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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中的几场雪
生命中的第一场雪，是我妈告诉我的。那时候，妈随爸在晋豫边界的山区里当兵，每年冬天，都要回豫南的故乡探亲。如今不过是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彼时，在妈眼里，却是世界上最漫长的一段路。这段路，不仅崎岖辗转、车马劳顿，还伴随着恐惧与不安、离愁与困顿。这是她乡愁的长度。
那个冬天，下了比往年更厚的雪。爸带着妈，和襁褓中的我，像往常一样倒火车、转汽车，眼看离家越来越近了，大雪却封了路，司机撂下汽车回家了，一车的乘客慌了神。爸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架子车，把妈和我放在后头，套上攀绳就往前走。不知过了多久，到了市里，路却越来越难走，一不留神车翻到坑里，我被甩了出去，恰好一架载满红薯的板车从旁边经过，车轮正对着我细小的胳膊压了过去。
此后的十来年里，妈逢人便把这段遭遇说出来，以证明她这闺女着实命大。
幼年时期能记起来的第二场雪，也是旁人说给我的。
那年小姨生孩子，下了一整夜的鹅毛大雪，表弟一生出来，家里人就给他取了个带“雪”的名字。每次唤他，都会联想到那场与难产有关的雪。
那时候，我和表弟好像都没有家，我们真正的家是大姨家。大姨是家里的长姐，也是兄弟姐妹们的主心骨。这几个姐妹生了孩子之后，她又担负起替妹妹抚养孩子的任务。
大姨是纺织厂的工人，那时国营企业效益还不错，虽然不能常吃到肉，但夏天却是可以天天喝汽水。我至今都记得那些汽水的样子及口味，蛋白奶的、菠萝的、橙子的、桃子的……我最爱喝的是菠萝。
小孩子们分离的时候，也会哭。总是我先哭，大表姐接着哭，二表姐不会哭，就看着我俩哭。哭完后大姨抱着我看月亮，说月亮这么大、这么亮，我就笑了。
表弟就没我这么幸运，记忆中总是小姨一个人牵着他的手，站在村口的岔路旁，周围光禿禿的，没有树，我看着这一高一矮的身影渐渐变小，扭过头去，竟流了眼泪。
缺衣少食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部队里的生活改善得更快。食堂里全是四川兵，据说要表现好才能到这里。我常常混在他们中间，独占一个座位，等那鱼香肉丝、西红柿鸡蛋一个个端上来，便嬢嬢地吃起来。
部队里的米饭，不是现在这种蒸法，炊事员先是把米微煮一遍，米汤留下，米粒包在蒸布里继续蒸。这样出来的米，一粒一粒，极为下饭，而米汤刚好可以饭后喝。小的时候，家里一直都这样蒸米饭，只是后来爸年龄大了，再也不愿麻烦，才开始吃电饭锅里蒸出来的。
接下来的雪，就下在城市里了。每当校园被大雪覆盖严实，我们几个女生就登上操场中间的一个大土包，玩“梁山好姐”的游戏，把一个个冲上来的男生推下去，胜利之后结拜金兰。那时的雪，化的好慢，一场雪够我们打一阵子架。终于有一日，戴眼镜的胖男生宣告了起义，擒了我这个小头目，从此，“梁山好姐”的传说便渐渐烟消云散。
初中以后，学业加重，教室里依旧没有暖气。老师找来洋瓷盆，放上煤球，算是最豪华的取暖设施。大家都穿棉鞋、棉裤，各种花型轮番出现在同学们的身上、脚上。有钱的人家已经开始穿皮棉鞋，又重又笨的那种，类似军用靴。
那时候，妈骑车送我，每逢下雪，母女俩就一前一后，雪化开的地方骑着，遇到冰面赶快跳下，这样走走停停，十分钟的路半个小时也到不了。却也不担心迟到，因为下雪天老师的心情也很好，就连最变态的班主任也会对一个个气喘吁吁的晚到同学报以微笑，“快进来，我们正在练习用雪造句”。是的，那时候每下一场雪，老师都会这么说。
我们回到家，搜肠刮肚，有时候还找个作文书抄上一抄，写出了这样的文章：今天早上，天空中飘起了洁白的雪花，它们一片一片的，有的像鹅毛，有的像窗花，有的像……而此时，耳边总会响起幼年时那个送我上学的福建兵说过的话，“在我们家乡，一下雪就不用上学了”。
后来的雪，就变少了，总是那么纷纷扬扬的几片，落到地上寻不着踪影。大学时代的所有记忆，都在那刮着雪豆豆的绿皮火车上。凌晨，爸便起床备早饭，妈为我包装一袋又一袋吃食，橘子、牛肉、馒头、卷饼、牛奶、筷子，凡是能想到的都装到了一个个塑料袋里。这时候我睡眼惺忪地起来，边埋怨晚了，边嫌他们啰嗦，尤其讨厌喝面汤，觉得不够洋气。不像现在，一周不喝上两回面汤，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不知为何，那几年的雪就是非常少，一到冬天，人们就开始盼雪，妈常说，“今冬没有雪，地里的庄稼怎么办”。
