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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深夜，它和手的交谈
就像窗外知了、青蛙的咏叹调，不会轻易让我入眠。
——黄梵：《笔》
一
翻开诗集《月亮已失眠》的目录，单看各诗篇的题目，大概以“古韵”二字概括黄梵的诗风，颇为贴合。若不是“登山感怀”“题南飞雁”的旧题，又或是“清明吟”“二胡手”的老调，便是“中秋月”“雁阵似剪刀”等被古人反复书写的风景。然而，仔细阅读，每一篇都是旧题新作、老调别韵。城市的风物、景观，城市的场所、设备，城市的流动、变迁，裹挟着芬芳自然的乡土气息，在古风盎然的字里行间肆意跃动，缝合着古典与现代、历史与当下的裂隙。
黄梵的城市书写，曾被批评家敬文东归结为“从泥土的租界里寻求庇护”，由于“通过这种庇护，他获得了返乡的可能”。无疑，与钢筋混泥土相比，他显然是贴近乡野之泥土的。但与其区分城市（钢筋）与乡土（泥土）的差異，倒不如潜入城市人隐秘幽微的复杂心境。换言之，黄梵状写城市的客观之物，吐露出的是主观的城市心态。只有发觉“物我关系变化中城市人心态的外射”，才能读得出诗歌文本中的城市特点以及诗人的城市意识。就像顾城的《鬼进城》《城》、宋琳的《外滩之吻》和陈东东的《外滩》，文辞间流露出的是卷入城市生活的诗人，他们内心支离破碎、混杂无序、动荡不安的情绪流。齐美尔说过：“大城市人的个性特点所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是表面和内心印象的接连不断地迅速变化而引起的精神生活的紧张”，或许早就厌恶了“混迹于城市的盛宴”中的自我（《红葡萄》），麻木谈论着“对地铁，我说不上爱或恨/它更像一只药瓶/每天装进我这颗胶囊”（《地铁》），然，黄梵的诗少有紧张与压抑，多见抽离与克制，显露出置身城市的朴素的心理体验。
当中暗含的城市与人的关系，还需要辩证地解读，就像他曾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说：“是的，生活不能用新的街道来验收——”（《城市之歌》）。一个破折号，延伸出城市生活的另一处风景。在此处，抒情主体的情感一定是含混、暧昧的，出入于城乡之间的模糊地带。诗人寻找的不是弃绝城市而返回乡土的路径，“后来，家乡也不适应回去——拆掉的古镇，在心中空出的是黑暗/有一年，我想通了，为什么来外省/我只剩下一个旧的家乡，和它不能再生离死别/现在，家乡仿佛就是我自己……”（《家乡》）;恰恰是黏合而后疏离、逃逸而后回归的回环往复的心理动态流，就像是他无论怎么擦拭，始终涂抹不掉的一面记忆之墙：“后来，某个城市，和我紧密/灯火沸扬，又与我无关/城里的黑暗，需要一双好眼睛才能适应/城里的生活，要靠硬心肠才能救命”（《记忆》）。说到底，诗人黄梵是借城市诗理解新/旧、古/今之关联，因而他最终返回的并非是与城市二元对立的乡村模式，而是语言之乡。
二
