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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唐诗是我国传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气”在唐诗中处于统领的地位，而“气”的外在表现就是“人格”，“人格”的基本内涵则在于唐诗的“感性”。唐诗英译要传达其中体现的“人”的“感性”，包括由感性而天然具备的抒情性，由浪漫唯美而生发出的高贵气质以及“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中蕴含的对生命的关怀。
关键词：唐诗英译;“气”;人格;感性
中图分类号：H059;I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9-0150-03
唐朝（公元618—907年）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与亚欧国家均有往来。唐诗泛指唐朝诗人创作的诗歌，清代康熙年间编校的《全唐诗》录入唐代二千二百余诗人的诗作48900余首。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继承了《诗经》、屈原和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把我国古典诗歌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了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唐诗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同时也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后人研究唐代的政治、民情、风俗、文化等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鲁迅先生认为：“唐诗是中国诗歌的巅峰，此后再难超越”[1]。把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唐诗歌作品翻译成外文（特别是英文），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实现人类文化价值的共享和民心的相通，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化人尤其是翻译家们的重要使命。
一、唐诗中“气”“人格”和“感性”的关系
（一）“气”在唐诗中的统領地位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历代的诗歌评论家都喜欢强调诗歌的“气韵（运）”。比如：司空图的《诗品》把“气韵”解释为“生气远出”[2];胡应麟在他所著的《诗薮》中频繁提到“气运”二字，他在评论汉诗时说：“气运所钟，神化所至也，无才可见、格可寻也。”在他看来，诗歌的“气运”在诗才和诗格之上，是作者写诗时的神来之笔;胡应麟还提出文章关气运，非人力。这一观点颇具神秘主义色彩，似乎流传千古的好的诗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超出了人力可控制的范围，以至是诗人自身都无法控制的。“气”这个概念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的上古哲学，包括《管子》《淮南子》等，其中所指的生命之“气”，被认为是“宇宙的本体”[3]。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诗论中所谓的“气”是一个很虚幻或模糊性的概念，不能量化，也没有算法[4]，因而不可捉摸，似乎有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这种具有高度模糊性的“气”跟中国古代诗歌创作长期以来特别强调的“顿悟”或“悟”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在唐诗的创作传统中，诗歌所代表的内涵或境界中往往有一个“顿悟的时刻”[5]，这种所谓的“顿悟”（enlightenment）本来是源于佛家的概念，强调“道由心悟”从而达到“顿悟成佛”，后来为禅宗和道家所用[6]，而中国古代诗人中信仰这两类宗教的人数甚众。叶维廉认为：中国古代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经常进入一种“出神”的状态，甚至有时候进入“神秘的类似宗教的经验”，堪可比拟文心雕龙所谓的“神思”[7]。也有中国古代文论家直接道出：“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语意高妙”的诗歌创作的高手“犹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也”[8]。这些论述都提到了诗歌创作与“悟”或“顿悟”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悟“是写出好诗的前提。可见，唐诗创作正是由于诗人对“悟”或“顿悟”的坚持而获得了“气”，从而具备了诗歌的灵性。
（二）“人格”是唐诗的“气”的外在表现
