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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百年不遇大风雪中的电荒、各大加油站前挂出“免战牌”、贝布托之死、伊朗危机、国际油价狂飙突破一百美元、矿难屡见不鲜……
这些在中国猪年中发生的人和事构成了一段特别的历史，在能源危机下中国能源安全战略转型的历史。
能源，现代社会机器赖以运转的生命之源，正在国计和民生的各个层面上向我们的社会体制、环保决策、保障制度、外交策略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能源法》几易其稿，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正在法制的框架下雏形粗具。
石油警钟
□文/席真
贝布托被刺可能是2007年最引人注目的国际惨案，从风光无限的回国准备接任总理到香消玉殒，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贝布托的身上折射出了各种国际势力之间斗争的残酷和复杂。贝布托死后，反应最为迅速的不是各国政府，而是国际原油价格，纽约国际原油期货油价迅速大涨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100美元每桶。
这一切并不意外，国际各种势力争夺的核心实际就是能源之争。巴基斯坦作为伊斯兰国际的一员对国际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石油经济的全球化浪潮逐渐形成。全球化意味着石油生产和贸易将向世界各地的市场开放，而石油安全供应是有关石油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石油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将会使原本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局势影响深远的石油资源主导权的争夺更趋复杂难料。石油作为不可再生的先导资源和重要的战略物资，将会成为21世纪国际争夺与控制的焦点。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迅速融入全球化进程，以及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中国能源安全特别是石油安全日益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相关联。
新的威胁论
不久前国际油价狂飙的时刻，《检察风云》杂志编辑朱军对笔者谈到他的美国之行时说，现在美国人一谈到中国，脱口而出就会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在和他们抢石油。
近年来，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出现了两个引人深思的现象：一个是“中国要买什么能源，什么能源就涨”；另一个是“中国企业常在价格高位买入”。换句话说，这一现象必然反映了有机构利用中国需求在进行炒作抬价以牟取暴利。其本质问题在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能源进口国，但我国没有获得与进口份额能源相应的定价权，在参与国际能源定价上面临巨大的困难与问题。这也说明，中国目前没有获得与自己进口份额相匹配的国际能源定价权。
数据显示，近10年来，亚太地区已成为仅次于北美洲的新能源消费中心。以石油为例，北美洲作为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区，其石油消费量在世界石油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在1989～1999年下降了0.2%，而亚太地区同期石油消费量却由19.9%增加到26.9%，猛增了7个百分点，成为世界石油消费增长最快的地区。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国内生产的石油和天然气远远赶不上需求的巨大增长。从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对石油的进口量连年增加，2004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原油的第二大进口国，而且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高。据商务部监测数据，2006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47%。另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中国在2010年与2020年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高达61%与76.9%。
而天然气作为一种优质洁净能源，近年来在中国的消费增速也相当惊人。据发改委能源局预测，2010年与2020年我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将达1200亿立方米与2000亿立方米，供需缺口将分别达到500亿立方米与1000亿立方米。据权威部门预测，2010年与2020年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达35%与50%。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能源市场上最重要的进口国之一。