绿皮车咣当咣当地在秦豫大地上走，车厢里人贴着人，厕所里都横满了。有时是到洛阳，有时则需到三门峡，列车员才有空余的票，从此坐下，等待终点站的到达。
西安火车站那几年是出名的乱，老皮曾在这里被人划了好几千块钱，警察来了也不过是在巷子里兜几圈装装样子，谁都知道道北警匪一家亲嘛。登上603，抢位置坐下，再过半小时，方可回到宿舍。其实宿舍也没什么值得期待，只是没有去处而已。
那时的自己，还真有几分候鸟的意思，车窗外灯火阑珊、满城归家，但都和你没关系，一股落寞和凄凉袭上心头。却也不悲伤，因为虽然困苦，但总算是找到了自由的路。
再后来的雪，又开始变大了。相册里有一张三个女生的合影，破旧的镇政府院子，鹅毛一样的大雪漫天而降，三个女生无所顾忌地笑着。
那是上班后的第一个冬天，在镇上实习，住在镇政府二楼的一间空房子里。镇上没有自来水和暖气，每天到一楼提水，白天围着炉子办公，偶尔有人拿几个馒头烤着吃，女同事们都在织毛衣，织给心爱的人。
那个镇是历史上有名的地方，紧挨着汉武帝陵墓，镇上人的名字有很多带“侠”的，估摸着祖上都是从全国各地迁过来守陵的豪强游侠。
镇上虽远不及城里，却也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最有名的是麻辣烫，30来块钱就能美美一顿，解决了口腹之欲。后来城里流行美甲，镇上居然也开了一家，10块钱两只手，十年后这个价钱涨了10倍。
早饭是在镇食堂吃的，一律的馒头加胡萝卜丝、包谷粥，热气腾腾，男同事总要端到院子里吃。有钱的时候，就多花一元钱让大婶给摊个鸡蛋，夹在馍里。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这道美味，饿极了的时候，一个鸡蛋下锅，黄灿灿的，铲出来，夹在热馍里，最好再有碗稠稠的包谷粥。 这种口味，就像母亲搅的面糊一样，走到哪里都不会变。
在村言村，一个冬天下来，我和同屋穿着一样的大棉鞋，戴着同款的碎花袖套。当我们再次出现在区政府办公室的时候，已经俨然两个村姑了。
日子总是在一天天变好，后来住进了有暖气的房子。一年大雪后，我蜷在卧室不出门，那时流行写博客，每每吃过中饭，就一个人打开电脑，随着音乐升起，文字也如流水一样汩汩而出。
老皮下班回来总会拉着我出去看雪，雪很大，穿着及膝羽绒服都嫌冷。记得那时我还穿高跟鞋，细高细高的鞋跟压进雪里，如同平跟鞋一样，所以也总能和老皮走很远的路。我们总是散步到农大，农大里积满了雪，学生们由父母送着刚返回校园，忙着买各种东西、见各种同学。我不合时宜地戴着一副墨镜，在雪景里自拍，引来不少侧目。
那是我们最愉快的一个冬天，没有争吵，没有婆媳问题，没有多余的想法。就好比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关系。
重庆是没有雪的，儿子从小在重庆长大，没有见过雪。两岁时他已懂事，一次坐着出租车经过一段道路，路两边堆了些人造的雪，儿子就问，“妈妈，这是雪吗？”我遗憾地摇摇说，“这不是，真的雪比这美多了”。
后来回到西安，每年冬天的雪就成为他最期待的事情。这不，昨天他还在提醒我要下雪，今天就下了。这是2016年的第一场雪。虽然来得晚了些。
头顶上的“革命”
二月二，龙抬头。龙为司雨之神，龙抬头，意味着雨水充足、万物蒙恩。中国人在这一天理发，应是与古代的某种祭祀仪式有所关联，而不是什么“正月理发思舅舅”。
印象中，古时的中国人是不理发的，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做子女的对于自己的头发只有使用权，没有处置权，产权归属在父母，故不能对他人的财产擅做处理。
在对待头发的态度上，古今差异巨大。大概是对自然神力的原始崇拜使然，大概是与某种逻辑严密的帝王统治术有关，头发在很长的文明进程中，与五官、身体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绝不似今天的可有可无。
故而有了髡首之刑，有了割发以示戴罪，有了剪一缕青丝睹物思人，有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头发还被赋予了无穷的诗意——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晓镜；