南京是他着墨最多之城。南京作为他生活、工作的园地，无论是置身其中，还是游离其外，以“异乡人”身份出现，是其观看这两座城的基本视角。“我在城边转来转去，看见秋天在慢慢转身/叶子落下来，在织一匹冬天的布”（《异乡》），“城边”一词格外醒目，足以说明，即便是身在城中，依然怀揣着在“城边”的心态。可谓抒情主体的自我抽离，主观情绪投射于外物之上，瞬间斩断了“城”（中心）对“我”的限制与牵绊。他几乎装扮为背包客，游走于城市的边际，展开一场又一场的“异乡之旅”，完成了一篇又一篇的以“城郊离别”“登山感怀”“进山”“夜行记”和“夜行火车”为题的诗章。当然，就算是诗人“坐在广场”，置身城市的最中心地带，视线依然在远方搜寻，“我爱的雁阵，像天上一对细长的对联/它们想说的话，连坟场的寂静也不打扰/它们只剩下远方来安身”（《雁阵似剪刀》），入之城内、又出乎城外，最终以诗思打破城内与城外的空间阻隔，驰骋想象世界进而思考诗文体本身的跨越与边界，“惟有黑夜腾出一片想象——想想你我是两只山羊/面对城郊无尽的野草，你我都要消化得最好”（《城郊别离》）。因为凭借语言通往诗性精神的路相当漫长，“山上有我还未走完的路”（《登山感怀》），不如选择避开喧嚷嘈杂，靠近静默肃穆。似乎治疗城市引发的孤独病菌，语词是最有效的抗生素。
与南京相比，台北是黄梵走过、路过的风景。虽然他说过：“走过的城市，也可以在心里统统夷平了”（《中年》），“我要把去过的城市，都简化成一条梧桐路/听凭叶子把声音的波涛安排！”（《金陵梧桐》）如此表述，是否就意味着城市的脸谱化？所有的城市，在诗人的笔下都戴着同样的面具？显然，在《中年》里，更强调的是时间的流动，而不是空间的变化，“青春是被仇恨啃过的，布满牙印的骨头/是向荒唐退去的，一团热烈的蒸汽/现在，我的面容多么和善”，但从时间流转的缝隙里，可以看得到诗人对都市的嘈杂和嚷闹持有的宽容态度。就连跻身拥挤的人潮，都能幻想出诗意的浪花：“我喜欢在人群中移动，就像航船/并不害怕令人绝望的浩瀚/仿佛人群是浪，闪着光，可以信赖/仅仅走一步是不够的，还要找到赞美的理由——”（《老人》）。
同样是城市，台北和南京留下不同的印记。在书写“台北”这座城市时，内心显然饱含着热爱，就连标题就写着“我是这样爱着台北”。我揣测，黄梵爱的不单是台北的风物，还有关台北的人情，《台北的关门声》便是一例。与冷漠、尖酸、刻薄的人际关系相比，诗人在台北为一个不经意的眼神、动作或是语言而触动。他首先写到“我总是用力把门关上”，副词“总”代表习惯性的动作，动宾词组“用力”修饰动词“关”，突出“关门”的力度和强度，以区别于轻声细语的日常环境。随后，“直到某夜，两个女孩对我鞠躬/用积蓄多年的温柔说：/‘对不起！’”，此处，“积蓄多年”与“总是”映衬对照，“温柔”与“用力”形成对比，这本身就是一种情境的逆转，地理空间由南京转向台北，日常生活的场景陌生化处理，尤其彰显出台北这座城市的独特个性。此处，诗人营造的戏剧情境是从细节着笔，聚焦台北某夜的关门声，以听觉感受捕捉陌生人交流的方式：
多有趣，纸条写字的一面朝向门里
除了霜一样的白，路人什么也看不见 揭下纸条，我慢慢读出声——
“你能把门关轻点吗？”
“纸条”的出现，有效将“用力”的“关门声”转化为沉默的表达，“当阿波罗近在咫尺，诗人比其他人也许更能感受到沉默的诱惑，在沉默中寻求庇护”，的确，黄梵不是寻求乡村的诱惑和庇护，而是由沉默之手牵引着走向诗神缪斯。正是从有声到无声的交流，打破了“我”惯有的生活秩序，一反“得意洋洋”的心态，转为沉思与静默。最后，以两位女孩“不安的目光”为诗篇作结，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婉转、温柔、舒朗、文明——驱散了城市的物质主义以及城市人固有的硬心肠和冷漠无情。已进入中年的诗人，怀揣着一丝暖意审视自我，享有城市的一切文明，却掩盖不住城市人的悲哀：
已经中年了，我仍是台北大街上的一个粗人