随之而来，国际能源市场上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以石油为例，1993年石油价格在20美元/桶附近波动，但是今天的国际油价已经接近100美元/桶，14年之内升幅达500%之多。由于价格的大幅上升，在购买能源时就需要支付比以前更多的外汇。据海关总署披露，2007年我国进口原油花费797.7亿美元，进口成品油花费164.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加超20%和约6%。我国原油进口比上一年增加1800万吨，同比增长略超12%。因去年国际油价大涨，我国进口石油花费增幅高于数量增幅。对此，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牛犁经济师表示，近年来，我国石油消费量保持6%左右增幅，而自产原油产量只有2%左右增幅，进口石油逐年增加情况难以改变。
随着中国经济对能源依赖性的不断增加和能源价格的不断攀升，能源安全日渐成为关注的焦点。因此有专家指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能源安全在本质上已经从“生产—供应”型的“供给安全”模式转变为“贸易—金融”型的“价格安全”模式。因此，所谓能源安全实质上就是能够以可接受的价格持续地获得能源。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能源价格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如何参与国际能源定价，对国际能源商品定价权的影响力问题。对定价权的影响力越小，该国所面临的能源价格风险就越大。
定价权之争
对于石油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专家汉斯·摩根索曾经有一段较为深刻的描述："谁能把它们（指石油）加入自己的其他原料来源，谁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资源，并且以同样比例剥夺了对手的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对它们的控制一向是强权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美国，在一段时间里还有法国，在近东从事那种被适当地称为“石油外交”的活动，即建立势力范围，从而在某些地区得以独占石油储藏。
近30年来的世界石油资源较量和斗争史，以及未来世界石油资源格局的演变趋势表明，世界能源生产或消费大国，特别是美、欧、俄等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式，甚至不惜通过战争来争夺和控制世界上具有稀缺性、战略性的油气资源。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尽管有着种种理由，但是与1990年的海湾战争一样，它无论如何都是一场与“石油”有关的战争。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并试图建立亲美的伊拉克新政权，是为了达到多重石油战略目标，其实质是为实现美国全球石油战略和全球霸权战略奠定基础。
多年来一直作为世界石油主要生产和出口地的中东、非洲、拉美、里海-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必将成为未来世界油气资源争夺最为激烈的主战场。目前，世界排名前二十家大石油公司垄断了全球已探明优质石油储量的八成以上，这表明，全球可供勘探开采的油气资源有利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中国在海外的石油资源产地大多分布在政治、经济不稳定的地区。所有这些都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所作的贡献不相称。
自古以来，在国际能源市场上，能源定价权主要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手中，能源价格基本上是由最有影响的期货交易所的标准期货合约的价格决定。当前国际原油贸易的基准价主要参照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西德克萨斯原油期货价格(WTI)和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Brent)。在国际煤炭市场上，世界上主要的4种指标性煤炭价格——西北欧煤价、美国蒸汽发电用煤价格、日本焦煤价格和日本蒸汽发电用煤价格全部来自发达国家。在目前国际能源市场的定价机制下，欧美发达国家利用发达的期货市场形成的基准价格与亚洲国家不能通过期货市场竞价机制形成公开透明的价格相比，在能源定价中获得了明显的优势，即所谓的“亚洲溢价”。据有关专家统计，1993～2001年，沙特阿拉伯轻质原油销往东北亚地区的价格比销往欧洲市场的价格平均高1.01美元/桶，与销往美国市场的价格相比差距更大，有时高达3美元/桶以上。据测算，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因受到“亚洲溢价”的影响，现在中国每年要多支付逾10亿美元的外汇。
相比之下，中国国内不仅缺乏一个成熟的大规模能源期货市场，而且缺乏熟悉国际期货规则而且经验丰富的机构投资者。此外，监管部门还对中国企业利用国外商品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和投资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因此，中国的能源进口需求往往被国外机构投资者所利用。一般的，如果预测到中国将大量买入某能源，这些机构就会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提前拉升该能源的期货价格。
结构性困境
数据显示，80年代，中国国内能源供给总量基本大于需求总量，当时还是能源净出口国。从90年代开始中国能源呈现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态势，且随经济增长缺口逐渐扩大，1992年中国的能源供求缺口为19.14Mt标准煤，2000年扩大到190Mt，从1993年起，中国由能源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
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核心，或者说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并不是能源总量问题，而是能源结构的矛盾。