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
……
这万缕青丝因其长、因其重，在人类的感观中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头发伴随古人短暂而辛劳的一生，记录着一个人从孩提到老者的整个生命，以至于后来，即使没有这外部的秩序文化，大概人和头发也早已建立起了一种慰藉与依恋的关系。
迟暮女子对着镜子，慨叹韶华易逝，良人多情；将领义士策马草原，抚摸着微白的双鬓，痛心于壮志未酬；失意臣子目睹宫女从青娥到老妪，怀念起故去的明君。
但凡要与头发决裂，那也是与自己的命运决裂。削发为尼、蓄发明志，哪一个不是灵魂撕裂后的强作欢颜？哪一桩不是了尽世事后的浴火重生？
汉代却是一个特例，据说汉代出现了理发的工具，于是考古学家推测汉代人是理发的。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个颠覆常识的民科论调，说汉朝人实为埃及王族后裔，那规制雷同的帝王陵墓群、对龙（蛇）的共同崇拜，甚至连面部特征，都一一成为佐证。
看过《埃及艳后》的人，一定对女主那黑若明漆的齐肩短发过目难忘，那是属于伊丽莎白·泰勒的黄金时代。后来看《奋斗》，一直觉得王珞丹扮演的米莱，就是借鉴了泰勒的发型，这种发型总有着某种女王般的气场。
而电影里埃及男人的形象，也是一种被称为“尼罗式”的发型，这种发型直到今天还可以在欧美男人的写真照里频频看到，可见生命力之长久。如果民科们知道了汉代人和埃及人都理发，估计那逆天的观点又会被多了一道明证。
头发作为顶上之物，一直都与顶层设计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朝入关后，令汉人剃发易服，就是为了逼迫群众亮明立场、主动站队。他们大概也深知，剃发在汉人这里实是大大的耻辱，能够剃发的，即使心有二意，在举事时也多丧了志气。这才是文化意义上的“革命”。日本人在征服东北的时候，也用过类似的手段。
到了清朝风雨飘摇的时候，头顶上的革命再次故戏重演，不过这次被革掉的是曾经“革”了别人的命的辫子。仁人志士、革命青年，凡是赞同了民主、誓于旧制度血战到底的，都一律剪了大辫子，梳起了西洋头。这头发上的革命，吹响了大革命的号角。
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帝制远去，中国社会进入了“现代”，中国人正式加入了世界这个大家庭。东部开放的城市，出现了一时的繁华，女人们梳着和好莱坞明星一个式样的头发，男人们一个个都学了绅士的样子。
这时候的头发，是民国短暂辉煌的象征。奢靡自古为末世之相。当金陵的歌女们手抚琵琶半遮面、在秦淮河的青楼上传播国粹时，日本人的铁骑踏破了京华春梦。刺刀下，花钿委地、血泪相合，承平日久的男人们早已吓破了胆。
这时，远在中国西北方的黄土高原上，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上海滩的歌女、演员、富家小姐，她们扯掉盘绕的发髻、脱去凹凸有致的束身衣，齐刷刷地扎起了两个短辫子，换上了和男人们同款的军装。不爱红妆爱武装。这是伟人赞赏的革命主义美学。
抹杀性别、比男人更男人，是这个时代女性对自己的要求。那剪去的卷发，正是她们对曾经纸醉金迷、沉溺享乐的自己的一次人生诀别。革命鼓励一个又一个女人成为娜拉，只有出走，不能回头。
这种美学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甚至在今天，40年代、50年代出生的女人，依然会鬼使神差地重现着两把刷子的怀旧发型，那是她们对于青春和热血永不磨灭的纪念。
80年代开始，突破封锁的中国，开始再一次拥抱世界。这种价值多元化的改变，首先体现在发式和服装上。男青年留起了长发，被老革命们惊呼为“阿飞、盲流”，女青年烫起了头发，又被鄙夷为“有伤风化、风流成性”。青年男女们顾不上这些闲言碎语，久旱逢甘霖，他们如久在樊笼里的鸟儿一样夸张的扭起迪斯科、跳起霹雳舞。 虽然如任何一次革命一样，总有前浪死在沙滩上的逆流波折，但毕竟不久后政治领袖的肯定与默许，使这些昔日的“阿飞”“盲流”“伤风败俗者”，成为支撑起商品经济的第一批中坚力量，而那些反对者则成了政治上不正确的绊脚石。
