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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基于1993 ～ 2019年间124篇相互独立的国内外实证研究文献， 运用Meta分析方法探讨企业社会责任（CSR）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及潜在的情境因素和测量因素， 从而寻找产生不同研究结论的原因。 研究结果表明： CSR与企业绩效间呈低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关系。 其中， 企业对股东的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程度最高， 企业对供应商的责任与企业绩效呈低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关系， 企业对消费者、员工、债权人和政府的责任与企业绩效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 从情境因素来看， 行业、国家文化和产权异质性均对二者关系具有显著影响。 从测量因素来看， 绩效测量方式、样本时间点、样本数据来源、中介变量均对二者关系具有显著影响， 但效应值统计量对两者关系无显著影响。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Meta分析;情境因素;测量因素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4-0994（2021）11-0027-10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媒体对于企业社会行为关注度的提升， 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意识不断增强， 通过慈善、善因营销等方式在实现自身经营目标的同时也为改进社会公众福祉做出了贡献[1] 。 2007年， 在我国A股市场上仅26家上市公司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 到2019年， 发布报告的上市公司已经增加到930家。 关于CSR的学术研究重点也由以往的“什么是CSR”“要不要履行CSR”， 转变为现在的“如何精准、高质量地履行CSR”。
有关CSR的现有研究， 多集中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带来的影响， 包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然而研究结论存在着较大争议。 企业通过对员工履行CSR可以获得稳固而优质的人力资源、良好的雇员关系和较高的员工工作满意度， 从而改进生产效率， 实现企业绩效的提升[2] 。 企业还可以通过履行外部社会责任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提升企业声誉[3] ， 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 获得政府支持， 减少负面管制， 降低经营风险， 从而提升企业绩效。 然而，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利益最大化思想，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造成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浪费， 每一个相关者的利益不可能同时被满足， 过多地履行社会责任很可能会对股东的权益造成影响， 致使成本升高、业绩下降。 有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并不存在明确的正向或负向影响[4] 。 还有少数学者认为，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并无显著的关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不会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和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产生显著的影响[5] 。
Meta分析在管理学中的应用主要包括总结两个变量间的研究结果以明晰两者的关系， 以及探究两者间潜在的调节效应两个方面[6] 。 Orlitzky等[7] 基于52项独立研究发现， CSR与企业财务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他们是最早将规范的Meta分析步骤应用到CSR领域的学者。 而后， Beurden等[8] 和Dixon-Fowler等[9] 利用Meta研究也分别表明CSR与企业财务绩效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国内鲜有文献利用Meta分析方法进行CSR研究， 卫武[10] 基于135篇国内外独立文献进行Meta分析发现， 考虑企业环境绩效的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关系; 徐建中等[11] 利用Meta研究发现， 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呈低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 现有学者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局限： 一是没有对CSR各维度与绩效间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 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较弱; 二是忽略了CSR对企业创新、企业声誉等非财务绩效的影响; 三是相关Meta研究所选取的样本文献时效性不强; 四是对情境因素和测量因素的考虑不全面， 由此可能影响结果的可靠性。
国内外学者针对CSR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未形成统一结论， 可能的原因是CSR和企业绩效的评价方法（分类、内容及指标选取）不同， 样本选择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存在差异， 以及部分研究忽视了滞后性问题等[5，12，13] 。 基于此， 本文试图采用Meta分析方法， 对124个相互独立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探讨CSR及其子维度与企业绩效的整体效应情况以及关系强弱， 以期在更大样本量的基础上归纳出更加科学合理、二阶抽样误差较小、信效度较高的研究结论， 从而为目前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并可为相关企业的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本文在以往有关CSR和企业绩效间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总结和检验， 可能的推进与创新有： ①不同于以往学者总结梳理早期CSR和企业绩效的研究文献， 本文不仅纠正了由于统计方法的缺陷所带来的抽样误差和测量误差， 还可以通过量化的方式消除由于概念和理论上的缺陷所带来的误解和影响。 ②现有聚焦CSR和企业绩效关系的Meta研究对于边界条件的探索有待加强[7-11] ， 且其时效性均已不强。 本文检验影响两者关系的潜在调节变量， 丰富并拓展了CSR与企业绩效关系模型， 进一步解释了两者关系的内部作用机理， 有助于更为全面、深入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为因地制宜地发挥CSR的效用提供必要依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CSR与企业绩效
1924年， 美国学者Sheldon最早提出CSR的概念， 他认为企业在生产商品获取利润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企业内外所涉及的人类需求。 1973年， Carroll创新性地提出了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概念模型， 之后的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CSR进行了新的定义[14，15] ， 但是到目前为止， 关于CSR的定义仍没有达成统一。 参考在实证研究中采用较多的Aguinis和Glavas[16] 对CSR的定义， 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 本文定义和测量的是企业多方面的社会责任表现， 包括对供应商、股东、消费者、员工、债权人和政府的责任。 企业绩效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实现运营目标、市场目标、财务目标和成长目标的程度[17] ， 是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的外在表现形式。 由于企业目标存在多样性， 企业绩效也是一个多维变量， 一般包括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两大类。 其中， 财务绩效一般包括资产收益率、销售增长率和利润率等， 非财务绩效一般包括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商誉等。 在有关CSR的研究中， 只考虑企业财务绩效是不全面的， 还应同时考虑非财务绩效指标。
部分学者指出， CSR实践活动如慈善捐赠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 对企业的主要战略产生挤占效应。 在委托代理视角下， 管理者很有可能为了达到自我宣传的目的， 做出个人短视行为， 这就难以给企业绩效带来正向影响。 但更多主流观点强调了CSR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 一方面， 企业的经营与发展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支持， 包括股东的财务资本、员工的劳动资本、供应链的市场发展资本、政府的公共服務和自然环境资本等。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获得外部利益相关方的资源支持与合法性， 进而促进企业财务绩效和创新能力的提升[18] 。 另一方面，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充当一个信号传递机制， 向各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具有较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信号， 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增强各利益方对企业发展的信心， 优化企业的关系资产， 进而提升企业绩效。 同时， 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 关心利益相关者的企业比那些不关心利益相关者的企业更具有竞争优势[19] 。 综上，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CSR与企业绩效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CSR各维度与企业绩效
