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曹禺病榻谈心
　　
　　一九三六年我刚在北平读完大学一年级的时候，一个很偶然的机会被邀到南京就任以留美的现代戏剧家余上沅创办的成立不足两年的国立戏剧学校校长室秘书。当时约定任期一年，一年后我仍回北平继续学业。我到剧校就任时已是一九三六年末，头一天上班就参加了一次校务会议。会议是校长主持的，我作记录，那时的教务主任是陈治策，教授有马彦祥、王家齐、杨村彬、万家宝(曹禺)……都是当时话剧界的知名人物，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名字是曹禺先生，他的话剧三部曲《雷雨》《日出》《原野》已经演遍全国，名满天下；那时候他不过二十六岁，风华正茂。而我当时只有十九岁，距现在快六十年了。
　　我到南京的第二年发生了转换祖国命运的全民抗日战争，我继续大学生涯的原定计划成为泡影，接下去的就是绵延八年的大后方的流浪生涯。有几年时间和曹禺几乎朝夕相处，我们一同经历过日寇飞机的血腥轰炸，也一同渡过乘木船溯长江而上的艰难旅途。同学校一起从南京到长沙，从长沙到重庆，再从重庆到长江上游的江安水竹乡……由于全民抗战形势的鼓舞，我在长沙旅途用四个月的时间，写了我生平第一个四幕话剧《凤凰城》；也由于抗战初起，成为当代抒写抗日战争史实的第一个多幕剧。曹禺是阅读并肯定这个剧本并促使它广泛演出的第一人，也使我从此进入职业编剧的行列，而在这个队伍之中我是最年轻的。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多灾多难，大约整个四十年代是我和曹禺接触最为频繁的时期，他虽然作了剧校的教务主任，课务繁忙，但对剧本写作的执着经常使我感动。他虽然年轻，风华正茂，却不讲吃穿，不图享受；经常不修边幅，直着眼睛出神；有时和人说话，也答非所问，一只手经常捻着右耳朵下面的一颗痦子发呆，学生们都知道：万先生正在琢磨写剧本呢。那颗痦子有神奇的功用，摸着摸着灵感就来了……《正在想》、《北京人》就是那个时候的作品，是在教学极为繁忙的时候写出来的。
　　进入五十年代，曹禺以满怀喜悦和对祖国的无限热爱，写了一部《明朗的天》来祝贺新中国的诞生。过去经常相聚的朋友虽然同住一个京城，却如鱼龙入海，难得见面了。然而最叫人难以想像的却是一九五七年那场灾难——矛头对准知识分子的一场滔天大祸——反右派斗争，死伤枕藉，惨不忍睹。尽管我亦难逃劫数，但对能够安然渡过这场祸事如曹禺老大哥者是深感庆幸的。进入了以后的一个个不平凡的岁月，曹禺没有中断他的话剧创作，并且选择了重大的历史题材：《王昭君》和《胆剑篇》。在这以后，他曾长时间作准备和思考要写一部表现中国传统戏曲女演员的生活经历的剧本而最终没有完成……
　　使曹禺不能继续他的宏伟事业是久久缠身不去的病痛。他住进医院已经长达六年之久，肾功能衰竭是主要的病，难以根治。伴随的则是其它的老年疾病，曾经有几次病体稍愈回家，但不久便又回到医院；幸而有他晚年得到的伴侣京剧名演员李玉茹女士随时厮守是他最大的安慰。但是我昨天去医院看他时才知道玉茹因心脏病开刀在上海住院，至少要三个月才能痊愈，目前就只有二十四岁的青年小白在病院日夜陪伴了。
　　看见眼前的曹禺使我太多感慨，我们相识都在少年时，我还没有开始写作，他已经以“三部曲”名满全国。但是问题亦在这里，虽然此后的岁月至今长达六十年，然而后来他的几多剧本至今再也没人提起，更不见有一个在舞台上继续发光放亮。至今人们看见的、听见的还是半个世纪前的《雷雨》、《日出》、《原野》。当然，也有这样的评论：《雷雨》渊源于希腊悲剧，《原野》不少受到美国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影响。然而曹禺本是西洋戏剧的专家学者，何况他已把希腊悲剧和奥尼尔的设想化为中国的血肉，得到广大中国观众的喜欢！至于《日出》则是曹禺真正呕心沥血的杰作，剧中第三幕的活生生血泪交迸的翠喜更是后来万众遵循的“深入生活”的典范，才是真正的曹禺。