资料表明，基于资源禀赋特点和建国初期所制订的经济建设路线，中国能源供应几十年来一直采取完全依靠国内资源的方针，从而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占到75%左右。尽管石油勘探开发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但由于长期实行油品限供与高价政策并大量出口原油以获取外汇，2000年，中国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的比重仅为23.6%，而煤炭的比重高达67%，天然气仅为2.5%，一次电力为6.9%。然而全世界1998年平均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39.9%、煤占27%、天然气占23.1%，一次电力高达23.8%。这表明，与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相比，中国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因此，多年来在中国的能源构成中，煤一直居主要地位，而石油、天然气等其他烃类能源相对较少，水电等非烃类能源所占比重也比煤少。
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飞速增长，并在世界能源消费增长份额中占有很大比重，导致中国能源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据有关机构统计，2002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增长了2.6%，远高于10年来的年平均增长趋势1.4%。可是，同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却增长了l9.7%，而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能源消费增长则低于1%，连续第二年低于经济增长趋势。煤是2002年全球消费增长最快的能源，而中国的煤消费增长高达28%，而世界的煤消费只增长了7%，如果把中国除外，世界煤的消费仅增长了0.6%。在中国，目前消费量最多的是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的常规能源。尽管水电、风力、核电和太阳能是理想的清洁能源，但由于资本、技术差别等原因，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在中国能源的总构成中还不可能担当主要的角色。从能源清洁度、使用价值和开发成本来看，煤、石油、天然气各有优缺点。同煤相比，石油是较清洁的能源；同石油相比，天然气则是更为清洁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在许多方面可以代替煤，但煤却不能完全代替石油和天然气。煤同石油、天然气、水能、核能相比，是笨重而肮脏的能源，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必然对交通、生态和地理环境形成极大的压力，并直接影响能源利用效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大国，国民经济各部门除交通运输之外几乎均以煤为主要燃料。然而，要想用煤能完全代替石油和天然气，必须通过深度加工的代价来开发洁净煤、洁净燃料新技术，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看，这样做短期内未必能够奏效。
因此国内许多专家指出，中国国内能源供求的突出矛盾主要是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清洁高效的能源供不应求，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总产量和品种规格的增长赶不上迅速扩大的需求。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煤一直是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在能源结构中，煤、天然气和水电的供求基本平衡，但煤在能源供求总量中的份额却有所下降，从而导致对石油需求的迅速增加。因此，洁净煤的问题不解决，就会在以油代煤、以气代煤的过程中，出现和加剧煤的供应过剩，而油气供应不足的矛盾，形成煤在积压、或用于出口的同时又不得不进口大量石油的局面。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石油短缺是中国能源安全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国内石油供应不足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问题。■
百年不遇大风雪中的电荒、各大加油站前挂出“免战牌”、贝布托之死、伊朗危机、国际油价狂飙突破一百美元、矿难屡见不鲜……
这些在中国猪年中发生的人和事构成了一段特别的历史，在能源危机下中国能源安全战略转型的历史。
能源，现代社会机器赖以运转的生命之源，正在国计和民生的各个层面上向我们的社会体制、环保决策、保障制度、外交策略提出前所未有的挑战。
在这一背景下，中国的《能源法》几易其稿，中国的能源安全战略正在法制的框架下雏形粗具。
石油警钟
□文/席真
贝布托被刺可能是2007年最引人注目的国际惨案，从风光无限的回国准备接任总理到香消玉殒，短短几个月的时间，贝布托的身上折射出了各种国际势力之间斗争的残酷和复杂。贝布托死后，反应最为迅速的不是各国政府，而是国际原油价格，纽约国际原油期货油价迅速大涨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100美元每桶。
