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隐喻是一种间接的语言表达方式，在增强交际效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经常出现在外宣文本中，成为外宣文本的特征之一。隐喻对于传播消息，发布政策或采取某种行动，获得国际民众的支持方面颇为重要。从社会性维度的解读需要以社会要素为基础，从主体性维度的解读需要了解国家作为言语行为主体的主体性特征，从整体性维度的解读需要以关联性作为超级准则，从动态性维度的解读需要搭建推理所需的语境平台。
关键词：隐喻;交际意图;外宣;四维透视
中图分类号：H0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9-0140-03
外宣文本以国际受众为目标导向，对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隐喻表达能够增强交际效果，因此也常常应用于外宣文本。隐喻作为一种间接的言语行为，其交际意图与信息意图之间存在差异，要达到更有效的交际效果，必须从社会性、整体性、主体性和动态性这四个维度来解读。本文力图通过上述四个维度的分析来探讨隐喻意图表达的实现路径。
一、隐喻的语用研究
隐喻是人们最基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之一。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人类在感知两种不同事物时，有着共同的思维过程和思维模式。由此，人们可以用一种相似的事物来认识另一种事物，这个过程就是隱喻。隐喻的语源域是有形的、直观的，可以用来理解和表达无形的、抽象的目标域。Searle在1979年提出的相关理论解释了隐喻的运作机制和理解机制。解释隐喻的过程就是解释讲话人话语意义如何与词或句子意义建立关系的过程。隐喻从本质上讲就是讲话人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把另一种意义隐含在内的现象[1]。因此，隐喻和间接言语行为一样，讲话人能表达与词或句子字面意义不同的话语意义，其前提是讲话人能够超越一些不同于字面意义的话语意义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听话人是了解的，这样，听话人才能理解说话人的话语意义。
从上述对隐喻语用学角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隐喻的表达是间接的，本质上讲就是一种间接的言语行为，因此可以将隐喻的研究放在会话含义理论的框架下进行。格莱斯（1989）认为，隐喻性话语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质量准则[2]。在合作原则理论框架下，人类在言语行为过程中有四个准则在起作用，分别是质的准则、量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讲话人在言语行为过程中违反任何一个准则下的任何一个细则都会引起会话含义，造成语言字面表达的信息意图和讲话人想要表达的交际意图不一致的现象。隐喻的表达程式“X is Y”直接把X说成Y，违反了合作原则中质的准则中提供虚假信息的细则，产生了会话含义。表面上看，其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是不一致的，这种空白需要听话人去构建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之间的关联。
二、外宣文本的隐喻特征
外宣文本是国家各个领域动态消息的文字表达，对于传播国家的发展状况和运行状态有着重要的作用。外宣文本有着语言高度精练、权威性极强、与时俱进的特点。除此之外，外宣文本的另一个特征便是大量使用隐喻。这是因为传播者在传播复杂的、抽象的社会现实时，为了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往往采用具体的、形象的隐喻来表达。这种表达方式隐而不讳，对于传播消息，发布政策或采取某种行动，引导舆论走向，获得国际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方面颇为重要，甚至可以渗透到意识形态，影响到国际社会的认知。
三、外宣文本中隐喻交际意图实现的四维解读
外宣文本在塑造国家形象、表达国际身份的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外宣文本在传播过程中，力求让国际民众准确解读其真实内涵，以达到良好的交际效果。使用隐喻能增强外宣文本的感染力，提升外宣文本的宣传价值，使外宣文本生动形象，并且将文化内涵、政治倾向及宗教方面的信息不着痕迹地传递给国际民众，潜移默化地推进国际民众对国家的正面解读。同时，隐喻的使用又使外宣文本的表述成为间接言语行为。因此，要想准确地把握隐喻想要表达的交际意图，必须从社会性、主体性、整体性和动态性这四个维度去解读。
（一）社会性
人类社会的历史漫长悠远，浓缩在语言中。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折射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阶级形态。言语行为的内容及表达形式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一点一滴都承载着社会变迁的印记，这也是言语行为发生的根基。只有意识到言语行为的社会性，才能准确解读话语的意义。言语行为所表达的内容和意图都是社会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任何言语行为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言语行为自然会反映这一社会阶级的精神状态和意识形态。