CSR行为涉及供应商、股东、消费者、员工、债权人和政府等不同主体， 企业需要对各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企业对供应商履行CSR可以帮助企业获得优质、优惠的原材料， 从而降低库存成本， 压缩生产周期， 实现精益生产和敏捷制造， 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企业对股东履行CSR， 可以与其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避免机会主义行为， 维持企业的长远发展， 最大程度上实现股东资本的保值增值， 从而提升企业绩效。 企业对消费者履行CSR可以提升消费者对企业的满意度和认同感、培养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稳定客源， 从而提高企业绩效。 企业对员工履行CSR， 如更好的工作环境、更高的福利待遇、工作—生活平衡促进政策等， 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吸引和培养优质人才， 直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16，20] 。 企业对债权人履行CSR有助于维护企业与债权人的合作关系， 拓展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 企业对政府履行CSR主要体现在帮助政府缓解就业压力、按期缴纳税费等， 良好的政企关系可以帮助企业更为便捷地获取政治资源， 从而赢得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 综上，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 企业对供应商的责任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H2b： 企业对股东的责任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H2c： 企业对消费者的责任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H2d： 企业对员工的责任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H2e： 企业对债权人的责任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H2f： 企业对政府的责任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潜在的调节变量
潜在的调节变量是指在Meta分析中， 整体研究样本所存在的系统性差异因素， 并用来解释变量间相关关系在方向和大小上的差异[21] ， 可以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编码得出。 潜在的调节变量包括两大类： 一是情境因素， 是指与所研究的情境相关的因素; 二是测量因素， 是指与测量问题有关的因素。
1. 情境因素。
（1）行业： 制造业VS服务业。 不同行业的企业在资源的投入、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消费者的需求以及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 并受到不同程度的环境规制与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影响， 企业本身具备的行业特征对CSR履行的内容和方式也有不同的要求。 因此， CSR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制造业与服务业中可能会存在差异。 例如雷辉等[22] 以我国制造业和信息通信服务业为研究样本， 利用DEA分析方法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生产前沿面模型， 发现两种行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率不同; 相较于制造业， 服务业作为“高顾客接触”行业， 该行业企业员工的工作状态从根本上决定了服务质量。 Heskett[23] 发现， 相比于其他行业， 服务业企业的员工满意度和消费者满意度呈高度相关性， 服务业企业员工对公司运营生产率的影响更显著， 对企业收入的影响也更直接。 而企业的CSR实践可以显著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因此， 在服务业企业中， 履行CSR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也更为显著。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3：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企业所处行业的影响， 与制造业企业相比， 在服务业企业中两者关系更显著。
（2）国家文化： 中国VS美国。 实证研究的样本企业所在的地域范围不同， 其调查数据也是当地地域特色、文化习俗和管理理念共同作用的结果[11] 。 因此， 一个企业的运营与发展会受到其所在社会环境和文化的深刻影响[24，25] 。 文化包含国民共有的价值取向的判断、道德伦理意识以及宗教信仰， 在整个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中处于核心地位。 Hofstede等[26] 将国家文化划分为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 与个人主义较强的美国相比， 中国传统儒家则倡导“仁义礼智信”“达则兼济天下”， 集体主义色彩更为浓厚， 人们会认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是值得被认同的， 更加容易帮助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 从而帮助企业提升绩效。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4：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国家文化的影响， 与个人主义较强的美国企业相比， 在集体主义较强的中国企业中两者关系更显著。 （3）产权性质： 国有VS民营。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国有企业普遍拥有政治关联[27] ， 履行社会责任通常是一种应规性行为， 并非出于企业价值最大化考虑的投资决策很可能会偏离企业的经营战略目标， 甚至可能导致企业价值受损。 而民营企业缺乏天然合法性， 在资源获取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劣势。 在这种相对不利的生存环境下， 民营企业有较强的战略性动机通过履行CSR向市场传递正面信息以获得更多关键资源， 促进企业价值增长。 相关调查显示， 80%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和99%以上的公职人员认为， 企业家及企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为地方事业做出贡献时会明显改善[28] 。 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将为其争取到更高的政治合法性， 对企业价值的长期提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 相对于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的CSR实践将会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5：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产权性质的影响， 与国有企业相比， 在民营企业中两者关系更显著。
2. 测量因素。
（1）绩效测量类型： 财务绩效VS非财务绩效。 不同研究中的企业绩效会采纳不同的测量方式。 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需要投入较多的资源并常常伴随着不确定性， 所带来的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也不一定是高度一致的。 企业的CSR实践带来的多是运作的优化、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消费者满意度以及企业商誉的提高等， 因此对非财务绩效的影响更加直接。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可以通过CSR感知向消费者传递有效的价值信息， 能够正向影响消费者认同度[29] ， 有助于消费者满意度及良好口碑的形成， 从而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 然而非财务绩效转化为财务绩效还需要一定的经营周期， 财务绩效的实现具有滞后性， 因此在实证研究时， 绩效测量类型会影响到研究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6：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绩效测量类型的影响， 与采用财务指标相比， 采用非财务指标测量时两者关系更显著。
（2）样本时间点： 2009年前VS 2009年后。 2018年12月， 沪深交易所和证监会相继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 强制要求部分上市企业于次年发布CSR报告， 并明确规范了其披露内容和样式[30] 。 自此， 中国资本市场正式进入“CSR强制披露时代”。 根据《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2019》的统计结果， 在我国大陆地区公开发布的CSR报告数量已由2009年的746份增长至2019年的1993份。 作为一条重要的非财务信息补充沟通渠道， 强制披露CSR具有“信息效应”和“沟通效应”， 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投资不足问题， 削减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 增强投资者信心， 提高企业市场声誉， 从而提升公司的投资效率。 相关研究也表明， 自愿和强制披露规则下所带来的经济绩效有所不同[31] 。 由此， 本研究认为有必要考察研究时间点对CSR和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 结合强制披露政策和文献整理的情况， 选取2009年为时间分割点， 并提出如下假設：
H7：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研究样本时间点的影响， 与2009年之前相比， 采用2009年及以后的企业样本数据时两者关系更显著。