这一切并不意外，国际各种势力争夺的核心实际就是能源之争。巴基斯坦作为伊斯兰国际的一员对国际能源安全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从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石油经济的全球化浪潮逐渐形成。全球化意味着石油生产和贸易将向世界各地的市场开放，而石油安全供应是有关石油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石油经济的全球化和区域化的发展将会使原本对世界经济与政治局势影响深远的石油资源主导权的争夺更趋复杂难料。石油作为不可再生的先导资源和重要的战略物资，将会成为21世纪国际争夺与控制的焦点。由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迅速融入全球化进程，以及中国对外石油依存度的不断提高，中国能源安全特别是石油安全日益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相关联。
新的威胁论
不久前国际油价狂飙的时刻，《检察风云》杂志编辑朱军对笔者谈到他的美国之行时说，现在美国人一谈到中国，脱口而出就会说，中国经济发展很快，在和他们抢石油。
近年来，在国际能源市场上出现了两个引人深思的现象：一个是“中国要买什么能源，什么能源就涨”；另一个是“中国企业常在价格高位买入”。换句话说，这一现象必然反映了有机构利用中国需求在进行炒作抬价以牟取暴利。其本质问题在于，中国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能源进口国，但我国没有获得与进口份额能源相应的定价权，在参与国际能源定价上面临巨大的困难与问题。这也说明，中国目前没有获得与自己进口份额相匹配的国际能源定价权。
数据显示，近10年来，亚太地区已成为仅次于北美洲的新能源消费中心。以石油为例，北美洲作为世界第一大石油消费区，其石油消费量在世界石油消费总量中所占比重在1989～1999年下降了0.2%，而亚太地区同期石油消费量却由19.9%增加到26.9%，猛增了7个百分点，成为世界石油消费增长最快的地区。
中国作为世界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其国内生产的石油和天然气远远赶不上需求的巨大增长。从1993年中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以来，中国对石油的进口量连年增加，2004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全球原油的第二大进口国，而且对外依存度不断增高。据商务部监测数据，2006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高达47%。另据国际能源署(IEA)的预测，中国在2010年与2020年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将高达61%与76.9%。
而天然气作为一种优质洁净能源，近年来在中国的消费增速也相当惊人。据发改委能源局预测，2010年与2020年我国对天然气的需求将达1200亿立方米与2000亿立方米，供需缺口将分别达到500亿立方米与1000亿立方米。据权威部门预测，2010年与2020年中国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达35%与50%。这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全球能源市场上最重要的进口国之一。
随之而来，国际能源市场上能源价格大幅上升。以石油为例，1993年石油价格在20美元/桶附近波动，但是今天的国际油价已经接近100美元/桶，14年之内升幅达500%之多。由于价格的大幅上升，在购买能源时就需要支付比以前更多的外汇。据海关总署披露，2007年我国进口原油花费797.7亿美元，进口成品油花费164.3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加超20%和约6%。我国原油进口比上一年增加1800万吨，同比增长略超12%。因去年国际油价大涨，我国进口石油花费增幅高于数量增幅。对此，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牛犁经济师表示，近年来，我国石油消费量保持6%左右增幅，而自产原油产量只有2%左右增幅，进口石油逐年增加情况难以改变。
随着中国经济对能源依赖性的不断增加和能源价格的不断攀升，能源安全日渐成为关注的焦点。因此有专家指出，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背景下，能源安全在本质上已经从“生产—供应”型的“供给安全”模式转变为“贸易—金融”型的“价格安全”模式。因此，所谓能源安全实质上就是能够以可接受的价格持续地获得能源。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能源价格问题实质上是一个如何参与国际能源定价，对国际能源商品定价权的影响力问题。对定价权的影响力越小，该国所面临的能源价格风险就越大。
定价权之争
对于石油在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战略地位，美国著名国际政治学专家汉斯·摩根索曾经有一段较为深刻的描述："谁能把它们（指石油）加入自己的其他原料来源，谁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资源，并且以同样比例剥夺了对手的资源。在这个意义上，对它们的控制一向是强权分配的一个重要因素。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英国，美国，在一段时间里还有法国，在近东从事那种被适当地称为“石油外交”的活动，即建立势力范围，从而在某些地区得以独占石油储藏。
近30年来的世界石油资源较量和斗争史，以及未来世界石油资源格局的演变趋势表明，世界能源生产或消费大国，特别是美、欧、俄等西方国家及其跨国公司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和方式，甚至不惜通过战争来争夺和控制世界上具有稀缺性、战略性的油气资源。2003年3月的伊拉克战争尽管有着种种理由，但是与1990年的海湾战争一样，它无论如何都是一场与“石油”有关的战争。美国推翻萨达姆政权并试图建立亲美的伊拉克新政权，是为了达到多重石油战略目标，其实质是为实现美国全球石油战略和全球霸权战略奠定基础。