无法像他们，成为别人心里的温情和柔肠
（《我是这样爱着台北》）
三
提到城市的人际关系，除了争名逐利、蝇营狗苟，城市里的人究竟是否还需要、还能够用
心交流？这样的疑问，想必也困扰着敏感、多思的诗人。“邮筒”作为近现代人遥寄信笺的驿站，备受诗人们的青睐。木心的《从前慢》，如今已谱为流行乐，成为耳熟能详的旋律：“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车、马”到“邮件”，穿越古典到现代，延展了抒情的时间。如果说，木心怀恋的是缓慢的抒情节奏，那么，回溯1937年废名写的《街头》，可以读得出，乘坐汽车的现代人，在街头疾驰而过，从车窗里看到路边孤零零的“邮筒”，心里有多么寂寥：“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驰过，/乃有邮筒寂寞。/邮筒PO/乃记不起汽车的号码X，/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汽车寂寞，/大街寂寞，/人类寂寞。”废名写的是空间，是繁华、急速的都市空间，从中，他带着寂寞感瞥见了被城市遗忘的角落。
无论是缅怀远逝的过去，还是诉说当下寂寥的心境，因为电子信息设备的发达，“邮筒”寄送信件的功能逐渐被弱化。“邮筒”由物转化为象，反而凸显了抒情主体的渴望谈心的心理愿景。时代变迁，他嘲讽着人们忙碌的一生，“忙碌，是为了更快地度过余生？/你把所有积蓄的慢都快要花光了”（《忙碌》），而甘愿充当“一个执拗的邮递员”（《我是这样爱着台北》），但绝不是寄去金钱，而是邮递情感，“我寄去的钱，简直像羞辱/家人的爱啊，怎么会变得如此涣散？”（《奶奶之死》）。2014年，黄梵同样聚焦“邮筒”，作诗《旧邮筒》和《邮局》两篇：
一只旧邮筒，无人使用
住在雨的帐篷里。从早到晚
它大口吞进有毒的雾霾
吐出更宽大的虚无
（旧邮筒）
有些字眼向来有休息日，写完不易常碰
寄出去，才不生不灭
（《邮局》）
其中，“吞”和“吐”两个动作，拟人化处理“邮筒”这一意象，彰显都市人吸入一切废气（物质和精神的），呼出的却皆为虚无（思想和情绪的）。诗人借助信笺，将口头的语言转化为书面文字，在浮华虚空的世界里，找到了精神栖居之地。在他看来，是文字一扫喧哗与骚动，挽留住瞬间的恒久，“如果说文本的无限性建立在阅读的不可终结性基础之上，那么记忆的无限性则建立在它本身的可变性和不可支配性的基础上。”从信件的阅读到记忆，“邮筒”隐去的实用功能逐渐显影，都市人匮乏的情感世界被推向无限与不可终结性。
与逐渐被人们遗忘的“邮筒”相仿，黄梵更愿意去追忆故人和旧物。前者如《悼乙宴》《奶奶之死》《悼老师》《爱情挽歌》《悼友人张泓昭》，后者有《老码头》《老井》《故人》《青巷》。阅读这些诗，不禁想问，黄梵是怀旧之人吗？自然不是。诗篇里充斥着对人类未来的疑虑与担忧，而故旧往事不过是诗人思考未来的必经之途。历史早已成为未来的垫脚石，但在当下，新的造物却对历史的根基造成腐蚀乃至粉碎性的破坏。他意在比较城市的过去与未来，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就像“青巷”与“老井”蕴含的隐喻义，捣毁传统又何谈未来的去向：
我看见，相戀一生的古井和青墙/已被马路拆散，古井成了被沥青封锁的琴房/里面滴答着净水的挽歌/青墙则像我们剪掉的青发，早已不知去向
（《青巷》）
就算被高楼踩塌了肩/老井也不会哭了/就算成了地下滴滴答答的听诊器/老井也懒得欢呼：人类已经没有后援