（3）样本数据来源： 一手数据VS二手数据。 按照样本数据来源， Hox等[32] 将其划分为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 一手数据是指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主体或项目， 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直接获取的数据， 具有较高的探索性、适用性、针对性、全面性和系统性。 同时， 一手数据的逻辑性和内部一致性较强， 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然而， 获取一手数据往往需要付出较高的人力和时间成本， 因此目前有关CSR和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更多的是采用二手数据。 二手数据是指来源于各类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营销研究公司或政府机构等调查和科学实验的数据， 研究者可以较低的成本更为便利地获取数据。 但是， 二手数据在实证研究中存在细节性、集中性和可靠性较差的问题。 同时， 二手数据的时效性一般也低于一手数据， 它们之间的这种特征差异以及时效性的差异都可能导致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8：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样本数据来源的影响， 与二手数据相比， 使用一手数据时两者关系更显著。
（4）中介变量： 有VS无。 随着CSR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的逐步深入， 部分学者开始考虑中介变量的作用， 从而打开了两者之间关系的“黑箱”。 有学者在总结了国内外有关CSR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后发现， 利益相关者关系、消费者信任、企业声誉等组织外部因素， 以及管理能力、学习能力、吸收能力等组织内部因素会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 也有学者通过广东和江西两省的320家民营科技企业样本数据检验发现， 企业纵向社会资本和企业横向社会资本在两者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企业采取以资源为基础的集聚战略难以保持竞争优势， 而拥有动态能力的企业能够通过不断创新以适应更加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据此， 本研究认为中介变量的存在会影响CSR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并提出如下假设：
H9：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中介变量的影响， 相对于不存在中介变量的情况， 存在中介变量时两者关系更显著。
（5）效应值统计量： T检验值VS相关系数。 在社会研究和行为研究的计量分析中更多的是两变量间的关系研究， 共分为前后对比、组间对比和变量之间的相关这三种情况。 常用双变量关系的效应值统计量包括皮尔森相关系数和T检验值。 在Meta分析中， 最终被筛选出来用于编码的每个统计结果都必须以同一种效应值的形式加以记录。 本研究通过Shadish等开发的效应值计算器将效应值统计量为T检验值或F检验值的全部转化为相关系数。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10：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效应值统计量的影响， 相对于T检验值， 使用相关系数时两者关系更显著。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构建了图1所示研究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Meta分析
基于Fisher“合并P值”的思想， Meta分析最初是由Hedges和Olkin[33] 所提出的一种对涉及同一个问题的多个独立研究结果进行二次定量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 又被称为元分析、荟萃分析和实用数据再分析， 尤其适用于结论存在分歧的研究主题。 与一般的文献综述不同， Meta分析作为一种定量的分析方法， 在文献收集、数据分析、整合结论等方面更具客观性、系统性和科学性[34] 。 基于Hedges和Olkin[33] 有关Meta分析原理的研究， 采用专业的元分析软件CAM2.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本研究具体步骤包括： 效应值转化、检测出版偏倚问题、同质性检验、主效应分析和调节效应检验。
（二）文献检索与筛选
为尽可能多地获取CSR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成果， 同时保证所采纳文献的代表性和完整性， 本研究以1993年1月至2019年6月为研究期间， 通过以下四个步骤进行文献搜索： ①以“企业社会责任”或“社会责任”或“责任”或“CSR”， 并且包含“绩效”或“企业绩效”或“财务绩效”或“经济绩效”或“创新绩效”为关键词， 文献分类目录选定“经济与管理科学”， 期刊等级限定为核心及以上， 在中国知网、百度学术、万方数据库、维普中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等进行检索。 ②以“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或“Social Responsibility”或“CSR”， 并且包含“Performance”或“Firm Performance”或“Financial Performance”或“Innovation Performance”为关键词， 在Web of Science、Google Scholar、EBSCO、Emerald、Wiley、Science Direct、Springer Link中進行检索， 所检索的期刊均被SCI收录。 ③为查漏补缺， 对照已发表的综述文章所附的参考文献， 逐一检索本研究领域的学者， 查找他们已发表的、与本研究主题联系紧密的研究成果。 ④通过搜索SSRN数据库等， 搜集并分析未发表的文献资料以尽量减少发表偏倚。 首次检索后， 本研究共获取了325篇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中英文文献， 其中英文78篇， 中文247篇。 检索结果包括实证论文、综述性文章、会议论文以及学位论文。
综合考虑Meta分析的要求以及文献内容与研究内容的契合性， 依据如下标准进行文献筛选： ①纳入样本的研究必须是聚集CSR或其子维度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文献， 剔除以企业绩效为自变量和CSR为因变量的研究， 剔除以CSR为调节变量或中间变量的文献及已撤稿的文献。 ②必须为实证研究， 剔除理论性、综述性、案例分析等非实证研究。 ③必须是相互独立的研究样本。 若有使用相同样本的多篇文献， 仅选用期刊影响因子较高者; 若出现样本交叉的文献， 仅选用样本量较大者; 若一篇文献中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样本， 则纳入与本文相关的样本。 ④同一作者多阶段发表、重复发表的同类研究以及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出现重复的研究， 本文将其归为同一项研究。 ⑤必须具有明确样本容量， 能提供CSR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 以及可以转化为相关系数的回归系数、T值、F值或路径系数等r族系数。 ⑥剔除变量定义模糊、变量的构项不合理的文献。 最终， 筛选后共获得124篇符合条件的原始文献， 英文42篇， 其中JCR一区的有29篇; 中文82篇， 其中CSSCI及以上的有51篇。 主要包括学术期刊论文（116篇）、硕博士论文（7篇）和会议论文（1篇）。
（三）文献编码
本研究的文献编码严格按照Lipsey和Wilson所推荐的步骤进行。 在正式编码之前制定编码手册， 同时为了保证编码的准确性， 分别由两位相关领域的硕士研究生进行独立编码， 形成编码表。 编码内容分为文章信息、情境因素、测量因素和统计数据四个部分。 文章信息包括文献题目、发表年限、作者信息、文献来源、期刊级别和主要结论。 情境因素包括纳入文献中样本的行业、国家和企业产权性质， 其中， 制造业企业编码为1、服务业企业编码为0; 中国企业编码为1、美国企业编码为0; 国有企业编码为1、民营企业编码为0。 测量因素包括纳入文献中企业绩效的不同类别、研究样本时间点、样本数据来源、有无中介变量和效应值统计量的类型， 其中， 财务绩效编码为1、非财务绩效编码为0; 2009年后样本编码为1、2009年前样本编码为0; 一手数据编码为1、二手数据编码为0; 有中介变量编码为1、无中介变量编码为0; 效应值统计量为T值编码为1、为相关系数编码为0。 统计数据包括样本数量、相关系数、信度系数、可转化为相关系数的其他效应值、数值类型等。
本研究采用的效应值为皮尔森相关系数， 对于效应值的编码， 选取的是CSR与企业绩效的原始相关系数r或者r族系数。 在编码过程中， 一般以独立研究为单位， 观察其效应值并进行编码， 如果文献中同时报告了相关系数与其他r族系数， 则优先选择相关系数作为效应值; 如果文献中未报告相关系数， 应将报告了其他r族系数的文献纳入Meta分析， 并参考相应的转换公式将其转化为相关系数。 但有的样本文献报告了不止一个维度的CSR与企业绩效的效应值， 则根据实际情况对多个效应值加权后纳入或者分别纳入[34] 。 比如文献只报告了同一样本中CSR各维度与企业绩效间的相关系数， 则取其平均数作为CSR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效应值进行编码， 并分别纳入不同的相关系数用于CSR各维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首次编码完成后， 一致率达到90.86%; 经多次回归原文核对勘误发现， 不一致的编码结果主要是由主观判断差异和编码失误所导致， 两位编码者分别通过勘正错误和讨论的方式处理这些不一致的编码内容。 在最终的数据表中共录入124篇文献的225个效应值， 共109276个独立样本。
（四）效应值转化
由于所纳入的文献在样本、指标和研究性质上各不相同， 所以需要将所提取的每篇文献的统计量合并成一个真正的效应值。 首先， 提取每篇文献中CSR和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r值、T值或F值， 并对其进行信度修正。 然后， 采用费雪转换方法将各独立研究相关系数转换为Fisher's Z值， 同时以标准误平方的倒数作为权重， 对Fisher's Z值进行综合加权， 计算合并后的平均统计量。 最后， 将各Fisher's Z值重新转换为标准相关系数rz， 将其作为最终的效应值统计量展开数据分析。
（五）同质性检验
同质性检验是指对多个研究之间的一致性所进行的检验， 它以Q统计量为基础， 服从自由度为K-1的卡方分布。 本研究将同时采用Q值检验和I2值检验这两种方法对同质性进行分析。 当Q>K-1， I2>0.75且显著时， 样本可被认为是具有异质性的， 说明除抽样误差外， 还可能存在其他研究特性差异， 在综合分析时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否则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同质性检验结果见表1， Q值为5064.670（p<0.001）， 表明文献间存在异质性， 这可能是由于文献的样本差异、测量差异等造成的; I2的值为97.571， 表示观察变异的97.571%是由效应值的真实差异造成的， 2.429%的观察变异是由随机误差导致; Tau2的值为0.047， 说明研究间变异有4.7%可用于权重的计算。 上述结果表明研究样本间存在高度的异质性， 因此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并且， 可以认为存在调节变量影响着CSR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强弱。