由于唐诗的“气”源于诗人对“顿悟”或“悟”的坚持，在进行唐诗英译时，译者必须对“顿悟”或“悟”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从哲学的角度看，“悟”已经进入了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是中国人获得审美体验的基本方式之一。所谓“作诗如参禅”[8]，又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9]，这种“禅”和“胸襟”，其实代表了诗人的人格和人品，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把诗人的人格和人品置于其诗格和诗品之上，认为人格的养成必先于诗格的养成。可以说，由反映诗人由悟性而带来的人格上的升华，是唐诗得以传颂千古、历久弥坚的主要原因之一。
宋朝诗人王安石和黄庭坚对“诗圣”杜甫推崇备至，甚至对着杜甫的画像顶礼膜拜，赋诗称颂，就是因其诗歌中体现的“忧国忧民”“志在天下”的高尚人格[10]，而与杜甫同时代且当世名气远胜杜甫的“诗仙”李白，则在当时和后世屡遭贬抑，被认为缺乏“风雅比兴”（白居易语）、“识见低下”（王安石语）和没有政治头脑（朱熹语）等[10]，就是因为不少人认为李白在诗品和格局上似乎较之杜甫稍逊。
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谈到“人格”，提出有一种人叫“人格的人（personal man）”，这种“人格的人”达到了“摆脱一切肉体和精神的需要、权益和实用的需要”的“境界”，“与这伟大的世界有他自己的人格关系，并从中寻求某种东西以满足人格”[11]。如果把这一说法应用到唐诗上，则唐诗正是那种独立于“肉体和精神的需要、权益和实用的需要”的东西，而诗人们正是要凭借唐诗中的“气”与世界发生关系，同时成就或满足自身的“人格”。
（三）“感性”是唐诗“人格”的基本内涵
萨丕尔认为：“语言是人格（personality）的体现，语言特征即人格特征。”[12]这其中所谓的“语言”当然也包括诗歌，由此可以引申出：诗歌语言就是诗人人格的体现，诗歌语言的特征就是诗人的人格特征。同理，中文诗歌的语言特征必然体现了中国诗人的人格，英文诗歌的语言特征则必然体现了英美诗人的人格。
雅各布森曾经这样说：“感性语言与理性语言的区别类似于中文和英文以及唐诗和英诗的区别。”[13]这恰好道出了汉语诗歌和英语诗歌在本质上的不同：由于唐诗更多是一种依靠（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顿悟”或“悟”形成的）“气”外在于人格而进行的创作，其中的感性成分必然多于理性成分;与此相反，英语诗歌则经历了由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的“纯化”的过程，其中的感性成分越来越少，趋于“零度情感”，诗的艺术回归到语言和结构[7]。 可见，感性和理性之分是中国诗人和西方诗人由于其人格的外化而在语言特征上的分野，而“感性”正是唐诗在外在人格上区别于英文诗歌的一个首要表现和基本内涵。
二、唐诗英译的具体策略：以“人”的“感性”为本
正是由于“感性”是唐代诗人及其诗歌的基本内涵，进行唐诗英译时，要抓住其中体现“感性”的特征予以传达。
（一）唐诗英译要传达“人”的抒情性
林语堂认为，中国人重感情，西方人重理性，“近情精神是中国所能贡献给西方的一件最好的物事。”[14]这道出了中国人思想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重感情。《尚书·舜典》中记载舜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诗大序》也说：“诗者，志之所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诗歌具有“因感性而抒情”的特点，也是译者在进行唐诗英译时必须充分意识到并且把抒情性的传达作为首要的翻译策略来加以利用的，即唐诗英译可以通过在英文表达中强化语言的感性色彩，以充分传达唐诗中体现的抒情性，从而凸显中国人重感情这一特点，以此来触发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引发他们对唐诗的接受和热爱，进而培养其对于中国文学乃至传统文化的兴趣。
（二）唐诗英译要传达“人”的高贵气质
作为不懂中文的唐诗英译者，克莱默·宾翻译出了“西化的唐诗”，并且“被更广大的英语世界范围的读者所喜爱和接受”，而他的核心观点就是：“唐诗的精髓是浪漫唯美。”[15]可见，克莱默·宾的成功在于把唐诗“浪漫唯美”这一区别于英文诗歌的显著特征介绍给了注重理性的西方读者。德国学者Wolfgang Kubin（中文名：顾彬）认为：诗歌的发展跟贵族的发展一致，而唐诗跟朝廷的关系最薄弱（即“最好的作品都是诗人在朝廷外写的”，似乎他认为唐代诗人更少攀附，更具有独立的人格，因而具有高贵的气质），这也是唐诗繁荣和别具一格的原因之一，即唐诗的繁荣暗合了诗歌倾向于往高贵、超脱方向发展的规律[16]。
当然，并非所有唐朝的诗人都出身贵族，但是他们的写诗风格大多都有一种心怀天下、济世救民同时又绝不攀附权贵的超脱气质（这一点在李白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其诗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与之相对照，英国早期的几位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比如雪莱、拜伦和济慈，都是具有贵族气质的，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把“浪漫唯美”的高贵气质作为唐诗的重要特点的正当性。
