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斯兰国”崛起的过程中，最令人心寒的也许是：如此之多的西方国家公民加入其中，沦为人肉炸弹和断头人质。为何成百上千的穆斯林—其中许多人受过教育、来自中产阶层家庭—离开舒适的西方民主国家加入这个残忍的野蛮运动？什么导致年轻男女容易受到极端主义伊斯兰信息的影响？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目睹了20世纪30年代纳粹的崛起，他描述了极权领袖的危险号召以及他们的追随者在将个性拱手交给一种组织时所体验到的令人满足的自我强化。对这些纳粹党羽来说，自由是一个造成心理负担的环境。弗洛伊德的门徒之一、埃里克·弗洛姆（Erich Fromm）指出，急切地想逃离自由选择的要求—通过接受僵化的信仰或一致的规范—对于那些强大的自主身份或为自己着想的能力尚未充分发展出来的人来说，特别迫切。
　　西方圣战者所叛逃离开的当代民主国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自由程度。很难想象有哪种形式的政治社会要求如此之少的成员忠诚、施加如此之少的共同规范、实施如此之少的行为准则。在生活中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道德、礼节、性行为、家庭结构、职业和宗教信仰—西方人都拥有随心所欲的自由。
　　这似乎是令人十分渴望的状态，有益于培养好的生活。但在过去数十年中，西方民主国家经历了显著的身份危机，一个明显的标识是不愿宣扬组织伦理原则或不愿在国际舞台上推进民主价值。
　　在内部，不愿参与政治制度的情况普遍存在，一些公民特别是年轻人的不满日益激进。心理不健全的情况也日益普遍，从厌食和肥胖到注意力缺陷，还有无处不在的抑郁癥，所有这些导致精神药物消费量大增。
　　这些症状和症候用纯粹的经济理论是无法理解的，因为它们在中产阶层中间与在穷人中间一样普遍。但是，有可能在西方的无阻碍自由和宽容精神下，一些人无法构建足以应对持续个人选择所需要求和压力的心理基础。
　　我们是在与他人的关系中发展我们的身份的。文化假设、思想和志向的纳入构成了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为我们提供心理和道德方向。在当今开放的多元文化社会中，选择需要永远存在，不管是平淡无奇的问题（应该买哪个牌子的牙膏）还是至关重要的问题（从哪里去寻找生命的目标和意义）。但是，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规范作为人们做出决定的基础—比如如何实现福祉或如何引导生活等问题，我们如何区分好选择与坏选择？什么构成了对与错，严肃与伪善？
　　从某种程度上讲，选择皈依狂热伊斯兰教义的西方人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体现的是一个广泛得多的现象。“伊斯兰国”冷酷严格的教义让其追随者不再需要承担自主思考和选择的迷失负担。弗洛姆依然是对的：皈依“伊斯兰国”这样的致命运动也是因为不满而逃离自由。
　　一些圣战者的言论清楚地表明了这一联系。“治疗抑郁的良方就是圣战”，一名西方应征者在“伊斯兰国”视频中如是说。“感受我们真正在感受的光荣。感受我们正在感受的幸福。”另一人明确地说，“不是民主。”对民主的厌倦创造了极端化的条件，而极端伊斯兰运动十分了解如何利用这一点。
　　极端主义的迷人召唤，是不可能通过恳请欧洲清真寺中的原教旨伊玛目停止灌输年轻穆斯林男性平息下去的。伊斯兰的召唤需要用更强大的民主及其基本价值召唤来制衡，需要用远为强大的对我们政治制度中的这些价值的肯定来制衡。
　　是日益增加的信心和确信，而不是平淡无奇的宽容，让民主社会能够对抗狂热因子及其美丽超凡的领袖的召唤。只有重新致力于民主思想，才能扭转正在破坏西方社会的普遍的不满和脱离。“伊斯兰国”圣战者只不过是西方社会最麻烦、最危险的症候。
　　本文由Project Syndicate/Institute for Human Sciences授权《南风窗》独家刊发中文版。作者是前《纽约时报》编辑，著有《迷失在翻译中》和《如此知识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