（六）出版偏倚分析
出版偏倚具体是指在统计学上显著的“阳性研究结果”比不显著的“阴性研究结果”或无效研究结果更容易出版或发表， 是Meta分析中抽樣偏倚的一种。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在进行Meta分析前需对研究样本是否存在出版偏倚进行检验。 1984年， Light提出以漏斗图来判断是否存在出版偏倚。 一般来说， 该图对称的效果越好， 偏倚越小。
从图2可以看出， 散点大部分集中分布在漏斗图的上方， 并且沿中线基本呈对称分布， 从定性角度初步判断出各样本间不存在出版偏倚问题。
然后， 通过Egger检验和计算失安全系数（Fail-safe number）从定量角度进一步对出版偏倚进行分析。 在Egger检验中， 如果截距项与0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则线性回归直线经过原点， 说明样本文献间的同质性较高、无出版偏倚问题。 本研究的Egger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截距项对应的p值为0.26662， 与0无显著性差异。
失安全系数是指无法拒绝空假设、将p值降低到不显著时所需的研究数量。 该值越大代表整合的效果越稳健， 发表偏差存在的可能性越低。 本文借鉴Rothstein等[35] 的研究， 采用5K+10（K表示研究数）作为临界值进行判断。 所计算出的失安全系数为1750， 大于临界值630（5×124+10）。 上述分析说明本研究所分析的结果较稳定， 结论具有可靠性， 不存在出版偏倚问题。
四、研究结果
（一）主效应检验
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主效应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结果可知， 各变量关系间的效应值存在显著异质性， 宜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从整体来看， CSR和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199（p<0.001）， H1得到验证。 将已有文献进行重新编码， 对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划分的不同类型CSR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CSR与不同类型绩效的关系分别进行分析。 其中， 企业对股东的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442（p<0.001）， 显著高于企业对供应商的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0.096（p<0.05）， 以上两种关系都为显著正相关关系， 因此假设H2a和H2b都得到验证。 企业对消费者、债权人和政府的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虽然存在正向关系， 但并不显著， 因此假设H2c、H2e和H2f都未得到支持。 企业对员工的责任与企业绩效间存在负向关系， 但并不显著， 假设H2d也未得到支持。
（二）调节效应检验
异质性检验表明各独立研究之间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说明存在潜在的调节变量影响CSR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在进行调节变量的分析时要求每一组调节变量的效应值都不能少于10个， 本研究中所有调节变量均符合这一要求。 对124个独立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并借鉴相关Meta研究后， 将行业、国家和企业产权视作情境因素， 将绩效测量类型、研究样本时间点、样本数据来源、中介变量和效应值统计量视为测量因素。
1. 情境因素。 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检验结果分析如下： ①行业调节效应检验。 服务业企业的CSR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150（p<0.001）， 不同于制造业企业的CSR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0.171（p<0.001）， 说明行业调节了CSR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并且在制造业企业中两者关系更为显著， H3得到验证。 ②国家文化调节效应检验。 中国企业的CSR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222（p<0.001）， 显著高于美国企业的CSR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0.142（p<0.001）， 可见国家文化这一因素显著调节了两者关系， H4得到验证。 ③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检验。 将产权异质性下CSR与企业绩效的Meta效应值进行对比分析， 可以看出： 民营企业中， CSR与企业绩效的效应值为0.419（p<0.001）; 国有企业中， CSR与企业绩效的效应值为-0.084， 但并不显著。 这说明产权异质性调节了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H5得到验证。 2.测量因素。 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检验结果分析如下： ①绩效测量类型的调节效应检验。 CSR与非财务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350（p<0.001）， 显著高于CSR与财务绩效的相关系数0.180（p<0.001）， 这说明绩效测量类型显著调节了CSR和企业绩效间的关系， H6得到验证。 ②研究样本时间点的调节效应检验。 使用2009年后的数据所得到的CSR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0.248（p<0.001）， 显著高于使用2009年前的数据所得到的CSR和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0.116（p<0.01）， 这说明样本数据时间点显著调节了两者关系， H7得到验证。 ③样本数据来源的调节效应检验。 当样本数据为一手数据时， CSR和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386; 当样本数据为二手数据时， CSR和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149。 这说明样本数据来源显著调节两者关系， 且样本数据为一手数据时， 两者关系更为显著， H8得到验证。 ④中介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发现， 在研究CSR和企业绩效关系的部分文章中， 会引入社会资本、媒体关注、企业声誉等中介变量进行分析。 当存在中介变量时， CSR和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330（p<0.001）， 远高于不存在中介变量时两者的相关系数0.179（p<0.001）， 假设H9得到验证。 ⑤效应值统计量的调节效应检验。 在数据编码的过程中， 发现所筛选文献的r族效应值多为相关系数r值和T检验值。 效应值统计量为r值时CSR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171（p<0.001）， 与效应值统计量为T值时两者的相关系数0.170（p<0.001）无显著性差异， 说明效应值统计量的不同类型并不会调节两者关系， H10未得到验证。
五、研究总结
（一）结果分析
基于以往有关CSR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成果， 本文运用Meta分析方法对两者关系进行量化综述， 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 从总体趋势看， CSR与企业绩效间呈低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关系。 根据Wilson和Lipsey的研究， 相关系数大于等于0.25为中度相关， 大于等于0.4为高度相关， 本文研究结论中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99， 属于程度较弱的正相关关系， 因此， CSR对企业绩效仅具有微弱的促进作用。 这与Dixon-Fowler等[9] 和徐建中等[11] 的Meta分析结果一致， 也与Platonova等[36] 和朱慧明等[37] 的回归分析结果一致。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 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产生了积极的道德资本， 增强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感， 可以为企业节省交易成本并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但是， 过多地履行CSR会严重分散企业在主营业务方面的专注力， 并且多数企业并不能很好地管理社会责任行为， 企业是否捐赠以及捐赠多少大多由管理层决定， 从而导致代理成本的产生， 进而影响企业发展。 这可能对CSR和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产生了遮蔽作用。
企业对股东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442， 呈高度相关; 企业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096， 呈低度相关。 而社会责任的其他维度与企业绩效间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 这是由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多维度， 在本研究中共划分为6个维度， 它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不具有同等的权重。 股东作为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具有较强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企业很难脱离这样一个群体而发展， 传统的股东回馈模式仍占据主导地位。 这可能是企业对股东的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相关性最强的主要原因。 现有聚焦CSR对企业绩效影响的Meta研究还没有针对CSR进行维度划分后的分析， 本文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对象的多样性特点， 将CSR划分为6个维度分别进行分析， 根据研究结果将其划分为不同层次， 可以为企业的CSR实践提供更为详细的指导。