（三）唐诗英译要传达“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洪堡特所说：“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独特的世界观”[17]，唐诗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诗歌的精华，无疑蕴涵着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独特的世界观，那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主张“天人合一”、追求“物我互感互动”的交感思维模式[6]。唐诗中对生命的关怀是无处不在的。比如，有初唐诗人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的慨叹，有张若虚“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春江花月夜》）的诘问，更有杜甫因看到自家的茅屋被风吹破而联想到天下文人的境遇，进而喊出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有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的如画意境。这就是唐诗中内蕴的中国人独有的世界观，是人性光芒的无比真诚的闪现，具有恒久的传播价值，而这正是西方的理性思维模式中所缺乏的，也是我们进行唐诗英译时需要加以发扬和凸显的。
三、结语
上述讨论的唐诗的感性、抒情性、高贵气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对生命的关怀、语言和诗学风格等等，都可以视为唐诗中“人”的因素。我们要做好唐诗的英译工作，就不得不考虑到这些关于“人”的概念，同时这也是关系到所翻译出来的唐诗是否“可持续（sustainability）”的重大问题。如果翻译出来的唐诗不能在西方持久地受到读者的阅读和喜爱，那我们的翻译工作岂不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既是出于对翻译工作的尊重，又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更是出于对唐诗的敬畏，在进行唐诗英译时要力争把唐诗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悟”和“感性”的延续，对“抒情性”“浪漫”“唯美”和“高贵气质”的发扬等，发挥到极致。在此基础上，再综合运用各种翻译方法和技巧。如此，作为中华民族辉煌文化的代表之一的唐诗，就能够跨越千年时空，在二十一世纪的“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在异域的文字符号里，再现其光芒。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书信集：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2] 钱钟书.管锥编：四[M].北京：三联书店，2008.
[3] 余群.胡应麟的“气运”说[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4] 曹山柯.试论中国古诗词的模糊性和可译性障碍[J].外语教学，2006（1）.
[5] 黄卓越.“汉字诗律说”：英美汉诗形态研究的理论轨迹[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6] 毛金凤.“悟”：中华民族审美体验中的一把金钥匙[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
[7] 石了英.如何理解“中国抒情诗”——论叶维廉的中国诗学阐释旨趣[J].学术论坛，2015（8）.
[8] 喻守国.从“悟”看严羽的“以禅喻诗”[J].求索，2013（6）.
[9] 扬帆.中国古代文论概念的人格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3）.
[10] 莫砺锋.“文以载道”价值重估——以杜甫为例[J].文艺研究，2015（10）.
[11] 陈历明.《吉檀迦利》：是创作还是翻译？[J].外国语， 2011（4）.
[12] 萨丕尔.萨丕尔论语言、文化与人格[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3] 雅各布森.雅各布森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4] 蒋述卓.百年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理论与批评[J].文学评论，2017（2）.
[15] 江岚.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16] 薛曉源.理解与阐释的张力——顾彬教授访谈录[J].文艺研究，2005（9）.
[17] 陈历明.重审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4）.