（《老井》）
四
黄梵在城市的夜里辟出一片寂静的天地，潜心聆听着语词靠近的声音。他时常沉浸于宁静的空气里，等待诗意降临的时刻，“诗意不来自世界，而来自诗人的注视”，“语言也有属于自己的杂念，稍不留神，语言也会对垃圾推波助澜”。诗人走向静悄悄的山谷，独自喃喃自语，偶有回声隐现。盘旋在头顶、叠加出黑影“蝙蝠”，看似无声无息，没有语言的交流，反而更能静静抚慰彼此的孤独。他独享着沉默，那么，“什么是沉默？它绝非无声。在无声之中，那里保持的仅仅是声调和声响的静止”，其实，思维的运动在沉默里反而异常活跃。孤独的抒情主体渴望灵魂内部回荡的巨大回响，这时候“语言言说来自沉默的呼唤”，借用于坚的话说，就是“语言来自声音，但语言不是声音，语言是沉思默想的结果”
如同逃离城市的噪音，黄梵避开社会杂质的干扰，追求精神的洁净和语言的纯度。在他的诗里很难看到激情澎湃的语调，更难寻晦涩艰深的语法，且没有反传统和口水化的语词。能够看出，与朦胧诗、先锋诗创作的明显区别，成为后来被命名为“中间代诗人”的合理理由。且不谈“中间代”命名的必要性，其别具一格的创作，为这一诗人群落增色不少。作为小说家的黄梵为“筷子”“帽子”“勺子”“抽屉”“床”等作诗，总是以旁观者的视点观察这些日用品，语调显得低沉、内敛、克制，笔法趋于典型化、客观化、非个人化。他格外注重主观与客观的平衡，融抒情于叙事中，既避免诗篇缺乏知性而流于感伤，又不至于过分庸常而丧失情感。诗歌《红葡萄》便是如此，“我混迹于城市的盛宴/终于明白，爱情是红酒的税收/它用密集的税，让红酒变得高贵”，黄梵没有加快叙述的节奏，而是缓缓道来，由韵律的有序变化，协调情绪的抑扬起伏：“一车皮的红葡萄酒/就是一车皮的梵高，你信不信？/一车皮的红葡萄/就是一车皮的乳头，你信不信？”重复的语词“一车皮”在诗行间跃动，犹如一列前进着的火车，载着“红葡萄”在暗夜的生活轨道里徐徐穿过。在灯火辉煌、流光溢彩、觥筹交错的夜晚，城市人陷入半醉半醒的迷醉状态，眺望爱情或是艺术的远方。
“你信不信”的疑问，暗含着城市人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怀疑。可是，冰冷的城市开启了另一扇窗口，让诗人望向语言之乡。徘徊于市中心与郊外，来回于拥堵的人潮与静默的夜里，诗人洞察城市的古今变迁，进而摸索汉语新诗历经百年不变的议题——形式与意义、文言与白话、书面语与口语、繁体与简体的关系，最终返归语言之乡。诚如《繁体与简体》的首行：“繁体适合返乡，简体更适合遗忘”，透过汉字的笔划想象如高铁般疾驰的“简体”、扇动着翅膀缓慢挪步的“繁体”。他的用意不是回答繁体与简体孰优孰劣，而是以诙谐、调侃的口吻平视传统与现代的区别。由是观之，繁体与简体存在的是差异，而不是隔膜。他决议取消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回到语词的丰富纹路，组织排列个人的“词汇表”（包括“城市”“诗歌”与“语言”），可谓“变幻多端的语词调遣者”。就这个角度而言，黄梵有意避免重复，确然从中获得了某种“差异写作的欢愉”。
作者简介
翟月琴，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话剧、诗歌。华东师范大学博士，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东亚系访问学者。曾出版专著《1980年代以来汉语新诗的声音研究》《独弦琴：诗人的抒情声音》，评论文章见《清华学报》（台湾）、《东方文化》（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扬子江评论》《戏剧艺术》等。