至90年代，这股报复式的文化勃兴接近尾声，经济建设渐成社会主题，随着钱包的日益鼓起、商业的放开，全民经商的时代开始了。头发已不再有80年代的对于价值观的象征性特征，而成了美化形象、提升个人魅力的手段——恰如前半个世纪的轨迹一样。
台商、港商的大量涌入，带来了祖国宝岛和东方之珠的时尚文化，港剧、录像厅风靡南北，人们模仿着港台明星的发型，塑造着一个又一个发型史上的奇观。
先是高刘海，用吹风机把原本垂落的刘海向一侧高高地吹去，再用摩斯定型。这种刘海有一个炫酷的名字“飞机头”，直到现在那些登台的女歌手、主持人还要吹出这样的造型，可见“飞机头”的雍容华贵之处。
男人们则流行“郭富城”头，微长，中分或四六分，用飘柔洗发水洗过，时不时的甩一下头发，就拥有了“相信我、没错的”的时尚。
又过了一阵，当菜市场杀猪的大娘都吹起了高刘海的时候，另外一种更加俏皮可爱的刘海悄然流行。回忆起来，那一阵是温碧霞、关之琳正火的时候，这两位美女的共同特征是宽脸盘，两腮处极宽，下巴又极尖，于是就从两侧分出两股头发，剪短了垂下来，以遮盖颧骨。
因这种发型比“飞机头”更加简单易操作，成本也低，所以就迅速上位，成为年轻女子竞相追逐的潮流。这个时候，男士还是郭富城头。
想来也奇怪，但凡女士发型变幻的快的时候，都是经济上行期。
从90年代末到世纪之初的岁月里，各式发型你方唱罢我登场，看得人眼花缭乱，永远追不上当下时兴的节奏。这个时候，也是理发师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最高的时期。
记得刚流行“碎发”的那年，我所在的地级城市里，只有一家理发店能剪这种头，这家理发店也只有一个人会剪这种头。于是，全城的女人排起了长队等待这全城唯一一家理发店、唯一一个理发师为她们变出一个新发式。
这碎发的工法，与以往用剪刀剪头发完全不同，我见到的最初的剪法，是全程用刀片刮的，一缕一缕的慢慢刮，因此理出来的头发没有齐刷刷的感觉，极其自然，也颇显脸小。一个头下来要近两个小时，可全城的女人还是愿意排着长队等。
排队排的久了，自然年轻的男理发师，就成了女人们街长里短议论的话题，什么说话温柔啦，打扮洋气啦，有没有对象啦……我估计当时全城的未婚女青年都愿意嫁给这月入数千的理发师的，一半的已婚女性会幻想着与这男理发师发生点什么。
男性很快也迎来了顶上的春天，碎发演变到男士这里，成了“毛寸”，也是全程不用剪刀，用一种带锯齿的特制剪刀一缕缕地剪过去，出来的造型干练有朝气。
接下来流行比较久的发型就是离子烫了。当时大学里，几乎每个女同学，只要头发过肩的，几乎都做过这么一种造价不菲、效果极佳的长发造型。
这个时候国力日盛，正是世界工厂的形成阶段，台商、港商渐渐退去了神秘，一批大陆富豪涌现。因此，体现传统东方女性美的离子烫就适时登台了。
这种发式做出来后，把每个女子都扮成了清水芙蓉的淑女模样，正合当时那些暴发户、土财主、小贪官的胃口——小鸟依人、含情脉脉。
男人的头发？继续毛寸。
离子烫之后的世界，就变得纷繁芜杂起来，一如房地产起航后的中国。有外卷式的短发、满头卷的长发、长发版的“碎发”——洗剪吹，还有花苞头、波波头、发根蓬松烫……与走马观花式的发型相伴随的，还有深浅不一的各式染色。
男士的发型也多元起来，并没有定式。
直到江湖上飘来“梨花头”的倩影，一切才又平静下来。这梨花头是欧美的原创，早些年在赴国外留学的闺密那里就见过，头发层次很低，发尾厚重，能够凸显独立女性的气质。
《老友记》里的瑞秋就曾长期留着这种发型，既能较好的修饰脸型，又不失干练利落，深得欧美女性钟爱。但东方人发质硬，留了这原版的梨花头，其实就跟没做什么发型差不多，很多人又忌讳“刘胡兰”“女革命干部”的打趣。
当梨花头真正传到中国的时候，已是韩国美容技师们改造过的版本，在发梢尾部进行了内卷处理，远处看，还真是梨子开花的样子。
梨花头注定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端。长期处于时尚边缘的男性部落，开始了翻云覆雨的美容美发事业。先是那种头发全集中在头顶的懒羊羊式发型，接着又是四周全剃光只留一个茶壶盖的复古式发型。当然还有一边剃完一边留长的阴阳头。
男人开始打扮的时候，就是女人开始支配世界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整容，开始靠脸吃饭的时候，那魏晋之风似有卷土重来的嫌疑。