作者简介：肖潇（1975—），男，汉族，四川广安人，重庆外语外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马双）
关键词：唐诗英译;“气”;人格;感性
中图分类号：H059;I2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9-0150-03
唐朝（公元618—907年）是继隋朝之后的大一统中原王朝，共历二十一帝，享国二百八十九年，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国家之一，与亚欧国家均有往来。唐诗泛指唐朝诗人创作的诗歌，清代康熙年间编校的《全唐诗》录入唐代二千二百余诗人的诗作48900余首。唐诗的形式和风格是丰富多彩、推陈出新的，它继承了《诗经》、屈原和汉魏民歌、乐府的传统，并且大大发展了歌行体的样式;不仅继承了前代的五、七言古诗，并且发展为叙事言情的长篇巨制;不仅扩展了五言、七言形式的运用，还创造了风格特别优美整齐的近体诗，把我国古典诗歌音节和谐、文字精炼的艺术特色，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为古代抒情诗找到了一个最典型的形式，至今还特别为人民所喜闻乐见。唐诗是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之一，是中华文化宝库中的一颗明珠，同时也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文化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对于后人研究唐代的政治、民情、风俗、文化等都有重要的参考意义。鲁迅先生认为：“唐诗是中国诗歌的巅峰，此后再难超越”[1]。把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唐诗歌作品翻译成外文（特别是英文），把中华文化推向世界，实现人类文化价值的共享和民心的相通，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化人尤其是翻译家们的重要使命。
一、唐诗中“气”“人格”和“感性”的关系
（一）“气”在唐诗中的统領地位
在中国古代文论中，历代的诗歌评论家都喜欢强调诗歌的“气韵（运）”。比如：司空图的《诗品》把“气韵”解释为“生气远出”[2];胡应麟在他所著的《诗薮》中频繁提到“气运”二字，他在评论汉诗时说：“气运所钟，神化所至也，无才可见、格可寻也。”在他看来，诗歌的“气运”在诗才和诗格之上，是作者写诗时的神来之笔;胡应麟还提出文章关气运，非人力。这一观点颇具神秘主义色彩，似乎流传千古的好的诗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超出了人力可控制的范围，以至是诗人自身都无法控制的。“气”这个概念甚至可以追溯到中国的上古哲学，包括《管子》《淮南子》等，其中所指的生命之“气”，被认为是“宇宙的本体”[3]。
与此同时，中国古代诗论中所谓的“气”是一个很虚幻或模糊性的概念，不能量化，也没有算法[4]，因而不可捉摸，似乎有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感觉。这种具有高度模糊性的“气”跟中国古代诗歌创作长期以来特别强调的“顿悟”或“悟”又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在唐诗的创作传统中，诗歌所代表的内涵或境界中往往有一个“顿悟的时刻”[5]，这种所谓的“顿悟”（enlightenment）本来是源于佛家的概念，强调“道由心悟”从而达到“顿悟成佛”，后来为禅宗和道家所用[6]，而中国古代诗人中信仰这两类宗教的人数甚众。叶维廉认为：中国古代诗人在创作过程中经常进入一种“出神”的状态，甚至有时候进入“神秘的类似宗教的经验”，堪可比拟文心雕龙所谓的“神思”[7]。也有中国古代文论家直接道出：“作诗如参禅，须有悟门，”“语意高妙”的诗歌创作的高手“犹如参禅悟道之人，吐露胸襟，无一毫窒碍也”[8]。这些论述都提到了诗歌创作与“悟”或“顿悟”之间的紧密联系，认为”悟“是写出好诗的前提。可见，唐诗创作正是由于诗人对“悟”或“顿悟”的坚持而获得了“气”，从而具备了诗歌的灵性。
（二）“人格”是唐诗的“气”的外在表现
由于唐诗的“气”源于诗人对“顿悟”或“悟”的坚持，在进行唐诗英译时，译者必须对“顿悟”或“悟”有深刻的理解和把握。从哲学的角度看，“悟”已经进入了中国文化的血脉之中，是中国人获得审美体验的基本方式之一。所谓“作诗如参禅”[8]，又谓“作诗者，亦必先有诗之基焉，诗之基，其人之胸襟是也”[9]，这种“禅”和“胸襟”，其实代表了诗人的人格和人品，这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把诗人的人格和人品置于其诗格和诗品之上，认为人格的养成必先于诗格的养成。可以说，由反映诗人由悟性而带来的人格上的升华，是唐诗得以传颂千古、历久弥坚的主要原因之一。
