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美国化的英国》
　　[美] 吉纳维芙·阿布拉瓦内尔
　　蓝胤淇 译
　　商务印书馆2015年6月版
　　某种意义上，美国自成立至今所发生的许多现象，早在1620年的“五月花号公约”事件中便已“注定”—这是一个民主自治的团体，同时也是一个无意中建立的平等文化，多年来，这种文化植根于北美社会的各个角落，无论“高雅”还是“低俗”、“白人”还是黑人，“大众”还是“小众”。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人越来越感受到明显的不适—来自大西洋彼岸、前殖民地美国的大众文化（小说、音乐和电影等）正源源不断地涌向大不列颠。尽管此时美国GDP已名列全球首位，而英国退居第三，但作为昔日全球霸主，仍占有大量殖民地的英国，难以接受被美国大众文化反向殖民的事实。于是，“20世纪早期的英国作家、学者和批评家为英国和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起了一个名字：他们称之为‘美国化’（Americanisation）。”本书便是对这一文化现象的再度挖掘。
　　“美国化”一词的诞生，实际暗含这样的隐喻：曾经以莎士比亚、济慈和科尔里奇等文学巨匠为傲的英国陡然发现自己十分狼狈，在潮水般涌来的美国大众文化面前，只能疲于防守。于是奥登、赫胥黎、伍尔夫、贝尔、艾略特等英美学者纷纷加入到这场文化现象的讨论中来。
　　面对咄咄逼人的“美国化”现象，英国积极“防御”。如文学方面他们提出了“高雅”与“低俗”的二分法，实际上是进一步抬高英国传统文学地位，意在压低美国欣欣向荣的文学。在对文学作品评奖包括教育时，努力避免美国文学的影响力;音乐方面，英国将来自美国的爵士乐斥为黑人的音乐，种族歧视倾向昭然若揭。除了舆论上对美国爵士乐极尽贬损之能事外，1935年，英国还立法禁止美国爵士乐表演;在电影方面，英国认为来自好莱坞的电影过于大众化，而英国的电影作品虽然小众，但比大众作品更有影响力。对来自于好莱坞的电影，英国“设定了电影配额以及各种各样的电影机构”，那些经由各种机构层层“把关”的电影作品，“不仅在大部分的艺术价值方面悲哀地落后于欧洲电影，它还将对帝国的宣传甚至英语语言的控制也让给了美国人”。
　　不难看出，英国人无异于在宽阔的大西洋中间构筑了一道文化“柏林墙”，事实并未按照英国人的“战略构想”如意发展。面对借助各种途径登陆的美国小说，英国普通读者表现出的高昂热情令官方无比失望。于是，英国只能寄希望于从传统“文学作品的价值中寻找愈来愈多的庇护”，结果无法避免在所谓的“高雅”中进一步沦为“小众”的孤独;在英国爵士乐禁令颁布30年后，曾深受美国爵士乐影响的英国摇滚乐队披头士，漂洋过海，居然红遍了美国的大街小巷;“整个20世纪30年代，虽然英国电影在配额的帮助下得到了实质性的增长，并且重新获得了国内市场中越来越多的份额，但好莱坞的影响及其流行却仍在继续”。曾作为英国电影标杆的希区柯克，最终搬到了好莱坞……英国曾自以为固若金汤的文化“柏林墙”，即便没有“二战”影响，终究仍难避聚沙成塔的尴尬。
　　在“美国化”现象面前，甚至有学者曾认为，“英国和美国共用一种语言，这是英国帝国主义的遗产，在一些人看来这是巨大的不幸”。英国的历史教训表明，语言只是文化载体，只要是文化，对人类社会而言就具有息息相同的情感效应。交流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沉湎于历史成就往往只会故步自封，人为构筑文化藩篱只会错失与先进文化交融发展良机。
　　18世纪中期，英国谐剧作家默非曾在伏尔泰及马约瑟改编的中国戏剧《赵氏孤儿》基础上再度改编，并在伦敦演出，结果引起极大震动。而此时自诩为“十全老人”的乾隆，面对英国使者和盘送上门来的英国文化，一脸不屑地斥之为“奇技淫巧”，依然沉迷于河清海晏的梦幻中。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直到上世纪初，国人才开始热烈拥抱国际文化。迟来的文化虽然还是文化，但中国因为姗姗来迟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