其实男人作为审美的客体，与女人为审美的客体一样，只是人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循环。也许，科技与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会在不远的将来彻底弥合了两性的差异，让世界的分工变得扁平化，到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性别，似乎也真的不再重要。这头顶上的革命，也就真的该终结了吧。
生命中的第一场雪，是我妈告诉我的。那时候，妈随爸在晋豫边界的山区里当兵，每年冬天，都要回豫南的故乡探亲。如今不过是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彼时，在妈眼里，却是世界上最漫长的一段路。这段路，不仅崎岖辗转、车马劳顿，还伴随着恐惧与不安、离愁与困顿。这是她乡愁的长度。
那个冬天，下了比往年更厚的雪。爸带着妈，和襁褓中的我，像往常一样倒火车、转汽车，眼看离家越来越近了，大雪却封了路，司机撂下汽车回家了，一车的乘客慌了神。爸不知从哪里找来了一个架子车，把妈和我放在后头，套上攀绳就往前走。不知过了多久，到了市里，路却越来越难走，一不留神车翻到坑里，我被甩了出去，恰好一架载满红薯的板车从旁边经过，车轮正对着我细小的胳膊压了过去。
此后的十来年里，妈逢人便把这段遭遇说出来，以证明她这闺女着实命大。
幼年时期能记起来的第二场雪，也是旁人说给我的。
那年小姨生孩子，下了一整夜的鹅毛大雪，表弟一生出来，家里人就给他取了个带“雪”的名字。每次唤他，都会联想到那场与难产有关的雪。
那时候，我和表弟好像都没有家，我们真正的家是大姨家。大姨是家里的长姐，也是兄弟姐妹们的主心骨。这几个姐妹生了孩子之后，她又担负起替妹妹抚养孩子的任务。
大姨是纺织厂的工人，那时国营企业效益还不错，虽然不能常吃到肉，但夏天却是可以天天喝汽水。我至今都记得那些汽水的样子及口味，蛋白奶的、菠萝的、橙子的、桃子的……我最爱喝的是菠萝。
小孩子们分离的时候，也会哭。总是我先哭，大表姐接着哭，二表姐不会哭，就看着我俩哭。哭完后大姨抱着我看月亮，说月亮这么大、这么亮，我就笑了。
表弟就没我这么幸运，记忆中总是小姨一个人牵着他的手，站在村口的岔路旁，周围光禿禿的，没有树，我看着这一高一矮的身影渐渐变小，扭过头去，竟流了眼泪。
缺衣少食的日子很快就过去了，部队里的生活改善得更快。食堂里全是四川兵，据说要表现好才能到这里。我常常混在他们中间，独占一个座位，等那鱼香肉丝、西红柿鸡蛋一个个端上来，便嬢嬢地吃起来。
部队里的米饭，不是现在这种蒸法，炊事员先是把米微煮一遍，米汤留下，米粒包在蒸布里继续蒸。这样出来的米，一粒一粒，极为下饭，而米汤刚好可以饭后喝。小的时候，家里一直都这样蒸米饭，只是后来爸年龄大了，再也不愿麻烦，才开始吃电饭锅里蒸出来的。
接下来的雪，就下在城市里了。每当校园被大雪覆盖严实，我们几个女生就登上操场中间的一个大土包，玩“梁山好姐”的游戏，把一个个冲上来的男生推下去，胜利之后结拜金兰。那时的雪，化的好慢，一场雪够我们打一阵子架。终于有一日，戴眼镜的胖男生宣告了起义，擒了我这个小头目，从此，“梁山好姐”的传说便渐渐烟消云散。
初中以后，学业加重，教室里依旧没有暖气。老师找来洋瓷盆，放上煤球，算是最豪华的取暖设施。大家都穿棉鞋、棉裤，各种花型轮番出现在同学们的身上、脚上。有钱的人家已经开始穿皮棉鞋，又重又笨的那种，类似军用靴。
那时候，妈骑车送我，每逢下雪，母女俩就一前一后，雪化开的地方骑着，遇到冰面赶快跳下，这样走走停停，十分钟的路半个小时也到不了。却也不担心迟到，因为下雪天老师的心情也很好，就连最变态的班主任也会对一个个气喘吁吁的晚到同学报以微笑，“快进来，我们正在练习用雪造句”。是的，那时候每下一场雪，老师都会这么说。
我们回到家，搜肠刮肚，有时候还找个作文书抄上一抄，写出了这样的文章：今天早上，天空中飘起了洁白的雪花，它们一片一片的，有的像鹅毛，有的像窗花，有的像……而此时，耳边总会响起幼年时那个送我上学的福建兵说过的话，“在我们家乡，一下雪就不用上学了”。
后来的雪，就变少了，总是那么纷纷扬扬的几片，落到地上寻不着踪影。大学时代的所有记忆，都在那刮着雪豆豆的绿皮火车上。凌晨，爸便起床备早饭，妈为我包装一袋又一袋吃食，橘子、牛肉、馒头、卷饼、牛奶、筷子，凡是能想到的都装到了一个个塑料袋里。这时候我睡眼惺忪地起来，边埋怨晚了，边嫌他们啰嗦，尤其讨厌喝面汤，觉得不够洋气。不像现在，一周不喝上两回面汤，就觉得心里空落落的。