多年来一直作为世界石油主要生产和出口地的中东、非洲、拉美、里海-中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必将成为未来世界油气资源争夺最为激烈的主战场。目前，世界排名前二十家大石油公司垄断了全球已探明优质石油储量的八成以上，这表明，全球可供勘探开采的油气资源有利空间越来越小。而且，中国在海外的石油资源产地大多分布在政治、经济不稳定的地区。所有这些都与中国经济发展的需求和中国对世界和平与稳定所作的贡献不相称。
自古以来，在国际能源市场上，能源定价权主要掌握在欧美发达国家手中，能源价格基本上是由最有影响的期货交易所的标准期货合约的价格决定。当前国际原油贸易的基准价主要参照美国纽约商品交易所(NYMEX)的西德克萨斯原油期货价格(WTI)和伦敦国际石油交易所(IPE)的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Brent)。在国际煤炭市场上，世界上主要的4种指标性煤炭价格——西北欧煤价、美国蒸汽发电用煤价格、日本焦煤价格和日本蒸汽发电用煤价格全部来自发达国家。在目前国际能源市场的定价机制下，欧美发达国家利用发达的期货市场形成的基准价格与亚洲国家不能通过期货市场竞价机制形成公开透明的价格相比，在能源定价中获得了明显的优势，即所谓的“亚洲溢价”。据有关专家统计，1993～2001年，沙特阿拉伯轻质原油销往东北亚地区的价格比销往欧洲市场的价格平均高1.01美元/桶，与销往美国市场的价格相比差距更大，有时高达3美元/桶以上。据测算，在国际石油市场上，因受到“亚洲溢价”的影响，现在中国每年要多支付逾10亿美元的外汇。
相比之下，中国国内不仅缺乏一个成熟的大规模能源期货市场，而且缺乏熟悉国际期货规则而且经验丰富的机构投资者。此外，监管部门还对中国企业利用国外商品期货市场进行套期保值和投资进行了严格的限制。因此，中国的能源进口需求往往被国外机构投资者所利用。一般的，如果预测到中国将大量买入某能源，这些机构就会在国际能源市场上提前拉升该能源的期货价格。
结构性困境
数据显示，80年代，中国国内能源供给总量基本大于需求总量，当时还是能源净出口国。从90年代开始中国能源呈现总需求超过总供给的态势，且随经济增长缺口逐渐扩大，1992年中国的能源供求缺口为19.14Mt标准煤，2000年扩大到190Mt，从1993年起，中国由能源净出口国变成净进口国。
中国能源安全问题的核心，或者说中国能源安全的主要矛盾并不是能源总量问题，而是能源结构的矛盾。
资料表明，基于资源禀赋特点和建国初期所制订的经济建设路线，中国能源供应几十年来一直采取完全依靠国内资源的方针，从而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占到75%左右。尽管石油勘探开发取得相当大的成绩，但由于长期实行油品限供与高价政策并大量出口原油以获取外汇，2000年，中国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的比重仅为23.6%，而煤炭的比重高达67%，天然气仅为2.5%，一次电力为6.9%。然而全世界1998年平均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石油占39.9%、煤占27%、天然气占23.1%，一次电力高达23.8%。这表明，与世界一次能源消费结构相比，中国还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因此，多年来在中国的能源构成中，煤一直居主要地位，而石油、天然气等其他烃类能源相对较少，水电等非烃类能源所占比重也比煤少。
目前中国的能源消费飞速增长，并在世界能源消费增长份额中占有很大比重，导致中国能源的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据有关机构统计，2002年，世界一次能源消费增长了2.6%，远高于10年来的年平均增长趋势1.4%。可是，同年中国的能源需求却增长了l9.7%，而不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能源消费增长则低于1%，连续第二年低于经济增长趋势。煤是2002年全球消费增长最快的能源，而中国的煤消费增长高达28%，而世界的煤消费只增长了7%，如果把中国除外，世界煤的消费仅增长了0.6%。在中国，目前消费量最多的是煤、石油、天然气和水电的常规能源。尽管水电、风力、核电和太阳能是理想的清洁能源，但由于资本、技术差别等原因，在可预见的将来，它在中国能源的总构成中还不可能担当主要的角色。从能源清洁度、使用价值和开发成本来看，煤、石油、天然气各有优缺点。同煤相比，石油是较清洁的能源；同石油相比，天然气则是更为清洁的能源。石油和天然气在许多方面可以代替煤，但煤却不能完全代替石油和天然气。煤同石油、天然气、水能、核能相比，是笨重而肮脏的能源，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必然对交通、生态和地理环境形成极大的压力，并直接影响能源利用效率。中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的大国，国民经济各部门除交通运输之外几乎均以煤为主要燃料。然而，要想用煤能完全代替石油和天然气，必须通过深度加工的代价来开发洁净煤、洁净燃料新技术，从成本与收益的角度看，这样做短期内未必能够奏效。
因此国内许多专家指出，中国国内能源供求的突出矛盾主要是结构性矛盾，具体表现为清洁高效的能源供不应求，特别是石油天然气的总产量和品种规格的增长赶不上迅速扩大的需求。在改革开放的头20年，煤一直是中国能源生产和消费的主体，在能源结构中，煤、天然气和水电的供求基本平衡，但煤在能源供求总量中的份额却有所下降，从而导致对石油需求的迅速增加。因此，洁净煤的问题不解决，就会在以油代煤、以气代煤的过程中，出现和加剧煤的供应过剩，而油气供应不足的矛盾，形成煤在积压、或用于出口的同时又不得不进口大量石油的局面。因此，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石油短缺是中国能源安全主要矛盾中的主要方面，也就是说国内石油供应不足是中国能源安全的核心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