所以，是否能够站立于社会性这一立场来解读言语行为，直接影响着言语交际的效果。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承载着社会生活中各种背景知识和行为规范等社会要素，是整个社会成员集体行为意识的反映，个体的行为准则和社会文化都是社会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因为语言交往行为的有效性标准要符合理性要求，也就是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这三点[3]。因此，在交际过程中，讲话人和听话人都会做出符合双方体验实践的解读。也就是说，解读言语行为的交际意图必须把社会性考虑在内，包括社会背景、政治气候及宗教信仰等要素，这样才能真正体现语言“不在场的在场”的社会属性。离开了社会要素解读的会话含义及交际意图，不能达到有效的交际效果。
外宣文本作为国家的言语行为，承载着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信息的使命。这一言语行为是发生在国际社会这个大背景下的。其经常使用隐喻的文本特征更是需要在语言使用和解读过程中紧密联系国内社会背景和国际社会背景，唯此才能有效解读外宣文本隐喻所传递的交际意图，为树立国家形象，让国际社会认同中国的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形态做出有效交际。
以“中国梦”Chinese Dream为例，要理解“中国梦”的内涵所承载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隐喻是非常有效的表达形式，因为它能将这一无形的“梦”的概念具体化。首先，“中国梦”是家国梦。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家庭观念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家国意识的核心是集体主义精神，因此在有国才有家的理念中，幸福生活是全民族共同的梦想，要靠全民族集体的努力。因此，只有放在中国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才能充分理解“中国梦”是家国梦的内涵。其次，“中国梦”是民族复兴梦。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中多次出现盛世强国的阶段，中国政府和人民再创历史盛世的信心和决心充分体现在“中国梦”中。因此，只有了解了中华民族的奋斗历史，了解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才能深刻理解“中国梦”的隐喻内涵。 （二）主体性
任何言语行为都有交际主体，交际主体有自己的语言特色、个性等主体性特征。在交际过程中，人们常常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听话人需要靠推导才能知道讲话人隐含的会话含义，因此在解读讲话人交际意图的时候，听话人必须了解讲话人的主体性特征。
外宣文本中大量使用隐喻，间接地向国际社会传播国家形象和社会意识形态。要理解外宣文本中隐喻所表达的交际意图，必须了解国家作为言语行为主体所具有的主体性特征，只有这样，外宣文本要传播的国家形象才能有效地为国际社会所了解。
例如“中国梦”Chinese Dream是一个国家隐喻，国家就是这个隐喻言语行为的主体。要理解“中国梦”隐喻的内涵离不开对中国国家主体特征的理解。“中国梦”是在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下提出的。新常态是指经济发展模式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消费需求成为主体，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4]。“中国梦”政治意义深刻，传递了中国的国家价值观和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趋向。新常态是中国当前的主体性特征，对国际形象塑造、国家软实力提高、国内舆论的调控及国民凝聚力的增强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了解了中国作为言语行为的主体性特征，才能理解“中国梦”是复兴梦的政治內涵，深刻解读“中国梦”隐喻的交际意图。
（三）整体性
言语行为的整体性是指任何言语行为都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环境下的。因此，言语行为的形式和内容都反映着主观和客观因素，是言语行为主体过去和未来在当下的呈现。言语行为就是这种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展现。而语义的整体论认为单个词或句子的意义，只有放在更大的语言单位下才能有效实现。一个语言形式只有作为语言整体的一个部分时才有意义。语言学家Howard Jackson和Peter Stockwell也认为整体的关联是非常重要的，并将关联作为超级准则。由此，关联假设是指言语行为过程中，在解读形式上无任何关联的言语信息时要遵循的原则[5]。
（四）动态性
言语行为是交际双方通过语言表达交际意图的活动，是个动态的过程。这种动态性使得语义由单一性、确定性转变为动态性和可增生性。这种转变充分说明人类语言所表达的意识活动的解读是可变的。也就是说语言使用者在表达交际意图时，要表达的交际意图比所使用的话语的字面意义丰富得多。而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就是这些言语信息之外的话语意义和交际意图，即会话含义。Levinson提出的语境相对性也与语境的动态性相近。同一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中所表达的意义是不相同的，任何概念的意义都与语境相关，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想确定某个意义，就需要搭建相应的语境平台。
