们携琴饮酒聚会时，他更是要取出无弦琴和着大家的琴声抚弄一番，自得其乐，陶醉其中。别人甚为不解，而陶渊明则朗声答道：“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此举和此语让人联想到老子的“大音希声”，进而从中去玩味其玄学和哲理性意蕴。如当代美学家蒋孔阳先生就援引“大音希声”，演绎出以下的见解：“最完美的琴声只存在于想象和思维当中，它是完美的典型，我们固然弹不出，弹出来也听不见，因为无论怎样高明的琴师，它所弹奏出来的琴声，都不能是绝对完美的。我们要通过“物”的琴声来寄托我们的情思，也总是有所局限的。因此，为了保持琴声的完美和理想，为了充分地寄托我们的情思，陶渊明宁可蓄无弦琴”。 这种品质与具有隐逸情志的士人颇为同气合调，成为他们怡情适性，自娱自乐的佳选乐器。在陶渊明，窃以为，无弦琴只是用来开个玩笑的--一个意味深长的玩笑。无弦是隐喻着一种空灵的通于幽玄的意境，这便是渊明所寄意的琴（情）趣之所在。但与其说是在表达一种审美见解，倒不如说是借此流露一种超然飘逸的人格气韵。这也是该“玩笑”令后人着迷，激赏的地方吧？苏东坡写过一首《琴诗》：“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其实这琴声既不在弦上，也不在指上，而是在心里。好的音乐应是心声、心曲的自然流露。琴上虽无弦，心里是应该有弦的，要不为什么有一个词叫心弦呢？能把观众的心弦弹响是最高的演奏技巧，当然这里面还有个知音问题，有一种弦，无论怎样弹拨，只能发出喑哑枯涩的音调；有一种弦，只要技巧得当，就能弹出优美动听的乐曲来；还有一种弦，应心而响，应心而动，高山流水有知音。
魏晋时期人格的张扬，最终促成了艺术的独立。在魏晋之前，“乐”是“礼”的附庸，为艺者不但不能任性，也不必“师”己之“心”。魏晋时期中国文人和艺术家的个性张扬促成了艺术本体意识的觉醒。文艺不再是仕途的敲门砖，不再是宗庙高堂中的礼器与祭品，艺术走向了心灵，走向了自我，走向了独立。艺术的独立在此时几乎是全方位的，从诗歌到音乐、从绘画到雕塑，从书法到舞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艺术的诸多门类，在此时解脱了束缚，英姿勃发、昂首挺胸地走向了世界。
参考文献：
[1]萧统. 中华书局《文选》.《晋书》唐·房玄龄（M）.
[2]郭绍虞主编. 中华书局《诗品注》.《南史》唐·李延寿（M）.人民文学出版社.
[3]李泽厚主编.《中国美学史：魏晋南北朝篇》（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4]逯钦立，中华书局.《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