宋朝诗人王安石和黄庭坚对“诗圣”杜甫推崇备至，甚至对着杜甫的画像顶礼膜拜，赋诗称颂，就是因其诗歌中体现的“忧国忧民”“志在天下”的高尚人格[10]，而与杜甫同时代且当世名气远胜杜甫的“诗仙”李白，则在当时和后世屡遭贬抑，被认为缺乏“风雅比兴”（白居易语）、“识见低下”（王安石语）和没有政治头脑（朱熹语）等[10]，就是因为不少人认为李白在诗品和格局上似乎较之杜甫稍逊。
印度诗人泰戈尔曾经谈到“人格”，提出有一种人叫“人格的人（personal man）”，这种“人格的人”达到了“摆脱一切肉体和精神的需要、权益和实用的需要”的“境界”，“与这伟大的世界有他自己的人格关系，并从中寻求某种东西以满足人格”[11]。如果把这一说法应用到唐诗上，则唐诗正是那种独立于“肉体和精神的需要、权益和实用的需要”的东西，而诗人们正是要凭借唐诗中的“气”与世界发生关系，同时成就或满足自身的“人格”。
（三）“感性”是唐诗“人格”的基本内涵
萨丕尔认为：“语言是人格（personality）的体现，语言特征即人格特征。”[12]这其中所谓的“语言”当然也包括诗歌，由此可以引申出：诗歌语言就是诗人人格的体现，诗歌语言的特征就是诗人的人格特征。同理，中文诗歌的语言特征必然体现了中国诗人的人格，英文诗歌的语言特征则必然体现了英美诗人的人格。
雅各布森曾经这样说：“感性语言与理性语言的区别类似于中文和英文以及唐诗和英诗的区别。”[13]这恰好道出了汉语诗歌和英语诗歌在本质上的不同：由于唐诗更多是一种依靠（中国传统文化中强调的“顿悟”或“悟”形成的）“气”外在于人格而进行的创作，其中的感性成分必然多于理性成分;与此相反，英语诗歌则经历了由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到现代主义的“纯化”的过程，其中的感性成分越来越少，趋于“零度情感”，诗的艺术回归到语言和结构[7]。 可见，感性和理性之分是中国诗人和西方诗人由于其人格的外化而在语言特征上的分野，而“感性”正是唐诗在外在人格上区别于英文诗歌的一个首要表现和基本内涵。
二、唐诗英译的具体策略：以“人”的“感性”为本
正是由于“感性”是唐代诗人及其诗歌的基本内涵，进行唐诗英译时，要抓住其中体现“感性”的特征予以传达。
（一）唐诗英译要传达“人”的抒情性
林语堂认为，中国人重感情，西方人重理性，“近情精神是中国所能贡献给西方的一件最好的物事。”[14]这道出了中国人思想方式的一个重要特点——重感情。《尚书·舜典》中记载舜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诗大序》也说：“诗者，志之所以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这些都表明中国古代诗歌具有“因感性而抒情”的特点，也是译者在进行唐诗英译时必须充分意识到并且把抒情性的传达作为首要的翻译策略来加以利用的，即唐诗英译可以通过在英文表达中强化语言的感性色彩，以充分传达唐诗中体现的抒情性，从而凸显中国人重感情这一特点，以此来触发西方读者的阅读兴趣，引发他们对唐诗的接受和热爱，进而培养其对于中国文学乃至传统文化的兴趣。
（二）唐诗英译要传达“人”的高贵气质
作为不懂中文的唐诗英译者，克莱默·宾翻译出了“西化的唐诗”，并且“被更广大的英语世界范围的读者所喜爱和接受”，而他的核心观点就是：“唐诗的精髓是浪漫唯美。”[15]可见，克莱默·宾的成功在于把唐诗“浪漫唯美”这一区别于英文诗歌的显著特征介绍给了注重理性的西方读者。德国学者Wolfgang Kubin（中文名：顾彬）认为：诗歌的发展跟贵族的发展一致，而唐诗跟朝廷的关系最薄弱（即“最好的作品都是诗人在朝廷外写的”，似乎他认为唐代诗人更少攀附，更具有独立的人格，因而具有高贵的气质），这也是唐诗繁荣和别具一格的原因之一，即唐诗的繁荣暗合了诗歌倾向于往高贵、超脱方向发展的规律[16]。
当然，并非所有唐朝的诗人都出身贵族，但是他们的写诗风格大多都有一种心怀天下、济世救民同时又绝不攀附权贵的超脱气质（这一点在李白身上体现得最为明显，其诗曰“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与之相对照，英国早期的几位著名的浪漫主义诗人，比如雪莱、拜伦和济慈，都是具有贵族气质的，这从一个侧面印证了把“浪漫唯美”的高贵气质作为唐诗的重要特点的正当性。
（三）唐诗英译要传达“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