2. 从情境因素来看， 行业、国家文化和产权异质性均对二者关系具有显著影响。 首先， 制造业企业的CSR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关系的显著性略高于服务业企业。 因此， 制造业企业可以从CSR实践中获益较多， 实施CSR所需承担的风险也较小， 同时会具有更显著的提升效应， 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22，38] 。 其次， 集体主义文化的企业更倾向于协同合作， 注重自身整合能力的構建， 因而可以与利益相关者形成良好的关系， 履行CSR的效果也更为明显。 最后， 若国家和人民有需要， 即使对企业可能并无益处， 甚至可能导致企业价值受损， 国有企业也要履行国家所赋予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已有关于情境因素的分析主要聚焦经济水平、国家发达程度和行业特征[11，38] ， 本文对国家文化和产权性质的情境分析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
3. 从测量因素来看， 绩效测量方式、样本时间点、样本数据来源、中介变量均对二者关系具有显著影响。 第一， 企业进行CSR实践时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 这就会侵蚀财务绩效， 容易引发企业声誉、消费者满意度等非财务绩效的直接提升， 不能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 并且非财务绩效转化为财务绩效也需要一定的经营周期。 第二， 2009年之后， 强制性CSR信息披露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和股价信息含量， 资本的逐利性特征会引导资本从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 第三， 基于社会比较理论， 派发问卷或访谈所获得的一手数据收集方式可能会存在自我认知偏差问题， 被调查者会主观认为CSR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较强， 而二手数据大多从相关数据库或公司年报中获取， 几乎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第四， 当存在中介变量时， CSR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实证结果表明大部分中介变量进一步促进了两者的正向关系。 因此在学术研究时应重点关注中介变量的影响作用， 企业也要充分挖掘中介因素， 间接地促进企业绩效水平的提高。 第五， 无论是采用相关系数r值还是T检验值， 均不会对CSR和企业绩效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现有相关主题的研究可能还没有考虑到以上测量因素，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对边界条件的探索有所加强。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①在进行文献筛选时剔除了一部分无法从中获取效应值统计量的文献， 从而损失了部分样本， 可能会导致结果的偏差。 ②涉及某些调节因素的研究样本较少， 相应的研究结果稳定性不足， 从而影响了结论的准确性。
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以下问题： ①CSR的度量方式一般包括声誉指数法、内容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 在不同的实证研究中CSR的度量方式也是不同的， 未来的研究可以将CSR度量方式的调节作用纳入分析。 ②非财务绩效这一概念包含诸多方面， 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将绩效测量进一步细化。 ③可以将样本行业依据对CSR的敏感程度进行具体的划分和分析， 得到的研究结果应该更加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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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企业绩效;Meta分析;情境因素;测量因素
【中图分类号】F2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編号】1004-0994（2021）11-0027-10
一、引言
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以及媒体对于企业社会行为关注度的提升， 企业各利益相关者的责任意识不断增强， 通过慈善、善因营销等方式在实现自身经营目标的同时也为改进社会公众福祉做出了贡献[1] 。 2007年， 在我国A股市场上仅26家上市公司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 到2019年， 发布报告的上市公司已经增加到930家。 关于CSR的学术研究重点也由以往的“什么是CSR”“要不要履行CSR”， 转变为现在的“如何精准、高质量地履行CSR”。
有关CSR的现有研究， 多集中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所带来的影响， 包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 然而研究结论存在着较大争议。 企业通过对员工履行CSR可以获得稳固而优质的人力资源、良好的雇员关系和较高的员工工作满意度， 从而改进生产效率， 实现企业绩效的提升[2] 。 企业还可以通过履行外部社会责任来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提升企业声誉[3] ， 提高消费者对品牌的忠诚度， 获得政府支持， 减少负面管制， 降低经营风险， 从而提升企业绩效。 然而， 基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利益最大化思想，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会造成资本和其他资源的浪费， 每一个相关者的利益不可能同时被满足， 过多地履行社会责任很可能会对股东的权益造成影响， 致使成本升高、业绩下降。 有许多学者的研究表明，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 并不存在明确的正向或负向影响[4] 。 还有少数学者认为，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并无显著的关系，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并不会对企业的财务绩效和企业在资本市场上的表现产生显著的影响[5] 。
Meta分析在管理学中的应用主要包括总结两个变量间的研究结果以明晰两者的关系， 以及探究两者间潜在的调节效应两个方面[6] 。 Orlitzky等[7] 基于52项独立研究发现， CSR与企业财务绩效间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 他们是最早将规范的Meta分析步骤应用到CSR领域的学者。 而后， Beurden等[8] 和Dixon-Fowler等[9] 利用Meta研究也分别表明CSR与企业财务绩效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性。 国内鲜有文献利用Meta分析方法进行CSR研究， 卫武[10] 基于135篇国内外独立文献进行Meta分析发现， 考虑企业环境绩效的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呈中等程度的正相关关系; 徐建中等[11] 利用Meta研究发现， 企业社会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呈低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 现有学者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局限： 一是没有对CSR各维度与绩效间关系进行深入的分析， 对实践的指导意义较弱; 二是忽略了CSR对企业创新、企业声誉等非财务绩效的影响; 三是相关Meta研究所选取的样本文献时效性不强; 四是对情境因素和测量因素的考虑不全面， 由此可能影响结果的可靠性。
国内外学者针对CSR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未形成统一结论， 可能的原因是CSR和企业绩效的评价方法（分类、内容及指标选取）不同， 样本选择和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存在差异， 以及部分研究忽视了滞后性问题等[5，12，13] 。 基于此， 本文试图采用Meta分析方法， 对124个相互独立的实证研究结果进行综合分析， 探讨CSR及其子维度与企业绩效的整体效应情况以及关系强弱， 以期在更大样本量的基础上归纳出更加科学合理、二阶抽样误差较小、信效度较高的研究结论， 从而为目前关于两者关系的研究提供一定的理论依据， 并可为相关企业的管理实践提供参考。
本文在以往有关CSR和企业绩效间关系研究的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总结和检验， 可能的推进与创新有： ①不同于以往学者总结梳理早期CSR和企业绩效的研究文献， 本文不仅纠正了由于统计方法的缺陷所带来的抽样误差和测量误差， 还可以通过量化的方式消除由于概念和理论上的缺陷所带来的误解和影响。 ②现有聚焦CSR和企业绩效关系的Meta研究对于边界条件的探索有待加强[7-11] ， 且其时效性均已不强。 本文检验影响两者关系的潜在调节变量， 丰富并拓展了CSR与企业绩效关系模型， 进一步解释了两者关系的内部作用机理， 有助于更为全面、深入地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 为因地制宜地发挥CSR的效用提供必要依据。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CSR与企业绩效
1924年， 美国学者Sheldon最早提出CSR的概念， 他认为企业在生产商品获取利润的同时也应该关注企业内外所涉及的人类需求。 1973年， Carroll创新性地提出了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概念模型， 之后的学者也从各个角度对CSR进行了新的定义[14，15] ， 但是到目前为止， 关于CSR的定义仍没有达成统一。 参考在实证研究中采用较多的Aguinis和Glavas[16] 对CSR的定义， 从利益相关者的角度出发， 本文定义和测量的是企业多方面的社会责任表现， 包括对供应商、股东、消费者、员工、债权人和政府的责任。 企业绩效是指企业在一定时期内实现运营目标、市场目标、财务目标和成长目标的程度[17] ， 是企业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的外在表现形式。 由于企业目标存在多样性， 企业绩效也是一个多维变量， 一般包括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两大类。 其中， 财务绩效一般包括资产收益率、销售增长率和利润率等， 非财务绩效一般包括企业创新能力、企业商誉等。 在有关CSR的研究中， 只考虑企业财务绩效是不全面的， 还应同时考虑非财务绩效指标。