不知为何，那几年的雪就是非常少，一到冬天，人们就开始盼雪，妈常说，“今冬没有雪，地里的庄稼怎么办”。
绿皮车咣当咣当地在秦豫大地上走，车厢里人贴着人，厕所里都横满了。有时是到洛阳，有时则需到三门峡，列车员才有空余的票，从此坐下，等待终点站的到达。
西安火车站那几年是出名的乱，老皮曾在这里被人划了好几千块钱，警察来了也不过是在巷子里兜几圈装装样子，谁都知道道北警匪一家亲嘛。登上603，抢位置坐下，再过半小时，方可回到宿舍。其实宿舍也没什么值得期待，只是没有去处而已。
那时的自己，还真有几分候鸟的意思，车窗外灯火阑珊、满城归家，但都和你没关系，一股落寞和凄凉袭上心头。却也不悲伤，因为虽然困苦，但总算是找到了自由的路。
再后来的雪，又开始变大了。相册里有一张三个女生的合影，破旧的镇政府院子，鹅毛一样的大雪漫天而降，三个女生无所顾忌地笑着。
那是上班后的第一个冬天，在镇上实习，住在镇政府二楼的一间空房子里。镇上没有自来水和暖气，每天到一楼提水，白天围着炉子办公，偶尔有人拿几个馒头烤着吃，女同事们都在织毛衣，织给心爱的人。
那个镇是历史上有名的地方，紧挨着汉武帝陵墓，镇上人的名字有很多带“侠”的，估摸着祖上都是从全国各地迁过来守陵的豪强游侠。
镇上虽远不及城里，却也吃喝玩乐一应俱全，最有名的是麻辣烫，30来块钱就能美美一顿，解决了口腹之欲。后来城里流行美甲，镇上居然也开了一家，10块钱两只手，十年后这个价钱涨了10倍。
早饭是在镇食堂吃的，一律的馒头加胡萝卜丝、包谷粥，热气腾腾，男同事总要端到院子里吃。有钱的时候，就多花一元钱让大婶给摊个鸡蛋，夹在馍里。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这道美味，饿极了的时候，一个鸡蛋下锅，黄灿灿的，铲出来，夹在热馍里，最好再有碗稠稠的包谷粥。 这种口味，就像母亲搅的面糊一样，走到哪里都不会变。
在村言村，一个冬天下来，我和同屋穿着一样的大棉鞋，戴着同款的碎花袖套。当我们再次出现在区政府办公室的时候，已经俨然两个村姑了。
日子总是在一天天变好，后来住进了有暖气的房子。一年大雪后，我蜷在卧室不出门，那时流行写博客，每每吃过中饭，就一个人打开电脑，随着音乐升起，文字也如流水一样汩汩而出。
老皮下班回来总会拉着我出去看雪，雪很大，穿着及膝羽绒服都嫌冷。记得那时我还穿高跟鞋，细高细高的鞋跟压进雪里，如同平跟鞋一样，所以也总能和老皮走很远的路。我们总是散步到农大，农大里积满了雪，学生们由父母送着刚返回校园，忙着买各种东西、见各种同学。我不合时宜地戴着一副墨镜，在雪景里自拍，引来不少侧目。
那是我们最愉快的一个冬天，没有争吵，没有婆媳问题，没有多余的想法。就好比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关系。
重庆是没有雪的，儿子从小在重庆长大，没有见过雪。两岁时他已懂事，一次坐着出租车经过一段道路，路两边堆了些人造的雪，儿子就问，“妈妈，这是雪吗？”我遗憾地摇摇说，“这不是，真的雪比这美多了”。
后来回到西安，每年冬天的雪就成为他最期待的事情。这不，昨天他还在提醒我要下雪，今天就下了。这是2016年的第一场雪。虽然来得晚了些。
头顶上的“革命”
二月二，龙抬头。龙为司雨之神，龙抬头，意味着雨水充足、万物蒙恩。中国人在这一天理发，应是与古代的某种祭祀仪式有所关联，而不是什么“正月理发思舅舅”。
印象中，古时的中国人是不理发的，所谓“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做子女的对于自己的头发只有使用权，没有处置权，产权归属在父母，故不能对他人的财产擅做处理。
在对待头发的态度上，古今差异巨大。大概是对自然神力的原始崇拜使然，大概是与某种逻辑严密的帝王统治术有关，头发在很长的文明进程中，与五官、身体具有同等的重要性，绝不似今天的可有可无。
故而有了髡首之刑，有了割发以示戴罪，有了剪一缕青丝睹物思人，有了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在这漫长的过程中，头发还被赋予了无穷的诗意——
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晓镜；