就像窗外知了、青蛙的咏叹调，不会轻易让我入眠。
——黄梵：《笔》
一
翻开诗集《月亮已失眠》的目录，单看各诗篇的题目，大概以“古韵”二字概括黄梵的诗风，颇为贴合。若不是“登山感怀”“题南飞雁”的旧题，又或是“清明吟”“二胡手”的老调，便是“中秋月”“雁阵似剪刀”等被古人反复书写的风景。然而，仔细阅读，每一篇都是旧题新作、老调别韵。城市的风物、景观，城市的场所、设备，城市的流动、变迁，裹挟着芬芳自然的乡土气息，在古风盎然的字里行间肆意跃动，缝合着古典与现代、历史与当下的裂隙。
黄梵的城市书写，曾被批评家敬文东归结为“从泥土的租界里寻求庇护”，由于“通过这种庇护，他获得了返乡的可能”。无疑，与钢筋混泥土相比，他显然是贴近乡野之泥土的。但与其区分城市（钢筋）与乡土（泥土）的差異，倒不如潜入城市人隐秘幽微的复杂心境。换言之，黄梵状写城市的客观之物，吐露出的是主观的城市心态。只有发觉“物我关系变化中城市人心态的外射”，才能读得出诗歌文本中的城市特点以及诗人的城市意识。就像顾城的《鬼进城》《城》、宋琳的《外滩之吻》和陈东东的《外滩》，文辞间流露出的是卷入城市生活的诗人，他们内心支离破碎、混杂无序、动荡不安的情绪流。齐美尔说过：“大城市人的个性特点所赖以建立的心理基础是表面和内心印象的接连不断地迅速变化而引起的精神生活的紧张”，或许早就厌恶了“混迹于城市的盛宴”中的自我（《红葡萄》），麻木谈论着“对地铁，我说不上爱或恨/它更像一只药瓶/每天装进我这颗胶囊”（《地铁》），然，黄梵的诗少有紧张与压抑，多见抽离与克制，显露出置身城市的朴素的心理体验。
当中暗含的城市与人的关系，还需要辩证地解读，就像他曾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说：“是的，生活不能用新的街道来验收——”（《城市之歌》）。一个破折号，延伸出城市生活的另一处风景。在此处，抒情主体的情感一定是含混、暧昧的，出入于城乡之间的模糊地带。诗人寻找的不是弃绝城市而返回乡土的路径，“后来，家乡也不适应回去——拆掉的古镇，在心中空出的是黑暗/有一年，我想通了，为什么来外省/我只剩下一个旧的家乡，和它不能再生离死别/现在，家乡仿佛就是我自己……”（《家乡》）;恰恰是黏合而后疏离、逃逸而后回归的回环往复的心理动态流，就像是他无论怎么擦拭，始终涂抹不掉的一面记忆之墙：“后来，某个城市，和我紧密/灯火沸扬，又与我无关/城里的黑暗，需要一双好眼睛才能适应/城里的生活，要靠硬心肠才能救命”（《记忆》）。说到底，诗人黄梵是借城市诗理解新/旧、古/今之关联，因而他最终返回的并非是与城市二元对立的乡村模式，而是语言之乡。
二