部分学者指出， CSR实践活动如慈善捐赠会增加企业的运营成本， 对企业的主要战略产生挤占效应。 在委托代理视角下， 管理者很有可能为了达到自我宣传的目的， 做出个人短视行为， 这就难以给企业绩效带来正向影响。 但更多主流观点强调了CSR对企业绩效的正向促进作用： 一方面， 企业的经营与发展离不开各利益相关者的资源支持， 包括股东的财务资本、员工的劳动资本、供应链的市场发展资本、政府的公共服務和自然环境资本等。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够获得外部利益相关方的资源支持与合法性， 进而促进企业财务绩效和创新能力的提升[18] 。 另一方面， 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可以充当一个信号传递机制， 向各利益相关者传递企业具有较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信号， 从而缓解信息不对称的问题， 增强各利益方对企业发展的信心， 优化企业的关系资产， 进而提升企业绩效。 同时， 大量的实证研究也表明， 关心利益相关者的企业比那些不关心利益相关者的企业更具有竞争优势[19] 。 综上，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1： CSR与企业绩效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CSR各维度与企业绩效
CSR行为涉及供应商、股东、消费者、员工、债权人和政府等不同主体， 企业需要对各方承担相应的责任。 企业对供应商履行CSR可以帮助企业获得优质、优惠的原材料， 从而降低库存成本， 压缩生产周期， 实现精益生产和敏捷制造， 对企业绩效具有积极影响。 企业对股东履行CSR， 可以与其保持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避免机会主义行为， 维持企业的长远发展， 最大程度上实现股东资本的保值增值， 从而提升企业绩效。 企业对消费者履行CSR可以提升消费者对企业的满意度和认同感、培养消费者的品牌忠诚度、稳定客源， 从而提高企业绩效。 企业对员工履行CSR， 如更好的工作环境、更高的福利待遇、工作—生活平衡促进政策等， 可以提高工作效率， 吸引和培养优质人才， 直接促进企业绩效的提升[16，20] 。 企业对债权人履行CSR有助于维护企业与债权人的合作关系， 拓展融资渠道、扩大融资规模。 企业对政府履行CSR主要体现在帮助政府缓解就业压力、按期缴纳税费等， 良好的政企关系可以帮助企业更为便捷地获取政治资源， 从而赢得更为宽松的发展环境。 综上， 本文提出如下假设：
H2a： 企业对供应商的责任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H2b： 企业对股东的责任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H2c： 企业对消费者的责任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H2d： 企业对员工的责任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H2e： 企业对债权人的责任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H2f： 企业对政府的责任与企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
（三）潜在的调节变量
潜在的调节变量是指在Meta分析中， 整体研究样本所存在的系统性差异因素， 并用来解释变量间相关关系在方向和大小上的差异[21] ， 可以通过对现有文献进行编码得出。 潜在的调节变量包括两大类： 一是情境因素， 是指与所研究的情境相关的因素; 二是测量因素， 是指与测量问题有关的因素。
1. 情境因素。
（1）行业： 制造业VS服务业。 不同行业的企业在资源的投入、提供的产品或服务、消费者的需求以及所处的市场竞争环境等方面存在差异， 并受到不同程度的环境规制与利益相关者的压力影响， 企业本身具备的行业特征对CSR履行的内容和方式也有不同的要求。 因此， CSR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在制造业与服务业中可能会存在差异。 例如雷辉等[22] 以我国制造业和信息通信服务业为研究样本， 利用DEA分析方法构建企业社会责任生产前沿面模型， 发现两种行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效率不同; 相较于制造业， 服务业作为“高顾客接触”行业， 该行业企业员工的工作状态从根本上决定了服务质量。 Heskett[23] 发现， 相比于其他行业， 服务业企业的员工满意度和消费者满意度呈高度相关性， 服务业企业员工对公司运营生产率的影响更显著， 对企业收入的影响也更直接。 而企业的CSR实践可以显著提高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因此， 在服务业企业中， 履行CSR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也更为显著。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3：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企业所处行业的影响， 与制造业企业相比， 在服务业企业中两者关系更显著。
（2）国家文化： 中国VS美国。 实证研究的样本企业所在的地域范围不同， 其调查数据也是当地地域特色、文化习俗和管理理念共同作用的结果[11] 。 因此， 一个企业的运营与发展会受到其所在社会环境和文化的深刻影响[24，25] 。 文化包含国民共有的价值取向的判断、道德伦理意识以及宗教信仰， 在整个社会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中处于核心地位。 Hofstede等[26] 将国家文化划分为集体主义和个体主义， 与个人主义较强的美国相比， 中国传统儒家则倡导“仁义礼智信”“达则兼济天下”， 集体主义色彩更为浓厚， 人们会认为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是值得被认同的， 更加容易帮助企业与利益相关者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 从而帮助企业提升绩效。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4：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国家文化的影响， 与个人主义较强的美国企业相比， 在集体主义较强的中国企业中两者关系更显著。 （3）产权性质： 国有VS民营。 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 国有企业普遍拥有政治关联[27] ， 履行社会责任通常是一种应规性行为， 并非出于企业价值最大化考虑的投资决策很可能会偏离企业的经营战略目标， 甚至可能导致企业价值受损。 而民营企业缺乏天然合法性， 在资源获取等方面仍存在较大的劣势。 在这种相对不利的生存环境下， 民营企业有较强的战略性动机通过履行CSR向市场传递正面信息以获得更多关键资源， 促进企业价值增长。 相关调查显示， 80%的中国民营企业家和99%以上的公职人员认为， 企业家及企业的政治和社会地位在为地方事业做出贡献时会明显改善[28] 。 民营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将为其争取到更高的政治合法性， 对企业价值的长期提升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因此， 相对于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的CSR实践将会获得更高的经济收益。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5：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产权性质的影响， 与国有企业相比， 在民营企业中两者关系更显著。
2. 测量因素。
（1）绩效测量类型： 财务绩效VS非财务绩效。 不同研究中的企业绩效会采纳不同的测量方式。 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时需要投入较多的资源并常常伴随着不确定性， 所带来的财务绩效和非财务绩效也不一定是高度一致的。 企业的CSR实践带来的多是运作的优化、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升、消费者满意度以及企业商誉的提高等， 因此对非财务绩效的影响更加直接。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也可以通过CSR感知向消费者传递有效的价值信息， 能够正向影响消费者认同度[29] ， 有助于消费者满意度及良好口碑的形成， 从而促进财务绩效的提升。 然而非财务绩效转化为财务绩效还需要一定的经营周期， 财务绩效的实现具有滞后性， 因此在实证研究时， 绩效测量类型会影响到研究结果。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6：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绩效测量类型的影响， 与采用财务指标相比， 采用非财务指标测量时两者关系更显著。
（2）样本时间点： 2009年前VS 2009年后。 2018年12月， 沪深交易所和证监会相继发布《关于做好上市公司2008年年度报告工作的通知》， 强制要求部分上市企业于次年发布CSR报告， 并明确规范了其披露内容和样式[30] 。 自此， 中国资本市场正式进入“CSR强制披露时代”。 根据《金蜜蜂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2019》的统计结果， 在我国大陆地区公开发布的CSR报告数量已由2009年的746份增长至2019年的1993份。 作为一条重要的非财务信息补充沟通渠道， 强制披露CSR具有“信息效应”和“沟通效应”， 可以缓解信息不对称和投资不足问题， 削减代理成本、缓解融资约束， 增强投资者信心， 提高企业市场声誉， 从而提升公司的投资效率。 相关研究也表明， 自愿和强制披露规则下所带来的经济绩效有所不同[31] 。 由此， 本研究认为有必要考察研究时间点对CSR和企业绩效关系的影响， 结合强制披露政策和文献整理的情况， 选取2009年为时间分割点， 并提出如下假設：
H7：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研究样本时间点的影响， 与2009年之前相比， 采用2009年及以后的企业样本数据时两者关系更显著。
（3）样本数据来源： 一手数据VS二手数据。 按照样本数据来源， Hox等[32] 将其划分为一手数据和二手数据。 一手数据是指研究者根据自己的研究主体或项目， 采用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直接获取的数据， 具有较高的探索性、适用性、针对性、全面性和系统性。 同时， 一手数据的逻辑性和内部一致性较强， 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然而， 获取一手数据往往需要付出较高的人力和时间成本， 因此目前有关CSR和企业绩效关系的实证研究更多的是采用二手数据。 二手数据是指来源于各类数据库、上市公司年报、营销研究公司或政府机构等调查和科学实验的数据， 研究者可以较低的成本更为便利地获取数据。 但是， 二手数据在实证研究中存在细节性、集中性和可靠性较差的问题。 同时， 二手数据的时效性一般也低于一手数据， 它们之间的这种特征差异以及时效性的差异都可能导致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有所不同。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8：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样本数据来源的影响， 与二手数据相比， 使用一手数据时两者关系更显著。
