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朱翊钧早年为学童时，还算是一个乖顺的孩子，后来，亲政，江山坐稳，则绝对是一个不成器的败类。
　　第一败，他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消极怠工的皇帝，史称：“二十余年不视朝，群臣从不见皇帝之颜色。”甚至做了3年御史的刘光复，没见过这位帝王一面，头一回登殿，越次发言，万历大发雷霆：你是什么东西，竟敢胡乱插嘴！连叱拿下。吓得刘光复尿屎一裤，顿成土偶人，也就是植物人吧，为历史一大笑话。
　　第二败，他的行政机构，乃是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最为空转无能的政府，史称：“万历二十九年……天下方面大吏，去秋至今，未尝用一人，陛下万事不理，以为天下常如此，臣恐祸端一发不可收也。俱不省。全国政事归皇帝独裁，皇帝又不向任何人负责，朝政懒废堕弛至此，亦历史中奇闻也。”
　　第三败，他还是一个极其能搜刮，极其能敛财，极其能挥霍，极其性疯狂的几乎不可救药的最高统治者。到了晚年，他像吸血鬼似的开征各式各样的恶税，盘剥百姓。
　　第四败，他一生做得最成功的事情，莫过于他未成年前，将整个大明王朝，交给张居正治理；然而，他一生做得最失败的事情，是在他成年以后，对死去的张居正进行报复性清算，而尤为混账的，还彻底否定了实际上已取得成功的改革成果。


　　万历坐了48年的江山，任意随性，胡作乱为，却没有将这个帝国消费完，还留给朱常洛一个“皆有生气”的社会。朱翊钧从来不搞文字狱，万历年间的一众文人，也比史上任何一个朝代的同行，活得更加开心。中国文人的活跃，可谓达到放肆、放任、放浪、狂放的程度。从15世纪下半叶，到16世纪上半叶，文化思想之发达，文学艺术之繁荣，人文精神之张扬，人性觉悟之高涨，之前罕见。这种文艺领域的繁荣，也可能与20多年不上朝的万历，疏于对文人的“关爱”，有些什么关联。公元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英国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汤显祖相继离世，虽是偶然的巧合，却是东西方文艺复兴运动难得合拍同调的注脚。
　　万历年间的富足，当是历史的蹊跷了。据美国学者弗兰克的《白银资本》考证：“16世纪中期至17世纪中期，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两者合计38000吨，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为7000吨或10000吨。因此，在那100年间，中国通过‘丝——银’贸易，获得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正是这些真金白银，给万历年间上至政府，下至百姓，带来了物质的丰裕。
　　然而，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多白银储存的王朝，却极尽奢侈腐败堕落无耻之能事。滋长民风浮躁的同时，也带来了整个社会的沉沦。《金瓶梅》的出现，正是这个丰裕、富庶、有钱，有闲时代的必然结果。万历一朝，存活48年，历史评价不高，但拥有的海量赀财，却种下了大明王朝败亡的祸根。