语境的相对性和语义的可变性都使得交际意图的解读具有动态性。因此，在言语行为过程中，听话人要在语言的各个层面进行动态选择，以达到符合讲话人意图的交际意图解读。在此过程中，动态性又具体地体现在推理过程当中，因为言语行为过程中讲话人要传递的交际意图是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而听话人要通过语言文字再推导出讲话人的交际意图，这个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这决定了交际意图的解读必然是动态的。
例如“中国精神”Chinese spirit也是一个国家隐喻。“中国”这个概念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内涵和特征都不一样，“中国精神”同样也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因此“中国精神”脱离了历史语境就很难定义，这种语义的可变性使得言语行为的交际意图具有动态性。
“中国精神”是1949年以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精神”有了新的变化。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文明建设”的构想。2013年，习近平同志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6]。“中国梦”成为“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语体现，它的内涵重启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为中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阐释了“中国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内涵，所以“中国梦”也是“中国精神”的一种新形态，有了新的内涵和特征。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精神”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转为“奋发有为”，塑造了新形势下中国更加积极主动的国家形象。
可见，“中国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要用动态的思维去解读“中国精神”。在外宣文本中，“中国精神”所要向国际社会传递的交际意图的解读也必须以动态语境为背景，来理解“中国精神”的内涵。
四、结语
外宣文本中隐喻的使用更加形象生动地向国际社会传递着中国的形象，但对隐喻这种间接言语行为交际意图的解读需要从四个维度立体展开，解读的过程同样也是构建中国形象的过程，可见隐喻在外宣文本中的使用对于加强外宣效果是极为有效的。
参考文献：
[1] Searle J.Metaphor[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2] Grice H.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3]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1981.
[4] Beatrice Gallelli.中国梦理论：中国国家话语的新形态[J].学术界，2017（2）.
[5] Gillian Brown，Yule George.Discourse Analysi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朱红红（1979—），女，汉族，山西忻州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商务英语。
（责任编辑：王宝林）
关键词：隐喻;交际意图;外宣;四维透视
中图分类号：H03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5-6916（2021）09-0140-03
外宣文本以国际受众为目标导向，对于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塑造有着重要的作用。隐喻表达能够增强交际效果，因此也常常应用于外宣文本。隐喻作为一种间接的言语行为，其交际意图与信息意图之间存在差异，要达到更有效的交际效果，必须从社会性、整体性、主体性和动态性这四个维度来解读。本文力图通过上述四个维度的分析来探讨隐喻意图表达的实现路径。
一、隐喻的语用研究
隐喻是人们最基本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之一。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人类在感知两种不同事物时，有着共同的思维过程和思维模式。由此，人们可以用一种相似的事物来认识另一种事物，这个过程就是隱喻。隐喻的语源域是有形的、直观的，可以用来理解和表达无形的、抽象的目标域。Searle在1979年提出的相关理论解释了隐喻的运作机制和理解机制。解释隐喻的过程就是解释讲话人话语意义如何与词或句子意义建立关系的过程。隐喻从本质上讲就是讲话人在讲一件事情的时候把另一种意义隐含在内的现象[1]。因此，隐喻和间接言语行为一样，讲话人能表达与词或句子字面意义不同的话语意义，其前提是讲话人能够超越一些不同于字面意义的话语意义的原则，而这些原则听话人是了解的，这样，听话人才能理解说话人的话语意义。