　　因为曹禺昨天从医院打来了电话，而偏偏我出去了，是妻子接的，告诉我曹禺对我的想念，所以我今天才去了医院，才了解他的病情近况。和每次相见一样，虽然时间短暂，总不忘悠悠往昔，他紧紧握着我的手，满怀怅惘，满腔失落感……我看着他，想着这位不世的作家、戏剧大师：中央戏剧学院院长、北京人民艺术剧院院长、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席、中国文学艺术联合会主席、委员、代表、顾问……浪费了多少精力？消磨了多少年华？他得到的是什么？读者和观众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进入这个夏季以来，我们的往日弟兄一一离去。就在这一个月中，陈白尘、黄佐临、骆宾基、翁偶虹、胡考相继辞世。我不知道还有多少次能够和曹禺仁兄在这个北京医院坐在一起，拉着手谈话？他忽然满面愁容说起在一生写作上的失落，我脱口而出地说了一句憋了多年从来没说出口的话：“你太听话了！”
　　曹禺的反应出我意料！几乎是在叫喊：“你说的太对了！你说到我心里去了！我太听话了！我总是听领导的，领导一说什么，我马上去干，有时候还得揣摸领导的意图……可是，写作怎么能听领导的？……”他的激动过去了，声音渐渐低下去了。显然，他明白过来了。但是岁月不居，余年衰朽，锦绣年华已经过去了。
　　我想，领导是重要的。一个国家，一个政府，一个部门，机关，学校都要领导，军队尤其要领导……但是，文学、艺术创作却是另外一回事，她是艺术品，她是公开的，不是秘密活动；亦可以说，除法律对她的限制之外，广大的读者和观众都是她的领导，每个人都有权批评她和欣赏她。因此她的成就和失败都理当由他自己负责。但她的创作只能是自由的。在过去不久的“四人帮”时代居然有过这样的说法：“领导出思想，群众出生活，作家出技巧。”这也只能是那个是非颠倒，人妖混淆的时代才能产生这样的“领导”。
　　在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中，我曾经提出一个问题：“屈原是谁领导的？李白、杜甫是谁领导的？关汉卿、汤显祖是谁领导的？……”我受到严厉的批判，被划成戏剧界第一号右派份子。但即使在无数次对我的批判大会上也没有人回答我提出的问题。
　　曹禺青年时期的“三部曲”成为他一世的辉煌，使在那以后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虽亦不无堪称传世之作，但相形之下黯然失色。这一事实很好地回答了我在一九五七年提出的问题。
　　曹禺最后对我说了一句话，是：“中国戏曲是最伟大的戏剧。”这正是我一向的主张。立即想到他曾经要写一个中国戏曲女演员题材的剧本，而且回想起著名的京剧女演员赵燕侠曾经对我说过接受过曹禺采访的情况。当然李玉茹夫人能够提供更丰富的素材……遗憾的是，这恐怕是很难实现了。
　　尽管他已经很疲倦地睡在床上，而且在“吸氧”。但我要告辞回去时，他仍旧坚持起床送我，让小白推着轮椅送我到四楼的电梯口。我只嘱咐他不要再想什么，安心接受医生的治疗，延年益寿。至于写作，寄托在年青一代的身上，但愿他们能够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再受什么“领导”的干扰了。
　　
　　一九九四年六月十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