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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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1845年，《虎门条约》和《南京条约》的翻译问题通过“老麦”的两个回译本先后在《中国丛报》披露出来。对比这两个早期条约的中英文官本，可以发现它们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增译、漏译和误译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较为隐蔽的若干翻译问题。《南京条约》第2条中的“港口”“领事”及“管事”、第3条中的“给予”，以及第10条中的“（秉公）议定则例”皆属此类。最具代表性的是第10条。从中文官本看，英国商人在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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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4—1845年，《虎门条约》和《南京条约》的翻译问题通过“老麦”的两个回译本先后在《中国丛报》披露出来。对比这两个早期条约的中英文官本，可以发现它们存在一些值得重视的增译、漏译和误译问题，但更为重要的是较为隐蔽的若干翻译问题。《南京条约》第2条中的“港口”“领事”及“管事”、第3条中的“给予”，以及第10条中的“（秉公）议定则例”皆属此类。最具代表性的是第10条。从中文官本看，英国商人在中国五个开放口岸的进出货物税率要由中英双方秉公“议定”，这无疑是所谓“协定关税”原则确立的依据，近代中国正是因为这条而失去关税自主权。但若从英文官本来看，它本无货物税率须由中英双方“议定”或“协定”之意，只是说中国皇帝陛下同意“制定”而非“议定”一部关税表，因为英文官本是说“establish…a…tariff”而非“negotiate…a…tariff”。是故，用“议定则例”来译之，明显不当。当然，英文官本此处的表述本身也具有模糊性，因为“Emperor of China agress to establish…a…tariff”并未清楚地说明皇帝是同意“中方”“英方”，还是“中英双方”，来制定一部适于五港口的关税表。至于《虎门条约》，还有这样一些译例，即某些词的概念表面上被翻译了出来，但准确意思却被模糊化。这些翻译问题可以从清朝方面放弃使用本国译者的权利，缺乏对国际法原理的了解等角度理解与阐释。而清政府19世纪早期并没有意识到语言文字主权的重要性，在中西语言交流与沟通上设置种种限制，导致语言文字成为中外发展贸易和建立平等外交关系难以逾越的障碍之一。《南京条约》与《虎门条约》的中英官本之间的差异，一定程度上也是这种语言障碍和翻译困难的反映。
（摘编自《历史研究》2013年第6期，作者：屈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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