南京是他着墨最多之城。南京作为他生活、工作的园地，无论是置身其中，还是游离其外，以“异乡人”身份出现，是其观看这两座城的基本视角。“我在城边转来转去，看见秋天在慢慢转身/叶子落下来，在织一匹冬天的布”（《异乡》），“城边”一词格外醒目，足以说明，即便是身在城中，依然怀揣着在“城边”的心态。可谓抒情主体的自我抽离，主观情绪投射于外物之上，瞬间斩断了“城”（中心）对“我”的限制与牵绊。他几乎装扮为背包客，游走于城市的边际，展开一场又一场的“异乡之旅”，完成了一篇又一篇的以“城郊离别”“登山感怀”“进山”“夜行记”和“夜行火车”为题的诗章。当然，就算是诗人“坐在广场”，置身城市的最中心地带，视线依然在远方搜寻，“我爱的雁阵，像天上一对细长的对联/它们想说的话，连坟场的寂静也不打扰/它们只剩下远方来安身”（《雁阵似剪刀》），入之城内、又出乎城外，最终以诗思打破城内与城外的空间阻隔，驰骋想象世界进而思考诗文体本身的跨越与边界，“惟有黑夜腾出一片想象——想想你我是两只山羊/面对城郊无尽的野草，你我都要消化得最好”（《城郊别离》）。因为凭借语言通往诗性精神的路相当漫长，“山上有我还未走完的路”（《登山感怀》），不如选择避开喧嚷嘈杂，靠近静默肃穆。似乎治疗城市引发的孤独病菌，语词是最有效的抗生素。
与南京相比，台北是黄梵走过、路过的风景。虽然他说过：“走过的城市，也可以在心里统统夷平了”（《中年》），“我要把去过的城市，都简化成一条梧桐路/听凭叶子把声音的波涛安排！”（《金陵梧桐》）如此表述，是否就意味着城市的脸谱化？所有的城市，在诗人的笔下都戴着同样的面具？显然，在《中年》里，更强调的是时间的流动，而不是空间的变化，“青春是被仇恨啃过的，布满牙印的骨头/是向荒唐退去的，一团热烈的蒸汽/现在，我的面容多么和善”，但从时间流转的缝隙里，可以看得到诗人对都市的嘈杂和嚷闹持有的宽容态度。就连跻身拥挤的人潮，都能幻想出诗意的浪花：“我喜欢在人群中移动，就像航船/并不害怕令人绝望的浩瀚/仿佛人群是浪，闪着光，可以信赖/仅仅走一步是不够的，还要找到赞美的理由——”（《老人》）。
同样是城市，台北和南京留下不同的印记。在书写“台北”这座城市时，内心显然饱含着热爱，就连标题就写着“我是这样爱着台北”。我揣测，黄梵爱的不单是台北的风物，还有关台北的人情，《台北的关门声》便是一例。与冷漠、尖酸、刻薄的人际关系相比，诗人在台北为一个不经意的眼神、动作或是语言而触动。他首先写到“我总是用力把门关上”，副词“总”代表习惯性的动作，动宾词组“用力”修饰动词“关”，突出“关门”的力度和强度，以区别于轻声细语的日常环境。随后，“直到某夜，两个女孩对我鞠躬/用积蓄多年的温柔说：/‘对不起！’”，此处，“积蓄多年”与“总是”映衬对照，“温柔”与“用力”形成对比，这本身就是一种情境的逆转，地理空间由南京转向台北，日常生活的场景陌生化处理，尤其彰显出台北这座城市的独特个性。此处，诗人营造的戏剧情境是从细节着笔，聚焦台北某夜的关门声，以听觉感受捕捉陌生人交流的方式：
多有趣，纸条写字的一面朝向门里
除了霜一样的白，路人什么也看不见 揭下纸条，我慢慢读出声——
“你能把门关轻点吗？”
“纸条”的出现，有效将“用力”的“关门声”转化为沉默的表达，“当阿波罗近在咫尺，诗人比其他人也许更能感受到沉默的诱惑，在沉默中寻求庇护”，的确，黄梵不是寻求乡村的诱惑和庇护，而是由沉默之手牵引着走向诗神缪斯。正是从有声到无声的交流，打破了“我”惯有的生活秩序，一反“得意洋洋”的心态，转为沉思与静默。最后，以两位女孩“不安的目光”为诗篇作结，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婉转、温柔、舒朗、文明——驱散了城市的物质主义以及城市人固有的硬心肠和冷漠无情。已进入中年的诗人，怀揣着一丝暖意审视自我，享有城市的一切文明，却掩盖不住城市人的悲哀：
已经中年了，我仍是台北大街上的一个粗人
无法像他们，成为别人心里的温情和柔肠
（《我是这样爱着台北》）