（4）中介变量： 有VS无。 随着CSR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的逐步深入， 部分学者开始考虑中介变量的作用， 从而打开了两者之间关系的“黑箱”。 有学者在总结了国内外有关CSR与企业绩效关系的研究后发现， 利益相关者关系、消费者信任、企业声誉等组织外部因素， 以及管理能力、学习能力、吸收能力等组织内部因素会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 也有学者通过广东和江西两省的320家民营科技企业样本数据检验发现， 企业纵向社会资本和企业横向社会资本在两者之间存在中介效应。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 企业采取以资源为基础的集聚战略难以保持竞争优势， 而拥有动态能力的企业能够通过不断创新以适应更加复杂多变的市场环境。 据此， 本研究认为中介变量的存在会影响CSR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并提出如下假设：
H9：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中介变量的影响， 相对于不存在中介变量的情况， 存在中介变量时两者关系更显著。
（5）效应值统计量： T检验值VS相关系数。 在社会研究和行为研究的计量分析中更多的是两变量间的关系研究， 共分为前后对比、组间对比和变量之间的相关这三种情况。 常用双变量关系的效应值统计量包括皮尔森相关系数和T检验值。 在Meta分析中， 最终被筛选出来用于编码的每个统计结果都必须以同一种效应值的形式加以记录。 本研究通过Shadish等开发的效应值计算器将效应值统计量为T检验值或F检验值的全部转化为相关系数。 基于以上分析， 提出如下假设： H10： 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受到效应值统计量的影响， 相对于T检验值， 使用相关系数时两者关系更显著。
根据以上分析， 本文构建了图1所示研究模型。
三、研究方法
（一）Meta分析
基于Fisher“合并P值”的思想， Meta分析最初是由Hedges和Olkin[33] 所提出的一种对涉及同一个问题的多个独立研究结果进行二次定量统计分析的研究方法， 又被称为元分析、荟萃分析和实用数据再分析， 尤其适用于结论存在分歧的研究主题。 与一般的文献综述不同， Meta分析作为一种定量的分析方法， 在文献收集、数据分析、整合结论等方面更具客观性、系统性和科学性[34] 。 基于Hedges和Olkin[33] 有关Meta分析原理的研究， 采用专业的元分析软件CAM2.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本研究具体步骤包括： 效应值转化、检测出版偏倚问题、同质性检验、主效应分析和调节效应检验。
（二）文献检索与筛选
为尽可能多地获取CSR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成果， 同时保证所采纳文献的代表性和完整性， 本研究以1993年1月至2019年6月为研究期间， 通过以下四个步骤进行文献搜索： ①以“企业社会责任”或“社会责任”或“责任”或“CSR”， 并且包含“绩效”或“企业绩效”或“财务绩效”或“经济绩效”或“创新绩效”为关键词， 文献分类目录选定“经济与管理科学”， 期刊等级限定为核心及以上， 在中国知网、百度学术、万方数据库、维普中国、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博士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和中国重要会议论文全文数据库等进行检索。 ②以“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或“Social Responsibility”或“CSR”， 并且包含“Performance”或“Firm Performance”或“Financial Performance”或“Innovation Performance”为关键词， 在Web of Science、Google Scholar、EBSCO、Emerald、Wiley、Science Direct、Springer Link中進行检索， 所检索的期刊均被SCI收录。 ③为查漏补缺， 对照已发表的综述文章所附的参考文献， 逐一检索本研究领域的学者， 查找他们已发表的、与本研究主题联系紧密的研究成果。 ④通过搜索SSRN数据库等， 搜集并分析未发表的文献资料以尽量减少发表偏倚。 首次检索后， 本研究共获取了325篇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中英文文献， 其中英文78篇， 中文247篇。 检索结果包括实证论文、综述性文章、会议论文以及学位论文。
综合考虑Meta分析的要求以及文献内容与研究内容的契合性， 依据如下标准进行文献筛选： ①纳入样本的研究必须是聚集CSR或其子维度对企业绩效影响的文献， 剔除以企业绩效为自变量和CSR为因变量的研究， 剔除以CSR为调节变量或中间变量的文献及已撤稿的文献。 ②必须为实证研究， 剔除理论性、综述性、案例分析等非实证研究。 ③必须是相互独立的研究样本。 若有使用相同样本的多篇文献， 仅选用期刊影响因子较高者; 若出现样本交叉的文献， 仅选用样本量较大者; 若一篇文献中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样本， 则纳入与本文相关的样本。 ④同一作者多阶段发表、重复发表的同类研究以及学位论文与期刊论文出现重复的研究， 本文将其归为同一项研究。 ⑤必须具有明确样本容量， 能提供CSR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 以及可以转化为相关系数的回归系数、T值、F值或路径系数等r族系数。 ⑥剔除变量定义模糊、变量的构项不合理的文献。 最终， 筛选后共获得124篇符合条件的原始文献， 英文42篇， 其中JCR一区的有29篇; 中文82篇， 其中CSSCI及以上的有51篇。 主要包括学术期刊论文（116篇）、硕博士论文（7篇）和会议论文（1篇）。
（三）文献编码
本研究的文献编码严格按照Lipsey和Wilson所推荐的步骤进行。 在正式编码之前制定编码手册， 同时为了保证编码的准确性， 分别由两位相关领域的硕士研究生进行独立编码， 形成编码表。 编码内容分为文章信息、情境因素、测量因素和统计数据四个部分。 文章信息包括文献题目、发表年限、作者信息、文献来源、期刊级别和主要结论。 情境因素包括纳入文献中样本的行业、国家和企业产权性质， 其中， 制造业企业编码为1、服务业企业编码为0; 中国企业编码为1、美国企业编码为0; 国有企业编码为1、民营企业编码为0。 测量因素包括纳入文献中企业绩效的不同类别、研究样本时间点、样本数据来源、有无中介变量和效应值统计量的类型， 其中， 财务绩效编码为1、非财务绩效编码为0; 2009年后样本编码为1、2009年前样本编码为0; 一手数据编码为1、二手数据编码为0; 有中介变量编码为1、无中介变量编码为0; 效应值统计量为T值编码为1、为相关系数编码为0。 统计数据包括样本数量、相关系数、信度系数、可转化为相关系数的其他效应值、数值类型等。
本研究采用的效应值为皮尔森相关系数， 对于效应值的编码， 选取的是CSR与企业绩效的原始相关系数r或者r族系数。 在编码过程中， 一般以独立研究为单位， 观察其效应值并进行编码， 如果文献中同时报告了相关系数与其他r族系数， 则优先选择相关系数作为效应值; 如果文献中未报告相关系数， 应将报告了其他r族系数的文献纳入Meta分析， 并参考相应的转换公式将其转化为相关系数。 但有的样本文献报告了不止一个维度的CSR与企业绩效的效应值， 则根据实际情况对多个效应值加权后纳入或者分别纳入[34] 。 比如文献只报告了同一样本中CSR各维度与企业绩效间的相关系数， 则取其平均数作为CSR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效应值进行编码， 并分别纳入不同的相关系数用于CSR各维度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 首次编码完成后， 一致率达到90.86%; 经多次回归原文核对勘误发现， 不一致的编码结果主要是由主观判断差异和编码失误所导致， 两位编码者分别通过勘正错误和讨论的方式处理这些不一致的编码内容。 在最终的数据表中共录入124篇文献的225个效应值， 共109276个独立样本。
（四）效应值转化
由于所纳入的文献在样本、指标和研究性质上各不相同， 所以需要将所提取的每篇文献的统计量合并成一个真正的效应值。 首先， 提取每篇文献中CSR和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r值、T值或F值， 并对其进行信度修正。 然后， 采用费雪转换方法将各独立研究相关系数转换为Fisher's Z值， 同时以标准误平方的倒数作为权重， 对Fisher's Z值进行综合加权， 计算合并后的平均统计量。 最后， 将各Fisher's Z值重新转换为标准相关系数rz， 将其作为最终的效应值统计量展开数据分析。
（五）同质性检验
同质性检验是指对多个研究之间的一致性所进行的检验， 它以Q统计量为基础， 服从自由度为K-1的卡方分布。 本研究将同时采用Q值检验和I2值检验这两种方法对同质性进行分析。 当Q>K-1， I2>0.75且显著时， 样本可被认为是具有异质性的， 说明除抽样误差外， 还可能存在其他研究特性差异， 在综合分析时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否则应采用固定效应模型。 同质性检验结果见表1， Q值为5064.670（p<0.001）， 表明文献间存在异质性， 这可能是由于文献的样本差异、测量差异等造成的; I2的值为97.571， 表示观察变异的97.571%是由效应值的真实差异造成的， 2.429%的观察变异是由随机误差导致; Tau2的值为0.047， 说明研究间变异有4.7%可用于权重的计算。 上述结果表明研究样本间存在高度的异质性， 因此应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分析。 并且， 可以认为存在调节变量影响着CSR与企业绩效关系的强弱。
（六）出版偏倚分析
出版偏倚具体是指在统计学上显著的“阳性研究结果”比不显著的“阴性研究结果”或无效研究结果更容易出版或发表， 是Meta分析中抽樣偏倚的一种。 为保证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在进行Meta分析前需对研究样本是否存在出版偏倚进行检验。 1984年， Light提出以漏斗图来判断是否存在出版偏倚。 一般来说， 该图对称的效果越好， 偏倚越小。
从图2可以看出， 散点大部分集中分布在漏斗图的上方， 并且沿中线基本呈对称分布， 从定性角度初步判断出各样本间不存在出版偏倚问题。
然后， 通过Egger检验和计算失安全系数（Fail-safe number）从定量角度进一步对出版偏倚进行分析。 在Egger检验中， 如果截距项与0不存在显著性差异， 则线性回归直线经过原点， 说明样本文献间的同质性较高、无出版偏倚问题。 本研究的Egger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 截距项对应的p值为0.26662， 与0无显著性差异。
失安全系数是指无法拒绝空假设、将p值降低到不显著时所需的研究数量。 该值越大代表整合的效果越稳健， 发表偏差存在的可能性越低。 本文借鉴Rothstein等[35] 的研究， 采用5K+10（K表示研究数）作为临界值进行判断。 所计算出的失安全系数为1750， 大于临界值630（5×124+10）。 上述分析说明本研究所分析的结果较稳定， 结论具有可靠性， 不存在出版偏倚问题。