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
云髻半偏新睡觉，花冠不整下堂来；
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
香雾云鬓湿，清辉玉臂寒；
……
这万缕青丝因其长、因其重，在人类的感观中曾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头发伴随古人短暂而辛劳的一生，记录着一个人从孩提到老者的整个生命，以至于后来，即使没有这外部的秩序文化，大概人和头发也早已建立起了一种慰藉与依恋的关系。
迟暮女子对着镜子，慨叹韶华易逝，良人多情；将领义士策马草原，抚摸着微白的双鬓，痛心于壮志未酬；失意臣子目睹宫女从青娥到老妪，怀念起故去的明君。
但凡要与头发决裂，那也是与自己的命运决裂。削发为尼、蓄发明志，哪一个不是灵魂撕裂后的强作欢颜？哪一桩不是了尽世事后的浴火重生？
汉代却是一个特例，据说汉代出现了理发的工具，于是考古学家推测汉代人是理发的。这不禁让我想起一个颠覆常识的民科论调，说汉朝人实为埃及王族后裔，那规制雷同的帝王陵墓群、对龙（蛇）的共同崇拜，甚至连面部特征，都一一成为佐证。
看过《埃及艳后》的人，一定对女主那黑若明漆的齐肩短发过目难忘，那是属于伊丽莎白·泰勒的黄金时代。后来看《奋斗》，一直觉得王珞丹扮演的米莱，就是借鉴了泰勒的发型，这种发型总有着某种女王般的气场。
而电影里埃及男人的形象，也是一种被称为“尼罗式”的发型，这种发型直到今天还可以在欧美男人的写真照里频频看到，可见生命力之长久。如果民科们知道了汉代人和埃及人都理发，估计那逆天的观点又会被多了一道明证。
头发作为顶上之物，一直都与顶层设计发生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清朝入关后，令汉人剃发易服，就是为了逼迫群众亮明立场、主动站队。他们大概也深知，剃发在汉人这里实是大大的耻辱，能够剃发的，即使心有二意，在举事时也多丧了志气。这才是文化意义上的“革命”。日本人在征服东北的时候，也用过类似的手段。
到了清朝风雨飘摇的时候，头顶上的革命再次故戏重演，不过这次被革掉的是曾经“革”了别人的命的辫子。仁人志士、革命青年，凡是赞同了民主、誓于旧制度血战到底的，都一律剪了大辫子，梳起了西洋头。这头发上的革命，吹响了大革命的号角。
到了上个世纪30年代，帝制远去，中国社会进入了“现代”，中国人正式加入了世界这个大家庭。东部开放的城市，出现了一时的繁华，女人们梳着和好莱坞明星一个式样的头发，男人们一个个都学了绅士的样子。
这时候的头发，是民国短暂辉煌的象征。奢靡自古为末世之相。当金陵的歌女们手抚琵琶半遮面、在秦淮河的青楼上传播国粹时，日本人的铁骑踏破了京华春梦。刺刀下，花钿委地、血泪相合，承平日久的男人们早已吓破了胆。
这时，远在中国西北方的黄土高原上，迎来了一批又一批上海滩的歌女、演员、富家小姐，她们扯掉盘绕的发髻、脱去凹凸有致的束身衣，齐刷刷地扎起了两个短辫子，换上了和男人们同款的军装。不爱红妆爱武装。这是伟人赞赏的革命主义美学。
抹杀性别、比男人更男人，是这个时代女性对自己的要求。那剪去的卷发，正是她们对曾经纸醉金迷、沉溺享乐的自己的一次人生诀别。革命鼓励一个又一个女人成为娜拉，只有出走，不能回头。
这种美学一直延续到70年代末。甚至在今天，40年代、50年代出生的女人，依然会鬼使神差地重现着两把刷子的怀旧发型，那是她们对于青春和热血永不磨灭的纪念。
80年代开始，突破封锁的中国，开始再一次拥抱世界。这种价值多元化的改变，首先体现在发式和服装上。男青年留起了长发，被老革命们惊呼为“阿飞、盲流”，女青年烫起了头发，又被鄙夷为“有伤风化、风流成性”。青年男女们顾不上这些闲言碎语，久旱逢甘霖，他们如久在樊笼里的鸟儿一样夸张的扭起迪斯科、跳起霹雳舞。 虽然如任何一次革命一样，总有前浪死在沙滩上的逆流波折，但毕竟不久后政治领袖的肯定与默许，使这些昔日的“阿飞”“盲流”“伤风败俗者”，成为支撑起商品经济的第一批中坚力量，而那些反对者则成了政治上不正确的绊脚石。
至90年代，这股报复式的文化勃兴接近尾声，经济建设渐成社会主题，随着钱包的日益鼓起、商业的放开，全民经商的时代开始了。头发已不再有80年代的对于价值观的象征性特征，而成了美化形象、提升个人魅力的手段——恰如前半个世纪的轨迹一样。