三
提到城市的人际关系，除了争名逐利、蝇营狗苟，城市里的人究竟是否还需要、还能够用
心交流？这样的疑问，想必也困扰着敏感、多思的诗人。“邮筒”作为近现代人遥寄信笺的驿站，备受诗人们的青睐。木心的《从前慢》，如今已谱为流行乐，成为耳熟能详的旋律：“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车、马”到“邮件”，穿越古典到现代，延展了抒情的时间。如果说，木心怀恋的是缓慢的抒情节奏，那么，回溯1937年废名写的《街头》，可以读得出，乘坐汽车的现代人，在街头疾驰而过，从车窗里看到路边孤零零的“邮筒”，心里有多么寂寥：“行到街头乃有汽车驰过，/乃有邮筒寂寞。/邮筒PO/乃记不起汽车的号码X，/乃有阿拉伯数字寂寞，/汽车寂寞，/大街寂寞，/人类寂寞。”废名写的是空间，是繁华、急速的都市空间，从中，他带着寂寞感瞥见了被城市遗忘的角落。
无论是缅怀远逝的过去，还是诉说当下寂寥的心境，因为电子信息设备的发达，“邮筒”寄送信件的功能逐渐被弱化。“邮筒”由物转化为象，反而凸显了抒情主体的渴望谈心的心理愿景。时代变迁，他嘲讽着人们忙碌的一生，“忙碌，是为了更快地度过余生？/你把所有积蓄的慢都快要花光了”（《忙碌》），而甘愿充当“一个执拗的邮递员”（《我是这样爱着台北》），但绝不是寄去金钱，而是邮递情感，“我寄去的钱，简直像羞辱/家人的爱啊，怎么会变得如此涣散？”（《奶奶之死》）。2014年，黄梵同样聚焦“邮筒”，作诗《旧邮筒》和《邮局》两篇：
一只旧邮筒，无人使用
住在雨的帐篷里。从早到晚
它大口吞进有毒的雾霾
吐出更宽大的虚无
（旧邮筒）
有些字眼向来有休息日，写完不易常碰
寄出去，才不生不灭
（《邮局》）
其中，“吞”和“吐”两个动作，拟人化处理“邮筒”这一意象，彰显都市人吸入一切废气（物质和精神的），呼出的却皆为虚无（思想和情绪的）。诗人借助信笺，将口头的语言转化为书面文字，在浮华虚空的世界里，找到了精神栖居之地。在他看来，是文字一扫喧哗与骚动，挽留住瞬间的恒久，“如果说文本的无限性建立在阅读的不可终结性基础之上，那么记忆的无限性则建立在它本身的可变性和不可支配性的基础上。”从信件的阅读到记忆，“邮筒”隐去的实用功能逐渐显影，都市人匮乏的情感世界被推向无限与不可终结性。
与逐渐被人们遗忘的“邮筒”相仿，黄梵更愿意去追忆故人和旧物。前者如《悼乙宴》《奶奶之死》《悼老师》《爱情挽歌》《悼友人张泓昭》，后者有《老码头》《老井》《故人》《青巷》。阅读这些诗，不禁想问，黄梵是怀旧之人吗？自然不是。诗篇里充斥着对人类未来的疑虑与担忧，而故旧往事不过是诗人思考未来的必经之途。历史早已成为未来的垫脚石，但在当下，新的造物却对历史的根基造成腐蚀乃至粉碎性的破坏。他意在比较城市的过去与未来，理解传统与现代的关系，就像“青巷”与“老井”蕴含的隐喻义，捣毁传统又何谈未来的去向：
我看见，相戀一生的古井和青墙/已被马路拆散，古井成了被沥青封锁的琴房/里面滴答着净水的挽歌/青墙则像我们剪掉的青发，早已不知去向
（《青巷》）
就算被高楼踩塌了肩/老井也不会哭了/就算成了地下滴滴答答的听诊器/老井也懒得欢呼：人类已经没有后援
（《老井》）
四