四、研究结果
（一）主效应检验
企业社会责任和企业绩效的主效应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由表3结果可知， 各变量关系间的效应值存在显著异质性， 宜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从整体来看， CSR和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199（p<0.001）， H1得到验证。 将已有文献进行重新编码， 对按照利益相关者理论所划分的不同类型CSR与企业绩效的关系以及CSR与不同类型绩效的关系分别进行分析。 其中， 企业对股东的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442（p<0.001）， 显著高于企业对供应商的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0.096（p<0.05）， 以上两种关系都为显著正相关关系， 因此假设H2a和H2b都得到验证。 企业对消费者、债权人和政府的责任与企业绩效之间虽然存在正向关系， 但并不显著， 因此假设H2c、H2e和H2f都未得到支持。 企业对员工的责任与企业绩效间存在负向关系， 但并不显著， 假设H2d也未得到支持。
（二）调节效应检验
异质性检验表明各独立研究之间具有显著的异质性， 说明存在潜在的调节变量影响CSR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在进行调节变量的分析时要求每一组调节变量的效应值都不能少于10个， 本研究中所有调节变量均符合这一要求。 对124个独立实证研究进行梳理并借鉴相关Meta研究后， 将行业、国家和企业产权视作情境因素， 将绩效测量类型、研究样本时间点、样本数据来源、中介变量和效应值统计量视为测量因素。
1. 情境因素。 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 检验结果分析如下： ①行业调节效应检验。 服务业企业的CSR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150（p<0.001）， 不同于制造业企业的CSR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0.171（p<0.001）， 说明行业调节了CSR和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并且在制造业企业中两者关系更为显著， H3得到验证。 ②国家文化调节效应检验。 中国企业的CSR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222（p<0.001）， 显著高于美国企业的CSR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0.142（p<0.001）， 可见国家文化这一因素显著调节了两者关系， H4得到验证。 ③产权性质的调节效应检验。 将产权异质性下CSR与企业绩效的Meta效应值进行对比分析， 可以看出： 民营企业中， CSR与企业绩效的效应值为0.419（p<0.001）; 国有企业中， CSR与企业绩效的效应值为-0.084， 但并不显著。 这说明产权异质性调节了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 H5得到验证。 2.测量因素。 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 检验结果分析如下： ①绩效测量类型的调节效应检验。 CSR与非财务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350（p<0.001）， 显著高于CSR与财务绩效的相关系数0.180（p<0.001）， 这说明绩效测量类型显著调节了CSR和企业绩效间的关系， H6得到验证。 ②研究样本时间点的调节效应检验。 使用2009年后的数据所得到的CSR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0.248（p<0.001）， 显著高于使用2009年前的数据所得到的CSR和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0.116（p<0.01）， 这说明样本数据时间点显著调节了两者关系， H7得到验证。 ③样本数据来源的调节效应检验。 当样本数据为一手数据时， CSR和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386; 当样本数据为二手数据时， CSR和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149。 这说明样本数据来源显著调节两者关系， 且样本数据为一手数据时， 两者关系更为显著， H8得到验证。 ④中介变量的调节效应检验。 通过对文献的整理和分析发现， 在研究CSR和企业绩效关系的部分文章中， 会引入社会资本、媒体关注、企业声誉等中介变量进行分析。 当存在中介变量时， CSR和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330（p<0.001）， 远高于不存在中介变量时两者的相关系数0.179（p<0.001）， 假设H9得到验证。 ⑤效应值统计量的调节效应检验。 在数据编码的过程中， 发现所筛选文献的r族效应值多为相关系数r值和T检验值。 效应值统计量为r值时CSR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171（p<0.001）， 与效应值统计量为T值时两者的相关系数0.170（p<0.001）无显著性差异， 说明效应值统计量的不同类型并不会调节两者关系， H10未得到验证。
五、研究总结
（一）结果分析
基于以往有关CSR与企业绩效间关系的实证研究成果， 本文运用Meta分析方法对两者关系进行量化综述， 研究得到以下结论。
1. 从总体趋势看， CSR与企业绩效间呈低等程度的显著正相关关系。 根据Wilson和Lipsey的研究， 相关系数大于等于0.25为中度相关， 大于等于0.4为高度相关， 本文研究结论中CSR与企业绩效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199， 属于程度较弱的正相关关系， 因此， CSR对企业绩效仅具有微弱的促进作用。 这与Dixon-Fowler等[9] 和徐建中等[11] 的Meta分析结果一致， 也与Platonova等[36] 和朱慧明等[37] 的回归分析结果一致。 根据社会认同理论， 企业通过履行社会责任产生了积极的道德资本， 增强了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的信任感， 可以为企业节省交易成本并降低环境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 但是， 过多地履行CSR会严重分散企业在主营业务方面的专注力， 并且多数企业并不能很好地管理社会责任行为， 企业是否捐赠以及捐赠多少大多由管理层决定， 从而导致代理成本的产生， 进而影响企业发展。 这可能对CSR和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产生了遮蔽作用。
企业对股东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442， 呈高度相关; 企业对供应商的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的相关系数为0.096， 呈低度相关。 而社会责任的其他维度与企业绩效间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 这是由于企业社会责任具有多维度， 在本研究中共划分为6个维度， 它们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并不具有同等的权重。 股东作为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 具有较强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企业很难脱离这样一个群体而发展， 传统的股东回馈模式仍占据主导地位。 这可能是企业对股东的责任与企业绩效关系相关性最强的主要原因。 现有聚焦CSR对企业绩效影响的Meta研究还没有针对CSR进行维度划分后的分析， 本文基于企业社会责任对象的多样性特点， 将CSR划分为6个维度分别进行分析， 根据研究结果将其划分为不同层次， 可以为企业的CSR实践提供更为详细的指导。
2. 从情境因素来看， 行业、国家文化和产权异质性均对二者关系具有显著影响。 首先， 制造业企业的CSR与企业绩效正相关关系的显著性略高于服务业企业。 因此， 制造业企业可以从CSR实践中获益较多， 实施CSR所需承担的风险也较小， 同时会具有更显著的提升效应， 这与已有研究结论一致[22，38] 。 其次， 集体主义文化的企业更倾向于协同合作， 注重自身整合能力的構建， 因而可以与利益相关者形成良好的关系， 履行CSR的效果也更为明显。 最后， 若国家和人民有需要， 即使对企业可能并无益处， 甚至可能导致企业价值受损， 国有企业也要履行国家所赋予的政治责任和社会责任。 已有关于情境因素的分析主要聚焦经济水平、国家发达程度和行业特征[11，38] ， 本文对国家文化和产权性质的情境分析弥补了相关研究的不足。
3. 从测量因素来看， 绩效测量方式、样本时间点、样本数据来源、中介变量均对二者关系具有显著影响。 第一， 企业进行CSR实践时需要投入一定的资金， 这就会侵蚀财务绩效， 容易引发企业声誉、消费者满意度等非财务绩效的直接提升， 不能对企业财务绩效产生直接的正向影响， 并且非财务绩效转化为财务绩效也需要一定的经营周期。 第二， 2009年之后， 强制性CSR信息披露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和股价信息含量， 资本的逐利性特征会引导资本从低效率企业流向高效率企业。 第三， 基于社会比较理论， 派发问卷或访谈所获得的一手数据收集方式可能会存在自我认知偏差问题， 被调查者会主观认为CSR对企业绩效的促进作用较强， 而二手数据大多从相关数据库或公司年报中获取， 几乎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第四， 当存在中介变量时， CSR与企业绩效的相关关系更加显著， 实证结果表明大部分中介变量进一步促进了两者的正向关系。 因此在学术研究时应重点关注中介变量的影响作用， 企业也要充分挖掘中介因素， 间接地促进企业绩效水平的提高。 第五， 无论是采用相关系数r值还是T检验值， 均不会对CSR和企业绩效间的关系产生影响。 现有相关主题的研究可能还没有考虑到以上测量因素， 本文在一定程度上对边界条件的探索有所加强。 （二）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①在进行文献筛选时剔除了一部分无法从中获取效应值统计量的文献， 从而损失了部分样本， 可能会导致结果的偏差。 ②涉及某些调节因素的研究样本较少， 相应的研究结果稳定性不足， 从而影响了结论的准确性。
未来研究可以考虑以下问题： ①CSR的度量方式一般包括声誉指数法、内容分析法和问卷调查法， 在不同的实证研究中CSR的度量方式也是不同的， 未来的研究可以将CSR度量方式的调节作用纳入分析。 ②非财务绩效这一概念包含诸多方面， 后续研究可以考虑将绩效测量进一步细化。 ③可以将样本行业依据对CSR的敏感程度进行具体的划分和分析， 得到的研究结果应该更加精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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