从上述对隐喻语用学角度的研究中可以看出，隐喻的表达是间接的，本质上讲就是一种间接的言语行为，因此可以将隐喻的研究放在会话含义理论的框架下进行。格莱斯（1989）认为，隐喻性话语违反了合作原则中的质量准则[2]。在合作原则理论框架下，人类在言语行为过程中有四个准则在起作用，分别是质的准则、量的准则、关系准则和方式准则。讲话人在言语行为过程中违反任何一个准则下的任何一个细则都会引起会话含义，造成语言字面表达的信息意图和讲话人想要表达的交际意图不一致的现象。隐喻的表达程式“X is Y”直接把X说成Y，违反了合作原则中质的准则中提供虚假信息的细则，产生了会话含义。表面上看，其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是不一致的，这种空白需要听话人去构建信息意图和交际意图之间的关联。
二、外宣文本的隐喻特征
外宣文本是国家各个领域动态消息的文字表达，对于传播国家的发展状况和运行状态有着重要的作用。外宣文本有着语言高度精练、权威性极强、与时俱进的特点。除此之外，外宣文本的另一个特征便是大量使用隐喻。这是因为传播者在传播复杂的、抽象的社会现实时，为了取得更好的传播效果，往往采用具体的、形象的隐喻来表达。这种表达方式隐而不讳，对于传播消息，发布政策或采取某种行动，引导舆论走向，获得国际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方面颇为重要，甚至可以渗透到意识形态，影响到国际社会的认知。
三、外宣文本中隐喻交际意图实现的四维解读
外宣文本在塑造国家形象、表达国际身份的过程中有着重要作用。外宣文本在传播过程中，力求让国际民众准确解读其真实内涵，以达到良好的交际效果。使用隐喻能增强外宣文本的感染力，提升外宣文本的宣传价值，使外宣文本生动形象，并且将文化内涵、政治倾向及宗教方面的信息不着痕迹地传递给国际民众，潜移默化地推进国际民众对国家的正面解读。同时，隐喻的使用又使外宣文本的表述成为间接言语行为。因此，要想准确地把握隐喻想要表达的交际意图，必须从社会性、主体性、整体性和动态性这四个维度去解读。
（一）社会性
人类社会的历史漫长悠远，浓缩在语言中。语言在使用过程中折射着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社会阶级形态。言语行为的内容及表达形式都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一点一滴都承载着社会变迁的印记，这也是言语行为发生的根基。只有意识到言语行为的社会性，才能准确解读话语的意义。言语行为所表达的内容和意图都是社会客观现实的主观反映。任何言语行为都发生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言语行为自然会反映这一社会阶级的精神状态和意识形态。所以，是否能够站立于社会性这一立场来解读言语行为，直接影响着言语交际的效果。哈贝马斯认为，语言承载着社会生活中各种背景知识和行为规范等社会要素，是整个社会成员集体行为意识的反映，个体的行为准则和社会文化都是社会综合因素相互作用的产物。因为语言交往行为的有效性标准要符合理性要求，也就是真实性、正确性和真诚性这三点[3]。因此，在交际过程中，讲话人和听话人都会做出符合双方体验实践的解读。也就是说，解读言语行为的交际意图必须把社会性考虑在内，包括社会背景、政治气候及宗教信仰等要素，这样才能真正体现语言“不在场的在场”的社会属性。离开了社会要素解读的会话含义及交际意图，不能达到有效的交际效果。
外宣文本作为国家的言语行为，承载着向国际社会传递中国信息的使命。这一言语行为是发生在国际社会这个大背景下的。其经常使用隐喻的文本特征更是需要在语言使用和解读过程中紧密联系国内社会背景和国际社会背景，唯此才能有效解读外宣文本隐喻所传递的交际意图，为树立国家形象，让国际社会认同中国的价值观和社会意识形态做出有效交际。
以“中国梦”Chinese Dream为例，要理解“中国梦”的内涵所承载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执政理念，隐喻是非常有效的表达形式，因为它能将这一无形的“梦”的概念具体化。首先，“中国梦”是家国梦。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家庭观念深入人心，中华民族家国意识的核心是集体主义精神，因此在有国才有家的理念中，幸福生活是全民族共同的梦想，要靠全民族集体的努力。因此，只有放在中国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才能充分理解“中国梦”是家国梦的内涵。其次，“中国梦”是民族复兴梦。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的历史，其发展历程中多次出现盛世强国的阶段，中国政府和人民再创历史盛世的信心和决心充分体现在“中国梦”中。因此，只有了解了中华民族的奋斗历史，了解中国社会的过去和现在，才能深刻理解“中国梦”的隐喻内涵。 （二）主体性
任何言语行为都有交际主体，交际主体有自己的语言特色、个性等主体性特征。在交际过程中，人们常常间接地表达自己的意图。听话人需要靠推导才能知道讲话人隐含的会话含义，因此在解读讲话人交际意图的时候，听话人必须了解讲话人的主体性特征。
外宣文本中大量使用隐喻，间接地向国际社会传播国家形象和社会意识形态。要理解外宣文本中隐喻所表达的交际意图，必须了解国家作为言语行为主体所具有的主体性特征，只有这样，外宣文本要传播的国家形象才能有效地为国际社会所了解。
例如“中国梦”Chinese Dream是一个国家隐喻，国家就是这个隐喻言语行为的主体。要理解“中国梦”隐喻的内涵离不开对中国国家主体特征的理解。“中国梦”是在中国发展进入新常态下提出的。新常态是指经济发展模式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消费需求成为主体，从要素驱动、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4]。“中国梦”政治意义深刻，传递了中国的国家价值观和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发展趋向。新常态是中国当前的主体性特征，对国际形象塑造、国家软实力提高、国内舆论的调控及国民凝聚力的增强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只有了解了中国作为言语行为的主体性特征，才能理解“中国梦”是复兴梦的政治內涵，深刻解读“中国梦”隐喻的交际意图。