黄梵在城市的夜里辟出一片寂静的天地，潜心聆听着语词靠近的声音。他时常沉浸于宁静的空气里，等待诗意降临的时刻，“诗意不来自世界，而来自诗人的注视”，“语言也有属于自己的杂念，稍不留神，语言也会对垃圾推波助澜”。诗人走向静悄悄的山谷，独自喃喃自语，偶有回声隐现。盘旋在头顶、叠加出黑影“蝙蝠”，看似无声无息，没有语言的交流，反而更能静静抚慰彼此的孤独。他独享着沉默，那么，“什么是沉默？它绝非无声。在无声之中，那里保持的仅仅是声调和声响的静止”，其实，思维的运动在沉默里反而异常活跃。孤独的抒情主体渴望灵魂内部回荡的巨大回响，这时候“语言言说来自沉默的呼唤”，借用于坚的话说，就是“语言来自声音，但语言不是声音，语言是沉思默想的结果”
如同逃离城市的噪音，黄梵避开社会杂质的干扰，追求精神的洁净和语言的纯度。在他的诗里很难看到激情澎湃的语调，更难寻晦涩艰深的语法，且没有反传统和口水化的语词。能够看出，与朦胧诗、先锋诗创作的明显区别，成为后来被命名为“中间代诗人”的合理理由。且不谈“中间代”命名的必要性，其别具一格的创作，为这一诗人群落增色不少。作为小说家的黄梵为“筷子”“帽子”“勺子”“抽屉”“床”等作诗，总是以旁观者的视点观察这些日用品，语调显得低沉、内敛、克制，笔法趋于典型化、客观化、非个人化。他格外注重主观与客观的平衡，融抒情于叙事中，既避免诗篇缺乏知性而流于感伤，又不至于过分庸常而丧失情感。诗歌《红葡萄》便是如此，“我混迹于城市的盛宴/终于明白，爱情是红酒的税收/它用密集的税，让红酒变得高贵”，黄梵没有加快叙述的节奏，而是缓缓道来，由韵律的有序变化，协调情绪的抑扬起伏：“一车皮的红葡萄酒/就是一车皮的梵高，你信不信？/一车皮的红葡萄/就是一车皮的乳头，你信不信？”重复的语词“一车皮”在诗行间跃动，犹如一列前进着的火车，载着“红葡萄”在暗夜的生活轨道里徐徐穿过。在灯火辉煌、流光溢彩、觥筹交错的夜晚，城市人陷入半醉半醒的迷醉状态，眺望爱情或是艺术的远方。
“你信不信”的疑问，暗含着城市人对现实生活的普遍怀疑。可是，冰冷的城市开启了另一扇窗口，让诗人望向语言之乡。徘徊于市中心与郊外，来回于拥堵的人潮与静默的夜里，诗人洞察城市的古今变迁，进而摸索汉语新诗历经百年不变的议题——形式与意义、文言与白话、书面语与口语、繁体与简体的关系，最终返归语言之乡。诚如《繁体与简体》的首行：“繁体适合返乡，简体更适合遗忘”，透过汉字的笔划想象如高铁般疾驰的“简体”、扇动着翅膀缓慢挪步的“繁体”。他的用意不是回答繁体与简体孰优孰劣，而是以诙谐、调侃的口吻平视传统与现代的区别。由是观之，繁体与简体存在的是差异，而不是隔膜。他决议取消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回到语词的丰富纹路，组织排列个人的“词汇表”（包括“城市”“诗歌”与“语言”），可谓“变幻多端的语词调遣者”。就这个角度而言，黄梵有意避免重复，确然从中获得了某种“差异写作的欢愉”。
作者简介
翟月琴，上海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话剧、诗歌。华东师范大学博士，上海戏剧学院博士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UC Davis）东亚系访问学者。曾出版专著《1980年代以来汉语新诗的声音研究》《独弦琴：诗人的抒情声音》，评论文章见《清华学报》（台湾）、《东方文化》（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文艺争鸣》《扬子江评论》《戏剧艺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