台商、港商的大量涌入，带来了祖国宝岛和东方之珠的时尚文化，港剧、录像厅风靡南北，人们模仿着港台明星的发型，塑造着一个又一个发型史上的奇观。
先是高刘海，用吹风机把原本垂落的刘海向一侧高高地吹去，再用摩斯定型。这种刘海有一个炫酷的名字“飞机头”，直到现在那些登台的女歌手、主持人还要吹出这样的造型，可见“飞机头”的雍容华贵之处。
男人们则流行“郭富城”头，微长，中分或四六分，用飘柔洗发水洗过，时不时的甩一下头发，就拥有了“相信我、没错的”的时尚。
又过了一阵，当菜市场杀猪的大娘都吹起了高刘海的时候，另外一种更加俏皮可爱的刘海悄然流行。回忆起来，那一阵是温碧霞、关之琳正火的时候，这两位美女的共同特征是宽脸盘，两腮处极宽，下巴又极尖，于是就从两侧分出两股头发，剪短了垂下来，以遮盖颧骨。
因这种发型比“飞机头”更加简单易操作，成本也低，所以就迅速上位，成为年轻女子竞相追逐的潮流。这个时候，男士还是郭富城头。
想来也奇怪，但凡女士发型变幻的快的时候，都是经济上行期。
从90年代末到世纪之初的岁月里，各式发型你方唱罢我登场，看得人眼花缭乱，永远追不上当下时兴的节奏。这个时候，也是理发师社会地位、经济收入最高的时期。
记得刚流行“碎发”的那年，我所在的地级城市里，只有一家理发店能剪这种头，这家理发店也只有一个人会剪这种头。于是，全城的女人排起了长队等待这全城唯一一家理发店、唯一一个理发师为她们变出一个新发式。
这碎发的工法，与以往用剪刀剪头发完全不同，我见到的最初的剪法，是全程用刀片刮的，一缕一缕的慢慢刮，因此理出来的头发没有齐刷刷的感觉，极其自然，也颇显脸小。一个头下来要近两个小时，可全城的女人还是愿意排着长队等。
排队排的久了，自然年轻的男理发师，就成了女人们街长里短议论的话题，什么说话温柔啦，打扮洋气啦，有没有对象啦……我估计当时全城的未婚女青年都愿意嫁给这月入数千的理发师的，一半的已婚女性会幻想着与这男理发师发生点什么。
男性很快也迎来了顶上的春天，碎发演变到男士这里，成了“毛寸”，也是全程不用剪刀，用一种带锯齿的特制剪刀一缕缕地剪过去，出来的造型干练有朝气。
接下来流行比较久的发型就是离子烫了。当时大学里，几乎每个女同学，只要头发过肩的，几乎都做过这么一种造价不菲、效果极佳的长发造型。
这个时候国力日盛，正是世界工厂的形成阶段，台商、港商渐渐退去了神秘，一批大陆富豪涌现。因此，体现传统东方女性美的离子烫就适时登台了。
这种发式做出来后，把每个女子都扮成了清水芙蓉的淑女模样，正合当时那些暴发户、土财主、小贪官的胃口——小鸟依人、含情脉脉。
男人的头发？继续毛寸。
离子烫之后的世界，就变得纷繁芜杂起来，一如房地产起航后的中国。有外卷式的短发、满头卷的长发、长发版的“碎发”——洗剪吹，还有花苞头、波波头、发根蓬松烫……与走马观花式的发型相伴随的，还有深浅不一的各式染色。
男士的发型也多元起来，并没有定式。
直到江湖上飘来“梨花头”的倩影，一切才又平静下来。这梨花头是欧美的原创，早些年在赴国外留学的闺密那里就见过，头发层次很低，发尾厚重，能够凸显独立女性的气质。
《老友记》里的瑞秋就曾长期留着这种发型，既能较好的修饰脸型，又不失干练利落，深得欧美女性钟爱。但东方人发质硬，留了这原版的梨花头，其实就跟没做什么发型差不多，很多人又忌讳“刘胡兰”“女革命干部”的打趣。
当梨花头真正传到中国的时候，已是韩国美容技师们改造过的版本，在发梢尾部进行了内卷处理，远处看，还真是梨子开花的样子。
梨花头注定是一个时代的终结，和另一个时代的开端。长期处于时尚边缘的男性部落，开始了翻云覆雨的美容美发事业。先是那种头发全集中在头顶的懒羊羊式发型，接着又是四周全剃光只留一个茶壶盖的复古式发型。当然还有一边剃完一边留长的阴阳头。
男人开始打扮的时候，就是女人开始支配世界的时候。当越来越多的男人开始整容，开始靠脸吃饭的时候，那魏晋之风似有卷土重来的嫌疑。
其实男人作为审美的客体，与女人为审美的客体一样，只是人性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循环。也许，科技与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会在不远的将来彻底弥合了两性的差异，让世界的分工变得扁平化，到那个时候，你是什么性别，似乎也真的不再重要。这头顶上的革命，也就真的该终结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