洪堡特所说：“每一种语言都包含着独特的世界观”[17]，唐诗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特别是诗歌的精华，无疑蕴涵着中华民族长久以来独特的世界观，那就是中国传统哲学主张“天人合一”、追求“物我互感互动”的交感思维模式[6]。唐诗中对生命的关怀是无处不在的。比如，有初唐诗人陈子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的慨叹，有张若虚“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春江花月夜》）的诘问，更有杜甫因看到自家的茅屋被风吹破而联想到天下文人的境遇，进而喊出的“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还有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的如画意境。这就是唐诗中内蕴的中国人独有的世界观，是人性光芒的无比真诚的闪现，具有恒久的传播价值，而这正是西方的理性思维模式中所缺乏的，也是我们进行唐诗英译时需要加以发扬和凸显的。
三、结语
上述讨论的唐诗的感性、抒情性、高贵气质、“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对生命的关怀、语言和诗学风格等等，都可以视为唐诗中“人”的因素。我们要做好唐诗的英译工作，就不得不考虑到这些关于“人”的概念，同时这也是关系到所翻译出来的唐诗是否“可持续（sustainability）”的重大问题。如果翻译出来的唐诗不能在西方持久地受到读者的阅读和喜爱，那我们的翻译工作岂不是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因此，既是出于对翻译工作的尊重，又是出于对读者的尊重，更是出于对唐诗的敬畏，在进行唐诗英译时要力争把唐诗的“天人合一”的世界观，对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悟”和“感性”的延续，对“抒情性”“浪漫”“唯美”和“高贵气质”的发扬等，发挥到极致。在此基础上，再综合运用各种翻译方法和技巧。如此，作为中华民族辉煌文化的代表之一的唐诗，就能够跨越千年时空，在二十一世纪的“一带一路”的建设中，在异域的文字符号里，再现其光芒。
参考文献：
[1] 鲁迅.鲁迅书信集：下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
[2] 钱钟书.管锥编：四[M].北京：三联书店，2008.
[3] 余群.胡应麟的“气运”说[J].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2）.
[4] 曹山柯.试论中国古诗词的模糊性和可译性障碍[J].外语教学，2006（1）.
[5] 黄卓越.“汉字诗律说”：英美汉诗形态研究的理论轨迹[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1）.
[6] 毛金凤.“悟”：中华民族审美体验中的一把金钥匙[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5）.
[7] 石了英.如何理解“中国抒情诗”——论叶维廉的中国诗学阐释旨趣[J].学术论坛，2015（8）.
[8] 喻守国.从“悟”看严羽的“以禅喻诗”[J].求索，2013（6）.
[9] 扬帆.中国古代文论概念的人格化[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2（3）.
[10] 莫砺锋.“文以载道”价值重估——以杜甫为例[J].文艺研究，2015（10）.
[11] 陈历明.《吉檀迦利》：是创作还是翻译？[J].外国语， 2011（4）.
[12] 萨丕尔.萨丕尔论语言、文化与人格[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13] 雅各布森.雅各布森文集[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14] 蒋述卓.百年海外华人学者的文学理论与批评[J].文学评论，2017（2）.
[15] 江岚.唐诗西传史论——以唐诗在英美的传播为中心[M].北京：学苑出版社，2009.
[16] 薛曉源.理解与阐释的张力——顾彬教授访谈录[J].文艺研究，2005（9）.
[17] 陈历明.重审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J].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12（4）.
作者简介：肖潇（1975—），男，汉族，四川广安人，重庆外语外事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翻译理论与实践。
（责任编辑：马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