（三）整体性
言语行为的整体性是指任何言语行为都是发生在一定的时间、空间和社会环境下的。因此，言语行为的形式和内容都反映着主观和客观因素，是言语行为主体过去和未来在当下的呈现。言语行为就是这种复杂的社会现实的展现。而语义的整体论认为单个词或句子的意义，只有放在更大的语言单位下才能有效实现。一个语言形式只有作为语言整体的一个部分时才有意义。语言学家Howard Jackson和Peter Stockwell也认为整体的关联是非常重要的，并将关联作为超级准则。由此，关联假设是指言语行为过程中，在解读形式上无任何关联的言语信息时要遵循的原则[5]。
（四）动态性
言语行为是交际双方通过语言表达交际意图的活动，是个动态的过程。这种动态性使得语义由单一性、确定性转变为动态性和可增生性。这种转变充分说明人类语言所表达的意识活动的解读是可变的。也就是说语言使用者在表达交际意图时，要表达的交际意图比所使用的话语的字面意义丰富得多。而语言学研究的核心就是这些言语信息之外的话语意义和交际意图，即会话含义。Levinson提出的语境相对性也与语境的动态性相近。同一句子在不同的语境中所表达的意义是不相同的，任何概念的意义都与语境相关，而不是一成不变的，要想确定某个意义，就需要搭建相应的语境平台。
语境的相对性和语义的可变性都使得交际意图的解读具有动态性。因此，在言语行为过程中，听话人要在语言的各个层面进行动态选择，以达到符合讲话人意图的交际意图解读。在此过程中，动态性又具体地体现在推理过程当中，因为言语行为过程中讲话人要传递的交际意图是通过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而听话人要通过语言文字再推导出讲话人的交际意图，这个过程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这决定了交际意图的解读必然是动态的。
例如“中国精神”Chinese spirit也是一个国家隐喻。“中国”这个概念在每个历史时期的内涵和特征都不一样，“中国精神”同样也在不同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因此“中国精神”脱离了历史语境就很难定义，这种语义的可变性使得言语行为的交际意图具有动态性。
“中国精神”是1949年以来，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构建出来的。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精神”有了新的变化。1979年，邓小平同志提出了“两个文明建设”的构想。2013年，习近平同志指出“只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才能顺利向前推进”[6]。“中国梦”成为“中国精神”的重要内容和载体。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梦”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言语体现，它的内涵重启了中华文明的历史积淀，为中国的未来指明了方向，阐释了“中国精神”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内涵，所以“中国梦”也是“中国精神”的一种新形态，有了新的内涵和特征。在国际舞台上，“中国精神”由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邓小平同志提出的“韬光养晦”转为“奋发有为”，塑造了新形势下中国更加积极主动的国家形象。
可见，“中国精神”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要用动态的思维去解读“中国精神”。在外宣文本中，“中国精神”所要向国际社会传递的交际意图的解读也必须以动态语境为背景，来理解“中国精神”的内涵。
四、结语
外宣文本中隐喻的使用更加形象生动地向国际社会传递着中国的形象，但对隐喻这种间接言语行为交际意图的解读需要从四个维度立体展开，解读的过程同样也是构建中国形象的过程，可见隐喻在外宣文本中的使用对于加强外宣效果是极为有效的。
参考文献：
[1] Searle J.Metaphor[M].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2] Grice H.Studies in the Way of Words[M].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9.
[3] 哈贝马斯.交往行为理论[M].法兰克福：苏尔坎普出版社，1981.
[4] Beatrice Gallelli.中国梦理论：中国国家话语的新形态[J].学术界，2017（2）.
[5] Gillian Brown，Yule George.Discourse Analysis[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0.
[6]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
作者简介：朱红红（1979—），女，汉族，山西忻州人，山西大学商务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商务英语。
（责任编辑：王宝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